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尊敬壮烈却也渴望平凡，向往伟大却也咀嚼细节，锻造钢铁却也抚摸肉身，崇拜英雄却有时感到一丝丝恐惧：英雄们是在带领我们上刀山下火海，还是带我们奔向全面的与殷实的小康社会呢？几十年前，我们肯定会把殷实小康看做一个没有出息的、庸俗透顶的、绝非红彤彤光灿灿的小农口号。
让我们再回到骑木驴的话题上来。一、怎么可能想出这样残忍、卑劣、下流、龌龊、丑陋、变态、无耻的方法来糟蹋女人？只有彻底的性无能、孱弱、懦夫、阉猪，只有在一个盛产太监、缺少洗澡习惯、视人体为臭皮囊，偏偏又制定了无数道德的清规戒律的地方，却又要装腔作势、作威作福、仇视人性的男人，才会对妇女的性器官与性欲望艳羡、迷醉，同时恐惧、憎恨、苦大仇深、不共戴天、六神无主到这一步！我们的先人当中真有孬种，真有劣种，真有无耻之徒，真有人类的公敌啊。痛哉！
二、我想起了作家权延赤执笔的有关毛泽东回忆录中的一段，这一段我曾经亲耳听到胡乔木同志的证实。说是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京剧《白蛇传》，剧情进展到法海制服了白素贞，将她收到雷峰塔下压住，永世不得翻身之时，毛泽东愤然起立，大声喝道：“不革命行吗？”
不论你对毛泽东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论你是不是希望从此告别革命，不革命行吗？不革命行吗？不革命行吗？……的呼号，湖南口音的血泪悲声，至今仍然震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也许是整个地球的上空中。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1）
“不革命行吗？”的呼号声犹在耳。好的，让我们大家都来革命吧。更困难的问题摆在历史面前：怎么革命？如果革命失败了，尤其是如果革命胜利了，底下的事情怎么办？革完了命就能万事大吉吗？庄严地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断回顾革命的伟大、悲壮、艰苦卓绝，增加革命党人的自信，增加老百姓对于胜利者的崇敬信服，对于结束乱局、写出新篇章可能是必要的与有益的，显然又是远远不够的，太不够哩。
让我们先从旧中国的覆亡说起。
1949年的胜利，超出了一切人的预计，这里有七大定理：
一是胜利者的增光定理，胜利的燎原定理，胜利者如有天助定理。越是胜利越会延伸与扩张其胜势，攻陷几个据点会变成长驱直入，敌方的一人起义会带动一千人一万人投诚。歌声会激起笑声，欢呼会收获雷鸣般的回响，英雄主义会传播英雄主义，信赖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革命的几个浪头会掀起真正翻天覆地的地震与海啸。列宁在创建《火星报》时的题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壮哉，危殆哉！
二是霉头定理，或曰兵败如山倒定理、大势已去谁也没辙定理，或曰落井下石定理。蒋与他的伙计们，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关键是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提不出什么设计乃至说法来。难矣哉，你手握大权，还要讲得响亮，想得超前，做得漂亮，拿出两手好活，说到做到，令人信服。此时蒋方面之不争气、无能令人咋舌。在气势恢弘的共产党人面前，国民党干脆失语了。共产党的说法是和平、民主、联合政府、土地改革、反帝反封建，是成龙配套的崭新的意识形态。而国民党讲的是剿匪，恰恰是自高自大、高高在上、蛮横粗糙的剿匪之说，不打自招地承担了发动内战的责任，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国民党的理念部分，也都是陈词滥调，空洞无物，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之类，哪里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对手！被革命反革命的集团是有气无力、踯躅嗫嚅的晚期病号姿态。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热烈、激昂、新锐，我要说，是充满着青春气息，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性、勇猛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喊大叫的强势成为鲜明的对比。国民党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霉头已经触定了。
顺便说一下，落井下石不见得仅仅是人性弱点的一种表现。落井下石，其实是历史的性格、政治的铁律、群众的必然趋势；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一个证明。你老蒋不是倒霉了吗，干脆请你完蛋。一人一口吐沫，你最肮脏；一人一锹黄土，你被活埋深深。一个政权穷途末路，尤其是一个阶级一个圈子病入膏肓，你不干脆将它彻底火葬，难道还让它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那不是只能延长历史的阵痛？只能延长外科手术给国土与人民造成的伤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我们能说大自然的丛林法则是不道德的吗？当然，这要看是春秋大义还是一时的浮沉。在春秋大义的问题上，没有人有权利质疑傅作义将军的起义，也未必可以嘲笑杜聿明将军的被俘或某某某的被击毙。而如果你是在“反右”或者“文革”中，针对某个个人的一时处境搞落井下石，你必然会成为人人不齿的人渣。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2）
第三个定理是人心稀里哗啦定理与人心变实力、实力变人心定理。还可以称之为人心骤变定理、人心与实力互变定理。卡扎菲可以充当利比亚独裁者四十多年，也可以在几个月或几天内、几小时内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最后也都变成了人和。项羽与刘邦打，项羽似乎一直占先，而刘邦却能积败为胜，搞成个四面楚歌。人心人心，宛如神意——天意。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半段是人心变实力，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包括意识形态都增加了革命的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前苏联与各国共产党人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全世界左翼思潮飘红。长期处于压制与匮乏，人民急切、愤懑，充满着对翻天覆地的变革的期盼的中国，只能选择大勇大斗，准备对旧中国下猛药、动大手术的共产党。只消看一个东西，左翼文艺的声势大大超过了非左翼的声势。老解放区的歌唱家特别骄傲于他们的唱“红歌”（那时候的红歌是界限分明、含义明朗的）对于聚拢人心、激发革命意志的贡献。而蒋方面，几乎无歌可唱。到了一定程度，例如1947年、1948年，战争进入了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实力已经不弱于蒋方面，实力反过来又争夺了民心，解放军的每个胜仗都为自己争取了拥护者。这叫做出现了咸与革命的局面。实力一旦进入占优势的民心，民心就稀里哗啦地变成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后噼里啪啦，国民党政权呈现出分崩离析，人民革命的前进变成了摧枯拉朽的新局面。解放前夕，国统区的报纸在报道战场上的胜败的时候，常说解放军方面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好啊，共产党早就说过，靠的是群众，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蒋方面为什么不想一想，人海硬是冒着枪林弹雨往共产党方面靠拢，为共产党效命，这是为什么？
派生出来的第四个定理是亿万百姓的起初的旁观角色与角色的可塑性定理。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是真心诚意地宣传革命方面的主张，但他们并不占人口中的多数。人口中的多数是什么情况呢？甚至包括蒋方面的大量公务人员、军警人员，直到中上层人员与“党国要人”，多数摆出的是旁观——最好也不过是——当差、奉命的架势。在旧中国，不咒骂政府的百姓已经是大大的“良民”了。蒋方面的大权在握、重兵在握、美援在握、金条在握，反而使他们脱离了民心，失去了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理念的发言权。旧中国的国家机器队伍，最多最“好”也是只有听喝，只有有令不得不行，根本没有自己的是非与立场，更不要说自己的可以以生命殉之的理想与原则了。
于是，第五个定理是量变变成了质变、小胜变成了所向披靡、小败变成了一朝瓦解的规律。1949年对于人民来说，乃至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大大提前了的胜利，是克服了停滞的惯性的飞奔，是大家使历史变成了狂欢，胜利变成了凯歌秀，足球赛变成了二十八比零的破天荒大捷：多数百姓其实是不上场的看客，能不热泪盈眶，能不欢呼胜队？能不向失败者扔香蕉皮与易拉罐？能不向胜利者山呼万岁？
第六个定理是理想主义帮助革命、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常常是在革命者在无权者方面定理。很简单，你掌了权，人民要的是政绩，你的政绩纪录堪称千疮百孔。人民要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一个掌权的大佬，最容易犯下的失误就是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好做得没有那么好。掌权者反而较易丧失威严与公信力。革命者们呢，你没有权，人民要的是你的主张，你的主张美轮美奂，你的决心比天高，你的艰苦朴素的榜样当然不是执政者能够望其项背的，尤其是你的牺牲精神与烈士纪录从而产生的悲情与壮烈的形象，大大帮助了你去获得民心。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3）
第七个定理：批判者的意识形态调门越高，就越能给执政者以打击。而执政者的调门越高，往往越是给自己将军。例如，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要地到处写着“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北京市张自忠路上就有这样的口号，我多次从那个牌子下经过。报刊上却全是对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腐败事迹报道，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让人感到国民党当真是人所不齿。还有武汉，在一次有美军军官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参加的舞会上，突然停电，美国人趁机猥亵直到强奸与会要人的妻女。看完这样的“新闻”，再看看宪兵队大门口的正气呀完人呀等说法，你能不气破肚皮笑破肠腹吗？
……新中国的缔造者与拓荒者和他们的接班者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咱们可要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啊！
至少有三年，从1949年到1952年，我沉醉在胜利与解放的凯歌里。共产党、解放军对于我好像是把握了神杖，到处点石成金、化悲为喜的神人。1948年年底，北京城里到处是恶臭的垃圾堆，苍蝇蚊虫在污物上乱飞，穷人的孩子在垃圾堆上用一种专门的粗铁丝钩刨土找物，希望能找出一点尚非全无用处的废品，例如煤核。（按：那时的北京人家里多半烧小煤球炉。有时煤球没有完全烧透，其核心部分还可以燃烧或制造再生煤球。）这样的事情与景象是一种天然的控诉。
国民党的市参议会，没完没了地讨论清理垃圾的事宜，参议员的发言炮声隆隆，只见垃圾堆越来越大，越来越臭，不见丝毫减少或减小。这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解放后，过了一两周，用解放军的大卡车，三四天工夫，把全部垃圾都运走，北京变得宽敞清洁明亮。
（现在的某些第三世界城市，例如印度的加尔各答，城市里仍然有腐臭的巨大的垃圾堆。想想吧，什么是有效的管理呢？）
国民党时候的物价，我知道有多么疯狂与不可思议。租房子的合约讲的是每月缴若干袋洋面（面粉），绝对不能讲法币或者金元券。物价一天涨好几次。而一解放，群众对货币对经济生活的信心大增，1949年夏，鸡蛋曾经落到旧币一百元（折合新币一分）一枚至两枚。这也是胜利会自行增光的一例。
50年代初，北京修起了好几个影剧院，交道口影院、新街口影院、首都剧场、天桥剧场等都是那个时候呼啦一下子冒出来的。此外还有什刹海游泳场、什刹海体育馆，尤其是王府井百货大楼，让我感动得落泪。怎么共产党像变戏法一样一挥手一跺脚就变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北京来！
我至今记得1951年“十一”前夕，我看了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影片题名出自毛主席的批示。我学会了影片的主题歌曲《淮河两岸鲜花开》：
淮河两岸鲜花开，
胜利的歌声唱起来，
秋风吹来稻米香，
肥壮的谷穗迎风摆……
这首歌词曲都相当一般，但是我仍然欢乐陶醉。各种让年轻的男孩子听了心烦的靡靡之音，诸如白光、李丽华、白云、顾兰君的令人空虚扫兴的歌曲给耳朵听出了茧子以后，到处是军歌战歌红旗歌颂歌凯歌礼赞之歌，就好像从一间小黑屋里一下子走到了晴空万里、骄阳如火的原野里。我乐得发傻！
我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一年当中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这么大的成绩、这么高的效率。当真啊当真，果然啊果然！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4）
而一位党内的著名老人在报纸上著文说，比较解放前后，对比如白昼之于暗夜。
我坚信，我雀跃，我喜从心生，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人们将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到自己的手心里，我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相信，我的此生，将看到社会主义战胜了取代了资本主义，普?弗?尤金博士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图景将成为中华大地上的现实。50年代初期，中国干部的学习材料是尤金的《论共产主义》。
极少数情况下，我也稍有困惑，美好的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明快、非常省事吗？我们的文艺生活感情生活从此就是这样的分明化与简单化吗？不再有伤感，不再有怨怼，不再有依恋，不再有迷惘，不再有“深悔蹉跎”，不再有“蔷薇蔷薇处处开”，不再有“天涯海角觅知音”（以上引号内的字都是过去唱过的旧歌词）。我甚至由于一次不自觉地哼哼了“处处开”的调子受到领导的教诲，领导指出，我的流行歌曲调子像是从重庆的防空洞里吹出来的。防空洞云云，语出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斗争与胜利最能赢得欢呼了。在万里晴空下，党喜欢讲一句话：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党曾经打出一面旗帜：反恶霸。天桥那边揪出一个“南霸天”，妓院里揪出一个“西门庆”，商行里揪出一个“两头硬”，甚至小贩里也稀里糊涂地出来了一个二流子，曾经将一个特务头子拜了干爹……具体情节与称谓我已记不清晰，但是社会上总会有些强梁之士、霸道之士、奢靡纵欲之士、拔尖冒顶之士、通吃（到哪儿都吃得开）之士，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屡屡被共产党抓起来枪毙了。于是一片欢呼，比给金腰带拳击选手欢呼的分贝高得多。老子讲的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共产党讲的是你横我比你更横，共产党专捡硬的富的高阶的厉害的砸，毙有余以欢不足，为弱势贫民出了多少鸟气，于是威信大增，声名大噪。
后来，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再进一步，掌权后的阶级斗争发展为空前绝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列为三大革命运动。镇压指标是人口的到1%，按当时的5亿人口计算，这个数字就是25万或50万人。这个数量今天看来未免吓人。但有前辈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不镇压反动派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讲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都强调是由于他们没有坚决地镇压反革命。姚文元的笔记也写有“巩固政权、杀人”的字样，而林彪强调的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一面是歌舞升平，欢呼赞颂，一面是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才叫天翻地覆，这才令人震服！
我当时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尚未召开过团代会，所以没有产生正式的团委，只叫工委）工作，任中学部长。我听过有关报告，报告中屡次提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说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这后半句话，即杀了（可杀可不杀的人）是犯错误，是当时刚刚召开的公安工作会议的新的精神，说明了“镇反”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已经不是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的阶段。当然，原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可杀可不杀的一律杀掉的指示。大张旗鼓，这四个字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在团市委开会的时候，听到我的直接领导讲，除了共产党，谁能这样大喊大叫地杀人？他是赞叹，也是震惊。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5）
报纸上公布了被杀的反革命的名单，只有一个人名令我的心一动：管翼贤。他是日伪时期在北平发行量极大的《小实报》的总编辑。该报很有可读性，我小小年纪也对该报上的八卦颇有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某被国民政府所逮捕，未作出司法判决，最后干脆由人民政府将他枪毙了。他的被镇压，其实是国共合作的果实。我当时心动，是觉得那只是一张小报而已。我不了解此人，也与之毫无瓜葛。
首先，镇反杀人，这是暴力革命的题中之义。显然，我听的报告所讲的会议的议题就是杀人，首先是该杀的要杀。
其次，人分成三种，一种是该杀的，一种是不该杀的，一种是可杀可不杀的。这种分法，令庸人无法不肝颤。
这使我想起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与高尔基的辩论，高尔基找列宁提意见，说是杀了许多不必要杀的人，列宁回答，两个人在打拳击，你能说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
列宁确实是天才。
不必要杀的人，应该不但属于可杀可不杀者而且属于不应该杀者。列宁的回答雄辩，拳击运动员互相挥拳，大部分是打空的，极少数打中了，但是你不能说那些空拳是不必要的。这还有点庄子的味道，一条路，对于走路的人有用的只是你留下的脚印所占的路面，然而如果只给你提供脚印大的路面而不给你一条路，你将无法行走。
你无法再想下去，因为这会得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结论。
毕竟毛主席在延安就讲过，在（革命队伍）内部“肃反”的时候，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讲过，人头不是韭菜，割下来不会再长。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自身的“肃反”不像前苏联搞得那么“左”，杀的人没有前苏联多。
一切比喻都是跛足的，人头不是韭菜，这个比喻通俗则通俗矣，听起来仍然不怎么舒服。对于人头，可以有更文明的解读。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人类历史是嗜血的吗？没有暴力就没有国家，就没有英勇的反抗与牺牲，就没有战争，非正义的与正义的战争。我们是强调正义战争的正面意义的，问题是战争双方或多方没有谁认定己方是在进行非正义的战争。“鉴湖女侠”秋瑾和清朝的统治者，董存瑞、黄继光与戴笠、麦克?阿瑟，本?拉登与乔治?布什，热血的四溅激励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当我们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的时候当然是准备好了流血或者要敌人流血。没有流血的前景，还能有那种悲壮感吗？举手宣誓、奋不顾身、献身、九死不悔、粉身碎骨、砍头只当风吹帽、肝脑涂地……如许多的表达忠勇忘我的语词当中，都暗示着流血、杀头、鸣枪致敬、红旗覆体……这才称得起流芳百世。你我他都过着太太平平的好日子，谁还能流芳百世？
暴力使用，生命代价，流血鲜红，还意味着坚决，更准确地说，叫做决绝。你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流血斗争，你的手上沾上了恶霸地主的血。还乡团的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屠杀贫农团的骨干，他们的手上沾上了农民乡亲的血。还有转弯的余地吗？没有了。革命是逼出来的，逼出来的革命又反了过来，那肯定就是反革命的疯狂屠杀。然后逼得革命者也必须大开杀戒，叫做以赤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历史的大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人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工人、贫民是多数，而地主老财是少数，正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与流血斗争的严酷性，造就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势如泰山，势如人海，出现了人民将反革命势力碾轧成齑粉的可歌可泣可畏可叹的局面，如周立波的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的题目，叫做《暴风骤雨》。
三、沉醉在革命胜利的欢乐里（6）
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再说点和风细雨的风凉话，夫复何益？
正是流血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培养了钢铁般的革命战士，培养了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共产党员（语出斯大林），钢铁是血战炼就的。没有这样的钢铁战士，就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正是流血的生死斗争，造成了威武雄壮的活剧，不是话剧，而是活剧，这好像是毛泽东发明的一个词。这也造成了铁的纪律，造成了对于领导人的忠诚，造成了对于自己的事业的终极自信自豪。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还说，理论如果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这些都是伟大的名言。我们的实践证明，这些论断都对。
同时，一、革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简单的呼号：造反有理。
二、我相信流血斗争的事实、流血斗争的实践，先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古今中外，多数情况是，生活先于理论，实践先于命题。远在贫下中农用武器反抗地主老财以前，人们已经从宫廷斗争、族群斗争、个人怨仇之争中见识了暴力冲突的难以避免，并懂得了取胜的重要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应如是，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叛逆性格与跃跃欲试，固不待任何伟大理论的构建。
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群众一旦拥有了力量，他们也就掌握了理论、主导了理念而不是被理论所掌握所主导。土地改革的各种经验，与其说是靠理论的教诲启发，不如说是靠群众的本能特别是具有造反精神的积极分子的带动。甚至于，我们会看到，群众一经掌握理论，一经变得人多势众，拥有力量，就会不太在意原初理论的各种说法与规范，乃至于会以自己的感觉与天赋、机灵与情绪来发挥与改变当初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理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没有哪个实践型的革命者动辄念及回到理论的原点。
四、我不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彻底”的确切含义。我知道许多理论到最后经不住实践的考验，是由于它的片面的过分的彻底而不是不彻底。检验真理要靠实践，长期的与反复的实践，而不是靠彻底性的评估。
五、许多不同的乃至针锋相对的理论都能在某时某地对于某些人有巨大的说服作用。说服力未必可靠。一时说服？永远说服？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有效期，任何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
马克思谈到的是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力量。我的经验有另一面，群众掌握理论，必然要突破理论、改变理论、变化该理论的原貌。同是马克思主义，被俄国的工人掌握、被法国的知识分子掌握、被古巴的爱国军官掌握、被中国的贫下中农掌握，其面貌不会尽同。
1949年以前，中国青年学生们冒着被盯梢、被列入黑名单的危险寻找革命的意识形态书籍，《大众哲学》《延安归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尤其是《共产党宣言》。1949年共产党不但带来了新的面貌，也带来新的意识形态：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国统区的人个个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每个社区的老太太也都以讲述新名词为荣。共产党的看家本事是发动群众，人人参加政治学习，人人联系思想讲说自己对于伟大的党的认识，知今是而昨非，人人发言帮助旁人与检讨自己，个个以说歌颂党歌颂新社会的话为荣耀。
当时有一句名言：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铁打江山。太棒了！靠阶级斗争发动了人民大多数。靠镇压反革命树立了权威与庄严，也大大改善了社会秩序。靠一大批公益公共建设提供了新的希望。例如北京出现了游泳池，这不仅是体育设施，而且是反封建的现代性表现，旧社会连游泳也是天下奇闻，男男女女穿得那样少，一块戏水，这是孔夫子能够忍受得了的吗？靠崭新的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聚拢了中国人心。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是有气无力，再不是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踯躅了。越强大就越欢呼，越欢呼就越强大。越说理就越正确不移，越正确不移就越说起来口若悬河。毛主席曾经论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农民，由于掌握了理论，其见识比美国的国务卿什么的高明智慧多了。
正是共产党为奄奄一息的旧中国带来了全新的风景。扩建了的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白鸽放飞、“五一”和“十一”的游行、国家领导人与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像、海陆空三军阅兵、彩车、秧歌队与腰鼓队、节日的礼花、天安门城楼下的集体舞、唱不完的红歌……
这是美好的解放初期，兴奋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的愿望都有实现的可能，一切的允诺都正在变成现实。各种高调如天花乱坠，如遍天彩虹，如遍地开花。与闻其盛，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四、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1）
回想起来，革命是一件相当浪漫的事。马克思在宣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的时候，他是浪漫的。回想前苏联学者有过专著：《〈资本论〉的文学构造》，确实，《资本论》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充满激情的书，《共产党宣言》更是极佳的抒情散文范本。列宁也很浪漫，试看高尔基是怎样写列宁的，说是列宁喜欢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列宁说他愿意每天听它，同时列宁叹息：他还不能抚摸那些天才的音乐家的额头，因为他当时不得不与反对革命的艺术家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斗争，不得不“敲他们的脑袋”。还有，前苏联人写道，列宁说过，他更喜欢的是普希金而不是马雅可夫斯基。毛泽东更不用说了，他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的“吓倒蓬间雀”，他的“重上井冈山”的冲动，当然会使拳王泰森崇拜，并把毛泽东头像刺青在自己的胳臂上。而切?格瓦拉呢，直到前几年，有关他的话剧还在北京演得热火朝天，叫人涕泪横流。
同样是在中国，郦食其早就提出来一个问题：马上得的天下，能不能还在马上治理呢？他已经在那么早就提出了起义者与执政者的角色转换问题。
不仅是毛泽东，就是我这样的小孩革命人，也在那个年代感到了警惕，生怕世俗的官员生活习惯侵蚀掉革命的浪漫主义。到了1953年，一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说是曾任团中央领导、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说了，学校的团的工作不要帮倒忙。还有我发现了机关工作的千篇一律、套话空话、奉承上级、文山会海以及同人间或有的勾心斗角的这一面。我不无悲哀，怎么革命的胜利的结果会是出现这样等因奉此，唯唯诺诺，念稿子，走形式，走过场，笑里藏刀，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一套？怎么仍然是龙格龙格龙、呛呛其呛其？怎么还有中、发、白与条子、万子、饼子？怎么生活还是照旧地平凡？
幸亏有毛泽东，他马不停蹄地发动着一个斗争又一个斗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同年10月18日中央宣布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的“四人帮”集团。1977年4月，也就是在“四人帮”完蛋后、三中全会会前，当时的以华国锋为主席的中央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这个选本没有站住。我还记得，原文里的笔误如“干净彻底”，写成“干尽彻底”，也没有改。当时发行了一大批“毛选五卷”，不少人读了。大家的印象是四个字：马不停蹄。毛泽东的一生确实是战斗的一生，新中国的27年，确实是马不停蹄地斗斗斗的27年。
1950年是抗美援朝，我的许多青年朋友写了血书要求上朝鲜前线。
1951年冬季开始，全国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即“三反”，还有反偷税漏税等工商业者的问题的“五反”运动。我算是见识了搞运动的轰轰烈烈。
一、反贪污浪费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深得民心，发动大多数，整治少数，这是搞运动的不二法门。二、要搞就往大里搞，高分贝、大规模，夸张激烈刺激。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是个老谋深算的国家，中国人民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人民。拿破仑说得好，中国是睡狮，我印象中的旧中国似乎到共产党打下了天下为止一直是百年沉睡千年沉睡。当然是我幼稚，旧社会的青天大老爷审案中用板子打被审者的屁股，老太太过年的时候戴上一朵红绒花，林黛玉葬花，武松杀嫂，诸葛亮七星坛祭风，练气功可以练到灵魂出窍出泥丸宫即脑瓜顶上的头颅门，我的祖籍天津往南的沧州一带的义和团……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伟大祖国是大梦难醒，是在梦里演大荒，是说着梦话来唤醒众人。而毛泽东的一套做法是大喊大叫，大轰大嗡，是千人万人十万人百万人扭秧歌敲锣鼓喊口号斗坏蛋，他力图唤醒中国。直到此后，一搞运动就鼓吹新生事物需要的是大喊大叫。可惜没有研究大喊大叫的是不是一定是新生事物。还有，大喊大叫的结果，究竟是醒过来了呢，还是翻了个身睡得更深了呢？
四、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2）
1952年初，由北京市教育局领导的“三反运动”召开了全市中学教育系统斗争大会，当场给我的母校河北高中校长郭敬辉上了铐子，当做“大老虎”（不知道把贪官叫老虎是不是旧中国的遗产，旧中国时，常常说斯时的肃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抓起来了。后来证明郭校长无事。运动初期敢干、硬栽、蛮干，叫做有罪推定以打开局面，叫做天翻地覆，叫做把响动做到极致。运动后期网开八面，无罪推定乃至一笑了之。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政治运动搞法，这是天才创造，这也是匪夷所思，简直如同游戏。除了印象深刻的郭校长，团市委一位同人，在南方正参加土改，被铐上铐押运回来，后来没有事，他后来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但另一位，稀里糊涂被打成了“老虎”，他不过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两个月，他的老婆——一位两腮绯红的深度近视女性——却立马与他离婚另嫁了一位比她小好几岁的男生。她是那位男生的领导。我始终怀疑这未必仅仅是极“左”政治的苦果，更可能是夫妻生活不协调的后遗。还有不知道运动中的这一婚变，是不是与她个人的领导地位有关，那是一个爱领导尊重领导的年月。西方有人说权力是男人用的春药，我们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革命充溢着理想、崇高、神圣感，革命也带几分二杆子劲，猛打猛冲，又拼又闹，连撕带咬，难矣哉。无怪乎“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杜鹃山》里，主人公雷刚唱道：“干革命为何这样难。”
即使“三反五反”的搞法有点怪怪的，有点过家家的味道，总体来说，仍然颇富革命气息。挥泪斩马谡，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震动全国，对违法腐化者决不轻饶。说是刘张二人直到宣布对他们的处理了，他们都压根没想到，他们会被处决。从法制上说，刘张一案的程序并不完美无缺；从政治上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全世界悲壮地宣布，我们绝对不走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老路，绝对不会在胜利后腐化堕落分裂，宁死不腐，宁杀不容腐，在反腐问题上，没有任何情面可讲。铁面无私者，共产党也。
195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对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这使我一惊一怔。曾在我所在的团市委任书记的许立群，以杨耳的笔名写了批判文章，使团市委的小干部们咸以为荣。传出了周扬对《武训传》的认识落后于杨耳的说法。
许立群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青年。上世纪60年代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文革”中投入秦城监狱，由于长期坐单人牢房，出狱后有一阵子话都说不清了，说是他将“表蒙子”叫成“锅盖”。改革开放后他编了一本倾向与《中流》等可以比肩的刊物，可能是《当代思潮》吧。后自杀。我还记得在团市委时，他率团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给机关干部们作报告的情景。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中国青年都是怎么样保卫世界和平的？是不是像东德青年那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指其时在东德举行的游行示威。）许立群同志回答说，中国青年用各种行动与方式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捍卫，可惜的是在西方国家，人民没有这种自由。团市委的干部们都为许立群同志“撅”了西方记者而欢欣鼓舞。但我并没有觉得他的回答多么出彩。
四、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3）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极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体会到感觉到了和平、建设、新生活、幸福等等。青年艺术剧院在青年宫剧场上演了前苏联的诗剧《卓娅》。里面有一首歌《蓝色的星》，曲调软绵绵，它唱道：
生活是多么幸福，
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
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
实话实说，幸福、美好、生活、照耀，这些词儿我都是解放后大致从前苏联文艺中学来的。这一类词在当时的我党这边，觉得不无小资产阶级味儿。
这种美好幸福的感觉没有能够向纵深方面发展，看来，还不是时候。
是的，也不能说和平建设就一定比浴血奋战凡俗，大规模、有计划、按比例地建设云云，先说是141项，后扩大到156项重点工程，令人五内俱热。
紧接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当时还有一个比喻，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好比一只鸟，鸟身子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鸟的两翼是对农业、手工业与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是毛泽东在修改有关文件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能回忆起来的我个人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原本以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会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或运行时期，没想到刚过三年，毛主席就宣布开始搞社会主义了。当时的说法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49年，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从而已经完成了，这以后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
至少我这个相对幼稚无知的少年共产党员，心里一怔，敢情不经意间，新民主主义已经跨过去了，何其急切也。敢情新民主主义只是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不是新的社会理念，“管”不了新社会的建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竟这样悄然飘散，似乎与早先讲的不尽一致，但早先说得也不太明晰不太具体。
一致的是心情，就是后来的毛主席的说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主席此时说的两个社会主义改造需时十到十五年，后来呢，三年后我国完成了两个或三个（加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用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时间飞速地也是简化地——其特点是一阵敲锣打鼓——皆大欢喜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想起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严酷性与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不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帆风顺难以相信。反过来想，毛泽东早年就讲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指出，阶级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只能算是史前时期，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了，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中国酝酿得太久了，需要改天换地，需要大手笔，需要大匠运斤，需要呼风唤雨，把一切掌控到革命家革命党手里。
四、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4）
一切按总路线办，总路线是灯塔，离开了灯塔照耀就要犯错误。这样的思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唯大论、唯高论、泛哲学论的特点。我们的文化传统认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强调，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的也是大河不满小河干，有了大才能有小，有了高才能有低。斯时则是，只要掌握了大道——众妙之门——总路线就一通百通，无往而不利。
反过来，毛泽东说，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近道也，难矣哉”。据说毛主席解释说，孔夫子的这一段话用到这里，就是说大家整天在一起，只抓些救济防疫修桥补路之类的小恩小惠，却从来不讲“义”，什么是义呢？就是社会主义，那就不符合总路线——也就是“道”了。
直到1998年，我在美国三一学院待了一个学期，身份是校长顾问（presidential fellow）。那时整天从传媒上得知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卫生医疗问题，我还在此学院听过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谈幼儿保育（baby care）问题，我时而觉得不够味儿，不带劲，在我们这里，前几把手是不会把本应由卫生部长与妇联有关人员抓的事整天挂在嘴边的。
中国人是讲究抓大事的，我在美国觉得美国总统与其夫人抓的事太不及“义”与“道”。
……回首往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屡屡想到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油料统购统销。从此，经济上的麻烦一天天严重起来。1953年初，我们的工资从供给制改为包干制。供给制是说，按每人的伙食费、衣装费、零花钱供给，只满足最低需要。包干制则是不分具体需要，给你一笔钱，全包在里头了。我的包干费好像是七等三级，每月约17元。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12元，那么17元的感觉与当今的800元应该差不多。
1953年3月，说是粮食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解放后翻身、解放、太平、生活好了，人口急剧增多，还有什么霜灾水灾，还有农民惜售，还有农村闹粮闹吃不饱。当然，一遇到这种情况，私商与自由市场就成了祸首，是私商的活动威胁了人民的口粮，必须把私商排除，粮食的购与销都只能由强大的国家政权负责。
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仍然觉得不是什么好消息，不像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幸福的生活万年长，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像是冷锅里冒热气，天有不测风云——此事的浮出水面好生突兀。日子本来好得没有边儿了，怎么突然为口粮发起了愁？但此事也没有对自己与其他北京居民的生活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影响，我对它的印象一般。
后来到了秋天，有几天我们团区委的几个年轻干部，忽然一起议论说最近伙食太差，大家有点馋，想吃点解馋的东西。谁的主意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从副食店里买了一瓶子花生油，从粮店买了一点面粉。那时的北京，卖吃食的商店分类清晰：食品店，主要卖糕点烟酒饮料；副食店，经销油盐酱醋咸菜粉条淀粉味精等厨事用物。我们自己动手，炸了一堆油饼油条，足吃了一气。
没过几天，是11月份，这天说是有重要文件需要传达，是讲从此取消油料——其后又是布匹的自由买卖。这些，统称之为统购统销。当时说的统购统销似乎是权宜之计，后来，一直到了1992年才正式取消，前后历时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