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5）
现今，网络上是这样解释“统购统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化，严重地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80年代改革之后，该项政策被取消。
在传达有关油料统购统销的文件以后，我们几个人后悔不已，说是我们前几天真不该那样的胡吃猛炸油饼油条啊。
我们是真诚地自责。
统购统销了，但开始尚无定量限制，我们也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匮乏。何况开头，饭馆不要粮票油票，买点心不要粮票油票，肉蛋奶糖之类也是敞开供应。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想到，至今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那时并没有实行合作化更没有人民公社一说，本来解放后一切看好，为什么忽然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措施，说下大天来也不像是从喜庆中生发出来的措施。从此，螺丝钉越拧越紧，粮、油、布匹、副食、水产等都紧俏起来，一切采取“配给”的办法，如某些国家战时的供应体制一样。
食用油变得极金贵了，花生、核桃、菜子、芝麻、瓜子、板栗，其他干果，从此基本消失了影踪。领导苦口婆心地解释：例如栗子，听说欧美国家人民圣诞节的蛋糕上一定有栗子，我们提供给他们栗子，可以换回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我们就不必吃栗子了。这样的解释听起来颇为牵强：为什么欧美人爱吃栗子我们就不吃栗子了呢？我们不能多栽点栗子树吗？我们不能生产点别的东西换战略物资吗？封我们的嘴，勒我们的胃，满足欧美人士的口腹，我反正没有那么舒服。
60年代初期，还号召过党团员把已经领到手的布票捐献出来。我们这些在1957年到1958年失去了党籍团籍的人，也自愿地捐布票。60年代，北京郊区甚至有农民用两张大手绢做成马甲，穿到身上，倒是很性感。一个统购统销，竟然搞了几十年。
至于住房就更不消说了，长期以来，住房取消了私有制，一切房子由国家、单位领导来分。一分房，就会争个头破血流。我在文化部上班的时候，就收到过国家领导人批的有关房屋分配的条子。一分房子，领导为难，群众恶斗。我知道的文艺单位发生过各种怪事。一位长期分不到房屋的干部向派出所自首，说是此次分房如果再分不到，他准备杀人，为此他申请对他进行保护性防范性拘留。另一位分不到房的司机师傅，则当众往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准备自焚。他没有点着火柴，但皮肤受到了毁损，因此住了医院。这二位正是用此特殊方式，得到了房子的分配。
我熟识的一位处级领导，80年代初期，仍然是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他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子住在老夫老妻的头上，在下面安装了一张床，女儿住在老夫妻的床下，拉上布帘维护少女的方便与尊严。
好了伤疤忘了痛。现在人们又在大谈“不患寡而患不均”，再发展一步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老调了。不均当然撮火，无名中烧；寡则更让人丧气，欲哭无泪。寡并不意味着均，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寡，而少数人寡不寡，你哪里好过问？我们患寡也患不均。对于我们，发展是硬道理，共富均富、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
旧中国是半死不活，四顾茫然，一盘散沙，一群糊涂虫。新中国有强势的领导，防止了四分五裂、怠惰懒散、互挖墙脚、无所作为。同时新中国的领导大包大揽，大喊大叫，市场，他管；菜篮子，他管；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管；工农兵学商，他都管。当时的说法叫做组织社会生活。生活靠执政党组织，能不累吗？连何时抗旱、何时防涝、何时播种、何时收割，防止仓库里的老鼠，抓蟑螂……领导都要下令与操心。两口子过得不舒心，领导也管。有些事领导管得很成功，例如救灾、体育、扫盲、普及供电与自来水、普及收听广播电视、修水库与道路……没有强势的领导无法想象建设的巨大成就。但经济由领导包揽，不怎么成功。匮乏，匮乏，成了新中国的顽症，越是急切、拼命、大言、赌咒，越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急于求成不要命，越是不成功。共产党、毛主席，总是快马加鞭、日理万机、事无巨细、忙碌紧张、气冲霄汉、十万火急、冲锋督战。例如周恩来总理，他就是活活累死的啊。尼克松访华的宴会菜单与背景音乐节目表，总理亲自定。红线女回内地后主要是唱粤剧还是演电影，总理亲自指示。著名女演员谢芳的婚姻，总理要关心。谢芳出国时连升三级，总理要指示。主播“批修”九评的播音员，各个提升一级，总理要下令。迎接外宾的车队出了事故，总理他也关心指示。活神仙也玩不转呀。呜呼，这样的教训难道能忘记吗？食不果腹的日子能够忘记吗？衣不蔽体的日子能够忘记吗？大量农村干部，成了春天的红人、夏天的忙人、秋天的穷人（因为秋天要决算分配）、冬天的罪人（冬天搞“整社”的情形）还能忘记吗？1984年，我是成人后首次回到祖籍河北沧州南皮县芦灌乡，乡里的干部出来接待我，所有的乡干部，没有一个人穿着囫囵的衣服，个个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补丁开绽，露出了皮肉。到了新世纪呢，他们已经穿上软皮夹克了。还说什么呢？改革开放的效果能够否认掉吗？回到红旗招展、红歌响亮，就是解决不了温饱的日子！再不能“发昏章第十三”（按：明清小说中常用的取笑用语，言为发昏之深度，五四时期的文人也喜用此词）了！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社会组织等事难于先在理想的范围与环境中进行科学实验。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穷国、文明自成体系的孔孟老庄之国，学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怎么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呢？怎么样避免走旧中国的回头路呢？我们的伟大实验开始了，然而也是代价昂贵、路径曲折的实验啊。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1）
1949年后，一个是人民政府的政绩、效能、强势、名扬四海、威震八方，一个是共产党的旗帜鲜明夺目、神圣高扬、颂歌盈耳、星汉灿烂。
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照到哪儿哪儿亮，好比黑夜的灯，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此自然段全部出自解放初期的颂歌歌词。）
好啊，真是好，但是历史不能长驻，更不能返回，高潮不等于久远，欢呼不可能超出一定的时限，盛极必衰，乐极生悲，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2004年秋，我应邀参加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项文学活动，台湾的余光中教授与我，由海南的喻大翔教授主持，进行了一次对于散文的讨论。当同学们要我推荐一些好的散文作品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共产党宣言”五个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时至今日，即2011年7月20日16时47分，我重读这样的文字仍然感受到了切肤的痛苦、电击般的惊悸，也有“怎么还是这样”的悲鸣，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
时至今日，阅读《共产党宣言》，我仍然感受到灵魂风暴的蓄积与血脉的贲张。再找不到这样强有力的抒情散文小册子了！
依据我的孤陋寡闻，没有哪个党比共产党更文学，没有哪个党派的纲领比《共产党宣言》更悲情。也许，《共产党宣言》是太文学了。至少，当年，共产党是一个激情的党，共产主义是一个激情的主义，共产党的口号是最富激情的口号，共产党人的相互认同、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认同，是一个最最亲密的感情认同。如果让我说说少年时代认同共产主义理想的感觉，很简单：愿为它死！
可惜，感情、自我期许、道义悲壮……决定不了政治的成败利钝、百姓的吉凶祸福。激情能造成奇迹，也能造成偏执；热烈能造成效能，也能变成蛮干。
在我的青年时代，党的生活、组织生活、党性、党刊……一切与党有关的名词，都有巨大的热力与神圣感。闻党而热泪涟涟，闻党而匍匐惭愧，闻党而升华庄严。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2）
在1949年的党员支部或小组会议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朗读：
……如果只有……真正大公无私……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
第三，……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
……
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
解放初期的党小组会上，我们朗诵着少奇同志的这些话，会放声号哭。
而党员是什么？是烈士，是钢铁，是圣人，是救星，是胜过爹娘的亲人。“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眼前！”（语出《智取威虎山》唱词）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建立了或者建立过共产党，但是像少奇同志这样讲党员修养的绝无仅有。这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泛道德主义有关，与我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传统有关。正是这种道德化的党的教育训练，大大地激动了年轻的共产党员们的心。
在1949年的组织生活当中，我们一边读这些教导一边热泪横流。因为与这些教导相比，与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相比，与党员应有的光辉形象相比，我们觉得自己太差，太对不起党，太不符合规格。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曾经极大地振奋了也扩展了我们的心胸。每次的组织生活我们都做着真诚的忏悔，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把党歌颂如高天彩霞。普天之下，莫如党伟大；率土之滨，莫如党完美。
其后在中央团校二期的学习中，我们的组织生活更加激烈，有的变成了全班乃至全校的批斗。但那时的批斗确实不会把你打入另册，而是在批你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喜欢自我表现、逞能，还有一个学员的主要缺点是说话啰唆，还有一个学员违反学校规定与女生谈恋爱……指出你的毛病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与革命的叛徒，你会成为铁托、拉伊克、张国焘之后，本人认错、检讨，认定自己如果不是得到党与群体的倾心帮助，迷途知返，不仅可能变成铁、拉、张，而且可能变成蒋介石与希特勒……然后是一片赞扬与感动，最后在痛哭流涕加欢声雷动中胜利结束。顺便说说，铁托当时被斯大林主导的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认定为共产主义的叛徒与帝国主义的走狗，拉伊克原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被诬陷处决，后又平反。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3）
改革开放以来，我参加了数次中央团校的老同学的聚会，我们那时已经50多岁。我说的那位因恋爱而被大会批判的同学来了，与当时主持批判他的班主任见面，没有丝毫的怨言。
这是事实，50年代的这些热血青年，一旦聚在一起，他们——不，应该说是我们，永远是无休止地怀旧，认定50年代才是革命青年的天堂、中国社会风气的巅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范本。
但是，朋友们同志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没有那个时候的绝对化、神圣化、个人迷信化与盲目紧跟化的思维模式与狂热情愫，怎么可能有后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与大饥荒，特别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机？……
直到1958年，我被错误地当成“右派”“批评帮助”的时候，我仍然跳不出这个严厉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框子，自己陷害了自己，然后才长大了。其后的组织生活，很难听到认真的自我批评了。坊间有“段子”说，现在更时兴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过去毛主席讲三大法宝，除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有理论联系实际，有的说现在则是理论联系实惠了，而密切联系群众呢，说是也被密切联系领导所取代。很简单，群众在你的进退升降中不起明显的作用，只有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对于领导，不服不行。
这些说法当然片面、粗鄙，不无胡扯八道的成分，没有太多的人当真全部相信这些低俗的段子。但这些说法之所以于今天产生而不是更早产生，仍然是事出有因，值得面对与深思。
回过头再说一下中央团校，当时团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翻地覆，但同时很讲民主。党、团支部的选举放手让党、团员进行，可以自己报名参选竞选，公开辩论，热烈舒畅。长期在体育系统担任中层领导工作的郝克强同志，就是民主选举当上我们十五班的团总支部委员，而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同志，则是我们选出来的党总支部领导。
在1953年和1954年间，还进行过清理中层活动，那是一个在党员干部内部进行的清理阶级敌人的活动。活动先是组织学习，学习材料包括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重要品质》，标题大致如此。那时的苏共中央的此机关刊物的文章常常被译介到中国来。其文风是架子拉得很大，名词分量很重，出语就像判决，教训你没商量。与前苏联的结论式所谓“铁的逻辑”式洋洋大观的文章相比，西方的时政文字更像小打小闹，左边捅你一指头，右边搔你一痒痒。
但是《忠诚老实》一文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早忘光了，当时也根本没有看明白，除了标题上这“忠诚老实”四个汉字以外，其内容与我们搞的“清理中层”风马牛不相及。亏当时有人想得出，让我们学习苏式的空话大话。20世纪50年代对我辈有巨大影响的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专论还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是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等，到60年代，此刊发表什么《共产主义与人》的长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人呀人呀的，有点修正主义气味了。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4）
至少在我们那里，有关《忠诚老实》的学习是和风细雨的。我们都是年轻人，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我们响应号召、挖空心思要交代过去向党隐瞒的问题，实在无话可说，最后只能谈谈自己的说不出口的性心理，乃至自家上一代的绯闻，可能还有女同志的年龄报得不太准确的。我们都觉得很遗憾，组织那样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关心我们说服我们挽救我们，我们竟然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没有什么需要挽救的。我开始理解了，说是当年在延安有学习再学习，学得大家很激动，一个小青年终于不甘寂寞，想来想去确认自己硬是不知不觉之中参加了特务组织，乃坦白自首痛哭流涕……足足地折腾了一个不亦乐乎，后来挨了长辈领导的一个耳光和一阵臭骂，才承认了自己并无任何“历史问题”。
太正规了、太严肃了、太悲情了、太夸张了，正剧会变成悲喜剧乃至喜剧闹剧。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1989年春我访问意大利，在罗马，我应意大利共产党一个广播电台之约，接受了意共一位女记者的采访。这位女同志说，她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受到共产党员的英勇忘我壮烈斗争的感召，参加了共产党的。几十年过去了，前苏联出了斯大林专权的事，中国又出了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她很苦恼，她问自己，难道是我错了吗？话说到这里，她在麦克风前呜咽落泪了。
我表达了对她的心情的理解，表达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险阻的理解，我强调，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已经扭转了乾坤，中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势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最好的理想、最好的动机、最大的牺牲，得到的远远不是最好的结果，痛矣哉！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我的一位外国朋友是英国共产党员，他说，后来，他这个党员再也找不到他的英国共产党组织了。看来不知所终、无疾而终的共产党党派并非少数。个中经验教训，不能不深思斟酌。不能一味感情激动，或大骂哪个领导人——例如戈尔巴乔夫。如果现在还停留在骂“修正主义叛徒”的水平上，那真就是脑袋掉了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脑袋是怎么掉的了（林彪语），也就是活该倒霉与一败涂地了。
自1952年我担任了团区委副书记，有资格阅读中共中央华北局编印的绝密党刊《建设》了。此党刊与公开出版的报刊最大的不同就是《建设》上常有某个党员领导干部犯了什么错误、受到什么处分的报道。这些东西看多了我产生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党刊公开发行呢？让那些不了解共产党、对共产党疑虑重重，乃至对党不怀好意的人看看共产党的内部文件吧，除了为国为民，除了戒骄戒躁，除了反贪反腐，共产党哪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时至今日，我仍然想着把当年的绝密的《建设》干脆解密，重印发行。这是多么珍贵的党史资料啊，还有助于推动受到网络冲击的纸质媒体与出版业。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不必像苏共那样自称“时代的荣誉、智慧与良心”，虽然这十个字加一个顿号很美，很鼓舞人与吸引人，但这毕竟是修辞，是文学，是赞歌而不是施政的可以操作可以核查可以调整的条例。还不必用准宗教的赞美诗塑造党员的光环。那么是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呢？做得好就是，自己纠正了自己的缺点就是，从善如流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到今天也是！做得不好就不是，就对不起上述“伟大”“光荣”“正确”这六个字，毛主席早就说过不再是伟大的光荣的与正确的的危险。毛主席的提醒非常刺激，我希望我们没有忘记。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5）
1987年我访问过一个友好的东南亚国家，人们谈起，这个国家的官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某些高官也悄悄地搞走私。这当然不好，很糟。但当地百姓的抨击抗议并不特别激烈，原因是当地百姓认为，当官的人当然要捞点油水。
革命党在野党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做的是以高调的理念衡量批判执政党，以说明彼可取而代之的道理。执政党高调入云，好话说出花儿来了，却又暴露出不少缺陷与问题，那只能是自己将自己的军。
当然，我们的以德治国的传统与大国国情，还有共产党的性质与允诺，也绝对不能容许类似那个东南亚国家的低调占上风，这毫无疑义。这里我要说的是，执政党的调子高亢入云，那就必须以严厉的姿态要求自身，我以我身证我言。否则你的超高调子，可能没有说服几个人，反而招致百姓对你的反感与不信任。
60余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大大不同。一个拼死拼活地闹革命的党已经成为中国的长期执政党。一些个准备着血溅刑场战场的党员变成了体面的各层各方面的权力核心的主导力量，享有高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消费条件。赴汤蹈火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正在变成高人一等、大道通天的共产党员形象，如果说还不是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形象的话。对于某些境界不高的人，入党的义举壮烈、千难万险，变成了入党做官、入党而青云直上，“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幸福”。而一个穷党（语出毛泽东），正掌握着巨大的物质与权力、舆论，包括强力实力武装力量的资源。与此同时，几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咸与社会主义的大一统思想，也在形成罕有的伟力的同时面临新的挑战。执政党党员数量迅猛发展，这样的党究竟是在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实力化，还是在先进化精英化英雄化乃至革命化呢？入党究竟是为了享福与获得还是为了献身与付出呢？建党90周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60余年过去了，党已经具有了哪些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有待认识研讨的新问题呢？
改革开放初期，当我得知一位担任过专署领导同志秘书的党员，因为家庭原因，移民出国前办理了退党手续的时候，我蓦然心动，有一种噩梦突现的感觉。后来这一类事就多了，有的人已经出去好久了，党籍仍然封存在那里；有的时间太长，就按停止党籍处理。有的出去一段时间又回来了，继续当他或她的共产党员。有的已经有了美国的绿卡，有的已经有了其他的身份，一切正在模糊处理。
共产党还是那个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的原则随时准备赴死的激昂慷慨、斩钉截铁的党吗？
当年，我以为如果一个党员自己做了其他选择而退出了共产党，那就是叛变，就是投敌，就应该处决。
什么是党的旗帜？必须永远是鲜红的而且越来越红吗？在中国，如果党的旗帜是鲜红的，那么别的团体与人员是什么颜色的呢？党能不能、需不需要变得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呢？革命党以最最崇高的理念为武器来痛批执政党的昏庸腐败。执政党呢？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概括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邓小平讲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浪漫的与叛逆的共产党正在为务实的与注重民生的公共管理型的党所代替。诗人、烈士、意识形态鼓动家、战略家，还有与地主老财不共戴天、血战到底的以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党员结构，正在为官员、企业家、公务员、行业技术专家与遵纪守法、和谐平顺、勤劳致富的良民所组成的支持执政、提供执政人才的强大群体所替代。共产党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再浪漫再怀旧也阻挡不住这些变化的发生。现在开会上主席台的领导连笑容也已经与老红军老爆破手老囚徒不一样了。这个过程早已开始，尚未完成，问题在于我们能有多少自觉与自信，我们能有多少理解与掌控把握。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6）
当然，我们也坚信共产党基因中的“刺破青天锷未残”的生猛，宁折不弯的血性，敢于决裂、敢于挑战的逆向思维，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坚决，所有这些一定还会不断地呈现出来。
我的一些看法：一、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崇高伟大的，是普世的。
二、中华文化的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早在《礼记?礼运》中就宣扬了下述高峰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听到了一个朋友的重要说法，他建议将共产主义的译名改为：“大同主义”，这更符合communism的原意。
而《孟子》的口号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果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小康的现代化国家，那么，上述宣扬，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的人间乐园。中华文化其实天生地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那么，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也是中国的一切有志者有识者的共同的终极与永恒的理想。包括中国国民党，它的《党歌》里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世界他们也要宣扬。理想永远鼓舞着有志之士去努力奋斗，理想永远不可能全同于现实。现实永远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无瑕疵的社会。
共产主义更是一种崇高的忘我的无私的政治献身精神、为世人甘愿粉身碎骨的圣徒精神，醒世、警世、救世、救国、救民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的精神。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共产党员的卓越贡献，确实令人惊叹钦佩。
就是说，作为高端理想与目标的共产主义，关于消除三大差别，关于实现按需分配，本来不应该引起最大的分歧。问题主要是出在操作方面。1.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关于消灭私有财产。上述两点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3.显然是有许多教训的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粗糙与简单化的理解，而实行的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剥夺个人生活资料、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举措，造成了负面的后果。“大跃进”期间我们明确地反对过“共产风”。就是指这些。这说明，不可以轻易地搞穷过渡，不可以想当然地把终极理想变成具体举措。再好的理想，简单操作，就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在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很成熟的地方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发展并非如此，俄罗斯远不发达，中国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地方。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从宣传到实践，都有我们的非原点即不典型的特色。
有过这样的说法，说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做的是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做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应该顺着什么样的思路来消灭阶级呢？
五、共产党的旗帜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7）
胜利者永远有道理。1949年，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于是，四、就是说胜利、战功、凯歌，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信仰共产党、崇拜共产党、讴歌共产党的高潮。这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与革命事业，也客观地保护了、积存了假大空与急于求成的失误，还有横扫一切的鲁莽与违背客观规律的欲速则不达。
五、解放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党员教育。但理念型挑战型的意识形态，一旦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味道不无变化。人们的习惯认知是，真理会受到权力的迫害，人们会为捍卫真理而与权力作殊死的斗争。人们常常不愿接受以权力为背景的强制性灌输。在组织党内学习的时候，我们这里动不动讲什么文件学习不得少于几十个小时啊什么的，这让人听着多么扫兴啊。幸好，最近的党员干部学习，增加了专业性与选择性。我们说是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这太好了。与我们的使命相比，我们学到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是我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人们会冒死追求真理，而人们不会因为听听听，听得时间长了就把自己听到的老一套的玩意儿认成真理。为了牢靠地奠定党的理论基础，我们只能开拓精神空间，勇敢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六、我们对于共产党员的说法不要过于高耸。如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以求官的，要官的一律不给。但我们又说，提拔干部时要注意那些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不要让他们吃亏。这等于承认，被提拔是一件占便宜——获得风光与利益的事。谁能对被提拔的风光与利益视而不见呢？事实上，一些党员，为自己的升迁，努力活动，费尽心机，无人不知，有的人还使出不正当手段。与其强调概不要官，不如强调用人唯贤而不是唯亲。我们应该要求党员诚信、清廉、积极工作、守法、自律、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要时能够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但我们不能吹捧共产党员个个是钢铁英雄汉，个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徒。即使是树立已经不在人世的英雄榜样，也不宜太添油加醋，太报告文学化。
七、许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说法现在我们还在沿用，但又说不通。人是有阶级属性的，阶级斗争是无法否认的，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同时，人不仅有阶级属性，还有国家、民族、地域、宗教、集团以及性别、种姓……的属性。人的思想也不仅仅决定于阶级出身、财产状况，性格、教育、机遇、遗传基因、生理特点都可能有重大作用。我们曾经鼓吹，前苏联利益就是国际利益，其实不然。我们曾经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过去我们讲，利己是小私有者的特点，而一个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一定是大公无私的。显然这也是一面之词。与其文艺化地鼓吹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国际主义，不如树立国与国、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公与私、上与下、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的资源与利益配置的法律体系与关系原则，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鼓吹圣贤标杆或责骂对方不是圣贤，不如追求公正与平衡、和谐与耐心，要追求的应该是合情合理。
八、尤其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绝对不可以太吹乎、太拔高、太热烈、太欢势。对敌战斗可能首先在意激情与斗志，建设则需更加注意科学与理性，注意包括细节的每一步的扎扎实实。如咱们的一个爱国党派头面人物所说，共产党的理论不可搞得太豪华。执政者，一切的许诺都要求兑现，一切的描绘都要求落实，一切原则（如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都要求身体力行、为民表率。难以做到的事情不要许愿，难以达到的标杆不要忽悠。宣扬自己本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便是自挖墙基，自毁公信力。
九、既然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就必定要多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具体利益着想，我们就必定要多考虑全民全民族，尽可能考虑全民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尽可能不要划分他们，给他们涂上颜色，哪个红哪个白，哪个左哪个右，哪个改革哪个保守，哪个主体哪个边缘。我们不能执著于阶级身份与阶级分野、革命历史与革命资格。应该强调的是团结起来向前看。同时，我们毕竟有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国际主义胸怀，有着解放全人类的目光，有着为穷苦大众说话的传统，我们必须坚决警惕我们的官僚化与以权谋私即权力寻租化。
十、对于共产党，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脱离了群众，仅仅依靠强力来维持局面。受群众拥护则党兴党强，脱离群众则党衰党亡。不是说忧患意识吗？忧什么患什么？忧的患的就是一个东西：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少数人的“霸王别姬”。所有的井冈山传统、延安作风、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最宝贵、最须臾不可离弃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对党员进行教育，首先是切勿脱离群众的教育；对党员进行考察，首先要考察他们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对于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所谓的共产党员，应该坚决清洗。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1）
不断的文化思想斗争
前面已经说到，在1949年开始的如醉如痴的欢乐前进凯歌震天之中，首次令我略有“没想到”之感的经济生活中的事件是1953年的统购统销。那么，文化生活中、意识形态事件中，使我吃惊并略感尴尬的则是对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
还有，就是此后一系列政治斗争政治运动，许多都是先从文艺作品的批判上发起。
我已经略略提到对于《武训传》的批判。此前有过对于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反应：一、确实难说该作品写得多么好多么有影响。二、毕竟只是丁玲一个人在对其批判，而不是后来的有那么大背景那么多大响动的毛泽东本人发起的大批判。
影片《武训传》中有一个人物，少女小桃，以生命殉了武训的事业。她是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蓓扮演的。王蓓是作家白桦的妻子。少年的我对于小桃的命运与形象非常动情，我始终弄不明白，如此这般，把武训硬是要批倒批臭，到底图个什么？武训变成了大坏蛋，那么小桃呢？她就白白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吗？世界上有那么多善良的、纯真的、美好的生命，她们的献身，硬是被一个大坏蛋所占有所歪曲所利用了吗？怎么这样窝囊呀。
对《武训传》的批判有点像是晴天霹雳，不知从何而起：武训到底碍着谁啦？很难想象如果不批武训会对新中国的事业有什么负面影响，也许有更多的正面影响。本来嘛，新中国的使命之一也是劝学与消除愚昧、扫除文盲。肯定武训，将能肯定一大批虽然颜色不算红彤彤，但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与新中国的好公民的有志于中国的发展富强的人士，使社会更安定，使新中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但毛主席的自诩是当真要把“被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过来”，包括天地、智愚、善恶、高下、是非。他讲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讲的是共工与颛顼争帝位，因失败而怒，撞头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搞得天翻地覆……胜者颛顼不足道，共工才是英雄才是正统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对于毛泽东来说，三娘教子并不正常，子教三娘才是正理。法海收牛鬼蛇神不是除妖，法海本身才是妖孽。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他的180度翻转万众头脑的伟大革命。他老人家要与历史较劲，要与传统较劲，要与庸常共识较劲，要与一切现在的与已有的统治阶级、统治体制、统治观念、统治意识形态较量。他当然否定旧中国、否定孔孟之道、否定美国和西欧的体制与观念，他也对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一套并不感兴趣。他主张的是不破不立，先破除了再说；不塞不流，先堵住了再放水。我们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结果是堵塞容易，步照样迈不开。猛批《武训传》，已经是埋伏了十余年后发动“文革”的种子。如今，不止是武训，连二十四孝的浮雕也赫然出现在显眼的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必经之路边。
1954年对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进行得相对温和一些。对于我来说，使我大受震动的是李希凡、蓝翎的脱颖而出。这使得一些具有某种雄心或野心的人受到鼓舞。你只要努力靠拢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你只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而与不会举旗的老派人物缠斗，你本来是小人物，转瞬间就成了大人物。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2）
蓝翎原名杨建忠，是我区（当时是北京市第三区）师大附中二部的教师团员，我们处理过他的处分事宜。他当时似是面临着婚姻及与领导的关系不好的麻烦，该校团总支部上报了对他的处分，此事后来的情况我不怎么记得，我只知道他后来小人物办了大事以后，调到了《人民日报》报社做编辑工作去了。这也很刺激我，人应该有所成就，有所成就以后，许多规矩管不了你。
王朔有一个说法，计划经济时期，唯一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的，唯一不是死按计划分配的，就是文学写作。
但是我仍然悄悄较劲：把《红楼梦》的出现与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这样解释文学创作，您不觉得费劲吗？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脾气和爱情悲剧，与当时的作坊、雇工、工商业联结起来，把“花谢花飞飞满天”与沿海的盐业或内地的打铁锻造业联系起来，有那个必要吗？又有那么顺当吗？
我又为毛泽东喝彩，万物皆备于我，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风花雪月，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我都要给以新的解释发挥，我都要纳入我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大业伟业大系统。历史从今天开始，认识从此刻奠基，过去的都不算，新世界自有新章法。
批胡适我则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那么关心。在1949年初讨论中共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时，解放区的媒体已经用援引各界反应的形式报道，有人提出胡适也应该列入战犯名单。
使我略微心痛的有对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与胡风要好的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觉得他写得很饱满，很动人。不久出现了宋之的对他的批判。这样，对路翎的批判中就包含了对小小的当时嘛也不是的王蒙的批判。我必须反省自己：为什么热爱文学的结果是自己感情上的不健康？见花开而欣喜，悲花落而伤感，观沧海而浩叹，念故乡而长吟，这些在前苏联文学中还是允许的，为什么到了中国这里，这些都算成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是早就应该用铁扫帚把多愁善感扫除干净了吗？
批胡风，本来与我无关，胡风的文字我不能说是很理解很欣赏，但是我喜欢吕荧，原因不在于他的美学论述，而在于他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现一般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说是吕荧竟敢在批胡风的高潮中，在某次大会上为胡风辩护，吕荧便也被批评了一番。天真的我想到了普希金，想到了达吉亚娜与连斯基，想到了同名歌剧的动人旋律“连斯基咏叹调”与歌剧作曲者柴可夫斯基。我觉得尴尬也不无窝囊，我实不愿意在伟大的党与动人心魄的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直到路翎中选择。我要共产党，我也要普希金、柴可夫斯基、路翎、吕荧，还有不必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红楼梦》，还有包括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宋朝词人。直到21世纪，当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清明上河图》时，听到合唱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中的句子：“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我仍然老泪纵横，即使在封建的中国，在上千年前，也有这么好的诗词，这么好的景象、这么好的语言。我想起了30余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在一个非常随便的机会，谈起“下辈子”的话题，艾青老人说：“下辈子还要不要当中国人，对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