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3）
一个莫须有的话题，一个莫须有的说法，一个信口开河的场合，这话说完也就随风飘散了。当时，我根本没有再想过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然而，在21世纪，在开封，在“一夜鱼龙舞”的歌声中，我突然想起，下辈子我还要当中国人啊，不然，到哪里去享受《青玉案》的美轮美奂？
这样到了1955年，从思想批判到政治审判，从小宗派到反革命集团，我有点目瞪口呆。写写信，发点牢骚，说些讽刺话，就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反革命了吗？原来，不可能这样想的。但是毛主席的按语，锋芒毕露，雷霆万钧，气势磅礴，所向披靡，震服之下无推敲，匍匐之外无分析。我服得一塌糊涂，同时我觉得不无扫兴。
北京市委的一位高级领导在1955年底作报告的时候，谈到了“胡风事件”。说是有民主人士提出对于胡风一案应该进行公审。领导同志说，我告诉他们，要是公审我们就要开杀戒，意即公审完了说不定就要枪决胡某，民主人士说，那就不要公审了吧，所以就不公审了。
显然，这是说话的策略与政治的机智，而不是认真负责的交代。这位高级领导同志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迫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不欲伤害则千万不要伤害人，己欲护则护人，己欲公正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公正对待他人，这里没有打折扣的余地。
从批胡风，发展到各机关各单位的“肃反运动”。“肃反”与“镇反”又不一样，“镇反”是公安政法部门的事，大张旗鼓地抓、杀、关（有期徒刑）、管（即不坐监狱，命名为管制分子，限制其行动言论自由）。“肃反”则是各单位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一些对于革命心怀抵触的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隐蔽的定时或不定时炸弹。当时喜欢引用的是斯大林的名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话可能说得不错，但也有可能被窝里斗沉迷者拿去当内斗的幌子。当时还喜欢讲消除隐患。隐患肯定是有一些的，斗得红了眼，老想着斗，未尝不也是隐患。隐患有一些，不可能那么多，年年消除起来，太玄乎了。
我的母校河北高中，有一位身高力大嗓门洪亮的地下盟员（后转为团员），叫翟佐良，他心直口快，爱提意见。我在区里工作时一次开团员会，停电了，他和一些人就拍着巴掌喊什么“要光明”，给领导以不良的印象。后来他怎么到团市委工作来了，我不知道。自从他来了之后，一搞运动他就被揪出来，搞得狼哭鬼嚎，斗个不休，最后又都是不了了之。加之他的爱人是出名的善良老实也相当可爱的女性，人们谈起他的事儿来，都有点为之叹息。这次批着批着胡风，“肃反运动”起来了，首当其冲的又是此位翟兄，叫人说什么好！
我当时工作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区妇联共用一个小楼，简称之为工青妇楼。我们共同用一个伙食团和一个厨房。大师傅姓任。记得有一次闲聊，任师傅忽然想起，说是有人认为，宋庆龄是“国母”，应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不知为什么在“肃反”中被提了出来，我估计是我们这个工青妇小楼实在揭发不出反革命言行来，挖空心思，人们想起了老任。不久，老任被从厨房逐出，他改当清洁工了。看到胖胖的他，以大厨的体态，穿着工作服扫院子擦地板，我们都偷偷地笑，又不敢真笑。也就一个多月，他的隐患问题说是搞清了，他继续回厨房掌握大家的饮食命脉无疑问。这些事我想起来，觉得有点天真活泼。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4）
……而这一切是为了未来，是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太好了，我们甘愿为它们吃尽苦头。
从此文艺尤其是文学界的斗争不断，用周扬的话说，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这样的晴雨表，它就永远首当其冲，永远成为阶级斗争的手柄，成为发动斗争的最好的按钮，我国的文艺事业也就再无宁日了。批丁陈，“反右”，拉出延安时期丁玲、艾青等的文章再批判——有人说那是炒回锅肉，批《海瑞罢官》与《谢瑶环》，批文艺黑线，批《三上桃峰》，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批《创业》……越批越乱越邪门，不知伊于胡底了。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试图深入地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文艺知识分子的互动问题了。
我说的是文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文艺学家、艺术学者、文艺批评家等。在我国，文艺的范围比较广，有些技巧性、天资性比较强的领域，其专家未必是知识分子，我不太可能说到他们。我说的主要是比较有其思维观念特色的文艺专家们，其中主要是作家。
是的，自古以来，在我国，人们已经感到诗“穷而后工”的定理，韩愈更提出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人们还总结了“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生况味。作家诗人文学家，敏感、多情、个性凸显，富有理想因而常失望，牢骚满腹、不满现实、富有批判性。这在旧社会，是激进的共产党人最最欢迎的事。许多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揭露黑暗，同情下层，他们是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盟友。在中国，不仅是鲁迅与一批左翼作家，包括老舍的《骆驼祥子》、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也都是在客观上宣告了旧中国的死刑。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语言比生活要纯得多，爱情诗比任何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更迷人，爱情诗表达的是爱情中的诗情，而现实的爱情与婚姻无法避免的油盐酱醋、锱铢分厘、口角逞强、你想吃饺子我想吃面，都从爱情诗里剔除了。明月、清辉、玉盘、冰轮等字眼，也比天上的月亮更不受朔望、晨昏、晴阴、风雨的影响。纲领与文件也比政治的现实纯美高尚得多，更不要说政治抒情散文与政治抒情诗了。50年代，我读文件常常读得沉醉，读文件我一直读到《人民日报》上常常全文刊登的前苏联副外长、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喋喋不休的讲话。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维辛斯基当过法官。耽于语言文字的人有更多的幻想和天真，也有时会有更多的牢骚，一定的。
文学，常常成为一个批判的因素、变革的因素、激励乃至煽情的因素。如果你读过雨果的回肠荡气的《悲惨世界》，你在热泪满面、愁肠百结的同时，会认定法兰西这样暗无天日的地狱，早该土崩瓦解、亡国灭种。你会不理解法兰西为何至今存在得好好的。而如果你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你可能疯狂，你可能愿意揣上两枚炸弹去赴死。看看所有旧俄的大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谢德林，包括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你不能不得出俄罗斯需要一场铁与血的革命的结论。虽然除高尔基外，没有哪个旧俄作家宣扬革命，陀氏更是坚决地反对暴力革命，并因此受到苏维埃国家的冷遇。客观上，19世纪的俄罗斯的文学高峰，从思想上情感上准备了1905年的革命，还有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5）
我不会忘记法捷耶夫等人的著作，我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断定，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追求与宣扬革命与社会主义，他们的崇高的革命情操令人叹服。
不仅在前苏联，欧洲美洲也有不少作家走向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旧秩序的道路，我从小已经知道阿拉贡的名字，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死后在法国进行了国葬。我也不会忘记法国作家法齐、艾吕雅、共产党员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党员作家莫拉维亚，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意大利电影导演贝尔多鲁齐的《末代皇帝》当然也是我们熟悉的。我也记得当年的世界各个角落的左翼作家，智利的聂鲁达、巴西的亚马多、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还有一位著名的希腊共产党员诗人，他曾经将红旗插到法西斯伪市政厅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外国的文学知识分子中也有特别令我痛心疾首的例子，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参加了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苏军干涉后他与事件的领头人伊姆雷?纳吉一起被南斯拉夫大使馆交还匈牙利当局，纳吉被处决了。卢卡契被允许回到书堆中去。卢卡契一生推崇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极尽讴歌与追求，同时他无法接受前苏联斯大林、匈牙利拉科西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一生的追求很难说有多么成功。胡乔木同志多次与我谈到卢，他很佩服卢的理论见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纷纷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回归北京，其场面是举世少有的。有一次作协开会，我说起1949年作家们云集北京的情形，张光年同志甚至在怀念中流下了眼泪。
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日益趋向革命，更不要说丁玲、艾青、何其芳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一条：在作家选择革命、文学趋向革命的同时，革命也在选择作家，也在甄审文学。革命有它的整体性、涵盖性、坚决性与无所不包的允诺，革命者认定我们有权让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与功在万世而九死无悔的革命相比，一首歌、一篇小说、一本书，必须毫不犹豫地充当革命的匕首与投枪、革命的箭矢与弹药。简单一句话，作家追求革命，革命告诉作家说，你必须听我的！
所以有延安时期对于王实味的斗争，一直发展到要了他的命。还有对于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在医院中》等作品的批评。
这种由党出面整作家风的做法延续下来，更受到了前苏联的由斯大林时期的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主导的对于前苏联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整饬的鼓励。于是有了解放战争期间对萧军的批判，有了解放后的越来越震天动地的针对文艺家的政治运动，有了“文革”中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的被迫害至死。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对我说，要总结文艺问题上的惨痛教训，郑重地昭告天下。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即对于共产党员作家来说，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即第二位的身份才是作家。陈云同志的意思是明确的，你既然入了党，就应该首先考虑党的任务、党的要求、党的利益、党的规矩；你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文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写什么作品，怎么样去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就，那是第二位的事情。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6）
上世纪80年代，根据有关部门中上层领导同志的指示，重新宣传了一下上述教导。
可是这个“首先是、其次是”的论述格式，译成外文后，外国人是死活也闹不明白究竟是啥意思。先是一个日本记者，后是一个欧洲人，没完没了地与我讨论：什么叫“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是不是中国有规定，首先入了党，成了党员才能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革命成功之前，文学的批判性战斗性毫无疑义，哪怕是文人相轻、妇姑勃溪、杠头搬杠、小题大做，客观上也可以归纳到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战中，例如鲁迅的关于硬译的观点，竟也被涂上了鲜红的颜色。
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呢？继续革已经被打倒、被驱逐、被镇压的阶级敌人的命？继续打落水狗？好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但不可能只此一宗，全部作品都是这样的规格。提出新的社会问题与进行新的批判与呼号？怎么你像是成了对立面？马上有人说你变成了批评革命批评共产党的啦。难矣哉革了命而且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作家们哟！不仅中国如此，例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长期从事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她蹲过种族主义者的监狱。1986年在纽约的第48届国际笔会上我听过她的发言，她的自信与全称肯定或否定的句式只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就是我1998年在康州三一学院听到了她的讲演的曾经的第一夫人即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正义在手、所向无敌的纳丁，在南非剧变、她追求的各族平等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显然没有找好新的感觉。2008年，她在家中遇匪，因为她拒绝交出结婚戒指，她还遭到了殴打。或谓，抢劫她家的人正是她当年为之奋斗的弱者与被欺凌者。
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职能与格局的转变，文学呢？革命前的文学会很良心很激烈很高潮很成功，革命前的文学家像志士丹柯，掏出来并举起来自己的心，充当火炬，照耀着黑暗的世界……革命后的文学呢？踌躇意满？一片赞歌？一派欢笑？一律拥护？继续思考？继续批判？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宣泄新的牢骚？进入纯文学非功利状态？与政治拉开距离？干脆追求印数、成为产业并且上到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全世界还缺少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我的初步想法是：
文艺，尤其是文学，在旧中国常常倾向于左翼，用舒乙同志的说法，就是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的作家人数，不足全体作家的10%。
但是，文学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太文学化、理念化、感情化了。文学知识分子是一些个主体性极强的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与追求，决定于他们自身的主观色彩。它与现实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主要路径的中国革命，与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事业，与执政兴国的大操盘大格局……不可能完全一致。革命由于自己的胜利与严酷性和全面承诺性，对于文艺的要求是文艺必须听命于革命。各种整顿不可避免。雷霆万钧的革命语言已经积累了我们的前进的排除万难的气势与惯性，革命成功了，对文艺的整顿仍然是有增无减。
越是真正投身于革命、最最拥戴革命的作家，越是受到了政治运动风暴的冲击，例如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白朗等。而解放后一心拥戴革命的老舍，结局也最悲惨。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7）
只有鲁迅，最早就预见了所谓革命文学的不足恃，他警告说，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方面会拿着面包黄油来欢迎革命的文学家。
作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他不一定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容易感情冲动，说话常常夸大其词，自己沉醉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他们往往会被领导人与大众认为是孤芳自赏、脱离实际、“唯女子与‘文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文学知识分子也会不太宾服于大大小小的领导，会认为他们是官迷、逢迎上级、不学无术、官僚庸俗。作家要是动辄热衷于政治起来，企图用文学规范政治，是作家的倒霉，也是文学的倒霉，还是政治的倒霉、人民的背兴，那是造罪也是遭难。捷克的异议作家米兰?昆德拉、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认为富有多义性的文学本身就是反对独断论与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例如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都热爱文学，都有很好的写作篇章，还如墨索里尼，更是致力于以审美的法则来拯救与规范世界。
不能以文学来矫正政治，正如不能以政治全面整饬文艺。以政治常识读本与文件汇编、社论标题来全面地具体地修理文艺，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横加干涉”，也是灾难。
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已经得到了国内上下左右的重视与汲取。1979年以来，情况好多了。文艺人的处境进入了新中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仍然会有距离。领导要讲的是政治要求文艺讴歌现实。有的境界没有那么阔大的作家要的是抒写自己的感情波浪、内心世界。领导应该也必然按照领导的要求讲话，只要没有横加干涉，就是好领导。作家必然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情感与内心需要写作，只要不闹反对大政方针到了搞颠覆的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与法律，也应该得到自由与保障。
同时，更有全民族、全体人民的汇合点，当然也是作家、艺术家与执政党的汇合点：推动中国的富强、繁荣、进步、文明、民主、和谐、稳定、现代化。这是领导的决心与追求，同样也会带来文艺人的命运的积极的变化，引发文艺人士的百感交集，推动与铸炼中华文艺的新果实新花朵。
同时我也盼望人们对文艺的作用理解得宽泛些。李瑞环同志就喜欢讲“民乐”（不是指音乐而是指快乐）是政治上的成功的表现。执政党有义务让人民高兴，并为此注意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孔子早就把诗歌的积极作用理解为兴观群怨，即通过文艺来感染人、启发人、满足人、沟通彼此。最后是怨，诗歌里可以有抱怨、有讥刺，这好比是社会的一个限压阀门，能用文字歌谣什么的将各种矛盾困扰有所宣泄和反映，免得一味捂着盖着堵着封着，最后造成高压锅的爆裂。
文艺考验与训练的是人们的精神能力，特别是创造力、想象力、汲取与消化的能力。动辄批判文艺作品，搞到像我在“五七干校”那样从学习材料上看到，贫下中农批判童话《拔萝卜》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这样下去，不仅写不出也读不成童话，整个民族的智商与想象力定会全面下降，还有什么可能建设创新型社会？还有什么可能科教兴国、文化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
六、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8）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文艺龃龉被拔高成了阶级、路线、政治斗争。这造成了某些善良却也是天真与不完全结合实际的文人的噩运，也培养出来一批斗士，其中就有姚文元式的“金棍子”，与其他一些英雄好汉，还有一些以文艺为敲门砖的官员。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得好，虽然没有著名作品，却成了著名文艺家（上面的提法来自艾青）。应该说越是没有著名作品，越是要通过主动掀起斗争而搭上车，成为著名的人五人六。他们以从上边找靠山，从政治上压倒对手、压倒成了冤家的同行为取胜法门。50年代上边支持周扬，批胡风、丁玲。80年代，似乎是周扬失势，而丁玲被抬举了。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邓力群同志在丁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谈话，他激动地大谈丁玲的共产党员的品质，而大批某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过客云云，我更早是听彭真同志这样讲赫鲁晓夫的。还有，不乏老作家如姚雪垠、臧克家、魏巍等热衷于给中央领导写信告状……文人相轻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政治局或书记处的层次，呜呼哀哉！
现在好了。李岚清同志就多次强调要把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领导不再热衷于在文艺知识分子群中划分左中右了，不再呼风唤雨地掌控文坛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遇到文艺问题就事论事，一律个案，有行政性的措施，如哪一本书或哪一部电视剧控制发行放映，却不作进一步的发挥，不作意识形态的论战与延伸。管理也主要是管出版发行放映上网展出演出环节，尽可能不参与创作上的争论，这聪明多了也圆熟多了。
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歧义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行政管理权力的运用与奏效而改变。你可以不让某本书加印，但是你管得住的恰恰是最遵守规则的国有大出版社，你的控制使得某类打了擦边球的书籍的发行权全面转给了非法盗版者，使他们获得了暴利，使作者与守法的出版者沮丧叹气，使非法者乐得受益。我亲眼见到，《往事并不如烟》与《中国农民调查》转入“布”下，即转入书摊老板的包袱皮下，更加神秘地畅销售出的情景。
而意识形态的歧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在积累膨胀。靠躲避与讳忌，解决不了思想认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躲避与回避不是长久之计。
你规避的意识形态歧义，正是境外人士热衷的话题。你越不想说什么，港澳台、西欧北美的著者与读者越是关心，至少是逗起了好奇心，就越是大量地出书谈什么。你的答疑解惑的话语权无条件地出让给境外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党史（1949—）》这一类的书名，也只有英国剑桥版的或台湾版的了，长此以往，这不是办法。1998年我访问匹兹堡大学，接待我的女士就是中共党史专家。她研究起来可是百无禁忌。因为对某些事件的回避，而迟迟不能出版我们自己的党史、国史、新中国的文学史艺术史，这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的方针。
我们必须正视歧义、讨论歧义、争鸣歧义，有信心地以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上的法宝解决歧义。我们的大学、社科院、文联、作协、宣传部、文化部、媒体，再不能规避现当代历史与文艺话题，不敢谈、不会说、讲不明白人文、文艺的热点话题了；再不能只敢于念念有词地照抄照转、说那些隔靴搔痒的空洞标题了。
当初，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我们未必能预见到这样的转移的深刻后果与全面后果。1992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未必预见得了“市场”二字所引起的全局性变化推移。以文艺而论，文艺的市场导向的看不见的手日益发挥作用，文艺的政治功利取向渐趋淡化，文艺的精神追求几乎顶不住市场追求的强大影响，文艺的崇高性正在为娱乐性消费性所排挤，传媒正在与人民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效益结盟。同时，文艺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创作与研讨的空间日益开拓。我们的一些老人，一心怀念着打着快板为急行军的子弟兵鼓劲的文艺的火红岁月，对于当前的文艺生活发出恶毒的咒骂。一些不择手段地一鸣惊人的文艺知识分子，正在从不同的方向痛骂现实，要求全盘西化，或者干脆提倡回到“文革”的原教旨上去。这很有趣，也很考验中国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真正内行的与才华横溢的人文知识分子、文艺知识分子呢？
斗争、运动、跃进……马不停蹄
七、万民打麻雀的奇观（1）
1955年底，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这是根据他在当年7月3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的：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品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的文章令我与我周围的年轻干部和年轻党员如醉如痴，犀利、炽热、冷嘲热讽、生气洋溢、呼风唤雨、风格跃出，高举社会改革（后来干脆叫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他期待也相信群众运动的高潮，认为只要老百姓发动起来，你热我热大家一起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他坚信中国是在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世界书新篇，为万世谋幸福。
真是好文章：解放、胜利、扫荡残敌、荡涤污秽、抗美援朝、新生的共和国敢于与美国与联合国军血战、“三反五反”、高度的清廉质朴、统购统销、把市场掌控起来、一切由我们来安排、批判旧思想旧文化、让胡风类的心存二心的文人们粉身碎骨……一面是大闹天宫，翻天覆地，一面是海晏河清，风调雨顺。然后，大手笔开始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农村，未费什么大力气，噌噌噌，组织起来了。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力量大。新纪元、新篇章、新时代，怎么一切都会是这样伟大无边、高明无边、痛快无边！
列宁说过，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道理很简单，一对一，无产阶级多半不是资产阶级的对手。剥削阶级掌控了多数的物质与文化资源，剥削阶级成员往往会具有体能、智能，从身体、容貌风度到寿命到受教育、到职业素质上的个人优势。而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不但被剥夺了剩余价值，也被剥夺了许多机会与信息来源，它想维护自身的利益，靠的是人多势众、人海战术。光人多也不行，一盘散沙让资产阶级不屑一顾。什么时候人海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可畏的力量了呢？由共产党把亿万群众组织了起来。劳动阶级的人数要多得多，他们当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天才被一代又一代地埋没；一旦他们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再也不客气了——成了潮流成了飓风海啸了，就会使剥削阶级形影相吊，哭爹叫娘，死无葬身之地。
不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是本着列宁的这个一切依靠组织化的思想，坚决要把小农经济变成合作社——公社经济的。
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看，中国远远没有组织大的集约农业经济的条件。我们高喊组织起来，靠的不是生产力，不是科学技术，不是农业机械，这里，靠的是政治，是气魄，是好文章，是文气的沛然强势，靠的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无比威信与组织能力。
共产党已经将散漫的农民组织成了钢铁的军队，当然就能够将他们组成生产的大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与日本侵略军、与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军的交战中取得胜利，能够在朝鲜半岛与所谓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那么，合作社与后来的人民公社的生产大军，就一定能够建设出一个极强大的富裕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
七、万民打麻雀的奇观（2）
历史上，战功是英雄崇拜的主要根据。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如日中天。这样的威信当真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冲向哪里胜在哪里。到了1955年底1956年初，全国敲锣打鼓地进入社会主义，不但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是风起云涌，势如破竹，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一通百通、一顺百顺的奇观：农村干部与街道积极分子个个会批判杜鲁门与艾奇逊；知识分子哭爹叫娘地检讨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不识党的伟大；少年儿童也懂得与自己的具有某种反动身份的父母划清界限（我亲自看到一个11岁的孩子，在最亲爱的母亲因历史上的托派问题被逮捕后立即与母亲划清界限的动人情况）；资本家也急着献出资产与企业，搞社会主义。
毛主席并且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按语，为那些朝气蓬勃、势不可当的农业合作社喝彩打气。什么鸡毛也要上天，什么穷棒子精神，光这些说辞就令人感动振奋大大升温。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我当时阅读毛主席的这一段按语，可称是心潮澎湃。整个国家的形象，说得令人鼻酸！是的，如主席所说，我们中国不就是六万万穷棒子吗？六万万穷棒子团结起来，以三条驴腿的家底，改天换地，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谁能不为之动容，谁能不哭一声列祖列宗！
毛主席在“高潮”中撰写的一条条按语，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就像焰火升天布满了礼花，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啊，这是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激昂、什么样的决绝、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它比诗还多情，比戏剧还想象，比军令还雷厉风行，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激情文学与动员檄文……
可惜，无论多么好的文章、天下第一的文章，不等于是最好的农业经济学与农业科学！
1956年1月23日，中央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说是：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的高潮……
找出这一年的公文文件来重读一把吧，那是一个文学治国的时代，连《纲要》也满是文学的结构与情愫、文学的想象力与修辞。后来担任过杂志《新观察》的主编的女作家陈戈扬著文指出，等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了，中国人民将再不知道什么叫哭泣，除非是太高兴了而笑出了眼泪。
她吃错药了吗？20世纪80年代末，延安时期的革命者戈扬出走异国，再没有回来。说是她在国外曾经与一位高级领导同志通话，领导同志说：“你不要听信谣言……”她说：“我已经听信了啊。”从此与国内的主流力量分道扬镳。她成了未必有多少政见的不同政见者。她的晚年是向隅而泣还是另有风景呢？
而198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古鉴兹先生的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暴露了某处农村，号称穷棒子王国，那里有不少黑暗现象，尤其是干部违法乱纪的恶行。遵化县原县委书记王国藩先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告诉，认为该书构成了对于他的名誉权的侵犯。后法院判决，王国藩胜诉，古作家败诉。古要道歉、赔钱、封书。古鉴兹我倒是也有一面之识，他曾任作协主办的文学讲习所（现名鲁迅文学院）的领导。他给我的浅浅的印象是比较实心眼也死心眼。
七、万民打麻雀的奇观（3）
到了70后、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年代，还有人记得鸡毛上天、穷棒子办社的故事吗？全世界都是与时俱化，昨天已经古老，但中国的变化未免忒猛、忒大发了些。我认识一位定居美国的华人女作家，从1980年相识，至今已有31年，31年来，她的住房、地址与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变过，而我的在国内的亲友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31年如一日的。
1949年到1952年，那是胜利和高歌的年代，到处是看得见的胜利、力量、欢呼、铁树开花、翻身道情、打到南京去……到处是所向无敌的信念与无坚不摧的铁拳。
1953年到1956年，是希望和咬牙的年代、山河由我重安排的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经济秩序正在改变，社会主义说来就来，说成就成，毛主席挥动巨掌，指到哪里胜到哪里，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从此我们已经是最先进最公正最幸福最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以《农业发展纲要》为例，如果不是合作化的大功告成，怎么可能制定这样的《纲要》？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谁管得了农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来得太容易了，说来便来了社会主义以后，一切还都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这又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尊崇。早也盼，晚也盼，敢情几句话一说，咱们的社会就成了社会主义呀，还是一样的贫穷，还是一样的水平，还是一样的寒酸……唉。
而且我其时屡屡听到一个说法，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前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比较，前苏联那边，一个集体化造成了多么大的生产力的破坏，农民对私有财产的无保障感，引发了宰杀牲畜、撂荒土地，乃至富农的暴力反抗。而中国呢，一边搞着合作化一边是农业丰收，缸满瓢溢，丰衣足食。毛主席甚至指出有人反映哪里哪里的类似“涮羊肉”的菜肴，不好吃了，这绝对不行，合作化了也还要保持各种名菜名点的好口味，真是英明到家了！
然后传出，以出产酸梅汤著称的信远斋食品店，恢复了酸梅糕的出产，说是周总理的指示，他年轻时在天津吃过酸梅糕，在他的亲切关怀下，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照旧吃得到老牌桂花酸梅糕。主席和总理，你们也太辛苦啦。
事无巨细，都要领导操心。莼菜汤也是总理关心过才在北京的宴席上出现的。和平门烤鸭店也是。更不要说许多大事了。
将来的人也许责难上个世纪50年代干什么事都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但我想起来仍然不无兴奋。1955年、1956年冬，全国开展了除“四害”的大行动。这也与《纲要》有关，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与麻雀“四害”。（后来把麻雀改成了臭虫。）
此前已经有一个口号，叫做爱国卫生运动。事情应该从1951年，中朝军队宣布在朝作战的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开始，我们国内大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旧中国为国际社会所诟病的事情之一，是国人的卫生状况不佳。把打扫卫生政治化的结果是那些年确实改善了我国的公共卫生状况。这种卫生运动中，包括消灭苍蝇蚊虫。甚至于发生过小学生上缴苍蝇头苍蝇翅膀来记录成绩的事儿。至于把麻雀也放到“四害”中去，是《纲要》制定后的事，我想毛主席肯定是从湘潭的农家生活中，从小就认定了麻雀会吃谷物，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
七、万民打麻雀的奇观（4）
于是，我亲身参与了万民打麻雀的盛事。那是一个星期天，根据市里的布置，各单位各街道各家各户，人们都爬到了屋顶上，手持竹竿，有的竹竿上绑着红布红绸子，有的竹竿上拴着响铃，有的在屋顶上预备下锣鼓钹镲各打击乐器，也有的拿着或脖子上挂着口哨，也有的并无工具武器乐器，徒手助威。一见到麻雀，喊的喊，叫的叫，敲锣的敲锣，打镲的打镲，吹哨的吹哨，挥竿的挥竿，真是人欢马叫，你喊我笑，鬼哭狼嚎，乐音噪音齐上，天崩地裂，把树上的、屋檐上的、塔尖上的、楼顶上的各种小鸟，不知是否还有飞虫，吓得魂飞天外，仓皇起飞，无处逃遁，更无处栖息，在举国全民的呐喊声中欲停又无处可停，欲降落也根本不可能降落，眼看着一只又一只麻雀挣扎着乱飞着突然一个倒栽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线落下，更是一片欢呼，觉得又歼敌一名，扩展了围歼聚歼战的胜利。
真乃盛世盛事，此前此后，更年轻的与更年长的，未必像我们能赶上这么盛大的奇闻奇观。盛世盛事的说法，一直刺激我想搞一副对联，上联是“盛世盛事多圣誓”，下联呢，几十年过去了，勉强作出：“青春青莼忆清纯”，很不理想，不知道有无高人指正。
1956年4月，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口头传达的报告版本中，毛主席提到了打麻雀的事，大意是对打麻雀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如果打错了，我们可以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些麻雀嘛。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从《论十大关系》中，从关于中苏两国的农业集体化的比较的谈论中，我已经听出了中国的事情将会比前苏联办得好的含意。苏共二十大后我听到过一次传达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的讲话，蒋校长说，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但中国共产党是最稳定的。
毛主席关于打麻雀的说法也是充满了他个人的特点的，做对了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做错了，调整过来就是了，不足挂齿，不以为意。
回过头来说打麻雀，那一天真是举国体制灭雀。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这未必对。最多是政府比较重视，财政有相当的支持罢了，哪里谈得上举国？只有缺心眼的人才自己把什么举国体制揽过来说事，居然要为举国体制辩护一番。举国者倾全国之力也，我们什么时候倾全国之力练乒乓或者跳水来着？我们有病吗？也许我们全国的男孩都玩过弹玻璃球与扇三角（香烟盒），但也谈不上玻璃球或香烟盒的举国体制。
50年代的灭雀倒是有点举国动员的意思，而且它像一个全民的登高节日，像儿童最多是少年的游戏。我们曾经怎样的天真，以为可以用类似儿童游戏的方法创造古今中外全然没看到过的乐园天堂。那时的环境也比较好，全市的机动车屈指可数，又赶上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大家一起起哄，很好玩。人常常会有寂寞感，所以人是喜欢起哄的。起一大哄实是人生一乐，是舒展也是发泄，是潜能的激活也有潜恶的暴露。起哄中人们常常会感到起哄者的强大与被哄者的弱小卑微。起哄的是大众，人少的时候只能被起哄。被哄者在起哄者面前再无招架还手之可能，被哄者成为起哄者的祭品，起哄者感到了操有对于被哄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的快意。一起哄就有被哄者倒霉，而一跟随起哄，虽然你并未有任何选择和付出，你仍然自以为成了胜利者的一员。你即使不是胜利的将军，你也是胜利的士卒，你看到了敌人的陈尸会鼓舞雀跃。
七、万民打麻雀的奇观（5）
我记得在全市齐灭雀的第二、第三天，各副食或食品门市部就卖开了炸铁雀。一般情况下，我不否定吃麻雀，在我的家乡，河北沧州，许多人包括本人吃过蝗虫。但这次灭雀运动中，我实在不想吃麻雀。我没有吃被称作炸铁雀的这些飞禽之肉。
严肃的事情做得太轻易了就会变成起哄，起哄的结果是对严肃的解构，从而掩盖了代价，掩盖了残忍，起哄也会使人发狂，恶作剧的心理会战胜常识，起哄中我们常常搞错。问题是在起一大哄的快乐中人们丧失了起码的斟酌与起码的爱心和小心谨慎。
起哄的大众的特点是见着人压不住火，见了火人压不住。起哄者很容易成为奴仆，也很容易成为刁民，还很容易变成暴徒或者恶霸。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谨为我个人在这里表达我对麻雀生灵的哀悼与悔恨。好在，现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屋檐上、林木中，到处看得见灾难后更加兴旺发达的麻雀一族，我们也无需从外国进口麻雀；我们的亲爱同胞，目前已经对飞禽走兽有了不同的认识与关爱。
我还要说，我知道至今广东有人用各种奇妙的方法捉鸟吃鸟，我希望他们能改掉这个陋习。
让我们回忆一下1955年底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号召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个高潮的掀起的基础是：一、领导核心的威望与权力。二、是占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三、是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经验。四、是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的感染力、冲撞力、激发力。五、是毛泽东个人的才华、文章、自信满满、爱国建国发展国家心切，浪漫而且勇敢。
这差不多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要反领导干部的“右倾”。从此反“右倾”不断：反“反冒进”；反农村问题上的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小脚女人”；“反右”；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刘少奇的“右倾”；反“右倾”翻案风……
这种“反右”不仅是政治思想上的批判斗争，而且是运用权力、运用威权进行的整肃乃至压倒。在反对反对派或被冤枉地认定的反对派的时候，威权当然管用，撤职、开除、降级降薪、坐班房、杀头的威胁当然管用。所以毛主席一面强有力地运用威权，一面号召众共产党员“五不怕”，不怕开除，不怕丢官，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说实话，没有几个共产党员认真响应“五不怕”的号召，问题不在于怕与不怕，问题在于您到底要干啥？您既然代表真理，我怎么能怎么敢怎么想去向您挑战，找您练一练，去争取得到那五种后果？如果您代表真理，我得到了五种后果，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臭自己？为了贻害子孙家属？
只有老作家谢冰心喜欢讲这“五不怕”。她说，只有她是做得到“五不怕”的，她已90余岁，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已经离世。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党员。所以她无籍可开除，无官帽可丢，无老公可离，甚至以她的高龄，对生死也早不大在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