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1958年到1960年，如火如荼拼跃进…
说到急躁病，我马上想起以地下学生党员为主体组建的北京团市委的工作作风。我们那个时候，哪一天不开夜车？哪个星期天不加班？到了晚上谁如果先睡觉谁简直是无颜面对同志同事。岂止周末用来工作，团市委当年的一绝是专门在大年初一开一天会，从早开到晚，从晚上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当真以为靠我们的加班，靠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加班加点，能让全地球早日飘扬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早日结束阶级社会的野蛮与不义。
还有一个问题，中华文化重整合，重统一，重共同性与事物间的联系，还重抓牛鼻子，渴望着找准穴位，一把抓，一揽子解决一切问题，至少是势如破竹地、迎刃而解地解决一系列问题，而缺少分门别类、精益求精、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毛主席那样重视哲学，他认定他的胜利是哲学思想的胜利，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卖菜打乒乓球，都要靠他的哲学的引导，有了起家的“两论”（指毛主席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一定能无往而不利。那么用他的哲学指挥经济建设，指挥跃进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人常常认定，大河没水小河干，哲学无理万事难。西方的实证主义则强调，小溪没水大河干，格致不精不细，哲学变空了。国人常常强调：有了大才有小，有了整体才有具体，有了大定有小，有了整体定有具体与细节。西方则时而强调：有了小才有大，有了具体才有整体。甚至于，有些事是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习惯于嘲笑那些抓科学抓教育抓贸易抓女权抓乡村建设的人是只会抓牛耳朵牛尾巴牛睫毛，而我们抓政治抓革命才是抓住了牛鼻子，而这头牛的驱动力在于哲学。
同时中华文化重道德面貌，重精神境界，重感情充沛，重随机应变，而缺少强调理性计算、逻辑论证、细节、程序、规则等的传统。例如，用抓三大战役的手段，集中优势兵力，抓粮帅、钢帅，抓交通、电力，特别是抓钢产量翻一番，举国为1070吨钢而奋斗。
我们用战争中的拼老命的办法，用肉搏时牙齿也可以当武器的办法，用砸锅砸勺变炼钢原料——然后变成烂铁的办法，用土高炉的办法，用请连用风箱炼铁的技术、用大锤小锤打铁的技术尚未掌握的人当技术指导的办法，用下死命令不达数字目标决不罢休的办法搞全民炼钢。
用人海战术搞超英赶美，这太惨烈了，太感人也太天真，对不起，我要痛心地说，太可笑了。
我不懂战争中感情的强烈是不是具有极大的作用。反正咱们中国人是感情激昂的民族，听一出戏吧，我们的敲锣打鼓是多么昂奋激烈……可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能用拼刺刀和肉搏的方式吗？
经济建设、发展生产需要的是科学，是掌握与绝对地遵从客观规律，是知识，是技术，是渐进，是打牢基础，是善于经营与巧于设计，是吸收世界人民的经验，是创新与精到，是调动人民的经济生活中的积极性，是充分考虑人民的物质利益。我们的代价高昂，我们的努力惊天地而泣鬼神，我们的空想荒唐，例如“大跃进”后到处是报废的土高炉与一块块的废铁，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受到的教训太严厉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敢忘记，我们再也不能搞唯意志论、个人迷信、大话连篇、害己害人了。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1）
1957年到1960年，可说是峥嵘岁月，舍命年华，急切昼夜，亢奋政务。当时叫得最响亮的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点怪，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的政治性政策性规定性操作性并不充实，也难于摸到经络，但它的情绪性文学性口号性比较明显。与其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不如说更像一个大众文学化的口号，这更像是一个突击队长的动员令。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与通俗化了呢？是不是把搞建设、发展经济看得太轻易了呢？
60年代初期的饥荒留下了沉重的篇章。回忆起来，夫复何言？我在感觉到无比沉痛的同时也不能忘怀当时的与艰难同在的坚决、坚强、坚韧。生产建设上的弯路，正在支出我们的曾经的丰厚的政治储备。政治资源好比一个基金，你做得好，就是正确地使用了基金，而且是良性循环，越用基金积攒得越多越大。你做砸了，就好比把你的基金浪费了一部分，是在耗费你的本钱。但我感觉政治还是有一种后续力、预应力、逆反力、总和力。后续力是说，具体的跃进呀公社呀已经明显受挫，但是共产党的发动群众、穷人翻身、涤除腐恶、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积极影响和正面纪录，包括三大战役的威望与凝聚力还远远没有衰减。而解放后的“镇反”“肃反”“反右”等等，则有一种预应力与威慑力，就是使各种人都明白，推翻共产党的天就是自取灭亡。直到21世纪，我还听到过这种说法：多吃菜，少吃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我还在斯洛伐克听到过一个华人导游给我讲：世界上的事，不要与美国叫板；中国的事，不要与共产党叫板；家里的事，不要与老婆叫板。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的后续力和预应力。
逆反力是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耻国殇、生死搏斗成就了共产党，成就了社会主义，成就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共产党是个吃苦的党，挨饿的党，被屠杀的党，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党，挑战的党，逆风而进的党。党可能怕很多东西，就是不怕苦累与责骂。共产主义是个准备好了杀头与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主义。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已经写道：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越是困难，越是失败，越能够强调人的精神。如果共产党走到哪里都是顺风顺水、鲜花鼓掌，那肯定就不是共产党了。曹禺老师在60年代写就的《胆剑篇》，就是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来动员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60年代初的弥天大难。
总和力即综合力，1960年陷入饥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有着综合的强势主张、强势语言、强势组织能力、强势意识形态。斯时的我国，并没有因为饥饿而垂头丧气，反而加大了反修反帝反各国反动派的调门，尤其是与前苏联叫起板来，而且点着名批意共的领导人陶里亚蒂与法共领导人多列士。
我至今仍然不忘困难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强势力量，这种不无夸张与浪漫的精神力量硬是撑过了难以想象的难关，但这种坚持、坚决、坚强的精神力量，也掩盖着某些隐患：唯意志论、偏执，失去了及时调整，乃至改弦更张的机遇，酿成更大的难题。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2）
意识形态是强硬的，但农业商业等方面的措施有自己的务实主义。当时的说法叫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暗示着不再仅仅执著于速度与数量。
极端的物资匮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各种计划招数，粮油早已凭票供应，此时加上了肉票。北京市民按户口每家有一个购货本，凭此本供应过芝麻酱、粉丝、肥皂、电池、火柴、白酒、料酒、豆腐……比较妙的是一种叫做工业券或购物券的东西，按工资发，例如每十元工资发一张券，我当时是80余元工资，每月有8张券。我爱人芳是50余元工资，就是5张券，我们家每月有券13张，还是不错的。国家规定，稀缺的商品出售时不但要人民币也要收券。例如，买一台收音机可能需要收10张券，那么买一辆自行车，就要收200张券，因为斯时的自行车更紧俏也更有用场。买一件木器呢，可能收券极多，因为当时的木材奇缺。买一块国产手表呢，虽然价格不菲，但由于其对于消费者的迫切性与实用性不如自行车与木器，可能要的券反而少些。据说这个发券收券办法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学的。这实在不失为一个既严格限制消费，又保留了个人进行选择的可能的好主意。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传统的国家。至今回忆起这种票、证、券、本儿，还有人留恋，说那时的物价多么便宜，贫富差距也很有限，刺激不起消费的欲望来，视消费心理为资产阶级腐朽，似乎发券时代那才是周公伊尹之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范本。后来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你乍一听，似乎说得太浅显了，其实，事实证明，至今仍有人在鼓吹与大力美化票证券本儿的穷社会主义。
然后出现了高价商品特别是食品。有三块一斤、五块一斤的高级点心，而当时的普通点心每斤只要几毛钱。这种高级点心中甚至有使用了奶油、芝士等配料的西点，如当时我视为天堂供应品的黄油起酥。一般的所谓的水果糖、奶油糖也是几毛钱一斤，同时出现了几元钱才能买一斤的高级糖果。然后餐馆里出现了固定菜谱、抬高定价的高级饭。1961年春节，也是最缺吃食的一个春节，我狠了狠心，花去了储蓄的数十元，与妻一起在西四“同和居”鲁菜馆，吃了一顿高价饭，有焦熘肉片，有干黄鱼，有黄瓜肉片汤，有米饭与小花卷。只是由于食油奇缺，这样的高价饭，却连北京人常用的花生油也没的用，是用椰子油烧的菜。可能椰子油也很好，但由于我们过往没有吃过，倒是买过用过有椰子油配料的肥皂，我吃的高级菜似乎有一股肥皂气味，好在，已经饿极，哪怕是直接吃肥皂，已经顾不上计较了。
当时我的大儿子王山，已经两岁，不知他从哪里学到了儿歌：
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头儿上茅房……
即使高度计划化，也还是需要有一点钱，否则上哪儿找高级茅房去？没有钱有官位，也不无裨益。北京市当时针对处级以上干部有黄豆的补助，也就是每月一两斤，令人致敬也令人羡煞啊。
我还到东安市场附近的和平餐厅喝过咖啡，因为这一杯咖啡不要票证，而内含多多少少一点糖与牛奶，我从理论上知道糖与奶都无限宝贵，便花费了将近一元钱去喝西洋滋味的“白咖啡”。与此同时，我路过邻居家，闻到他家飘出的热气腾腾的蒸窝头的玉米面的香气，我简直是陶醉了，世上果然有这样的异香，岂止是沁人心脾，简直是起死回生的仙气啊。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3）
我还算略有余力，虽然饿得骑上自行车难以抬腿下来，或者推着自行车硬是无力抬腿上车，我总算基本上没有浮肿。北京人将浮肿叫做膀，音读阴平，一个阴平的膀字，真是令英雄气短，令你直不起腰来！
全国政协礼堂门边，有一个文化餐厅，我有幸不止一次在这里吃饭，包括赴宴与请客。它至今保留了一个习惯，不管吃什么，客人的主食小碟里总是放着两枚一长一圆的小面包。人们说这是由于1960年前后“困难时期”，周总理常常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在这里用餐。周总理发现，小面包一拿上来，转眼就不见了，盖那些国内外知名的大人物，包括民主党派领导、民族与宗教代表人物、大科学家、文艺家……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它们装入衣袋，带回家去给妻儿老小分享。总理很动情，下令餐厅要保证小面包的供应，可以吃可以带。呜呼，纵是艰难也动人，纵是多情也太为难啦！执政执政，能掉以轻心吗？
当时强调了劳逸结合，其实主要是逸，班可以晚上，可以早下，农民则在冬天可以休闲。团市委书记甚至跑到“右派”们劳动的地方，关心大家，要大家多休息，别受累，别受寒，还视察了我们冬夜放在室内的尿桶，指出室内尿尿的安排是“正确的”。
文化上也在悄悄地调整政策，有了所谓“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中宣部正式下发：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三、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六、培养优秀人才；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那些年是这样，虽然“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随着政治气候变化，有时提，有时不提。气候肃杀时，提的同时更强调百家说到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强调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是阶级斗争的方针。而此次的“八条”，一上来就大模大样地提“双百”，有含意存焉。遗产与外国能提出来，在当时亦殊不易，遗产不可能没有封建，外国不可能没有帝修反。所以是批判地继承与吸收，留下了转弯的余地。批评而且要正确，也就是不能荒谬地、粗暴地、高压地进行文艺批评了，令人闻之落泪谢恩！劳逸结合变成了文艺政策的组成部分，则是由于饥饿。又要团结又要改造，这是非常好的说法，团结在先，还是舒服的，继续改造，则避免了以为你们要反“左”的误解，从“三面红旗”以来，从来就没有提过反“左”，反“左”太敏感，不可以发昏章第十三，竟然白日做梦、痴人说梦，梦起反“左”来。
解放前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往往是先猛整，有枣三竿子，没枣三竿子，但一到运动后期，就要大大地甄别一番，把打击面缩小缩小再缩小，往往又是天恩浩荡，宽宏大量，皆大欢喜。再有就是搞什么运动都强调态度，态度好了，大事可以化小，态度坏了，小事可以扩大。当年“反右”反到王蒙头上的时候，王采取的是要怎么检讨就怎么检讨，一概认下来，绝不辩白、绝不讨价的态度，这里边就包含着等到运动后期还有机会甄别的侥幸心理。但是，恰恰是“反右”运动绝对不允许甄别，不存在复查，不可以改变任何人的“结论”。道听途说，全国似乎只有一个人划了“右派”后来早在60年代就给改正了，那就是在广播部门担任过领导的温济泽，是由于胡乔木同志亲自过问，他才得到了这罕有的幸运。别的运动并非如此，后期甄别没有事的面，宽泛到了几乎与初期揪斗隔离的面差不多的程度。刘少奇此后讲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曾经讲过一个观点：运动初期，要看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运动后期，要看敢不敢实事求是。初期放手，后期求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后来，“文革”中，并非作为正面的名言被多方引用，说是少奇同志说过，领导好比开汽车、打方向盘，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最正确的领导。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4）
为什么偏偏最需要甄别的“反右”运动，绝无甄别、复查一说呢？就是因为这个以思想言语定性的运动弹性太大，可讨论的空间太大，如果是查敌特，查反动历史，查贪污受贿，查一个案件，都比较明确具体，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思想言语，如果允许复查，弄不好会来个大翻盘，不好收场。
斯时还有一件大事，在广州，1962年3月，有一个科技工作会议，还有一个戏剧工作或创作会议召开，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参加了会议，并为知识分子搞了“脱帽加冕”。脱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的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冠冕。当时的理论如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阶层，而是依附于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毛，旧社会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皮。解放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身，依附在新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毛主席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不无幽默也不无强烈地说：“如果你们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的，我承认（我原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作广州会议的会议上，据说有人发言，土地改革后规定，地主、富农参加劳动三年至五年，奉公守法，接受改造，可以摘掉地、富帽子，人们问道，怎么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硬是去不掉呢？
现在说这些话，略显好笑，当时却令多少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我稍稍成熟一点了，不敢太热更不敢太盈，也没有那么多泪了。只有眶依旧，盈不盈，不敢说也不好说。
然后是1962年9月，广州会议后半年整，召开了八届十次中央全会，发表公报说：
……我国人民坚决地粉碎了并将继续粉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任何窜犯、挑衅、侵略和颠覆活动等阴谋。——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周扬有个说法，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八届十中全会一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风向变了，最早告诉我的是作家黄秋耘。与我切肤相关的是，不可能再发表作品了。本来，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期间，一大批“摘帽右派”已经发表了新作，内有丁玲、艾青、秦兆阳、邵燕祥、刘绍棠……
我至今想不清楚：
文艺十条、八条，特别是总理加两个老帅的知识分子问题讲话，都极诚恳感人，怎么八届十中全会一开，都不算了？是的，没有人说过不算，没有人说文艺几条也好、脱帽加冕也好，有什么不妥，但是确确实实北戴河全会之后再没有人提及此事了，就与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这可有点奇怪。
应该说这是“人治”的特点，几个领导说了许多大家爱听的话，更高的领导出来说话了，更高的领导无意反驳此前几位地位没有他高的领导说的话，但他的思路不同，原来的话立马作废，客观上则形成了一松一紧、一放一收，乃至又形成了大“阳”谋。幸亏我当初也没有寄予太大希望。这样的“人治”客观上形成了多变，也影响了公信力。
早在《易经》中就有“大人虎变”的说法。大人物是变幻莫测的，就像老虎身上的斑纹，一会儿一变。李白则有诗曰：“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说来好笑，我用“五笔字型”打“寻常”这两个字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建党”二字，屏幕上竟然显出了“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建党人”。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5）
怎么虎变呢？以退为进？先调整与放宽政策，保持冷眼旁观，再就势收网，一网打尽？
许多同志说，一些货币回笼的做法，如高级点心高级糖，出自陈云同志的主意。那么，文艺若干条，说是周扬的意思？他有那么大权力与胆量吗？总理呢？从历史上看，他与中国的进步文艺人士有着极好的交往与相互理解。但1949年后他分管过文艺工作吗？偏偏在中国，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谁没有事愿意沾文艺这个怎么说怎么有理，又是怎么说怎么没理，从而成为借题发挥的把柄的烫手山芋？
天下多事。到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有一出话剧干脆命题《千万不要忘记》，后来还由大导演谢铁骊将它搬上了银幕。写一个青年工人，被当过卖鲜货老板的岳母所“腐蚀”，旷工打野鸭子，后来几乎酿成了事故，最后连女儿也明白了要与这个原小老板划清界限。
这样的戏只能说明对于当时提醒不可忘记的阶级斗争，没有抓住什么蛛丝马迹，弄个水果店老板娘出来，充数罢了。
另两出戏在北京红里透紫，一个叫《箭杆河边》，是相识的文友刘厚明写的，彭真同志看了这出戏，并指出作家要深入生活，否则，你就不知道一个箭杆河嘛。谦虚谨慎的刘厚明则表示，他本是儿童文学作家，长期做教师，这次写戏反映阶级斗争，是赶鸭子上架，但为了完成任务，鸭子也要上架。
另一出戏后来也拍了电影：《夺印》，则从“不要忘记”引申到权力的争夺、政权的争夺问题。里面有个富农婆“烂菜花”，腐蚀拉拢大队干部，拿着一碗元宵，喊得全村知晓，请大队长吃。这样的阶级斗争，也让人觉得都是小来来，只如儿戏，根本上不了台盘，未足挂齿。
不错，阶级斗争的口号与任务提出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则远待充实，斗争在先，斗争是无条件的，而阶级待查，阶级还在摸索。
当时还上演过译自朝鲜的话剧《红色宣传员》。苏共当年有设立宣传员一说，据说苏方还多次建议我们也设立宣传员，我们设立了一回，无疾而终。但这个时期从朝鲜又进口了宣传员的大戏。
要搞阶级斗争啦，全国人民都已明白，到底怎么个斗法，还在酝酿之中，可能上边也在酝酿。有一阵重点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了一段，又是城市五反，都不算够劲，都使不出力来，最后搞到了文化，文化才是一抓就灵，哇，当真掀起了高潮。
为什么我要推敲这个以退为进、以进为退、以退为退、以进为进或者是有进有退亦进亦退的拗口词与绕口令呢？
我们的政治智慧是太发达了。可以是以退为进，就是说，在有所调整有所退让、搞搞高级点心、搞搞脱帽加冕的同时，考验考察各方，紧接着发起更进一步的攻势：社教、城市“五反”、文艺整风（后来被说成是假整风），最后终于盛开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也可以是以进为退，“大跃进”受挫，但气可鼓而不可泄，故而要更加提高三面红旗万岁的调门，另辟蹊径，另开大路，另举大旗，反帝反修备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斗志昂扬、气势磅礴，先不提少提“大跃进”的得失为好。
可进可退呢，就是说，该高级点心高级糖咱们也点心糖果过了，该抚慰提携，咱们也脱过帽加过冕啦，你实在想买自行车，也攒了不少工业券了，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提到了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文艺作品中糟改几个小老板或富农，给浪荡女人“烂菜花”抹抹黑，自然只是小事打哈哈，事实上，各位小老板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好，至少也不比旁人差。50年代后期“反右”以来，真正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的是党内某些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老板、富农反而相对平安。“文革”一开始，红卫兵们又去砸了一回地富，那是由于“小将”们的无知，让地富们吃了挂落儿。
十一、困难时期，以退为进还是以进为退（6）
我常常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奠定了格局，谈学术，很难突破先秦诸子的框架，谈政治，很难突破纵横捭阖御民谋国的一套。这是一个骄傲也是一个悲哀，我们成熟得太早了，物极必反，成熟得反而孩子气起来。
20世纪60年代前几年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也很特殊。1957年的“反右”，1958年开始的受到挫折与后果严重的“大跃进”，1959年又搞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各单位也上挂下联地搞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平反了。一路拼死拼活地走来，导致了1960年开始的三年的饥荒。共产党、新中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巨大的风浪。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为领导尚未从各种挫折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没有进行足够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勇气克服已经为害不小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个人迷信、脱离实际与极“左”的一套，而思之沉重，痛心至极。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感叹，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除了那个年代以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执政集团哪一位领导人能够胜利地顽强地，仍然是毫不含糊地经受那样的挫折、困局与考验。
总体的胜势强势威势并没有改变。新中国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希望并没有改变。
局部的、具体的妥协、后退、让步，并不拒绝。例如人民公社，既然是公社，大家的一切都应该属于公社，接着上边却说以大队为基础，没有多久，立马变成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结算单位，大队、公社，起的仍然是村政权和乡镇政权的作用。
除上面提过的各种权宜措施外，还应该强调的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这些“反五风”措施。有的版本则是反平调——一平二调风，是指对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任意调动与拉平。这里的共产风云云，令人思索。在这里，“共产”二字作为定语竟然不是正面的意义。
是的，谁都一样，不可能永远向前向前向前，该拐弯就得拐弯，该后退就得后退。
根据地尤其是延安传下来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在这几年也起了重大作用。人们看到的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你困难我也困难，你28斤粮食定量我也是28斤定量，越穷越显出一心一德地刻苦奋斗的精神来了。
精神的作用、文艺的作用、意识形态的强化，在60年代初期达到了极致。脍炙人口的红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支山歌给党听》《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红歌剧《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红书《红岩》《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彤彤的大歌舞《东方红》都是出在这个年代。至今仍然有些老同志认为，那时的文艺最值得称道。
毛泽东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的著名的《满江红》，“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敲响了60年代的中国战鼓。
还有一条，叫斗争，共产党是斗争出来的党，是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的党，直到80年代搞改革开放了，小平同志还喜欢讲改革开放要“杀出一条血路”。
三大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尽，抗美援朝的烽火刚刚平息，金门炮战的呼啸声声在耳，新的战线——批判前苏联修正主义的号角又呜呜吹响，酝酿着极大的对抗。1962年10月，打响了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国人在支持越南抗美斗争方面的调子也越来越高。
国内更是到处都有战斗厮杀的呐喊。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词《十六字令》：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似乎是预言了解放后到60年代中期，乃至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形势。“快马加鞭未下鞍”，是1949以来毛主席的整体状态。“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是“大跃进”。“倒海翻江”“巨澜”，尤其是“战犹酣”，是我们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以及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对派的斗争。那么“刺破青天锷未残”与“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呢，那是中国的自诩，也是中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形势的估计，傲则傲矣，仍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分析与应对。
斗争斗争斗争。对外的斗争，对内的斗争，交响于神州大地，成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上的主旋律。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争是共产党的长项，是共产党的看家起家本领，而且不仅是哲学，对斗争的欣赏与赞叹成了共产党的美学、共产党的审美标准。正是在斗争中，正是斗争的号角与旗帜，正是拼刺刀的你死我活的严峻，才调动起了人的潜能，才高扬了人的意志，才团结了所有的战友，才能像大青松一样巍然挺立，像红岩一样傲然于世间。
至今仍然会有人怀念那个战鼓隆隆的年代、“战犹酣”的年代。人啊，不好办啊。斗得过了，造成混乱分裂，伤害了好人，影响了生产力与文明的发展进步。老是不斗，只知道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光剩下和谐与微笑了，人的精气神硬是找不见了，而拜金主义、腐化堕落、消极懈怠、庸俗圆滑、不思进取等都一股脑儿发作了。
也就是说，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时候，想完全回避斗争是不现实的。
不是共产党，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失误，当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如60年代初期所见。不是中国共产党也抗不住那样大的困难压力与风险，不可能照样乘风破浪向前进。换成别的政治力量，新中国必定土崩瓦解，重陷国而不国，分崩离析，乱作一团，大难临头、莫知后事的苦境。功兮罪兮，历史将长久地在这里沉思！
意识形态的加温结果是“文革”浩劫
十二、60年代，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1）
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拉丁美洲的左翼游击队及左翼大学生，喜欢悬挂三位革命领袖的画像：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
我想起了爱伦堡在他的小说《暴风雨》中多次引用的意大利游击队的歌词：
快点打口哨，同志，
是战斗的时候了。
爱伦堡是犹太裔前苏联作家。前苏联卫国战争中，他写了许多文字痛斥法西斯德国，希特勒曾经扬言，攻下莫斯科后首先要处决的是斯大林与爱伦堡二人。他获得斯大林的优待，常常是半年住在法国，半年住在前苏联。50年代他与一批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一道，积极投入了亲苏的保卫和平运动。他的小说气魄宏大，喜欢搞跨国描写。他的文章《谈作家的工作》启发了我走向写作。但是我的一位做党务工作的同事说：爱伦堡是个“老油条”，根据是他歌颂了半天前苏联，抗击了半天法西斯，但他本人不是苏共党员。一心以为自己革命的人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蠢材，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之后批斯大林后，他写过《解冻》，又写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相当精彩地描写了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
现在回过头来说咱们。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的90年代，切?格瓦拉又在中国大红大紫了一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上演了《切?格瓦拉》，锐气十足，火冒三丈，说是上演前串场人向观众大喝：“有大款没有？滚出去！”
美国拳击明星泰森的胳臂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遗憾的是，自从中国观众注意到泰森与他臂上的刺青以来，这位常常制造麻烦的拳击名将，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过。
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则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原因，窃以为应该按照马克思的教导来理解：斗争中，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斗争对人的挑战很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耽于斗争，他会斗出瘾来的。斗则进，斗则意气风发、精神振奋、血液顺畅，全身机能进入最佳状态；不斗则“修”、锈、朽、臭，不斗则血脉停滞、二便积痞、三餐无味，直到一命呜呼。
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乐观笑哈哈的人能够健康长寿。但是我也听说过，一个爱斗的人必须天天告状、辩论、抗议、咒骂、纠缠不休才能正常进食，正常入睡。
20世纪60年代我们向往古巴，我们唱：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
1962年，前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压力下撤走了导弹，古巴对此深感屈辱，对前苏联有些怨言。我们在痛斥赫鲁晓夫丢了前苏联的脸的同时，在报纸上大声宣告：卡斯特罗不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古巴方面对中苏论战的态度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才改了调子，说是反华的合唱中加上一个卡斯特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经过“三面红旗”与60年代初的饥荒，经过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的我们的三篇批修文章，60年代形势的一大特点是与前苏联决裂，双方越走越远。
一不做二不休，你苏共嘲笑中国的“大跃进”，嘲笑中国人喝的是大锅清水汤，嘲笑中国人三个人才穿一条裤子，我则干脆宣布你是叛徒、修正主义，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总之是敌我矛盾。人们说，当时的王明站到了前苏联方面，著文批中共是“小资产阶级”，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只能算小打小闹，小手小脚，远没有中国批前苏联时给它戴帽子的威猛慷慨。
十二、60年代，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2）
这里边也有文化上的互不理解，互不欣赏。苏共在它的理论文章中硬说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提法，是“用气象学的术语判断国际形势”，这有点像小孩抬杠。当然，一直念叨东风压倒，也无助于真的去压倒反动派。而一位新疆的老作家由于说了“东风压倒西风”的首创权是林黛玉，“文革”一开始，被斗了个七零八落，就更滑稽了。我在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赵忠祥先生怀念说，周总理关怀指示，鉴于当时电台播音员对于批修的“九评”檄文的出色播报，参加了播放反修檄文的播音员每人提升一级。我更是只能长叹了。
九篇批修檄文，广播的读法确有新意，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能提供这样的机遇，让广播员大显身手。尤其是读到引用的苏方的反华文字时，我们的出色的广播员念得阴阳怪气、半死不活、似人似妖、非驴非马，令听的人浑身起皮疹。而讲到我方的最激越的文字时，义正辞严、泰山压顶、豪迈大方、视对手如草芥，也令听众贪者廉而鄙者立，怯者勇而懦者强，如火熊熊，如水滔滔，如剑凛凛，如马萧萧。
1980年我首次访问美国华盛顿时，《美国之音》的一位台胞背景的广播员对我说，60年代听到北京广播时，一听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类的话，“我们真有点吓得发抖啊……”
像我这种学生娃娃追求革命，我们的革命精神资源包括左翼书籍、歌曲、影剧，我们也崇拜左翼文化人如丁玲和艾青，我们深受客观上起了控诉旧社会体制作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向往也包括了前苏联，一直延伸到旧俄的托尔斯泰与柴可夫斯基。前苏联的存在、有关前苏联的宣传、前苏联的文化，都是激动人心与终生难忘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事情的发展是这些精神资源的一一破产与不断破产，是我们的美梦我们的痴迷的一次又一次破灭，一次又一次化为灰烬。一回运动，失落一回。一遭批判，惶惑一遭。一场运动，清除一批，从精神上“消灭”一批中国的还有更多的前苏联的文艺大师与他们的作品。清除了再清除，消灭了再消灭，硬是除不尽，灭不光啊。
当然还有一个高山仰止的巨大存在，就是毛泽东。问题是，好花也要绿叶扶，太阳也要月星衬。毛泽东越来越伟大，其他的一切越来越粪土，一座孤零零的高峰，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感与寂寞感，甚至是颓丧感。伟大伟大，伟大是不可能孤家寡人的啊。
毛泽东的才华与胆识、他的独出心裁与特殊的行事风格、他的如同惊雷一样的变化莫测的说法，令我们不断地振聋发聩、瞠目结舌。当今的所谓雷人雷语，与毛泽东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1961年，我听到过一次市委领导同志的讲话，里面说“毛主席，就是当前的马克思，就是活着的马克思……”，我完全被雷倒了。我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将更加不可能，中苏的裂痕，将更加扩大。赫鲁晓夫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当今的马克思吗？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奠基人，是一个伟大的学者。直到新世纪的西方金融危机中，还不断有人回想起马克思的理论预见来。但是毛泽东有与他相比较的必要与可比性吗？马克思并没有从事过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而毛泽东也没有创立一种崭新的革命理论。
十二、60年代，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3）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一位不比骂爱伦堡是“老油条”的人高明多少的副局级干部，告诉我他学习《毛选》第四卷的体会。恰恰是最艰苦的1960年，编辑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撰写的文章与讲话记录。对这一卷“雄文”（郭沫若语）的宣扬主要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八个大字。我当时有点糊涂，我觉得我懂得什么叫敢于斗争，不懂啥叫敢于胜利。我想的是敢于斗争了，那么胜负并不决定于你的勇气而是你的实力、策略与运气，胜了就是胜了，败了就是败了，胜败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决心、预计与过程。说敢于胜利，等于用主观状态解释胜负，妥当吗？
自我感觉良好的副局级领导告诉我：明白吗？现在的国际形势正如《毛选》第四卷时期的中国形势，敌强我弱，但社会主义阵营占有着整个地球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人口与物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战略策略办，我们就可以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了。问题是苏修不敢斗争，不敢胜利。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不知道这是他老兄的独出心裁还是有什么背景方面的特指。他知道世界到底怎么样了吗？
还有一位同志告诉我，中医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庆谈判后的打打停停中得到了启发，给病人吃药也是吃吃停停，结果把难治的病治好了。
从前苏联卫星上天，判断出“东风压倒西风”，看来未必靠得住。但是毛主席与周围人当时处于兴奋状态，则反映出来了。
于是一方面是对于毛主席的歌颂已经入云，可以说已经毋庸林彪的“四个伟大”的出笼了；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的痛斥。
大有来历的说法是：“前苏联现在是凉水洗鸡巴，越洗越抽抽啦。”“赫鲁晓夫攻击我们的领袖是过时了的老套鞋。”（按：赫在东欧讲过一些人死抱着过了时的教条不放。领导人，就像过时的老套鞋一样，应该予以抛弃。）
我恰恰是在新疆明白了啥叫套鞋。每年春季，乌鲁木齐等地，一片泥泞，人们在皮靴的外面，还要套上一双橡胶做的小船似的套鞋，才能行路，到了一个地方，先将泥泞的套鞋脱下，再进室内，免得搞得到处肮脏。
人们干脆将赫鲁晓夫称为“赫秃子”。因为他已经掉光了头发。
田汉先生在中国文联组织的一次学习会上大骂赫鲁晓夫这个秃子，并且自嘲说：“虽然我也是一个秃子。”田汉是这样的紧跟着上边走，仍然没有逃脱“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噩运。
不仅党员作家田汉，非中共作家老舍也讲过：“前苏联现在是不行啦。”
甚至刚刚回到祖国大陆来的李宗仁先生，也在言论中注意反修批修。苏方乃尖酸地评论说：“这位蒋介石的密友，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星，指示说：要粉碎苏共。”
我看到过几位做外事工作的同人，他们议论说：“对于前苏联人，我们就是要设法激怒他们，让他们生气，让他们出洋相。”
我宁愿理解为这是毛泽东早已有意与前苏联决裂，这里并不仅仅是与前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争谁是活着的马克思的问题，而是毛主席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当年宣布一边倒是不得已，是美国逼出来的。
美国的资深汉学家费正清博士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早就指出，美国应该放弃没有希望的国民党而援助中共。他甚至在朝鲜战争时期说，美国在争取新中国的友谊方面只不过是暂时落后于前苏联，与新中国的友谊将取决于谁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费正清还说，中国有长远的抗击北方异族侵略的传统，目前的中苏友好，可以维持10年到15年。不仅是费正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也预计过，中苏友好的寿命是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