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4）
巴金发言用四川话，很认真，但没有什么火力。曹禺的发言则提到自己乃是预备党员。好像还说到听了“丁陈”的一些说法做法，觉得不怎么光明正大。何其芳的发言也是四川味儿的，他们这些人，斗起人来照样是文绉绉的。
冯雪峰显然是做了诚恳、认真的自我批评，上纲上到说自己“得意时在党之上，失意时在党之外”，这话我听着很有些刺激，怎么会这样说自己与党的位置关系呢？他作为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作家，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哪怕仅仅是狠挖错误思想一闪念呢？
郭沫若立即反唇相讥，用他的老的川味浓郁的普通话，拉长了声音说：“你，得意时把党当做垫脚凳，失意时把党看做眼中钉。”他的发言中流露着一丝恶毒的快感。
也包括我自己，我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拥护“上级”对他们的批判。我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能做到，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教育程度不分文盲还是留洋的教授，地位不分高低，竟然以揭露旁人、揭露好友、揭露亲眷为“时尚”、为有觉悟——深明大义的表现。为什么以损害别人表现自己的“进步”为荣耀。这也是一个事例，物极必反。大家都崇拜正义的革命行动，认为革命的正义性高于亲情友情与一切私德的考量。与此同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本来是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压到了一个运动的头上，人们一时甚至觉得分不清谁谁革命谁谁反革命了，用最高尚的名义调动了人类可能有的自保第一，跟随着喊打倒才安全的弱者乃至并不高尚的心理与行为。
丁玲的密友揭露，丁玲说过她要退出作家协会，于是以此为题加强了对她的批判的力度。
我一听退出作协也吓了一跳，固然这与法斯特的退党不能相提并论，还是怪吓人的。
丁玲在会上扶着额头说，她头晕……
而今，退出作协虽然未成潮流，但也并非大逆不道了。王力雄、李锐、郑渊洁、余开伟，还有一些人，已经宣布或实行了退出中国作协或某省市的作协了。还有一些以坚决革命标榜的老同志，也以退出作协作警告，表达他们反对某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同行的坚持性。
回过头来说说楼适宜吧。他出生于1905年，是老一辈文学作家与翻译家。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一篇小文，题名《冬夜来客》，说是年逾九旬的他在一个冬夜已经入睡后，接待了一位来访的上海记者，使他深为感动，原来读者并没有忘记我。但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竟是：
“您贵姓？”
这是一个很好的段子。说是记者的笔记本上有他的住址，他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最近，记者下了火车便首先选择访问了他，但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寿则多辱，人老了可别再想什么好事了。
康濯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早在解放前我读过他的描写土改后农村生活新气象的小说《我的两家房东》。在各种运动中他都太容易起落。1957年他开始是支持丁玲为1955年被当做反党集团被批评而鸣冤叫屈。后来又在会议上急赤白脸地批丁玲。他是1920年出生的，到了1989年秋，年近七旬的他忽然因为一位新任领导去看望他而自认为自己可能要二次出山。唉，何必哟。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从地下党那边，从北京大学生自治会的孑民图书馆那里，从北大工学院学生自治会那里，看到过一些描写解放区的生活的书，如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战歌》，赵树理、康濯、马烽、西戎的文学作品，解放区版画集等，对于解放区的政治社会生活，有以下的许多积极正面、鼓舞人心的印象：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5）
土改。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受苦受难的农民翻了身。反映土改的木刻艺术中有农民拿着血衣控诉的画面，激动人心。还有农民与地富的说理斗争，更是让人浮想联翩。现在是被喑哑了几千年的贫雇农说话的时候了。
豆选。反映解放区的农民选举村长乡长。由于那时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就由候选人坐在那里，背后放一个饭碗，选民们每人拿一粒豆子，选谁就将豆粒投入到你中意的那个候选人身后的饭碗里。这样的画面，令人泪下，也令人笑口大开。民主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很喜欢的解放区的一个词就是“提意见”。这个词说明了什么？说明的是民主，是言论的自由，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是老百姓对政事可以七嘴八舌。几千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老百姓能够对政事提过意见？
当时说的是“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会多，为什么？共产党最讲民主，讲民主就要让大家说话，就要给大家出席会议的机会，给大家以麦克风，要让贫农雇农工人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和小知识分子们说话，要代表他们的利益。不能搞一言堂，只能搞群言堂。用毛主席的话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说话，最后会搞到霸王别姬的覆灭下场。
50年代我还记得是一次什么大会，预备情况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发扬民主，就要拿出时间听大家说话，遵循主席指示，比预定会期延长了若干天。
我也喜欢一个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有利益的冲突，有性格的摩擦，有观点的歧义，有民族、阶级、血缘、信仰的区别与对抗，会发生许多互相伤害互相争执互相争斗的事。谁听说过人可以与人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谁听说过人可以从善如流，知人是而己非，谁听说过有人可以批评责备自己而肯定他人的正确性？那样的人只有圣人，具有大德至性之人，律己严而能待人以宽的人，也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得道的君子高士才有可能做到。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知道这样的人的过失如日月之蚀，能够自行纠正修复，功德圆满。
我们相信解放区干部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民胞物与，住着窑洞，吃着大集体伙食，穿着带补丁的棉衣，行军最高待遇不过是骑一匹马。说是毛主席召集会议还经常派自己的马去接一些人士。艾青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收到过毛主席的邀请，派马接他涉水去主席那里一谈。艾青老诗人，一直会流利地背诵主席亲笔写的此事的便条全文。我们相信，不论是毛、刘、周、朱，还是任（弼时）、陈、林、邓，都是会随时出现在贫农老大娘的炕头上，对百姓嘘寒问暖，与百姓同甘共苦。
我们相信，蒋氏王朝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帝国主义与洋奴买办的利益，因此他们所说的民主是最最虚伪的民主，是实际上的寡头独裁，是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政权。而正是解放区的穷人翻身，豆粒选村长，大家提意见，七嘴八舌，滔滔不绝，领导带头接受批评，并身体力行地进行自我批评，这将是怎样的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域、高士盟、光明地！
谁能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的四大家族能搞民主？谁能相信娶多少房姨太太的巴金小说里的人物冯乐山之流会搞民主？谁会相信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能够允许中国出现民主？谁会相信接收大员、五子（条子、房子、票子什么什么的）登科的贪官污吏能让百姓得到民主？谁能相信黄世仁南霸天能让喜儿与吴琼花得到民主？因此我们当然认定国民党的一套是假民主真独裁。国民党各省市闹个参议会，搞出一批老迈、平庸、口齿不清、空话连篇、南腔北调、绝对地脱离青年、脱离下层人众的废物在那里充当民主的摆设，那如果是民主，也只是地主、官僚、买办、阔佬的假冒伪劣的民主，绝对不是替人民说话的民主，而只有进行翻身、解放、斗争、革命的解放区，才有了破天荒的中国的民主！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6）
问题在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这些认定产生了困惑。第一，我在整风运动的初期，非常欢呼党中央、毛主席的针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发动的整风运动。认为它显示了党的伟大胸怀，光明磊落，一心为公，从善如流，海纳百川，与民同在。第二，我并不认为所有的鸣放意见都是对的，尤其是一些民主党派与高级知识分子的言论，有放空炮的地方，有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以上八字为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讲到马谡时对马的评语）的地方，乃至有自以为是自不量力的地方。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当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
那么第三，形势一下子发展到了那一步，整着整着风突然转而进行相当凶猛的“反右”斗争，似乎突兀了些。是您让他们提意见的，是您常常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怎么这么多人因为提（不妥的、错误的、哪怕是浑蛋王八蛋的）意见而获罪了呢？
我承认也接受土改中讲得最多的一个逻辑：贫苦农民被压迫剥削欺负了一代又一代，你没有为他们鸣不平，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经受了些许考验与教训，你就闹起来没有完了吗？好，我承认，我认定，是我们这些幼稚天真的学生娃娃的错，我们脱离工农，我们没有在战场上打过天下，我们没有事事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没有认清章伯钧罗隆基的真面目，我们敌我不分，我们在政治上是宋襄公式的蠢猪，我们活该接受严厉的批评处分，教训难忘。我多次表示，这样的教训终生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不会忘记。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念。我们可以抱怨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也许更早可以抱怨我在中央团校二期经历的思想改造，我们可以抱怨党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然而，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念并不是自上而下地灌输的结果，正是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大知识分子马克思等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精到地分析了剥削阶级对于劳动阶级的罪恶，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懂得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欠下的血泪账，知道了是自己的阶级祖祖辈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自己的阶级好吃懒做，敲骨吸髓；是自己的阶级造就了一辈又一辈的吸血鬼。如今革命发生了，粗黑的双手，掌大印啦；专政的铁拳，砸烂那不公平的枷锁与地狱啦。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豪绅、买办洋奴的崽子们，到了你们还账的日子了。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语出《圣经》），跪下吧，叩头吧，彻底背叛你所来自的阶级吧，手刃你的列祖列宗吧，挖掉你的祖坟吧！
你还谈什么仁慈与残忍？谈什么怜悯与宽恕？谈什么温和与吉祥？谈什么和平与宁馨？你的阶级对于杨白劳亲爱温柔（亲爱温柔，这是毛泽东喜欢用来挖苦知识分子的一个词）过吗？封建王朝对于农民起义亲爱温柔过吗？地主阶级还乡团的大胡子，对于16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亲爱温柔过吗？
错打了某某某，错杀了某某某，几千年过去了，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杀害了、欺侮了，尤其是强奸了多少杨白劳与喜儿！
这样，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知识分子的融于革命，是一个“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的历程。
九、1957年：携笔四顾心茫然（7）
哈哈，现在这个历程当真开始了，给你戴上轻松舒适的与神乎其神的“右派”帽子啦，坚持吧，努力吧，脱胎换骨地改造吧。
关于脱胎换骨，有人揭发说，一个极端“右派”分子攻击说，那就是抽筋扒皮哟……
到了1958年夏，周总理讲，全国划了20万左右“右派”分子，问题是你这20万人不可能集合起来闹点什么事……周总理的口气很轻松也很自信，口气带着对于阶级敌人的嘲讽。
到了1979年，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时候，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全国划了55万名“右派”，比20万的说法多了一倍半多。我相信周总理说的数字是当时报上来的准确数字。但运动一经群众化、白热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那就不是叫一声停就立马能够停住的。再有就是当年公认为被划了“右派”，最后“改正”时证明他或她当年虽然按“右派”批斗了个不亦乐乎，但其划“右”，并未经过上级批准，他或她压根没有当上手续完整的“右派”，因而也不存在“改正”的必要。这一类哭笑不得的事，似乎并非很个别。
还有一点个人的印象。一个是，被划为“右派”的很多是积极分子，不是积极分子，才不会给党认真提什么意见。我看到人们著文说，储安平曾经为他被吸收到制宪委员会里而踌躇意满，而他的朋友钱锺书先生看到他的激动，并不以为然。钱先生的该时的心态是：
弈棋转烛事多端，
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
夜来无梦过邯郸。
钱先生凉凉的，储先生热热的。各有不同，下场也不同。作家里对革命最热的当然是丁玲、艾青、冯雪峰，冯是长征干部，丁和艾是延安老革命，还有党外的老舍，是唯一的1949年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势头的老作家，恰恰是他们遭到了不幸的待遇，丁艾在前，老舍在后。
运动中有一些自杀的，其特点是他们不仅在政治上遭受了打击，而且在家庭内部的处境也颇为悲哀。而那些全须全尾地活了下来的人，其家人都是功不可没。
成了任务，给了指标以后，划“右”的故事千奇百怪、难以置信。有的像是恶作剧，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上厕所，与会的其他人便干脆“推荐”他当了“右派”。有的像儿戏，如上级叫一个单位的小头头完成划“右”任务，小头头划不下来，便不满地说，除非你划我，第二天干脆划了他。有的像掷骰子，完全不知道是怎么碰上的。有的完全是个性招致，与政治毫无关系。与历次各种政治运动一样，上边的斗争是有政治含量与政治意义的，哪怕政治意义的解读各有不同；而群众化白热化以后，到了基层单位，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当年要死要活，事后忍俊不禁。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呀，怎么会上演这样的悲喜剧？
从此，一个是大家知道意见是不能乱提的，乱提意见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尤其是反对的意见，是不兴随便提的。团市委一位在前苏联学习了两年的同志告诉过我一句话：任何事业当中都会有反对派，但是，要注意的是，反对派最后会变成反动派。我在《联共（布）党史》与《斯大林选集》中常常读到“反对派”这个词。
这样，此后的任何决策都是顺风顺水一呼百应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打“右派”垫底打基础，就不可能有此后的“大跃进”放卫星，也不会有60年代初的大饥荒，也不会有“文革”。
1960年初，粮食最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几名（错划）“右派”在市委生产基地猪场劳动，该地的厨子对我们说：“当初听了你们哥儿几个的，也不会挨饿到今天这个样儿……”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一声不吭，无言以对，无语可讲。事后想起来，倒也算一个抖开了的“包袱”。
一个是领导是不能开罪的，说下大天来，领导说了算，你的命运、国家人民的命运，取决于领导而不是取决于你小子个人。从此，让领导高兴成了各级干部的天职。虽然连党章上都屡屡将反映真实情况列为党员的首要义务，再谈真实情况，难矣哉！
在全国政协开小组会的时候，一位部级干部在会上说，我的体会是，不反映真实情况，我早晚会因为弄虚作假而完蛋。反映了真实情况呢，不是早晚完蛋，而是立马完蛋……
一个名词从此板上钉钉，威力无比了，曰“反党反社会主义”。少见的是，你要打击的对象本人死活不承认自己有反心反意反言反行。本人信誓旦旦，保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运动则绝对要坐实你的“双反”罪行。此情此景，也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
人们的教训还有：友情是不能讲的，需要你撕破脸面的时候你必须立马撕破脸面。
作为一个国家，落后了就会挨打。作为一个老百姓，在政治运动中“落后”了也很危险，而积极了马上会青云直上。
想得通想不通，你跟着走就是了，跟着喊叫就是了。
风气渐趋不端，天下从此多事喽。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反右”斗争的震荡前所未有，越是匪夷所思，越是搞得超大型，越是添火送氧加柴，越是熊熊燃烧，越是能收到所向无敌的效果。
后来，主席总结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抓就震动，一抓就上火，一抓就打破了常规，一抓就一片厮杀呐喊。然后，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咋干咱就咋干。平常有疑惑的事，到时候都深信不疑，平日里吞不下去的果子，到时候囫囵着也咽得下去，平日里没有把握的事宜，现在都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的国情确有不同之处，有时给人感觉是小事难做，大事反而容易。和风细雨难做，12级台风手到擒来。撤换一位处长困难，换一大批局长反而容易，换一大批才有气势，才不用委曲求全，不用像小脚女人或唱小旦（这也是毛主席的比喻）的那样谨小慎微地走路。有了气势就谁也挡不住，没有气势就要商量着办，一商量，麻烦了。
我列席上边的会议的时候也常常见识有气势的领导，说话时候势不可当。
搞大了还有一个作用，谁也不用与谁攀比，倒霉是都倒霉，沾光是都沾光，天上掉下了馅饼，一人一张；地下涌出了粪水，一人一身，这就好办了。
与知识分子商量点事，谈何容易？干脆划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与地富反坏排列到一起，全给我下去改造去……结果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撤换几个政治局委员，谈何容易？干脆划成两个司令部，再来他一个炮打，轰隆轰隆，齐活。
有一年从外省要调一个人任某部门的一个局长，受到了该部门的上上下下许多人的非议，几近抵制。干脆，任命他或她做了副部长，反而没事了。
回过头来说1957年、1958年、1959年，也是两条道路由你挑：一边是“右派”分子，专政对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任凭你原来是什么香饽饽，一旦“右派”划起来，谁也没辙；一边是人民大众，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你怎么办？
1958年，在党的八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说：
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所有这四部分人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经过反右派斗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群众中是彻底地孤立了并且开始分化了……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我们清除了一批党内的右派分子。这批右派分子是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进行修正主义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清除了党内的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是党的事业的一个大胜利。
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永远难忘。这样的报告的理论感、逻辑感、阔大感、居高临下感与更上一层楼感无与伦比。这样的报告英明得你想匍匐痛哭，你以为不是马克思就是列宁同志复活了呢……而后来刘少奇同志本人的遭遇，更是令人彻底晕菜。
此前，在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会议上，也是刘少奇同志的发言上纲最高，少奇同志说，帝国主义或者已经或者正在我们的党中央寻找代理人，不这样提问题，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语言威力如原子弹。
到了1958年出现了政治核子动力学。依当时的说法，我个人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群，就像一个核子反应堆：加热后铀原子放出2个到4个中子，中子再去撞击其他原子，从而形成链式反应而发生裂变，并在裂变中释放超大量的能量……对于“人反应堆”呢，同样要加热——提出正确的政治信号、进行百战百胜的阶级斗争、加强领导人领导党的智慧与威望、发动一次类似中国1957年和1958年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结果是高温，是撞击，是揪出并斗倒阶级敌人，释放出来的“中子”将包括亩产万斤的“卫星”，还有“冲破天”的豪言壮语，还有悲情无限的“超英赶美”的志气，还有绳索牵引机的发明，并且判定说是绳索牵引能将我国引入共产主义。还有报纸上报道，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准备好“过共产主义关”，过去只知道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现在才明白进入共产主义需要艰苦过关。还有粮食过多、吃不了的担忧与三分之一土地种粮、三分之一土地种花、三分之一土地休闲的设想。连我当时都不太相信。难道各位领导当真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粮食过多？当然还有一年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这样的“中子”，只有中文成语才能表述，那就是“天花乱坠”。
只有中国的文化才会有这样的灵感。我们重视共性、统一、一元、大道、所向披靡、一通百通……远远胜过个性、分别、多元、小术小技、个案一一处理。我们认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良医的关键都在于相同的仁心仁术。只有中国文化会把良相、良医、良工、良匠、良将、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种庄稼、种花、炼钢、放卫星、出孝子、养浩然之气……整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的思考与期待。那么，核能、人能、智能、体能、心能、化学能也都是能，都能成为一回事。一个人比一个铀原子应该强大得多，人的裂变也就比铀原子的裂变应该释放出更多得多的大能量来。同样，一场球的胜负与一场战争或一个实验的胜负其道理应该完全一致，都首先是心态问题、境界问题、人生观世界观即哲学观念问题，反过来说是有无私心杂念的问题。中国的体育评论、文艺评论讲任何赛事、文事，往往都是首先从人格修养与心态上讲起的。
自古以来的泛道德论（20世纪50年代是破私立公）、泛哲学论（当时是“实践、矛盾”两论起家论，徐寅生的一大贡献是运用哲学打好了乒乓球）、泛机变与泛意志论，加上近一二百年的屈辱紧迫感，于是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个个急上加急，火上浇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期待奇迹，期待重返世界列车的最前列，期待用自己的无疑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实力，抓住牛鼻子（即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把中国乃至世界这头巨牛引向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发达。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还要加上战争胜利的陶醉感，想用指挥三大（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经验，打几个生产建设的歼灭战，改变中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历史，改变农学、冶金学、道路工程学、水利学、能源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也大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面貌一新。
于是出现了军事化的说法与做法。钢帅粮帅升帐，电力交通先行。“大跃进”认为钢与粮是元帅，电力交通是先行官。这不是打仗又是什么呢？
1958年，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与战前动员一样的火热场面，挑战应战，此起彼伏，谁是英雄好汉，谁是稀泥软蛋，就看谁提出的数字高，整个一个数字大比拼：你说你要打一千斤，我就敢说打两千斤；你说你要深挖地二尺五，我就说我要深挖地两米五；你每亩地上底肥两千斤，我两万斤。
生产的热情变成了数字的空口白牙的竞赛。我在农村亲身经历了公社社员一个月不吃食用油，把油上到玉米的根部的壮举。而报道中有所谓母猪下了崽，奶不够，乃有人哺乳小猪的惊人故事。顺便说一下，三下五除二，刚刚合作化了的农村又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渡了。
实践已经惊人，报道就更惊人。例如把破纪录的产量叫做“放卫星”。分析一下，放卫星云云，还是受到前苏联的鼓舞。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毛主席乃提出，当时的世界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阵营在科技上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
文学达到了高调的巅峰。如说站在粮囤的尖顶上，抓一片白云擦擦汗。如说个个老将都是黄忠，个个女子都是穆桂英，个个小伙都是罗成。然后1959年由郭沫若与周扬同志编辑了《红旗歌谣》，在红旗杂志社出版。最被推崇的是头一首：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当时就说，此诗前四句是一个农民写的，后两句是一位干部加上去的。当时全国的诗歌乡诗歌县诗歌之家不计其数。
我也不忘湖北王任重同志亲自挂帅的写作班子“龚同文”，取共同为文之意。其中一篇文章引用了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
公社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除了
牙刷
惊人，振奋，肝儿颤……
一方面，放眼四顾，周遭还是那个世界、那点土地、那一拨子人马，那些吃喝、那点生产与生活资料、那点家底；另一方面，说法忽然截然两样了，说的都是你没有听说过，也无从想象的梦话。携笔茫然完了，这不丢笔仍旧心茫然吗？
农村在“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当时我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公社军饷大队桑峪村劳动，食堂吃一回细粮，消息传遍四周，有几十公里外的亲属跑回桑峪村吃馒头的。
城里人继续整风整改，“反右”已经大获全胜，接着趁势“反五气”。什么叫五气？骄娇官怨暮。就是说要在全国扫除骄气、娇气、官气、怨气、暮气。反骄，已经多次提出，中国文化讲的是谦虚，谦虚了才好凝聚好管理。反娇，是因为咱们设想的是苦战三五年改变面貌，换他一个人间。什么叫苦战，加班加点，把人的力量用到极限。大炼钢铁时有连续炼铁72个小时不带睡觉的。打仗时已经提出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方针。中国人为了挖掉穷根，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不要命啦。官气，其实毛主席是最反对官僚主义的，对那一套官僚程序，最看不上的正是他老人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打游击的革命英豪，能接受装腔作势、啰里啰唆的官派官谱官样文章吗？出来一个怨气，有点模糊从事，有点凑数。我当时就较劲，如果怨的恰恰是骄娇官暮这四气呢？即怨您要咱们反的那些玩意，那不就是对您的支持吗？那不是应该提倡鼓励的吗？可能是专指对领导的怨气吧，那就不能不反一反了。暮，我也想不明白，人老了，病弱了，临终了，能无迟暮之叹之悲乎？噢，那是后来，咱们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红歌，从60年代一直唱到新的世纪。梁启超就提出过“少年中国”的口号，李大钊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鼓吹青春。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1949年时，毛泽东只有56岁，周恩来只有51岁，刘少奇只有51岁。共产党的锐意进取，敢说敢想敢干、不怕杀头、坐班房、开除、丢官、（配偶）离婚，都体现了这种年轻的精神。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时间距离越远，“大跃进”时候的事越难以置信。例如砸了锅去炼钢；例如由最杰出的科学家出面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就能亩产万斤粮食；例如有了绳索牵引，就能把中国直接牵入共产主义。同时我们也会有一种含泪的感叹，人的精神、人的理想、人的献身，难道就这样具有不可承受之轻吗？上世纪60年代老作家王汶石发表过中篇小说《黑凤》的上半部分，他的作品现在读起来仍然感人至深。他描写的那种跃进精神，如今已经远远离去。文学和艺术是不是会起一个对于乌托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5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的名字当然是黯然失色了，80年代后期，苏联也变成前苏联了，但是前苏联国歌“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仍然大气磅礴，鲜有其匹。至今，俄罗斯仍然采用了此曲调作为今天的俄罗斯国歌。而我50年代学唱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是苏尔科夫作的词，也仍然给我一种令人泪下的冲击。同样，“大跃进”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大跃进”中的歌曲，仍然难忘，例如：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同甘苦/共呼吸/团结起来更亲密；
共产党啊来领导/把山治啊/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啊……
头两首歌歌词出自《红旗歌谣》，第三首出自影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是反映一次抢险救人的，第四首则出自一部故事片电影。
“大跃进”中还有一些另类的歌儿。如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郭颂演唱的《丢戒指》，后受到批评，不再在广播中播放了。
《徐秋影案件》说是根据一件实事编的剧，一个女士陷入了台湾特务设计的泥沼，最后自杀身亡。影片里有一则主人公徐秋影的日记，日记云：“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改革开放以后，报上说，所谓的徐秋影的原型的案件，是一个假案。那么不能发芽的说法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精彩的句子，一粒种子不能发芽，这令人心头沉重。
那个年代也许更有代表性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我们在“反右”运动中落马以后，劳动中最常唱的歌就是此歌，最卖力气唱的词就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样的“右派”分子，这样的“反右”运动，这样的阶级敌人，这样的歌曲演唱，也算是空前绝后、天下一绝了。
而在《丢戒指》的“姐呀儿，花园中，绣丝绒，咿个呀呼咳”受到批评的同时，大报上还展开了一个关于大粪的小讨论。一位教师著文，从前他见到有人写文章说是欣赏大粪，觉得不能接受，后来，“大跃进”运动中到了农村，看到了社员们是如何奋力积肥，得知了粪肥的伟力，他愿意欣赏大粪了。数天后，同样一张报，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必太矫情，对于大粪，也可以不提欣赏一词云云。
怎么会这么热闹又这么小儿科呢？斯时我常常参加掏粪积肥的活计。并没觉得有多么脏。掏完粪，自己洗干净就是了。一个掏粪，不值得如此闹哄，就是说，不应该轻蔑掏粪工人，也不需要将之高唱入云。这一类事一直发展到“文革”前夕，刘少奇主席专门接见著名掏粪工人时传祥师傅，并向时师傅说，你是掏粪工人，我是国家主席，咱们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一者是很好，二者是不能完全说服人。你可以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那么总有分工之别吧，行不行？分工有别，待遇、影响、贡献、威望、活动范围、世人心目中的位置……咱们都有区别，谁能否认？将高低贵贱换个词是可以的，区别也是实际存在着的。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回想这一段生命的历程，伟大祖国的历程，我感觉到了理想主义的力量，也痛苦于这力量的仍然不那么充分。人有多大胆，并不等于地有多大产，虽然当时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敢想敢干也不等于成功。不太敢想不太敢干，低调行事，也不排除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最后做成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夺取政权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强调一点鲲鹏展翅，高屋建瓴，雄心壮志冲云天。执政党却必须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拒绝任何细小的改善与进展。大话太多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所有的大话变成了将自己的军，为难自身，其教训痛哉！
“大跃进”的时期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无法知道我们曾经怎样傻过、拼过、苦过、闹过，闹革命、闹生产、闹元宵，这是老解放区的说法。可能与陕北或晋北的方言有关。和“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样，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留下了记忆，也留下了一些红歌。当人们重新唱起红歌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这是一个蛮干硬拼的年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盲动搞笑的年代。这是一个碧血丹心的年代，这是一个起哄架秧子的年代。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年代。这是一个豪情弥漫、诗情弥漫、神话弥漫与浪漫至极的年代。这是一个弘扬嘴功、吹牛不上税、“支票”满天飞的年代。这是一支大手笔，这是一场大灾难。这是一次大进军，大冲锋。这是一场大挫折，大窝心。这是真正的举国体制，这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真正的举国忽悠，这是真正的运动群众。这是一呼百应、地动山摇、热血沸腾、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年代；这是“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驰骋万里、白日做梦、荒唐游戏的年代！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主要是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较劲，并取得摧枯拉朽的胜利的话，那么1958年的“大跃进”主要是与农民的拔河比赛。我斯时在北京郊区劳动，反正我接触过的农民没有一个人相信放卫星的虚夸产量。倒是不甚知种庄稼为何物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与文学家，在那里跟着忽悠。跃进来跃进去，饥荒来饥荒去，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中国的农民。我至今记得我在那里劳动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军饷乡桑峪村的农民党员把自己腌好的咸菜缸连缸带菜无偿地献到公社食堂的情景。我至今记得1958年年终结算时宣布每个工分折合四分钱左右时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妇女队长喊了声“买个糖球去吧”的情景。党的威信有多么崇高，才能使家无余粮的农民把自己的个人生活资料无偿奉献？城市的干部、党员、职工都能愉快地这样响应号召吗？工分值那么低，一个是由于搞了食堂化吃饭不要钱，一个是由于公社化后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同样是此位妇女队长，曾经叹息：一个缸，大家都往里添水才能行。她当时还是一心想搞好集体经济的呀。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祖祖辈辈种庄稼，他们能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吗？对于他们来说，亩产多少斤，不仅是一个数字，而是非常形象的一个堆堆，一个实体，是一摞麻袋，几车东西，需要多少人收割，多少人翻晒，多少人打场扬场，多少人装车，多少牲畜拉车，多大的仓库保存，他们都清清楚楚。对于农民来说，没有比产量更具体、更切肤、更贴心、更生动的了。他们怎么可能相信张嘴就说的虚夸产量？他们说，即使所有的白薯长得与下放干部们的块头一样大，站满一亩地，也达不到报上登的卫星产量：亩产80万斤。他们说，即使把一块地吊起来六面种植，也放不成夸大其词的产量卫星。这样的话语虽然不中听，却是实实在在的声音，是怎样的被阻隔在领导层的身外门外百里之外呀。谁敢反映农民的这些话？包括我，我听见了也是装听不见，我敢面对事实面对真理吗？我不敢，不敢，不敢！痛定思痛，我们能不记住这样的教训吗？反过来说，我们能不惭愧吗？
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我想从两个方面补充分析1958年的事态：
中国自古以来，是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泱泱大国，唯一的文明国家，诗书礼教，中央之国，四海之内，周边不是茫茫然无人迹的汪洋大海就是一些小小番邦，小番邦或归顺，或捣点乱，最后还是得臣服中国天朝大都伟邦。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生存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观念危机，震撼了全国。我们从天上掉入了深渊。慌了乱了急了拼了苦死了！从那时起，中国就没有踏实过。责任在清朝政府，干脆推翻它。推翻完了，局面更乱：张勋复辟，袁大头称帝，军阀混战，北伐革命，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内战正酣，外战又起，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亡国灭种，近在眼前。终于撑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又是三年内战。总算革命胜利，凯歌震天，四海来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压榨我们、剥削我们、坑害我们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完全推倒，苦根祸根乱根连根拔光。谁不心急火燎？谁不热血沸腾？谁不认定昨非而今是，新中国将会迈开大步，跃进冲向前？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哑巴说了话，革命的胜利，当然是奇迹，否则一群土得掉渣的农民义军，怎么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军”？革命能搞奇迹，搞大会战，搞摧枯拉朽，那么建设就不能吗？如此这般，自视高了还要再高，期许大了还要再大，步子急了还要再急，干劲鼓了还要再鼓，气势牛了还要再牛，主观愿望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再爆炸，科学、理性、规律、过程、步骤……全都给我靠边站！
我有时候甚至想，中国的一些事不好办，不是由于爱国志士太少，而是由于爱国志士太多，一人一个药方。这些药方如果都抓了药让祖国吃下去，不但能治死我们的共同母亲祖国，而且互相争执不休，互相攻讦责备，更加乱成一片。
我们的爱国志士，不是热情尚低，而是由于温度太高，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政治，政治的问题在于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而谁掌权谁就会按一定的与坚决的意识形态治国，就要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改变一番，理顺一番。而只要理想的意识形态加社会制度一取胜，就会是一通百通，顺风顺水，国家大治，民生幸福，政事清明，民风高尚，超英赶美，世界前茅，伟大中国焕然一新。所有的爱国志士，都想、都认定正是自己，一准能把千百年欠下来的老账一朝还清，让中国前进，让国人扬眉吐气，让睡狮醒来，让敌人发抖。至于别的问题：资源、资金、矿藏、外贸、人口、科技、工艺、设计、医药、国土、教育、交通、住房、气候、环境……根本提不到议程上来。
急躁，急躁，还是急躁，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以来，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我们吃了多少急性病的亏？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在煽情，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我们的目标又是那么高高在上在前在高天日月之边。顺便说一下，我们动不动谈人均收入超过发达国家，至少在目前，这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难道一个国家的成就就只反映在人均收入值上吗？我早在80年代就主张，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稳妥，如果我们的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如果我们的官员廉洁奉公，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丰富高质量，如果我们能构建和谐社会、公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和谐相处同时捍卫我们自身的核心利益与文化传统……即使一两个世纪内达不到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颉颃的水平，我们也是幸福的自信的与快乐有尊严的。世界上不是没有某些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比西欧北美国家高不少，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理想。难道他们是我们的目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