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威权当然是重要的与风光的，有威权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理念、愿景、心思变成亿万人民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可以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果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体制，一种生产关系，一种所有制与分配制度，一种权力运作方式，那么，通过强势的与热烈奔放的威权运用，确实可以做到心想事成，指哪儿打哪儿。1955年、1956年、1957年、1958年直到1959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巨大威权的运用结果，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才华、想象力、感召力充分运用的结果。但是，如果认为，人们像寒冬腊月盼春风、半夜漆黑盼天明一样期盼着祝祷着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取决于领导的威权意志的组织形式与分配方案，那就大大的荒谬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他认定，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也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富革命性的因素是生产力，正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是革命的根据，飞速发展的生产力要求突破过了时的成为生产力的发展的枷锁的陈旧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最激烈的形式就是暴力革命。而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争取到了财政经济的状况基本好转以后，用劲都用在生产关系、所有制上了，而且用的劲偏于限制与削弱个人对于生产的主导权利与责任，增加集体——实际上是增加领导力量与威权中心对于生产的责任。经验证明，改所有制易而发展生产力难，靠威权加意识形态搞生产搞建设，靠群众运动靠人海战术搞现代化，而不是靠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不是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效能，这不是一条走得通的好思路。
60多年的经验还证明，老百姓更关心的不是你的社会主义纯不纯、你的所有制的变化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出发点。生产关系虽然重要，但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可以是基本单干，可以是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队为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工农经济体，甚至于可以是“文革”当中提出来，但未闻其详也未能拿出一个基本实现了的样板的“五七指示”“五七公社”。老百姓要问的是，能不能多打粮食，能不能让大家吃饱，能不能多挣现钱，能不能脱离中国农民的盖有年矣的饥饿、贫困、封闭、愚昧……这其实也恰如列宁所说，“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还说，要预言共产主义的能否到来，其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
解放生产力似乎也不仅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轨（即文化的创造性的更新）、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与良性循环、政治与政策环境的相对稳定及国际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关系。相反，如果不断地求新求变求大求公，以大化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不二法门，如果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变化、有关政策处于朝令夕改的情况下，未必所有的生产关系的变动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新和变能带来新的刺激，但也会带来陌生与浮躁，大与公能够带来开阔的视野，但也会带来三个和尚没水吃，大眼瞪小眼，大懒支小懒，一支支个干瞪眼。让生产关系听命于浪漫的心愿，时时变化，太随意啦。
没完没了地“反右”，没完没了地鼓劲，这也未免太天真。回想全民打麻雀的场面，更像是一场少年儿童的恶作剧、恶搞的节日。一个缺少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的民族是不幸的，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们再不能以反科学、非理性的干劲拼劲来取代科学的决策与按部就班的步伐了。
八、搞运动（1）
从迎接胜利到庆祝狂欢，从扫荡黑暗到百废俱兴，从改天换地到统购统销，从取缔一贯道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从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已经感觉到一点端倪，你不可能整天浸泡在泪花、红旗、秧歌、欢呼里。你不可能每天24小时地高唱“红旗飘，哗啦啦地响，全中国人民喜洋洋，胜利的船儿向前进，东方升起红太阳……。”这是瞿希贤作的歌，奇怪的是后来这首歌被删掉了这个开头，而只保留下不断重复的“在毛泽东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向前进”。
辉煌的、梦一样的日子毕竟会被平凡的一天天所代替。你要开会，会上听到与言说一些并无新鲜感的话。你要一日三餐，今天与昨天前天明天后天都差不多。你接触的人当中有高尚也有卑微，有开阔也有狭隘，有火花也有黯淡，有清明也有糊涂糨子。革命在取胜即夺取了政权以后，就渐行渐远了那种血泪悲情、献身壮烈、冤仇如海、天翻地覆的激昂。浪漫的非凡的日子毕竟有限，平淡与重复说不定正是安稳的生活的特点。眼看着一个个喋血的革命者戴上了乌纱帽，挺起了将军肚，他们也在盘算着自己的级别升迁、级别待遇，眼看着好梦成真以后也就失去了梦幻的迷醉感，而好梦迟迟不能成真的话，人们会变得弃梦而务实即平庸起来，你怎么办呢？
我个人的不无幼稚与一相情愿的抵抗庸俗、拒绝非革命化的途径是文学，是珍惜与编织我的少年的金光闪闪的日子。
我发现，胜利的最大危险是迷信原先取胜的方法，以为用同样的方法能够取得后续的胜利。毛泽东可能在1949年以后，已经太沉迷于他的鲲鹏展翅、呼风唤雨、横扫千钧、大风大浪的领袖的日子了。他不能容忍平庸与千篇一律、不能容忍琐碎与小手小脚。他必须搞运动，如他的词中所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当然，毛主席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不仅是为了保持革命化，首先，他老人家打年轻时候起就特别醉心于发动群众，打破清规戒律，大闹天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表现了毛泽东的完全不同的风格。他喜欢群众运动的大轰隆，他一直反对冷冷清清，他喜欢的是千军万马、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不喜欢的是孤家寡人、顾虑重重。他喜欢的是满不论（读吝），不喜欢的是规规矩矩。他喜欢的是不按牌理出牌，不喜欢的是照章办事。他喜欢的是直接号令人民群众，不喜欢的是一层层叠床架屋的组织程序。正如他说的，他认为世界万物中最宝贵的是人，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能干成。
同时，毛主席的志向太高，胃口太大，他确信几千年的旧中国与牛气冲天的欧美，到处都是压迫、剥削、颠倒、混账、牛鬼蛇神、魑魅魍魉。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其乐无穷。他要与地主资产阶级斗，与国际资产阶级斗，与日本和美帝国主义斗，与各国反动派斗，后来加上与前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国内则要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与小生产者中的自发势力斗，与仍然要找回失去的天堂的旧中国的残余势力斗，与一切异己分子、变质分子、蜕化分子斗，尤其是与党内的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斗，与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斗。一个20年代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会视一切怀恋旧的所有制与文化观念的人为敌手；一个革命的天才，会视一切庸夫俗子为对手；一个乘长风击万里浪的弄潮儿，会视一切船到码头车到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与小市民为绊脚石；一个勇敢的爆破英雄，会视一切拘拘谨谨、小头小脸的科处局部的官员们为废物。怎么办？英雄也罢，领袖也罢，只能直接诉诸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大众。
八、搞运动（2）
毛泽东的基本方式是发动群众，大搞运动，批斗少数，振奋全国，不断革命，不断跃进，从不停顿。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讲过总路线，说是：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以上引自1953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可以看出，毛泽东更重视的是意识形态，是大概念、大理念、大概括、抓大事；而不太看得起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发农贷、发救济粮……他还不大看得起小型水利，那么大型水利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可能还是愿意搞大型水利的。他喜欢的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一呼百应，换了人间。
50年代我还听过上级的多次关于“脱离政治”的批评。口头传达过主席指示，讽刺说有的青年以为学好了数理化就可以讨老公老婆了。原话应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
革命是有自己的惯性的，一个时时准备就死（当时的说法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革命党、一个个这样的革命党人，致力于大的政治变革，是社会制度的弃旧图新，而对于日常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的不无琐细的事务，对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派出所与街道办事处（现在叫社区），对于村委会与乡民政局的那些业务，干脆说对于一切民生具体事宜也许会烦厌起来。人们要人为地延长政治动员、铁血锄奸、拼死拼活、慷慨悲歌、挥手拿下、点炸药包、堵机枪眼的气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有壮志多牺牲，敢教运动年复年。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八个字，是毛主席也是周总理的最爱。
到后来，“文革”中就有了这样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当然我们也可以问，八亿人口，缠斗不休，行吗？
我第一次见识的最最最不亦乐乎的斗斗斗是1957年的“反右”。此前的土改对于城市、“三反五反”对于多数不经手财产和金钱的普通人、反胡风对于不相干的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上来搞整风，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提出要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是为了钓鱼，是为了引蛇出洞，是阳谋乃至于阴谋。我至少从个人的感觉上觉得并不一定全是这样。整风是1956年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说的是1957年下半年搞党内的整风。1956年末到1957年初，毛主席屡屡提出搞整风是要搞“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要毛毛雨，不要搞大民主。这不像是做局的样儿，而是本来确实以为可以温和地、相对平稳地即有控制地“民主”一番的。但后来出现了要斗的架势，确实有点风风雨雨，有点不同意见，有点批评建议，好啊好，茬口自己出现了，端由自己降临了，毛泽东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不斗他个天翻地覆？
八、搞运动（3）
其次，其时前苏联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事被兜了出来。例如个人崇拜。我们中国的领导立即就说：我们早就注意不搞个人崇拜了，例如，我们这里不搞给领导人祝寿。我记得彭真同志说过，过生日有什么意思？无非是离着死更近一点嘛，低级趣味！他在一次讲话中是这样说的，我亲耳听到的。当时彭真兼任着北京市的第一把手，每年都要给北京的干部讲讲形势任务。
也讲到了许多我们更正确的地方，例如在延安的“肃反”中，中央提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再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比前苏联不知道搞得好多少。
毛主席在讲文艺问题时嘲笑说，钟惦棐的（“右”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南斯拉夫报纸转载了，而陈沂、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的（“左”的）文章前苏联《文学报》就转载了，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还有一位领导人说过，前苏联现在也在批“左”批教条主义了，说起批“左”与批教条主义，我们中国是老祖宗。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才是又批极“左”，又批教条主义的老前辈、老模范。
毛主席不是没有议论过前苏联的教条主义。他说过关于吃鸡蛋的事，前苏联一会儿一个说法，令人莫衷一是。人们还说过，斯大林后来很少下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等，而赫鲁晓夫在联系群众、接触实际这方面比斯大林好一点。至于大国主义，二位是半斤八两，一个样儿。我认为最初，他认为前苏联的问题固然引起了震荡，他与中国共产党都不赞成那样批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那是丢了刀子，但前苏联的问题的暴露反而证明了中共的高明。他不无自信与欣欣然。
但后来，苏共二十大引起了那么大反响，先是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客死莫斯科，工人罢工，政府军开枪，原来吃不开的哥穆尔卡上台。匈牙利事件更导致了苏军的干预，伊姆雷?纳吉等被处决。后来出现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共产党人退党等等。这时，中国的态度更多的是批评赫鲁晓夫丢了刀子，还说是他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后掀起的逆流面前惊慌失措，差点弄丢了匈牙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他才决定前苏联的军事干预。我听到过一位老领导说，不干预，社会主义阵营丢了匈牙利，不更是灰溜溜的了吗？
这里，丢刀子的说法我觉得不怎么顺当，无论如何，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不是一把刀子，不该用刀子来比喻革命的领导者。相反的，我想起前苏联的一本杂志上的一首诗，那上面说斯大林擦干了千千万万愁苦的劳动者的眼泪。这说得多么好啊。这样的伟人，怎么能是一把刀子呢。
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自身的幼稚，我缺少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精神与志气。本来，共产主义、共产党、列宁、斯大林这就是插在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心脏里的几把尖刀，不是你资本主义崩溃，就是我社会主义完蛋。你想不面对这样的实际吗？你以为这样的实际太不像彩虹映天与大海的波浪翻滚了吗？你一边待着去吧，你的革命你的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于诗行与歌曲里。
好的，列宁与斯大林，被资产阶级恨得无以复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曾经把问题提到这样的决绝的程度，没有共识，没有妥协，没有商量，就是要革你的命，取你的统治地位而代之，不做刀子，难道做糨糊不行？
八、搞运动（4）
有没有可能毛主席在号召整风号召双百方针号召鸣放的时候曾经寄希望于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通情达理、实事求是、和风细雨、爱戴有加、分得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分得清延安与西安，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的领导正处在最佳状态，英明、胜利、自信、一片颂扬、不左不右、厥执乎中，他设想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人类历史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自家。这样，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的实事求是，将为全世界做一个出色的示范，民众与知识分子们衷心拥戴，上下一心，干群一体，军民一家，团结就是力量，意见充满建设性，批评是保护性的批评、鼓励性的批评，没有斯大林式的极端压制，也没有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混乱、虚伪与奢侈；正如此后发表的他的指示：叫做“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那种政治局面”。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所以我认为后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上的一个说法靠谱。说是民主党派人士的某些话，毛主席没有想到，尤其是一个“民主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的小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话使毛主席很受刺激，他联想到自己与所谓“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不愉快的经验，他发怒了。
当然，这里不仅是个人的经验与敏感的问题。《读书》杂志上还有一个说法：“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主党派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大的转弯子，开着开着征求各民主党派人士意见的会，《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一声断喝，“反右”运动开始。
运动一旦开始，它有自己的规律。
我想讲点小事。北京团市委所属单位有一个地方叫景山少年宫，少年宫划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姓李，茶庄店员出身。此人比较精明，自视不低，有一次与一女性拌嘴，他说了一句带流氓气的话，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夜壶塞儿。”
当然恶劣。此事在“反右”中被当做“右派”言论提出，一位（不知是否就是上述那位）女性发言批判此李，谈起来义愤填膺，竟然当场气得昏了过去。而此女性的晕厥，激发了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切齿痛恨。
这说明，一者群众中是有矛盾的，是有良莠的区别的，运动使这些隐藏的矛盾爆发出来，能够激起一部分人反对给过自己气受的另一些人，这是搞运动能够成功的客观基础、群众基础。
二、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把非政治的事件政治化，能收到扩大漫延发动激励的奇效，也使得一切与某个矛盾有关的当事人，如那位气得晕眩的女性，获得了一个出气——至少是出一口鸟气的机会，使得一些对于政治知之不多的人也极有兴致地投入政治运动。
三、就是说，每搞一次大运动，除了反什么什么即其是主要目标主要靶位外，也可以捎带手扫荡一些一般属于发动运动的领导不喜欢的东西，如小流氓、如老油条、如刺儿头、如娇气包儿、如懒汉、如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者。有一个女孩，不到二十，在一个单位当打字员，年终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同科室其他同事不服，有一些挖苦话：“人家肉皮多嫩呀，多招人喜欢哪。”小女孩受不了，就把奖状撕了……如此这般，小女子乃是“右派”的干活。人人受到警戒与教育，全老实多了。这样也就严肃了上下级关系、严肃了工作气氛，“反右”后各级领导的工作好做多了。
八、搞运动（5）
四、每次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过去的或当时的强者、强人、优越者。解放初期，斗的是地主老财高官恶霸。后来的运动揪的是知识分子、尖子人才、有头脑有来历有主见有级别待遇的干部。这很好。我见过这样的人，他或她一无所长，业务上“政治”上资格上学历上相貌上体形体力上都抬不起头来，一搞运动，原来他或她不能望其项背的名人高人头儿脑儿，眼看着被揪被斗被封杀，眼看着他们尴尬狼狈丑态百出，他或她是何等的舒畅啊。甚至于，这样的弱者还有可能在运动中得到组织的“信任”，去看管训诫折腾被揪出来的能人名人高人，那又多么威风！
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批判，即批判者读错了被批者的文章标题，或转述错了被批者的原话，被批者如果试图说明辩白，只能说明本人不老实，本人与群众为敌，只能是越挣扎越完蛋，越挣扎越陷入泥沼，直到没顶。
我也看到过对待“有问题”的人任意辱骂的人，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辉煌就是曾经掌握了对于什么什么“分子”的专政权，专政之所以必要，不一定都是政治社会的需要，也还有个人情欲上的需要。
五、有些事情，有些矛盾，平日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群众中也有向着灯的，有向着火的。一旦进入群众运动的范畴，一切都改变了性质。一旦领导指出，而且有毛主席的指示为最高依据，说某某人是混入人民队伍的阶级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原来为评他为先进工作者而产生的争论立马就烟消云散了。有这样的不合逻辑的情况出现，批评一个人难，打倒一个人易；指出某人的失误难，确定一个人的十恶不赦易；想让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好好听领导的话难，干脆把他开除查办直到判刑关笆篱子易。这也是“矫枉必须过正”的一解或歪解。原因就在于：在那个年代，对敌斗争往往是靠搞运动来进行的。正常情况下，领导不喜欢一个人，会有很多普通人为这个被批评责备的人叫屈喊冤，但一旦搞起了运动，不会有几个人敢于为一个在运动中被当做敌人揪出来挨斗戴帽子关禁闭的倒霉蛋说话，除非他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六、有一条最重要的政策，其后果相当不堪设想。在被命名为对敌斗争的运动中，谁积极上阵，谁就立马得便宜。文坛就有这样的说法，写100万字的成效，远远不如批倒旁人写的100万字。出一本书的功劳，不如骂倒一本书的功劳。培养、树立、协助一个作家的影响，远不如消灭一个作家的威严。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谁也不能否定。但这种只顾一时效果的政策，却在事实上调动了一些人最卑劣的一面：出卖朋友、打小报告、恩将仇报、吃谁的饭砸谁的锅、随风倒、一会儿一变……有一位非常有才能的老作家老师，为丁玲陈企霞集团叫屈时，他的声音很大很激烈。不久，批起“丁陈”来了，他又是激动得浑身发抖。不但有这样的文人，也有这样的地位相当高的政治家。不能说了，不能说了。
七、运动的命名应该是群众运动、革命运动，靠的是数量，是分贝，是大帽子，是气势雷霆万钧。这里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和人与人的互相影响。一个开始对于运动不知就里、态度有所保留的人甲同志，听到了一个与会者乙先生的大呼小叫之后，他的血压会增高，他的脉搏会加速，他的本来昏昏欲睡的头脑会为之一振。这时，被批判者丙老兄如果说了两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如果自相矛盾，如果态度不谦恭不老实，如果翻了眼珠或者撇了一下嘴，这时再有丁先生或戊先生指出丙某是在顽抗到底、自取灭亡，指出丙某在反攻倒算、企图秋后算账什么什么的，这时，恰恰是本来不积极、对这一切不甚了了的甲同志甚至于会被激怒起来，他会高喊打打打，他甚至于会过去打那个倒霉蛋丙某一个耳光；他也会为自己的政治激情而感动，会为自己的政治上的进步而感动。
八、搞运动（6）
人们需要关爱也需要严厉，需要抚摸也需要鞭鞑，需要温情更需要断喝。后者比前者更迅速有效。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敌人不投降，就要他灭亡。任何地方都要分左中右，一万年后仍然是这样。农夫救助了冻僵的蛇，结果是蛇咬死了农夫。中华文明中的东郭先生，救了危难中的狼，结果差点被狼吃掉，仁固仁矣，陷于愚也。
这一类的话讲得太多了，这一类的话曾经刺激了我们。话语就是力量，话语也能专政。我们将嘲笑和远离善良的农夫和主张让世界多一点爱的东郭先生，而接受毒蛇与恶狼的逻辑。这不也是需要想到的吗？
如此这般，搞运动成了一门艺术。首先是最高领导的亲自发动与指挥，一声号令，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其次是内容与性质要上纲再上纲再上纲。例如打麻雀，本来不是太大的事，变成了《农业发展纲要》中除“四害”的组成部分，意义就大了去啦。
搞运动要有一种坚信，就是群众力量大，群众智慧高，所谓的精英人物恰恰没有什么了不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你是大学教授，我干脆找一批工农兵批判你。你是科学家，我可以找文盲半文盲与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批判你。众口难调，众声难抵，众众众，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
要树立敌手。一有了敌手，就有了政治的生动性、威严性、震慑性。敌手的数量每次运动中不超过1%、2%、3%。其实数量也不少，想想看12亿人的1%、2%、3%就是1200万或2400万或3600万，乖乖，岂是等闲游戏？
关键的关键在于掌握多数，团结多数，凝聚多数。关键在于，你应该明白，多数人是对现状不满的，什么现状？当然不是指施政或物质条件，而是指分配，例如，农村人口是多数，而城市人口的分配占先；工农兵是多数，而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分配占先；百姓、群众是多数，而精英的分配占优势。群众运动的核心是抬高群众，压低精英，必要时最高领导直接向群众喊话。
掌握多数的重要法门是自己的坚决性，那个年代常常引用一句名言，要想让别人不动摇，首先是自己不动摇。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是完全可以平滑地被群众所接受的，任何运动开始时都会引起某种疑义。例如土改，斗得是不是太血腥了？例如“反右”，是不是以言获罪？是不是打击了社会精英与饱学之士？例如“文革”——红卫兵，是不是削弱了领导，助长了无政府主义？这时候，领导越是坚决，越是提高调门，就越是无可置疑。
要知道人生中、人的心理活动中、社会生活中，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中有一个现象叫做弄假成真律。开头，你对某个运动将信将疑，但由于领导特别是毛主席的号召与威信，你不无勉强地参加了，表态拥护领导的号召与声讨被群众——其实也是被领导所暗示所指引——揪出来的某个倒霉蛋，你本来是言不由衷地紧跟了也起哄了也闹腾了也喊了口号，也假作了义愤，三下五除二，几下子耍过去，你成了准积极分子啦，你与倒霉蛋的阶级敌人们已经面对面、撕破脸（以上六字也是被提倡推广过的）了。
心理学也是这样讲的，你碰到某些不快，你不愿意就此沉沦，于是你故作豁达，做满不在乎、自得其乐状，做了一两天，你发现自己是真的豁达阳光、满不在乎、自得其乐、刀枪不入啦。
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就已经特别强调领导方法讲究两条，一个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即点与面的结合，一个是领导与群众的结合，即群众路线。毛泽东还提出来：“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当然，这首先反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的思想，从点获得实践经验，再推广到面上去，让领导的意图与决策在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与丰富化完善化具体化，同时，这也反映了搞群众运动的规律、搞运动的方法。群众一经发动，就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点推广普及为全面起事、遍地开花、人人折腾。群众的发动又离不开领导人、主要领导人与积极分子的亲密合作，又有重点的示范与响动，又有领导与积极分子的声势与感染，一个已经具有相当的威信的领导，当然能发动起势不可当的群众运动来。
这样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自有它的厉害之处。例如斗争会与“同志”内部的批判会或曰准斗争会。这确实是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的一个创造，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都没有这个先例。前苏联做某些“对敌斗争”的事是靠契卡——克格勃与法庭，中国是靠群众。一旦政治口号政治动员掌握了群众，就撒开了天罗地网，就发射出了将对手轧为齑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简单地说，在对敌斗争阶段，这一套搞运动的方法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利器。解放后长期沿用，有些出现一定的成绩，如爱国卫生运动，如扫盲，如贯彻婚姻法等。但也有些事情造成了许多粗糙与混乱。甚至于，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搞运动的记忆积淀，能够成为产生乱局的原因之一，能够让对手通过搞运动来搞你、搞垮你的政权、搞垮共产党。我们当然需要创造新的执政方式、新的联系群众与取得群众信任的方式了。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1）
回想我1957年的心路历程，我马上想到李白的诗《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忽复乘舟梦日边……
我当然没有李白那么牛，我也没有拔剑的道具与气度，我最多是携笔四顾，而心茫然云云，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小时候我不茫然，我明白自己的奋斗是为了考第一、第一，还是第一。紧接着我要爱国，我要革命，我要当共产党，那就更不茫然。当共产党的最大成果就是从此吃了定心丸，从此知道了今天和无数个明天自己如何活以至如何献身。
1957年，一、我的《青春万岁》打出了清样，即将出版，上海《文汇报》与《北京日报》已经刊出部分内容。
二、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已经震动全国，有惊无险，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与保护。我已经是知名全国、一鸣惊人的新锐作家。毛主席亲口肯定：“王蒙有文才，有希望”，我知道的毛主席如此讲过的当代作家中只此小王一人。
三、但那毕竟是一篇被“保护性地批评”了的作品，我接受保护的同时，必须接受批评，而且要在今后的新作中显示出自己的突出的革命性坚定性政治性。我曾经试图写一篇小说新作，题名《无果花》，写一个敏感但不免偏激的空谈者。作为团区委的副书记，我本来十分善于对青年进行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而且方向坚定不移的教育。没有写成，当然。我对于接受批评、面貌一新的选择出自“政治正确”的考虑，完全不等于有了这样的真情与灵感。就是说，我实际上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大讨论事件后，我有了方向，但找不到自己的文学感觉了。这该算是小小王某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吧。
而往大里看，斯大林问题的轰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此前的东德骚乱，都令我沉重。此种状态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性与优越性的调门，也使我对前苏联共产党的走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候起，我就担心，我就操心，中国千万不要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那可是活活要人命啊，那可是小王这种人的最痛苦的噩梦啊。
我相信党的领导，我相信苏共是“人类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这是苏共文件中经常提到的），我相信中共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念，我热爱马、恩、列、斯、倍倍尔、洛莎?卢森堡、蔡特金、方志敏、李大钊、王孝和、刘胡兰、毛、刘、周、朱、多列士、陶里亚蒂、伊巴露丽……直到金日成与恩威尔?霍查；我也热爱人民尤其是青年，我希望的是群众尤其是青年跟着党走，而不是相反。
苏共二十大后，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退党，连巴金都写了（或应邀写了）对他的退党表示遗憾的文章，虽然巴老本人并不是党员。但他的文章被认为写得太温和了，于是《文艺报》组织了“呸，叛徒法斯特”的专栏，要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要与叛徒划清界限，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前苏联的文学也叫我茫然起来。气魄宏大、渊博多思、文笔或有粗疏的爱伦堡写了小说《解冻》，斯时的前苏联文化界因此被称为解冻时期。爱伦堡受到了批评。形象显得高贵，文笔具有一种温暖，可以称作笔下生春的女作家潘诺娃写了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也受到了批评，好像是说她把人写得太渺小了。我记不太清了，前苏联作协的领导人之一、高产的西蒙诺夫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了，人不是草本科植物。而爱伦堡则揭露，一段时期，西蒙诺夫与潘诺娃两人住在同一个疗养地或创作之家，两人每天见面，同时西蒙诺夫正在撰写猛批潘的长文。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2）
在此个“解冻”期中，我看了根据十月革命后同路人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影片《第四十一个》。小说原名《蓝眼睛的中尉》。表现一个红军的女神枪手，俘虏了一个白匪军官——蓝眼睛的中尉，两人被风暴冲到一个海岛，相濡以沫，活了下来并产生了爱恋之情。影片中写两个人边烤火边谈话的情景，有许多火焰的特写，镜头极其动人。后来，风暴过去了，一艘白军的舰船被中尉叫了过来，在军官的狂喜欢呼之中，女神枪手判断清楚舰船的敌对属性，她向中尉发出了警告、再警告、再警告，她扣响了扳机，中尉是她击毙的第四十一个白匪。然后，她趴到了中尉的尸体上，痛哭失声。
中国的文学是分明的、坚定的、眼睛盯着党也盯着工农兵的文学，而前苏联文学是怎么了？像《第四十一个》这样的作品，岂不是要把人劈成两半吗？美丽的爱情与坚定的立场，竟是这样活劈大活人！如此美化那个潇洒而且高贵的中尉，如此折磨那个野性的女神枪手，这样的作家、导演，到了中国来，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吗？我想起了当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我们团区委的一位同志、一位并非微不足道的同人所说的话：“我认为，这个片子的编剧兼导演孙瑜，应该枪毙。”
我也想起60年代初期，在中国上演的一个前苏联话剧《柳波芙?雅洛瓦娅》，写一个女共产党员与她的反革命丈夫的关系，剧中有一个情节，优秀的女党员发现了丈夫的反革命活动，拿起枪对准了丈夫，终于没有开枪。前苏联导演在中国排练此戏此情节时，问讯饰演柳的中国女演员如果她遇到了话剧中主人公遇到的情况，会对自己的丈夫怎么办，中国女演员无例外地回答：“报告公安局”或“杀了他”，令前苏联导演感佩有加的同时一脑门子雾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前苏联导演帮助中国的话剧团排戏。不知前苏联导演的更深层次的感想如何。
许多年过去了，我常常觉得我在1957年的感觉是：要出事了，命中注定，难逃此劫。
我记得，原《观察》（旧中国的一个时政刊物，有点第三条路线的味道）的创办人储安平先生，由于攻击解放后是“党天下”而受到猛烈批判，并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参考消息》上刊登了外电对他的状况的描述，他说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被认出是猖狂反党的储安平，他确实体会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滋味，他说到这里，大哭起来。
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诗人，写了痛斥储安平的诗，说他是因痛恨党而咬碎了牙。后来，诗人本人也未能幸免。
我也被《中国青年报》约写批刘绍棠的文章，我写了，没有发表。可能其时已经觉出我的处境不妙来了。
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说是反击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从发动柳溪揭露她的非婚恋人陈企霞的男女之事开始，以此作为反击什么什么集团的突破口，也令我心乱如麻。
大会从7月25日开始，直到9月17日才结束。康濯发言时情绪激动，面红耳赤，口吃不止，他的手势与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大。他说：“定一同志主管（文学）的时候，你（丁玲）就反对定一同志，周扬同志主管的时候你就反对周扬同志。”由于他的口音，他的声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会议从“反击”丁玲开始，又扩展到批判冯雪峰。说是冯雪峰当年参加过长征，他到了陕北后又接受中央派遣来到上海，到了上海，他与鲁迅、胡风等见面，却不与上海文化界的党组织负责人周扬见面。有人说到这里，周扬的面色很不好。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发言，说是鲁迅晚年，身体不好，但胡风、冯雪峰等人还去打搅他。说到这里，北京话说得很地道的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女士，脸涨得通红，声音颤抖，不知道她的表情如此困难是由于怀念迅翁、是由于痛恨反党分子还是由于有所为难。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3）
发言发得激动以至于无法说下去的有楼适宜老人。他为什么如此激动，我记不清了。反正激动是非常具有传染性的，而等到大家都激动起来的时候，就只剩下激动了。
还有一位延安老作家，说是丁玲为了贬损周扬，说周扬不得已与人握手也罢，手永远是冰凉的。但此老昨天去找周扬谈话，应该是谈自己的“问题”的吧，他感觉到了，周扬同志的手掌很温暖。
我听了，只觉得一阵冰凉，又一阵遍体发麻发酥的温暖，如得了疟疾。
然后捎带上延安老作家李又然，说是李又然自称见过罗曼?罗兰，这可要了命啦。中国的革命栋梁，有几个认可罗曼?罗兰的？如果你一心见罗曼?罗兰，你跑到老区闹腾什么？有一个鲁迅，又有一个赵树理，当时看，也就齐了。罗曼?罗兰这种人，法国承认他是左翼，以农民为革命主体的中国，很难从罗曼?罗兰的为人、言论与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上看出其的“左倾”来。
李又然的外表给我的印象是像个病人，如果不说像个吸毒者的话。革命革成李又然这副晦气样子，真不如打打麻将、写写言情、混混吃喝，偶尔也不妨抽两口大麻。太可怜了。而当时的周扬同志，是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沉溺在斗争的胜利的狂喜当中了。他为文坛“反右”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堪称语出惊人，雷霆万钧。他当然想不到，10年后，有人发难，以鲁迅的名义，把周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发难人是时在中宣部的阮铭，然后此人流亡美国，然后到了台湾，给陈水扁当了幕僚，现状不详。咱们的事，真是让你想也想不到。
我当时只是文艺界门外的一名毛头小伙子。但当时我也觉得，“斗争”使当年的鲁迅身边的人不无尴尬，胡风、雪峰，这些曾经与鲁迅过往密切的人解放后反而显得另类与吃瘪了。
个人主义万恶论让我惊诧，因为，个人主义斯时我认为只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我从没有从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个性的解放等方面考虑。当时我的认识程度，个人主义就是有点自私自利、抠抠缩缩、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如老吃别人的请，却从来不请别人吃东西。谁没有点？怎么万恶起来？人人都可以万恶乎？人人都难免万恶乎？世界如此多的万恶乎？那么毫无个人主义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同时也使我震服，个人主义已成为万恶之源，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啊，多么惊心动魄！根除个人主义，此后的人们都是大公无私的啦！
其实从反胡风与“肃反”时已经产生了这个问题，思想不端正，言论不妥当，态度不良好，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不听话不服气不忍让不低头不垂手，做不到满脸堆笑，就会成为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就可能进监狱坐班房。这可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批判“丁陈”的会议也有一点幽默，一个是从“丁陈”揭发到艾青，从艾青揭发到文艺评论家陈涌，说是陈涌说，各地搞政治运动，就像阿Q与王胡、小D等人一起捉虱子，见别的单位抓出阶级敌人来了，而自己这个单位没有，就好像小D与王胡抓到虱子了，阿Q却怎么也抓不到，令人起火。后来还有人说此妙喻最早是毛泽东发明的。
一个是老舍也发言批判“丁陈”等人，老舍的批判是随上头也随大流，但他坚持他的个人风格，称他人用尊称：您。听他讲，“丁玲同志，您的态度是错误的……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真是哭笑不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