而简单的实用主义的考虑也难以避免头脑的日益空虚、混乱、卑俗、下滑、腐化、堕落、鼠目寸光、洋相百出、阳奉阴违、心口不一，后果也是严重的。
当然对于取得了权力以后怎么办也还有别的想法、别的方案、别的分歧。例如关于儒家，关于仁政：上世纪70年代中期，林彪事件发生后，忽然搞了个什么批林批孔，弄得大家五迷三道。把林彪与孔子绑在一起批，这未免匪夷所思。但是毛泽东批孔子，绝非心血来潮与无的放矢。毛泽东看出来了，孔子在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孔子的仁义道德，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长幼，都是毛泽东最厌恶的。他认为这一套是全然的伪善，是为封建皇帝与地主老爷们服务的，是与他提倡的革命造反精神水火不相容的。他认为为了维护革命的权力，做什么都是正当的，丢了权就什么都没有了。弱国无外交，丢失了权力的人无话可讲，丢权就是被阉割。为了巩固权力，就是要搞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无需乎考虑孔孟之道那虚伪的、无法操作也无法实行的一套。
事实越来越证明他的见解他的准备是有预见性的，但是，他老人家不明白，孔孟之道即使难于由执政者操作，也仍然为中国世世代代的老百姓所接受所信服所喜欢。想改变老百姓的这种思维定势，根本没有门。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6）
还有，如果道德理念缺失，强大的权力也难以长久保持。
如前所述，到了现在仍然以为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白痴，那是自外于世界的与本国的发展，那是完全自外于或对立于全球化，那是闭目塞听、自欺欺人；同样，以为可以采取秦始皇的“法家”模式搞社会主义，也比前者好不了多少，多半是更糟。而如果到了现在，仍然大骂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孔孟之道，如果一心认为中国只能走西方模式，或自我作古搞一套模式，那就是纨绔的败家子，那就是自外于中国的文化与百姓，那就是自取灭亡。
说什么中国应该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听起来很可爱，简直是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简直像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一样动人。我称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是爱情的《圣经》。然而，这里毕竟不是丹麦，这里盛产的不是美人鱼与卖火柴的小女孩，这里独有的是孝女与贞节牌坊，当然我们也有花木兰、梁红玉、孙二娘、窦娥与秋瑾、江姐。在中国的女孩儿渐渐美人鱼化之前，我难以设想巨大、古老、人口众多，而且如蒋所说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神州大地与可爱的金发碧眼的北欧国家的女孩有多少共同之处。
当然，我们应该向世界包括北欧学习借鉴。走自己的路，学习借鉴一切好东西。
还有，在野的时候、造反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理念与对于权力的巧妙夺取、巧妙运用、巧妙操作。执政盖有年矣了，老百姓向你要的就不仅是权力与理念了，老百姓要的是实绩，是民生的改善，是对于民主的尊重，叫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前苏联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要“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
而最可笑是在“文革”中，竟然出现了一种自作聪明的笨蛋，把“忆苦思甜”改为“忆苦思权”。让工人、农民与你一起体会无权的苦与掌权的甜。这真是白昼做梦。
如果说我们曾经吃了缺少制约的强势权力与美轮美奂的缤纷理念共舞的苦头，那么，无理念、少理念的鼠目寸光的权力与卑下贪婪的财富共舞的可能性也值得我们警惕。一个党员、官员失去了理念，而仍然孜孜以求官，那他或她是什么人呢？官迷、奉迎者、佞臣、贪官、以权谋私者、误国害民者、机会主义者，至少也是随波逐流、昏天黑地的低能儿……这也是一种腐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堕落，是对于革命理念的背叛。我们须臾也不能丢的是服务人民的底线。掌权是为人民，执政为民，用权为民，辛苦为民。个人的得失你可能有所考虑，但任何时候都要竭尽全力地为民兴利、为民除害，任何时候，宁可自己受损，绝对不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连这点理念都没有，就只能完蛋了。
我们面对的是理念、权力与实绩的政治三人舞，这三者互相依存，你搂着我的腰，我拉着你的手，他期待着我的舞步相随，互为根据，有理念就要求权力的归属以践行理念，有权力就要求理念与实绩来巩固权力，有实绩就要求权力的延伸与理念的俯就，有时又互相制约，互相碰撞：因理念的悬空而减退了实绩与权力的光辉，因权力的膨胀而草菅理念与实绩，有实绩的有目共睹却淡化了理念的高瞻远瞩与权力的长治久安、交替有序等等。
还有，停滞不前与犹豫不决绝对不能保证伟大祖国的长治久安。腐败特别是吏治的腐败，城乡的二元结构，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的要求，权力的有效性与对于权力的制衡，庞大的官僚机器的修理与更新，豪华的意识形态的包容化与求真务实化……这些东西都需要认真地研究与部署，需要行动起来。你不变，社会本身也在变。词语在变，观念在变，生活方式在变，人际关系在变，舆论在变。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长起来，70后、80后、90后，转眼就是21世纪出生的人们登上历史的舞台。生活会越来越开放，交通会越来越便捷，封冻会越来越难以实现，外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多，正像对于民族传统会越来越珍惜。你研究了决策了调整了，他们变化了，你尚没有研讨思考决策调整，你还在犹豫之中，新的人们（境外的说法叫新新人类）也会日新月异、面貌一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与国家大剧院是法国人设计的，国家博物馆是德国的建筑师帮助构思。这并没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灾难，而是带来活力。同时，祖国自身的建筑设计力量将怎样发展与做出历史性的贡献，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回避。现在的青年人已经很难理解“土改”、“文革”与毛主席。20年后的青年人如何认识历史，我觉得不好想象。第一，历史不能断层，那太危险。第二，历史必须前进，拒绝前进就是选择垮台。
我参加了许多事，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可以断言，我在政治上远远不及格，我要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因为我只是喜欢研讨理念，欣赏风雨雷电，记载进退浮沉，发表高谈阔论或低谈小议，却相当冷漠于、麻木不仁于、自命清高于、磕磕绊绊于、缩手缩脚于权力。我常常见权而羞，闻权而避，遇权而尴尬。我只有在没有体会权力时，在免去本兼各职后，才是干干脆脆的自己。
但我毕竟是一个证人，我毕竟见识了太多的风雨、太多的事端、太多的人物。我不但是观察者与记载者，我更是在场者与参与者。历史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我的经验也是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经验。
我毕竟热爱我们的伟大国家，我毕竟寄希望于、千遍万遍地祝愿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保证伟大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不要动乱！不要分裂！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轻举妄动！
我希望我们在理念上、权力运用上、民生改善上，都能做到简单明快，常识化、群众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我们的理念是为人民谋福利。我们的权力是按人民的意愿做好事，当然也要扼制坏人和坏事，还要保家卫国。民生的改善只能落实到千家万户，而不是少数有特殊背景的选民。我们的理念、权力、实绩应该互相沟通、互相监督、互相推进。我们的干部官员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理念的底线。这方面，不能含糊，不能宽容，不能脱离人民。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我们算老几，岂敢轻薄？岂敢大意！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1）
1993年，马里兰大学宾馆。我邀请一位老相识共饮咖啡。他斯时在白宫从事对华贸易方面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国，我问：
“你认为你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吗？”
“我愿意是。”
“如果你在中国掌权，你可以维持政权48小时。然后，你会丧失你的权力，以及你的脑袋。你相信这一点吗？”
“我想会是这样的。”
“你认为我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吗？”
“是的。”
“我比你强多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中国。如果我在中国掌权，我可以保持我的权力达两个星期，然后，我会丢权与掉脑袋。”我做了一个西方人喜欢做的用食指象征匕首，放在脖子上，自左向右一拉的“断喉”姿势。
他点点头。
后来我与咱们的一位国务委员谈到了这次谈话，国务委员大笑哈哈哈哈。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当年的世界。毛泽东与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时期的新中国，朝气蓬勃，敢拼敢斗，勤政劬劳，急于求成。它的权威、它的雄辩、它的组织纪律与它的说干就干，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世界格局中少见。它为一盘散沙的中国锻造出了钢铁长城，它一洗百年国耻，发出了响亮的吼声，它造出了两弹一星。但是它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它的连年政治运动也是大大地挫伤了自身。
尤其是“大跃进”与其后的饥荒、“文革”十年的大动乱，其后果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使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奇迹在于，没有崩溃，没有发生不可收拾的乱局，没有变成分裂、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我行我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原因在于党，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大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是一个严密的党，是一个艰苦奋斗、历尽艰险、联系群众、一呼百应、成员众多、长期执政、经验丰富、既有实力又足智多谋的党。作为党派，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匹敌、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党。
从邓小平开始而江泽民、胡锦涛继续的改革开放是又一次革命。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与国家面貌、前所未有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使中国人的民生、观念、精神面貌迅猛发展，中国的国家地位今非昔比，和平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民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位便是明证。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祖国的贡献无可争议，它是中国的团结、稳定、奋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面对的问题也多而又多。我们到现在连一部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都没有出版。新问题不断出现，老传统却渐渐有所流失。回到过去、回到延安或者井冈山是不可能的，不论我们如何怀恋与盛赞延安与井冈山的精神。我担心的是，15或20年后，到2026至2031年，在新中国成立80周年即2029年前后，全新全新的一代人，一代与中国的屈辱和革命的历史相当隔膜的人会成为国家的柱石。他们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力量与文化思潮的软实力相结合，无孔不入的传播手段，使类似网络防火墙的作用日趋减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次又一次挑战，而新一代人有可能用不同的思路来思考中国。
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自身的正面教育如果得不到与时俱进的发展，不能从日新月异的生活中获取新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自身的政治主张与理论教育不无躲躲闪闪；如果许多人习惯的仍然是照抄照转、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把上边的极精彩的论述与新提法十次百次千次地重复，将真理重复成套话老话千篇一律的官话；如果我们不能从现在起就自觉自信、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面对思想文化的挑战，我们的后人就很可能无法做好应对的准备，就会缺少必要的历史沉积与理论武器压住自己的阵脚，就会出麻烦。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2）
2021年到2031年，很重要也很麻烦。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讲：
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讲得很实在，绝非杞人忧天。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能不未雨绸缪、因势利导？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政治、思想、理论与实际操作上的预案？我们将怎样应对胡锦涛同志所讲的“四个危险”？
你思考过吗？你研究好了吗？
中央多次提出来要有忧患意识，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个飞跃。问题是，何种忧患？谁来忧患？是否真的欢迎必要的忧患？能不能在一片颂歌中当真大讲忧患？能不能正视忧患因素，包括现实的与历史上的？
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人治。人选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书生郦食其就向只顾洗脚而忽略了待客之礼的汉高祖刘邦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在马上得的天下，你能够在马上治理好天下、管理好天下吗？这样的问话，令汉高祖肃然起敬，立马整装起立。刘邦不笨啊。
反对并在北约军援下面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在占领的黎波里之后，一再宣布，要成立临时政府，而“过渡委员会”的成员将无人参加政府。他们的这个说法的目的在于把打天下与坐天下分离开来。一、打天下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哥儿几个取而代之，而是为了真正建立天下为公的机制，选拔贤能，治好国家，造福人民。也就是说，夺权的人是绝对纯洁无私的，是绝对不会重走原来的反人民政权的个人压制的老路的。
二、打天下与坐天下是两套功夫，打天下靠的是发动群众、抗议斗争直到武装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海战术里出政权。而治天下，要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要靠足够的专业知识，要靠科学和技术，靠民主和法制，靠体现先进的生产力、体现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公认的人类文明的最好成果，体现国家、人民、民族的最大诉求、最大利益。
2011年10月传来消息，仍然是由“过渡委员会”的两名重要成员主导组织新政府。这又说明：
三、彻底把打天下与坐天下分割开来的说法高明则高明矣，仍然偏于理想化，考虑到凝聚人心、稳定新的国体与政体的努力，吸收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参加治国，难以避免。
何况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集体无意识。翻翻二十四史，哪个不是打天下的胜者坐了天下？不但自己要坐了天下，又有哪个真命天子不是希望建立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名称、不变颜色！
顺便说一下，坐天下、坐江山的说法本身就相当前现代，坐是什么意思？坐享其成，坐镇宫阙，荣华富贵，得意洋洋，实在不敢恭维。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屡屡发生农民起义、争夺天下、血流成河、改朝换代、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地方。早在主张“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陈胜吴广已经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项羽与刘邦，在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场面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是“大丈夫，当如是”。另一个人的反应是“彼可取而代之”。老子提出，天之道是“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太厉害了，所以农民起义的杀富济贫，黑手高悬霸王鞭，天翻地覆慨而慷，迎闯王、不纳粮，都是“替天行道”，都是代表天意，代表历史规律，行“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天道。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3）
共产党充分把握了这样的中国传统。共产党强调的是自己代表工农劳苦大众，强调的是除了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太好啦。但是官员是有利益的，官员也是人，也有妻儿老小，也要吃饭穿衣。领导同志说过，“凡伸手要官的一律不给”，这证明，官职是一种好处，否则有什么给不给的？如果是要（例如救灾抢险的）任务、要（承担的）责任、要人民的监督与审查，会说不给吗？官员会升迁，官员有待遇，官员有权办事方便，官员能报销一大批开支，这些都不是秘密也不需要藏藏掖掖。问题是由谁来决定给或者不给？由人民决定？由领导决定？如果仅仅是自上而下的选拔，就可能选的是听话有余而创意不足的人，就可能平常老老实实、顺风顺水、安分守己；一旦发生三长两短，无法面对突发事变，完全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没有自己消化矛盾的能力。“文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一声“夺权”，各级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傻了眼。我在我的小说中写过这种人物与场面，我在国务院参事室与文史馆的会议上也发言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领导还说过，选拔干部时要注意那些不怎么进行公关活动的老实人，不能让他们吃亏。一句话表现得明明白白，被选拔当然是好事，虽然不能说选拔是占了便宜；被漏于选拔，则会吃亏，则是肯定的吃亏。我赞成这样的大实话，在人事升迁上，与其扭扭捏捏、躲躲闪闪、心口不一，不如光明正大、公开公正公平行事。
就是说，我希望：一、下级应该服从上级。二、下级不应该仅仅以升迁作为自己的追求。三、下级不应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诸如行贿、裙带关系、协助上级剪除异己、搞什么站队与个人效忠等来追求上级的信任与提拔。四、注意警惕一些卑鄙小人，用挑拨并利用上级之间的矛盾的方法——例如给某个特定的上级做耳目，不停地汇报周围人士对特定上级的说法——邀宠。
然后是，五、必须创建有利于让比自己强、比自己更有发展远景的下级人才出现、成长、接班、作出贡献来的机制与心胸。不能只是选择自己的门徒与好学生，不能只选拔老黄牛、驯服工具、“革命的”傻子与随大流者。
绝对的免俗是难以做到的，一个一再对你表示忠诚的人，你有时不愿也不会因他的忠诚表示而将他拒之门外，但一味地俗却是自毁。你要考虑真正的人才的多方条件，你要有叶利钦发现了普京以后提前让他担担子的胆略与大气象。
六、要欢迎与允许尖子出现，不要怕尖子多了不稳当。如果只有一个尖子，其他的人则只会随大流，是的，这样的尖子可能带来突破，也可能带来灾难。如果，甲、不止一个尖子，他们能够互相有所制衡平衡约束。掣肘不一定是坏事，它有时有利于决策的慎重与科学化。掣肘是一种预应力测试、抗逆性测试。乙、如果有完备的法制与程序规定，如果有稳定的可以操作的宪法原则与法律规定，那么，愈是尖子就愈能够做一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实事。
七、人事工作搞得很神秘，注意保密，有利于使人们不陷于人事纠葛与人事公关活动之中。但万一闹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黑箱作业，则距离公正日远，而距离权力决定、上意决定、某领导的某时某地的某句话决定日近。如果一千条民意比不上上峰的一句“口喻”，其结果只能是权力系统的公信力的减退。因此，我希望逐步地、慎重地，也是坚决地加大人事工作的透明度。允许酝酿，允许议论，允许建议，允许民意与上意的碰撞和沟通、交流、调整、互动。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4）
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在人事上增加了许多民意测验、骨干投票、个别听取、公示于众等民主程序，这些是好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些部门、工种、人员的考试准入制度，例如相当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这就更好。公务员考试说明我们无需隐瞒自己的从政、得到一官半职的愿望，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那个素质、那个资格、那个准备。这要比心里想可以，悄悄地活动也可以，嘴里绝对不说，嘴里绝对要说自己不行不行不行要好。而且，事实已经说明，并不是现在担任某种职务的官员都一定是限于雷锋式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物。
我希望人事上的不可能没有的竞争逐渐地透明化，公开、公正、公平化，而不是变成静悄悄的勾心斗角，拉屎攥拳头，暗中使劲。
例如，我们既然做了各式各样的民意测验，为什么不能把测验的结果向被测验者做一个恰当的交代呢？我相信我们的有关领导和专职干部一定能够掌握分寸，向被测验者介绍得不温不火，不添乱不挑事，不过分模糊也不太鸡毛蒜皮，而又表达了对民意的尊重与负责态度。例如，我们既然搞了竞争上岗，为什么不更多地、恰如其分地介绍一下考评委员会对有志于上岗者的评价呢？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某项人事的任命确实应该属于民主产生、推举产生、竞争产生者。我们还必须承认，有一类人事安排、人事举措，不宜发扬民主，只能个别决定。例如，根据我在国外的见闻经验，全世界没有一个单位是民主评议工资的，国外的许多公司，谁谁谁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这是一个私密。而我们恰恰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时候会搞得民主混乱不堪，过去每次调工资，有跳楼的，有杀人的，有跑到城市广场开车撞人的。我希望我们有更明确的把握，哪些东西应该民主与开放，哪些东西应该封闭与私密，千万不可一刀切、一窝乱。
我举一个小的好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开过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冯宗璞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当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而冯是绝对地对这些文艺界的虚职虚衔不感兴趣的。这很能说服人，民主在我们这里，还是能起作用的。不要悲观，不要偏激，也不要停滞或者向后转，还是要正面地、积极地想办法。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当然不像它宣扬的理念那样洁白无瑕。财产的作用、宣传班子的作用、媒体的作用、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各种花样翻新、怪招迭出的政治手段：忽悠牛皮、操纵利用、虚假骗局、阴谋诡计，我们可以说上几车皮。从法国人、美国人，例如莫泊桑与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一大批选举的黑幕。但毕竟那是一个使用了很久的程序，是一个颇能说得过去的程序，它至少避免或减少了某些争夺政权的血腥气味，它增加了权力转移的有序性，它至少在表面上注意了迎合、讨好选民而不能硬是骑在选民头上作威作福。我参加过被几位老作家批评得很厉害的中国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我发现，即使是那样一个没有那么重要和那么可靠的选举程序，也使许多立论极其严正、很少顾及关系的老人家如刘白羽老师，主动地去与青年同行接触，彰显自己的亲和与联系群众。哪怕仅仅是一个好的程序，有这个程序比没有这个程序好一点。哪怕仅仅是一个摆设，重视这个摆设，抚摸、擦拭、宣扬这个摆设比横扫千钧，将一切摆设一脚踢开，动辄糟蹋摆设与拿着摆设出气吓人，如“四人帮”那样，还是多了点文明。民主选举，起码会有利于培养一种领导人与被领导人之间，得意洋洋、风头正劲的领导与失势犯蔫、进入熊市的领导之间，拥护这种政见与拥护那种政见的人民群众之间的文明礼貌，讲究一种言语与行为的文明规范。这起码是一种政治文明。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5）
中国缺的正是这种政治文明。我们这里太多你死我活的死掐，视所有的异己异样异端为不共戴天，常常根本搞不成正常的文明的守规矩的政治讨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者学秦始皇或者屠岸贾，败者学勾践或者赵氏孤儿，等着翻身的那一天，政争流露出太多的血腥气味。
没有政治人物、干部官员队伍、知识分子直到平头百姓的起码的政治文明程度，什么民主、什么法治、什么和谐、什么长治久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什么现代化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都还差着火候，如果不说是差着鸿沟的话。
伟大的中华历史中，除了各种灿烂辉煌的建树与美轮美奂的果实以外，也有一个毒瘤，有一个病灶，有一个自毁自戕的程序，那就是惯于把政权的更迭搞得血腥化。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例如退休制度的实行，新老交替日益正常，我们还要充分尊重与利用民主程序、法治原则，进一步提高再提高、充实再充实我们的政治文明。
如果说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如果说希特勒也是通过选举上的台，如果说曹锟也搞过猪仔议员的“选举”，还有被崇信民主选举的西方世界痛恨的萨达姆，曾经在全民公决中得到百分之一百的赞成票；如果说在巴勒斯坦，激进的哈马斯，比相对温和的法塔赫得到了更多的选票；如果说在伊朗，态度激进的一方也在选战中战胜了所谓的倾向于改革的一方。这说明：
一、程序不是万能的，程序本身就存在着被歪曲被丑用的可能，人毕竟比程序厉害。
二、那并不全是程序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程度、实力对比与民粹愿望——倾向的问题，当然也有政治人物与全民的政治文明状况的问题。选举本身只是一个程序，当然作用有限，还要看国情，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准，要看法制建设阶段，要看国民素质与教育程度，要看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在一个唯权、唯上、唯枪杆子的地方，在一个存在着大量温饱线以下居民的地方，在一个义务教育的目标长期没有达标的地方，实现西方式的选举，很可能做不到。
我还并非玩笑地说过，渴望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的朋友，设想他们如果当真看到中国的那种选举，他们也可能大跌眼镜。我们不妨对此作一些“沙盘推演”。我多次声言，如果中国出现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出现一个中国的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勒庞（法国“极右”分子），他只需打出几张保票：1.他上台后可以在一年内摧毁日本的靖国神社；2.他上台后可以在三年内解放台湾；3.他上台后将没收所有城镇居民的第二套、第三……套住房并下令所有的四星级以下旅馆，免费或极端廉价地发给农民工住宿使用；4.他上台后会诛杀全部贪官……如果以日里诺夫斯基为样板的话，他还可以提出免费供应18岁以上男性公民二锅头烧酒每人每周770克。日氏就对俄国选民许诺过，如果他当政，可以免费给俄罗斯公民发放伏特加酒。多么感人而且浪漫！这是真正的俄罗斯的血性男子汉！而如果我们的人学习法国“极右”翼的勒庞，他还可以到中学去讲话提倡手淫自慰，多么自由自在的法兰西！如果这个敢忽悠的“候选人”还会练几手气功，会给人治病与扶乩下大神，能搞出一种类似白莲教、法轮功、上帝教（义和团的信仰）的民间邪教：这样一个人如果在中国竞选，如果中国提供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政治舆论环境，他多半会胜利，而绝对不是方励之、刘宾雁等民运人士胜利。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6）
美国人的政治原则是：总统是靠不住的，以此为书名，我们在80年代出过这样一本翻译过来的书。而在中国，我们不可能不忧心一个问题：多数是靠不住的。这个问题无从回避。
一、多数是靠不住的，五大洲与从古至今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二、除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原则。多数靠不住，压制多数，个人说了算，更靠不住。三、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设想是必要的，党领导下的民主进程与民主程序，是可行的，是不能否定也不能取消的。
……我建议，我们可以分析国情的不同，可以主张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无须做不可比的比较，论证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真民主，而别人的那一套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就像人家往往摸不准咱们的脉，常常自以为是，妄为通人，其实是信口开河与隔靴搔痒一样，我们也未必说得准人家的命与病，未必一针或几针就扎到人家的穴位。何况，我们并没有承担为别国别人实施针灸治疗的任务。
无论如何，近代以来，我们引进了中国原来没有的一大套民主程序，例如选举，例如表决，例如哪怕仅仅是鼓掌通过。我们还发展强化了民主协商、民意测验、民主考评、任命公示、试用期、公务员考试等干部选择与考察机制。我们在党代会、人代会、一些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上实行了或实行过差额选举、差额预选，甚至在一些等额选举的场合，也出现过得票不到半数从而落选的情况。
我还知道投票者的一种心理，他对于出现落选者非常兴奋，他觉得那是看到了自己的一票的厉害。中国和外国，完全民主选出来的人不见得是最佳人选，落选的人也不见得是不适宜的人选，但当选与落选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当选或落选的他或她是最有戏剧性的人选。他或她至少是能说会道（或完全相反）、善于公关（或完全相反）、善于作秀（或完全相反）的人选，当然也可能确实是最佳或最劣人选。激动人心的当选与落选能添热闹、添喜气。尤其是当选的他或她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不太可能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一片嘲笑与辱骂；另一面当然也可能是一片阿谀奉承与假意哄抬，是把你装到口袋里，用林彪的话说，就是让你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样掉的。
例如1956年，我时任国营738工厂的团委副书记，我参加了一次本厂的机关党委改选。当时有一位虎背熊腰、心直口快的姓张的志愿军复员军官，对一位候选人老石有意见，到处鼓动不要投他的票。几乎毫不费力，老张的活动所向披靡，一大批对石某人毫无接触、毫无了解、毫无意见，也毫无利害关系的党员，都被鼓动起来投了反对票，说实话，我也投了反对票。我希望各级领导同志知情：年年月月天天事事大大小小包括细节、永远按领导的意图办事并从而不无厌倦的群众，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会利用能够合法地捣点小乱、制造点噱头、看点热闹、看点好戏的机会，捣蛋一把，反叛一把。越是顺民，越包含着刁民的情结乃至冲动。一致通过有可能转眼变成个一致否决，颂歌盈耳也可能迅速变成胡骂乱批。我们看看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的例子就明白了。不如，平常就给人们多一点机会、多一点讨论并取得平衡的可能，让人表达意见，允许发点噪音，勿为已甚，留有余地，尽量不把事做死做绝，习惯一点不准确、不英明，难免遗憾但确实是民意的发生作用，宁有具体事务上的不尽如您意，也不要与民意对着干，造成人民群众的积怨，避免积累成大冲突、大的折腾起哄。
二十四、决定的因素：党与民主程序（7）
在民主选举方面，我们已经做过的一些方法可以继续做，已经迈出的步子不要轻易收回来，一遇曲折尽量不要赶紧下马或向后转。
例如，差额选举，有什么可怕的？例如，有一些团体，甚至在全权的代表大会上只公布谁谁当选，却不公布当选与未当选者的得票数，哪儿至于这样遮遮掩掩、畏畏缩缩？
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后担任过哈佛大学远东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的汉学家傅高义，在香港讲过，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一、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二、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改革，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三、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代表者，（大意）它的政权就是合法的。
傅高义的此说，从思路上说，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致。
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效绩论，仅仅有效绩，不足以成为合法性的依据，应该有民主与法理的程序。
好的，效绩需要稳定，也就必须辅以民主与法理程序的成熟。而程序的完备，同样也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实践、摸索、积累与被普遍认可普遍接受的漫长过程。我们无法不首先重视效绩，我们中国没有本钱，为了程序的理想而哪怕是一时忽略效绩、忽略稳定、忽略民生。同时，我们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依法治国的常态化、明朗化、民主化。
哈佛大学的远东与太平洋研究中心，又名费正清中心。费正清是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多次论述过，早在欧美许多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治国理政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之故，中国人很难接受欧美人来教训中国人如何治国理政。
基辛格接受了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就在最近一次的胡主席访美以前，他发表了长文讲这个道理。
……我希望我们的民主选举能够稳步前进。能不能稳步前进？关键在于能不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我希望人民民主的力量、民心民意的力量能够接受党的领导，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序；而党也能够与时俱进、真正胜任地愉快地指引着国家走向现代化与中国式的民主化。民心民意会使一些只知巴结上头而太不拿老百姓当回事的人受到某种教训，党必须摆脱这些宵小的攀附。我希望党的有效力的与得人心的领导，真正能够成为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国的长治久安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党的领导只有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法制思路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自己的胜利，书写伟大的历史，创造辉煌的新篇章。
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结果是党的领导的取消，这将是一场涉及全世界的大灾难。而如果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面前嗫嚅失语、踯躅失时，也无法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无法长期维护自身的有效的、深得人心的领导地位。
二十五、政治说辞的嬗变与推敲（1）
结束昏天黑地、声嘶力竭的“文革”以来，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30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生活政治语言、文化生活文化语言、社会生活社会语言、日常生活日常语言，都有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不是太慢而是太快的变化。有的变化是自上而下地、有意识有步骤地进行的，如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提忠于哪个个人了，不提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了，不怎么提“左倾”“右倾”偏差错误啦。对这些词儿年轻人已经很陌生：昨天已经古老，年轻人已经淡漠，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老一辈会这样傻这样土这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新的词儿，如效益、资源、小康、市场、承包、先富起来、现代化、改革、开放、稳定、和谐、创新、体制、机制、民生……开始大行其道。
还有一些说法，与领导的意图和设计无关，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知不觉，似乎是不经意间，换了词啦。
例如爱心、人性、普适或普世价值、人气、炒作、80后、90后、民意、体制内、体制外、性感、蹦迪（即跳迪斯科舞）、大款、款姐、富婆、烧钱、二奶、小三、大腕、终极关怀、人文精神、享受生活、爽、二、传承、国学、血性、被、的哥、埋单、宠物、鸡（妓女）、鸭（男妓）、红包、小酒、打点、张儿、沓儿、个（以上三词是说钞票）、局、处、部（以上三词不是作为机构而是作为官职头衔，如称李副局长为“李局”）、置业、物业、路子、铁（关系）、套瓷、老板、小蜜、忽悠、身价、海龟（归）、土鳖（指在国内获得学位的学者）、仕途、官本位、双规、段子、柴鸡……
由于股票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熊市、牛市、套牢等词；由于房地产业的兴起与对于消费的支持，按揭、月供、物业、单体、联体、别墅等词；由于电脑的普遍使用，驱动、盘、拷贝、帖、跟帖、备份……各种新词出现。电脑中的平台一词，已经代替了过去常用的舞台或场合等。
这一类的自动改变的词儿极多。它反映的是：
一、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变化，关注点已经不一样了，语言与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还一心扑在搞什么整风或者不叫整风的整风上，还一心忙于给别人定为“严重政治错误”，迟喽。
二、大量的旧社会的词儿重新焕发了生机，不少的港澳台词儿被大陆群众喜爱使用，它反映了原来的两个阵营与当前的两岸三地，还有与1949年前的社会制度的出发点，经过半个多世纪后的某种拉近距离，至少已经不那么势不两立的趋向。如大腕、路子、红包、国学、仕途、演绎（不是逻辑学上的演绎，而是艺术表演上的发挥之意）、八卦、娱记、走光之类。有的是将旧词儿用错了，然后将错就错，带来了新意。如柴鸡原来有这个词儿，应写作孱鸡。那时候人们喜欢的是引进的“油鸡”，油鸡是指的一种鸡，骨架大，肉肥嫩如含油脂，母鸡也有不小的冠子，鸡腿上也长着毛，相形之下，土鸡——在河北山东被称为笨鸡——则显得孱弱，被称为孱鸡。金受申先生编撰的《北京话词典》中对此有准确的解释。现在，闹成一个柴鸡，当乡下鸡、农家鸡讲了，这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养鸡的认识有了发展，不一味追求工场化了。
二十五、政治说辞的嬗变与推敲（2）
三、它反映了社会的潜规则、潜趋势，例如重视关系胜过重视真才实学，例如官本位，例如利益交换与权力寻租，例如色情服务与钱、权的交换。
四、它也反映了30余年来，我国普通人民生活中的现代科技含量迅速增加，我们是在现代化。
五、某些强烈煽情的政治发动性激励性词语的减少，会引起平淡感乃至空虚感。有些一辈子生活在强刺激政治话语中的老同志感到失落乃至反感。
我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要面对这些变化，研究这些变化，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硬是做出唱两句歌写两句豪言壮语喊两声口号就一切照旧状。
好的，这方面的全社会性的精神生活、语言心态（生态）、政治心理、社会风气、价值符号的研究，敬请高人出来做一做吧。我这里暂时先举一些例证，就一些大政方针式的提法说法做一些推敲。
近十余年以来，出现了大量极好、极受欢迎的新鲜提法，可惜的是，说法出来了就出来了，看不到太多的下文，没有人深入研究，没有人仔细推敲，没有人研究落实，没有人置疑也没有人争辩探讨，也许有一些顺理成章乃至声响很大的拥护表态，但也多是陈陈相因、隔靴搔痒。也就是说，仍然说不到痒处，对不准好矢的“的”，把一个又一个的好说法存入佳言仓库，却打不开脑筋。
以下就是这些重大提法的举例：
以人为本与阶级观点
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世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阶级的人，世上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贾府的焦大并不爱林妹妹，等待救济的灾民也不欣赏玉兰花（语出鲁迅）。
我们曾经对“人”字相当警惕。文学家、外交官王任叔即巴人，因为提倡人性论被批斗得几乎发了疯。直到1983年，周扬对于人道主义的宣扬，仍然受到了很认真的批判。
而现在的社会上，人们对于阶级云云，相当蔑视与反感。许多年前我在山东威海，就听人们评论那些不通人情世故，绝对不肯帮助旁人的人为“一脸的阶级斗争”。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同行，他们描写的土地改革，残酷得可怕，而再没有当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那种阶级感情了。另一方面，在今天，在多种所有制、多种生存状态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认识与讨论今天的阶级分野，则是一个只能避讳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