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抗日的影视剧目很多，这可以理解，但总要靠点谱。例如描写一个日本女特务潜伏来华，任务竟然是盗窃中国的酒窖里的一点泥土。忒邪门儿啦，朋友！
二十七、要让领导了解真情而不仅仅（7）
也不要动辄说什么“小日本儿”啦。不解释。
不要赢一个球或一枚牌牌就联系到鸦片战争或者八国联军吧，也别来劲地讴歌我们的肤色、眼珠颜色、鼻子不大或者使用汉藏语系的汉语吧。同时也别动不动地耍弄您那沾着洋泾浜味儿的“英格历史”啦，有多恶心！
相信我们终将会调整一下我们的思想方法，一般情况下，A就是A，B就是B，用不着谈A便上升到主义，谈B便联系到民族，谈C便联系到历史，谈D就联系到立场。如果就近现代历史来讲，非洲人并不比我们更不苦大仇深，人家跑出了那么多长短和中跑的世界冠军，打出那么多拳击冠军来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家得了冠军先忆苦思甜的。
健康的消费观
国人会更富裕，却犯不上因富裕便痛感扬眉吐气。我个人极不喜欢“扬眉吐气”一词，这样的形态很有些暴发户乃至小人得志的劲儿。与扬眉吐气相较，我极其喜欢的是不卑不亢、大大方方、从容淡定、不骄不馁、宠辱不惊、彬彬有礼、神态自若、举重若轻、与人为善、善解人意、礼尚往来、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各有各的情况，把我们换成外国人去搞外国的事情，把外国人换成中国人处理中国的问题，天知道是会把一些事做好还是做垮做成灾难。我不希望我们的同胞见了外边的人缩头缩脑、缩手缩脚、鞠躬哈腰、鬼鬼祟祟、眼珠乱转、交头接耳、左右为难。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同胞见了洋人就念念有词、条条框框、假大空套、吹牛冒泡、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正常就好，实事求是就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长处说长、短处说短，理直气平就好——不必气壮，更不必气短。中国的好词好语好说法太多太多了，让我们把“扬眉吐气”一词废了吧。
健康的消费是合理的，是能够推进生产与经济的发展的，你的消费离不开他人的生产，在你是消费，在他则是生产。你买房是消费，他盖房当然是生产，没有人买房，盖房的人就会失业。
但是斗富显富则是极端地野蛮与愚蠢。吃奇奇怪怪的珍稀动物或国家禁吃的物种，则是卑劣、无知、低级、野蛮。
如果你多一点国际旅行的经验，你会知道，正是在咱们国家，高级餐馆才会设立那么多雅间，机场才会设立那么多贵宾室。几十年后，我们的消费会更加透明、更加公开，大人物、非那么大的人物，会有更多的机会声气相通，共享葡萄酒或红烧肉、共乘到美国或者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共享生活的阔大与幸福。
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
一个不正常的，应该算是变态的精神疾病，就是与人为恶。
看看我们的网络吧，听听同行们的互相贬低之词与业务争论吧，真是一股戾气在那里游荡。网民们发现了或自以为发现了“官富名”们的辫子空子，瞧那个兴奋那个望风捕影与落井下石的冲动与热烈吧。我们的文章具有一种常常重宣泄却轻甄别、重态度却轻事实、重文气却轻逻辑、重慷慨激昂却轻条分缕析的习惯。听听我们的戏曲就知道大锣大鼓、大善大恶、大喜大悲，坏人当场处斩、好人当场升官乃至登上龙位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梦，我们到了21世纪了，该不会这样天真了吧。
这样就会与人为善，就会重视理性，就会无罪推断。就是说，你没有掌握住人家的有罪的确凿证据之前，你不能先认定他与最坏的人一样恶劣。
二十七、要让领导了解真情而不仅仅（8）
我相信，善良在我国终将不是一个无用的代名词，而恶声恶气也绝对不是一个自信与成功的表现。
科学发展就不是一味求快
我不是内行，但是我要说，我们的发展速度会略微或者会在相当程度上放慢一点。
慢一点，再慢一点吧，不止是我这样说。
太快了会浮躁，太快了不利于维稳，太快了形成头晕眼花的局面。萝卜快了不洗泥，使我们付出了过多的成本，损伤了环境、损伤了文物、损伤了历史积淀，也损伤了我们自身的和的形象。太快了，用一个我不常用的词儿说，会损伤了我们的软实力。
让领导了解真情，不是仅仅让领导高兴
如果让我再集中一下讲讲我的愿望，我的最大愿望是：让每一个高级领导知道真实的情况，让每一个高级领导能有机会真正地与老百姓接触、交谈。
我知道，官大到一定程度，知道真实情况，不易，很难。例如我听说过以下的故事：
一位领导到一个省会城市要看当地的菜市，当然用意是视察菜篮子的情况，关心老百姓的负担。说是当地菜市场临时改了菜价，搞得很物美价廉，领导同志很满意。然后领导同志前脚一走，公布菜价的黑板立马换了另一块，价格翻了一番。前边用廉价买到手的菜不用补缴欠款，算您运气好。后边来买菜的人，您就甭想占便宜啦。
一位领导要到某地看文化产业，甚至有地方领导安排协助某公司从深圳运来了人和物，专供领导视察，使领导得到此企业的运营与深圳那边的一样水准的印象。
一位领导临时提出要到某村落去视察，地方的同志怕那里没有准备，让领导不高兴，连忙暗示底下的同志报告，那边正在修路修桥挖沟，汽车过不去。
一个省的暗语是，中央来的，叫首长；本省的，叫领导；厅局级干部，叫同志们；准备好了被接见的人们，叫群众；基层干部，叫孙子。他们的头头指示说：明天九点领导陪首长过来，同志们站在两边，群众要热烈鼓掌，孙子们千万不要往前挤……
一位高级领导要陪外宾看城市的晨练，特别指示不可作任何安排布置。幸好区长有经验，先在东单公园即晨练场地附近一个会议室，准备好了三四十个男女老少，大家先读报，每人发15元辛苦费。结果，本来自发来晨练的人不少，忽见来了几个穿深色服装的保卫人员，个个精悍强壮、目光如电，带着步话机……晨练的人胆战心惊，知道大事不好，立马抱头鼠窜。幸好区长准备了人，全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上阵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好领导，能理解真正发生的这一切吗？
甚至外访活动中，领导想了解真实情况也并非易事。一位大领导去某国进行访问，有一项安排是，到该国一位伟大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参观。当地有一个风习，到该陵园后，拿出哈菲兹的精装诗集，任意翻开一页，指出一句话，可以以此方式，从该诗句的含义中占卜吉凶。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的专门高翻（高级翻译），得到随访工作人员的指示：不论领导指的是哪一行诗句，只准译成“心想事成、健康长寿”。夫复何言？
这太过分了。关键在于，我们有一个规则，叫做被领导者有义务让领导高兴。领导到你这儿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看了、指示了、走了，你就可能是万事大吉。领导到你这儿来了，看到听到觉察到某些令领导忧心的事儿、令领导不快的事儿，弄不好，你就会大祸临头！
二十七、要让领导了解真情而不仅仅（9）
让我们摒弃这个庸俗的、把一切情况抹光抹圆的哄领导高兴的规则吧。这么多挑战、这么多麻烦、这么多难点，领导只有真正地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推动工作、才能真正有所欣慰。哄着领导高兴，那不是功劳，那是罪过！
我建议，高级领导能够微服私访。高级领导多交几个诤友，反正要多听真话，多了解真实情况。
在我的有生之年，77年了，我体会到了我国的仁人志士的英雄奋斗，体会到共产党的艰苦卓绝，体会到亿万人民的世世代代的愿望正在开始变成现实，也体会到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
我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迅猛发展。
我也体会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并非偶然：一、中国人口太多，它常常会注意人际、人群、人与人的协调问题，胜过个人、个性、个体的自由发展问题。为了使一个人口处于爆炸状态的国家不至于发生大的互相砍杀的动乱的爆炸，有时候它强调人生而有之的义务不下于强调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二、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从东周时期雄心勃勃的有志之士就走上了一条风险而又实惠的蹊径：组织的力量、政权的力量、武装实力、集体的力量、驭民的学问、让亿万百姓跟着自己走的本事，远远胜过个人的学识技能和创造发明。谁掌握了权，谁也就掌握了价值的解释与一切创造发明的资源与利益。庄子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他是说，夺得了诸侯的地位，也就夺得了给自身定义为仁义道德的模范的命名权。他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诸侯之门而包括科技发明创造的一切事功与美德存焉。三、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规范人际关系、抑制恶性竞争。它一方面承认与提倡自强不息、精益求精，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不进则退，同时它更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谦虚忍让。这造成了某些不利于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但也起过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四、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具备参与并进行自由竞争的起码实力，文盲与半文盲、体质与体能上的欠缺使得中国的百姓首先渴望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社会保障。至今有些青年到欧美留学，从一个什么事都有人管的社会进入到一个什么事都要自行做主的社会，他或她会感到十分茫然与失落。五、没有有力的成熟的法制建设，就不可能实行更公开的民主与自由竞争。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绝对不可能自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分配不公正的问题、权力需要更好地监督的问题、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深化改革的问题等等。
相反，发展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新问题、新忧患、新挑战、新危险。尤其是一个是腐败，一个是动乱的危险，而且这二者是互为因果，互相推波助澜。第三个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与煽惑。如果这三者一起兴风作浪，咱们够呛！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文明幸福的中国。我们用不着老是与别人比GDP或者人均收入的数字。我们也无法用欧美的观点与“范例”来设计我们的体制，或者用我们的体制来衡量评估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我们的幸福在于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进展，我们的幸福在于我们的从容的自信而不是恒久的拼死拼活心态。我们的信心还在于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是一个能够自我调整、自我修理、自我更新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能力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大难不死、历久弥新的民族。
社会主义的定语提醒我们时时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关注百姓、关注贫富差别、关注城乡差别、关注民生与均富。我们的“中国特色”的定语，提醒我们珍惜传统，就更要汲取全世界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急不躁，不麻木也不闭目塞听，不强不知以为知，更不动辄大吹大擂、咋咋呼呼。我们将以更符合我们的古国大国身份的姿态从容有定地处理各种问题，回应各种挑战。
不搞假大空，也不搞狗熊掰棒子，动辄叫喊什么今是而昨非，总是用今天否定昨天。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正视今天，我们肯定历史是为了沉稳前进，我们汲取教训是为了不犯相同的错误，我们不会靠痛心疾首、歇斯底里、夸大其词、装腔作势来哗众取宠，我们只能靠科学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智慧与品格吃饭，靠尊重前人、今人与后人吃饭，靠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地面上吃饭，靠民主与法制吃饭。
王蒙老矣，伟大祖国一定能够永葆青春、前途无量！
二十八、欢喜、忧患、未来（1）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悲情与急切。以我的77年的经验，我体味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亡国屈辱、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旧中国的奄奄一息、新中国建立的凯歌阵阵、终于“站起来了”的欢欣希望、连连政治运动的昏头昏脑、“文革”的动乱折腾的五光十色，种种种种，可能比活在别的哪一国也热闹、多变、壮怀激烈。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只是“文革”后，中国才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我们无法不珍惜这一点。
能不欢喜吗？老作家巴金老师，尽管他也有许多遗憾与未酬之愿、未圆之梦，生前他与张光年在一次中秋泛舟西湖之时，也抒发了他的由于中国近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而体会到了的欣悦之情。光年告诉我的巴老的原话是：“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的腰能直起一些来了……”
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富民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系列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信念与采取的路线方针，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与胜利的保证。
有许多发展令国人与全世界欢呼。但是，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其他次要矛盾的迎刃而解，恰恰可能是其他矛盾的凸出乃至尖锐化。
最明显的就是官员的贪腐与弄虚作假。在各种生活消费品凭证的时代，贪腐问题不大可能浮出水面。现在可了不得了。老百姓中的有关议论、传闻、小道消息，无边无沿，惊心动魄。越是缺少有效的有充分公信力的与透明的监督机制、信息报道与舆论平台，传说越是会变得比事实可怕十倍。
弄虚作假的问题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自古强调的是秩序，是和谐，是德行，是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是君明臣忠，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勿为已甚与中庸之道，是统筹兼顾与保全面子，是人们的主观感觉的最大限度的满意化与合理化。但是我们缺少严格的求真的传统。《红楼梦》中平儿处理玫瑰露失窃事件，拉出宝玉顶缸，掩护了彩云，避讳了探春，停止了追查，令世世代代的读者叫好，却完全是不顾事实真伪。
各种禁忌与避讳，这可以理解，但不是常用的办法。在网络时代，禁忌、避讳，捂起来，一时的奏效顶不住长远的后遗症。
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词，叫做“黑”。他们认为在冠冕堂皇的背后，有某些见不得人的黑暗、无耻与丧尽良心。当然百姓们传的东西不见得靠得住，何况我们还不能排除充满敌意的造谣与诽谤一刻也没有停息。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只能增加透明度，尊重知情权，尽可能地减少“黑箱作业”，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决策与选择的过程、管理与辛苦的过程。例如有些县，传出了买官卖官的价目表，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选择任命的过程，才能摒除买卖官职的街谈巷议。罪恶止于阳光，这是句很好的话。
贪腐的问题不仅是金钱与经济的问题，更是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关系学压倒了真才实学的地方，啥事都难办。
上面要的是长治久安、不折腾；百姓要的是天下太平、敬业乐群、安居乐业、温饱小康、自由呼吸。这二者本来是搭调的。但是贪腐与躲避群众的官僚作风大大地离间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现时的党群关系已经与老苏区时期、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我们不能不正视不研究。一个党或一个政治理念与权力系统是怎么胜利的？靠的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个朝代或一个政治力量是怎么失败的？最要命的还是它们与人民群众的渐行渐远，一直发展到互相抱怨、互不信任、互相蒙骗、互相对立。这是最大的危险，这是最大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是最大的自我戕害。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很尖锐、很有力量的话：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就是政治上的自取灭亡。
二十八、欢喜、忧患、未来（2）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统一战线，叫做协商民主，叫做政治协商，叫做有什么大事大计，由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邀集各党各界各路社会人士座谈征求意见。这很好。这样，一、避免了决策的单一化运作可能有的片面、匆忙、顾此失彼与捉襟见肘，注意了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不一般的大国古国做任何事情都要统筹兼顾、照顾方方面面、把握分寸火候。二、避免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激扬化、炒作化、对决化，避免了国家陷于分裂、失衡、恶性冲突、动乱不已。
协商民主的前提是承认界别、层次的多样性，承认利益、境遇、思想见解政治诉求的多样性。承认差别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前提。大家本来就铁板一块地一致，还统什么战？承认某些统一的大原则又是保持多样性差别性的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认宪法、不承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承认改革开放开始的新时期的宝贵进展，差别就会变成分裂、变成割据、变成内战、变成投机分子野心家的火并借口。
包括我们讲指导思想的统一性、非多元性，也是以承认被指导的思想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如果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有效是针对指导自身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功能是自我指导，是将前提当成结论，以主语作宾语，那是说不通的。
正因为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思想，有爱国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有泛道德论者，有泛爱论者，有实业救国论者，有国粹崇拜，有西洋文化崇尚，有唯美派，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有文化相对主义，有实用主义，有精神至上派，有文化至上、艺术至上、真理至上、信仰至上、奉献至上、爱情至上、趣味至上，也有及时行乐者、拜金主义者，有奉公守法但追求个人与家室亲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者，也有狂热地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即个人的流芳百世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政治派别的人，有追求专业成就而宁愿与政治拉开距离的人，有提倡为知己者死、为悦己者容的男男女女……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将以上的种种都培训改造成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才需要指导思想的统领与发挥影响力。再说，即使口头上都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会分成各种学派、派别、山头、门类，仍然各有各的脾气与关注。没有社会的多元性的现实，就没有强调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与必要。
有歧义才有讨论的必要，有不同的见解才有妥协与和谐的必要，有碰撞和摩擦才有强调团结的必要，有挑战有为难之处才见智慧与水平，有混乱才有认真进行法制建设的必要与针对性。
有权威才有认真的质疑，有诚意才有认真的议论，有共识才有各抒己见的空间，有合作才有各自的充分发挥，有统一的大目标才有异彩纷呈的各类发挥与表述。
这样，就会有真正有效的、代表性足够的协商民主，就可以大大减少表面上颂歌盈耳、紧跟照办、竭诚服膺，实际上各种矛盾冲突越积越多，直到最后恶化失控消解的非理性非良性后果。
二十八、欢喜、忧患、未来（3）
毛主席时代就说过，要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没有不同的声音岂不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亲密门徒的聚会，岂不成了关上门听自己的回响，岂不成了自言自语、自拉自唱？
我们在“文革”后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听到知识分子歌功颂德的表态以后会喜形于色，底下的事就都好说好办。同时我们确实无法不厌烦那些对世事国情一知半解，就汲汲于全盘西化，实际上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指手画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
问题在于，除了经常出入于高层政治活动的，其合作精神与忠心耿耿、其言听计从与热爱拥戴绝对不下于中共成员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以及与上述人员完全相反的，即意在另起炉灶、唯西是瞻的人员，还有打着极“左”的旗号，想着在中国再搞一场“文革”的人士以外，除了这些非常鲜明非常坚决、我们非常中意或者非常警惕的人士以外，还有大量的中间状态的人。他们无意于搞什么异端异议，也无意于无保留无距离地参与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相比，与中央的文件与中央的精神相比，他们更关注的是民生、科技、文化、艺术、乡村建设、世道人心、积德行好、经济效益、实业救国、著书立说、学术贡献、获得国内大奖尤其是国际大奖、自成一家、保持清高与风度、他们可能是倾斜于社会政治的某种学派，但他们更多地注重的是自己的专业、行业与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尖端成就。我们应该坚持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发扬一种闻过则喜的气度，追求一种厚德载物的美质，使我们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政治协商、我们的协商民主有越来越多的干货，有充实的内容，有争论也有妥协，有小异也有大同，有各执一词也有平衡协调。这样的协商政治、协商民主，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大贡献。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词。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咱们自己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最早讲的。问题在于，不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削弱党的领导，也不可以把加强党的领导看成躲避或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使人民大革命的结果付诸东流，是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中国的动乱与分裂，是亡党亡国亡头，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而且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灾难。
另一种态度呢：硬是抱残守缺、无视如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以捂盖子为有效法门，最后仍然会混不下去的，最后仍然是难逃孕育与积累下可怕的大不幸、大灾难。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70多年，《共产党宣言》已经问世了160多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已经度过了94年，前苏联解体已经是20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是60多年，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邓小平去世已经14年，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东方、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忧患新机遇。我们一定要有条不紊地、有秩序地、理性地研讨我们的下一步的走法。拖延不是战略，回避不是方法，炒作不是好心，闹腾只能自戕。不争论是不能让全国人民陷于政治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纷争，不争论不是不讨论不思考不研究不未雨绸缪。
我们应该大方一点、聪明一点，我们应该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权。我建议，可以委托几个不同的机构，包括党校与大学、社科院与政治理论刊物、政协研究室与法学专家团体，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多有几个机构讨论研究，才是一种富有活力与从长计议的逐步成熟的民主化的表现。
二十八、欢喜、忧患、未来（4）
修史也是这样，只允许一个版本的党史国史，难办。史是政治，更是学术。我希望我们的1949年后的党史国史有例如中央党校版、北京大学版、中央文史研究馆版、近现代史所版等。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现在的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体量巨大，而且执政经验如此丰富。让这样的党中央解答一切问题其实是不可能的。社会要能统，也要能分工，各安其业，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各得其利其乐。在革命胜利与内外斗争的高潮中，我们这里常常会有全民“肃反”、全民批判胡适、全民讨论《红楼梦》或《水浒传》、全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民呼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盛况。随着社会的正常化、执政意识的明朗化，我们会认识到各安其位的社会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动辄全民陷于政治上的兴奋状态、激昂状态、高潮状态，长此以往，绝非吉兆。
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实很简单：政治家努力谈政治做政治，厨师努力烧好菜，裁缝一心做好衣装，歌星一曲能销魂，作家笔落惊风雨，同时大家都有公民的自觉，维护应有的权利，也尽到自身的责任。
我出生后不久是日本占领军的入侵。然后是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然后是连年的政治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部分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内战的炮火燃烧了中国全部城乡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文革”的混乱使多少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的人民友人痛心疾首的时候，中国没有亡。中国的命很“硬”，中国大有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勇气面对歧见与挑战，更加能正视忧患与曲折。成熟的特点是从容、务实、理性、沉着。成熟的标志是少情绪化、少夸张的高调。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句话而怒而喜而大轰大嗡，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大吹大擂。中国将不会动不动宣布别人或者自己多么伟大或多么可恶、多么神奇或多么该杀。中国将越来越尊重知识与常识、尊重法理与程序。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与民生，民主与法制法治，公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大局观念、责任观念，自信、自尊与尊重他人，尚文与尚武，道德监督、文化监督、权力平衡与法律监督，意志、人格与理性、科学，个性与共性，全面发展与扬长避短，自由、小康与忧患元元，求胜与共赢……我们需要从头学起，更好地安排妥当。而不文明的乖戾、粗暴、起哄、谩骂、《红楼梦》中赵姨娘式与马道婆式的弱智泼妇巫术方式、个体与群体的政治、社会、道德歇斯底里（点击一下咱们的互联网就知道了），希望终有一天与我们彻底告别。
有人质疑上边领导提出来的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法制结合起来的说法。当然这三者都做好绝非易事。然而，除了这三者，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国良心，难道不能回答历史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做出，也能够做出对于历史的机遇与挑战的英勇与智慧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