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2）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3）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五人六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失之桑榆——经济，补之东隅——文化与革命。一提到文化与革命，毛主席当然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这也是失之物质，补之精神。失之粮棉油，补之痛痛快快地抓敌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国人民都在进行着革命化的竞赛，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回顾一下“反右”斗争后的那八九年吧，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按：裴多菲是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句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事件”前该国有自由化知识分子成立的裴多菲俱乐部。）
“文革”的开始也就仍然是从文艺上开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并无新意。一面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党员（邓拓、吴晗与廖沫沙）拼命在那里指天画地、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与忠诚，声明可见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来头的批评者、心狠手辣的文艺行刑官姚文元等断言被批评者大逆不道、心怀叵测、意在谋反、有阴谋再加上行动。一面是被指责者说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烂了也没有一个骨节一个细胞反党，另一面是指斥者论证被指斥者是党和国家的最凶险的敌人，而且认定该犯是清醒的，有意识、有自觉、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绝不对称的阶级斗争风景、政治斗争形式、“肃反”或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面貌，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会上演这样的戏。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4）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关键在于听领导的话，对领导要言听计从，紧跟照办。谁的胳臂拧得过大腿？哪一个个人抗得了组织？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生产与分配的。你有什么辙脱离领导？什么叫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背离了领导，被组织所抛弃，被班主任宣布“谁也不许与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一块地”的说法来自“反右”中积极分子的发言，这样的透彻可以叫做刺刀见红。问题是咱们这里，请问哪一个昏了心的胆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欢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对人民进行的新一轮的进攻呢？
我在新疆才知道，过去当地平民百姓爱说的是“老天爷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后，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有组织在，我们怕什么？”
我个人一辈子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尤其是写作，一组织起来写，绝对就没戏了。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按：此说也相当天真烂漫、幼稚愚蠢、矫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那个年代哪个领导敢对毛主席有二心？）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狈下场。如果说我对小将们略有同情，不是由于小将们有什么可爱，有什么见地，而是由于出面接待小将们的所谓领导干部，几乎都显得那样嗫嗫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闪闪，没有能力，没有机敏，没有诚恳，没有担当。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半掩半显地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果然如此？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委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5）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他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6）
说法未必准确，实际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动静了，倒是一些不无棱角的知识分子，被“资产”了个不亦乐乎。
我的体会则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为的是达到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这也很天才很潇洒很艺术也很有灵感，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无论如何，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造反派的鼓励，对于各级领导的静坐呀贴大字报呀围堵呀之类的冲击，有令人兴奋的一面。有那么一些只会照本宣科与唯唯诺诺的领导，对于叽叽喳喳的红卫兵小将，硬是一句整话也反应不出来。这些离开了使用——我要说是“借用”或“挪用”党、组织、上级、毛主席的权威一级压一级，什么能耐都没有的平庸之辈，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瘪，这有新意，有创意，有看头，有戏。
与此同时，坚决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注意赢得领导的好感、坚信组织的力量比个别机灵鬼或野心家强大得多、坚信得罪了领导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常识性即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见解也是非常强大的，对被号召的所谓革命造反的阻力绝非一般。
还有就是，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记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鼠头獐目、投机取巧、浑水摸鱼、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尽管有“炮打司令部”的气势，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想一想当时的所谓北京五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的下场吧，人们不难明白，也不难想象，当时群众组织中两大派的斗争之激烈与造反派之不占优势。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十四、“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7）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把心怀叵测的造反派逗弄了出来。把仗势欺人的“保皇派”逗引了出来。把热衷于打砸抢的暴力坏蛋诱引了出来。把伺机翻案的地、富、反、坏、右煽忽了出来。把党内野心家招惹出来。把风派、震派、政治投机分子挑逗出来。把各种小人、宵小吸引出来。“文革”就像清蒸活鱼与排骨煲汤，就像海鲜与粪便脓血，强大地吸住了各种蜂蝶蚊蝇小鸟蚂蚁蜈蚣……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道听途说，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说是毛主席的政策，能让一切牛鬼蛇神跳出来，然后自然是它们的自取灭亡。
我还想起了据说是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后目标是没有的。”这究竟是什么内涵与背景的“机会主义”，我至今昏昏然，希望得到有识者的指教。我更想起毛泽东的著名自诩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似乎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通过竞选之类的政治宣扬政治激辩，获取多数票，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用《国际歌》里的话就是战胜那些毒蛇猛兽。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强调的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要搞什么多元制衡。中国的搞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我们的则是：多数是靠不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中国天机 第二部分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1）
人们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个人迷信、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与极“左”路线推行到了极致。我同时觉得，不妨说，恰恰是“文革”，把已经在中国郑重与有效地进行着的革命化与组织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把中国的空前的权威主义与一体化进程砸了个稀里哗啦——解构得一个个横冲直撞、豕突狼奔、破碎迷离、不亦乐乎。
“文革”当中，我们见到解放前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老友，我们甚至叹息：怎么新中国的事业、党的事业竟这样快地毫无章法风雨飘摇地显示出没落景象起来？
“拧紧螺丝钉”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记载为托洛茨基的口号，托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的“文革”中，到处抓“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大大强化阶级斗争的宣扬，找不到阶级敌人干脆各取所“仇”地乱斗也会受到鼓励，批斗乃至肉体消灭地富子女，停办大学，知青下乡……弦绷得够紧的啦。
我还读过小报上登的江青对“文革”前17年影片的批判，从头任意谩骂到尾，全面否定，结论是解放后17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从批判资产阶级到批判黑线，说明我们的批判正在走向任意化、信口化、灵活化、忽悠化。如江“旗手”（当时把江青捧为文艺旗手）说《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是受了伪满电影音乐的影响，而我时在新疆，明明知道雷振邦的作曲素材来自塔吉克族的独一无二的每小节七拍节奏的民间曲调，听到江青的“醉雷公瞎劈（批）”，我已经不觉得是在拧螺丝钉，更像是在暴露她的无知无耻，是在起一大哄，是古代中华“女祸”事件的重现了。
消灭封建，远远不像搞一次土改那样简单。
判断失误本来不一定是大错，问题是绝对不乏聪敏的江青竟然错误得那样天真幼稚。“文革”初期，她听过一个什么临时工造反团的控诉，她说干脆让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去当临时工吧。不久这个临时工造反团就被勒令解散了。她怎么自己把自己装进去，信口评说这样的有关劳动政策的大事情，就像黄口小儿一样？
恰恰是“文革”以后，意识形态氛围放松了。不是政策也不是“上边”放松了，而是老百姓不那么死心塌地听你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文革”后期的一大特点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段子开始萌芽，人们的窃窃私语形成了。用西方的说法是，开始有公民空间了。
例如我当年在北京一起做共青团工作的同事，他们开始时还接受“反右”的调子，见我就表示对于我在50年代所犯“错误”的愤慨与痛心，等“文革”开始不久，他们挨斗比我1957年时的情况狼狈多了也惨烈多了。他们再不对我保持批判态势了，我的思想负担也大大减轻了。例如，当年周扬代表党批丁玲，现在呢，周扬的命运比丁玲还惨，彼此彼此，复有何忧？西欧就有思想家指出过，独断专行之下，除最高元首外，大家反而感到彼此平等了。
那么真正比较成功地拧紧了的“螺丝钉”，一个是反修，指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代刘伯温九字真言。当年刘伯温给朱元璋提的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显然毛主席善于从古代历史上汲取灵感。于是各地都在挖防空壕。后来有的防空壕改成了市场，如哈尔滨就有大规模的地下市场。有的改为廉价小旅馆。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2）
斯时毛主席还引用春秋战国的故事讲“文革”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
另一个成功地拧紧了的“螺丝钉”是“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新疆文联就抓捕了、除名了好几口子。最后，再一一收回，原来的处理基本上并不算数。
“一打三反”期间街道上常常张贴处决犯人的布告。有一个被处决的人叫贺敏，他是投敌（苏修）叛国罪，他进入了时属前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被苏方扣留了一段时间、榨干油水以后押解遣返，被押送回来时他大呼打倒前苏联修正主义与打倒勃列日涅夫的口号。还有一个是汽车司机，撞坏了好几个人，由于该司机家庭出身不好，被定性为阶级报复，处以极刑。
此外是一批积极分子、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几乎普遍被命名为“坏头头”。他们很辛苦。大家都看得清晰，他们也许一开始是被革命的口号与理念所激动，经过长长一段时间的派别斗争的锻炼，他们都学会了造谣生事、动辄发布受到中央支持的“特大喜讯”、挑拨离间（对方与权威方面的关系）、制造烟幕、争取舆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空话连篇、咋咋呼呼、哭天抹泪、煽情拱火。他们逐渐变成了投机小政客，弄好了能捞一大把，如王洪文，地位曾经排列到政治局委员第二号。弄不好了就不好说了，如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全都倒了大霉，坐过班房。红卫兵小报上甚至还出现了类似“权术经”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一条：与其去学一样学问、本事，不如拉住一个有这种学问、本事的能人。这颇令人哑然恍然，敢情政客最不怕不学无术：你不学无术要什么紧？手底下用一批服服帖帖的有本事的人就齐活了。
其后许多年，我在扬州看到了一副对联：“从来名士多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
其他有一些人很痛苦，但是不紧张，因为他们都是运动中的垫背的，拉出来批一批斗一斗，然后根本没有人搭理。比如各地文艺界的一批人，在“文革”中首当其冲，斗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然后一挂就是十来年。有些人是“老革命”，还曾经积极地参与过对他人的斗争批判，直到运动后期，赏给他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冠盖完事，而他本人则会感恩戴德，叩头如捣蒜。例如我所在的新疆文联主席、刘白羽的哥哥刘萧芜，斗的时候倾自治区党委之力，自治区全民批判。（按：我根本不接受我国的体育事业是举国体制的不怀好意的说法，但是我要说斗刘萧芜时是举区体制的雷霆之力。）斗完了往一边一扔，谁还顾得上他老爷子？人们用心的是夺权，是三结合，是谁谁犯了谁谁没犯方针性路线性错误，是谁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谁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牵扯到每个人五人六的前程。而刘老先生呢，他最后只剩下每天用蝇头小楷恭誊毛主席诗词打发日子。这还是老革命、老知识分子、老领导呀。
更多的老百姓则是彻底解放了，前所未有的大松心，休长假。有钱的买上火车票就去探亲，有时连请假都不必，当时有个词叫瘫痪，基层组织领导一瘫痪，谁还有权批准或不批准假期？
自己把自己瘫痪掉，堪称独出心裁。
一大乐趣是上班时间打麻将，找不着麻将牌就自己做木工活。我在伊犁与养路工人一起玩的麻将牌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用桃木做的，除了幺鸡画得太像麻雀以外，整副牌做得稚拙可爱。至今很多商品麻将牌的幺鸡也不过关，有的像老鼠，有的像蝙蝠。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3）
在新疆，人们在“文革”中盖小（库）房、砌炉灶、打毛衣、挖菜窖、打木器、制造单管收音机、研究食谱、练甩手、喝红茶菌、学剃头、学中医、学乐器（原因之一是为了孩子将来报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跑参军、跑花生米（当时由于统购统销，吃不上花生，但有本事的、路子野的，常常能弄上二斤花生请哥们吃），还有生孩子、养宠物，新疆最妙的是有养黄鼠狼做宠物的。真是逍遥人生，自由生活，神仙一样的日子！
我有时候感叹，自身确实是天生的文人气质，却又是少年共产党人，当干部，当作家，当“右派”，当部长，当中委，当政协委员与专委会主任……太不像普通老百姓了。我这一辈子过得最最亲民、最最百姓化的日子，除童年外，就是“文革”当中啦。
“文革”后期，有一阵子从内地传到新疆一个游戏加算卦：用悬垂铅笔测算人们的子女性别情况的游戏。把一支铅笔用线拴起来，笔尖对准一个人腕动脉，任凭铅笔摆动，直至摆停止，如果与腕肘方向顺着摆，就是会有或已有男孩或女孩，我记不清了，如果与腕肘方向交叉摆动，则是相反。我明知这是胡闹，但仍然试验——游戏做得很有趣味。问题是人会暗示自己，不由得做出某种令铅笔“恰当”摆动的发力，由于铅笔摆动需要的力量很小，你会感到是铅笔自身在按天意而动。为什么、从何缘起进行这样的近乎迷信的游戏，我不懂得。极端革命化斗争化的结果是无聊化白痴化糊涂化空心化，却也是“自由”化休闲化自废化，宇宙万物相反相成到这一步，我真服服的了。
已经提到了的红茶菌热也好无厘头。“文革”后期，忽然全国时兴培养红茶菌。据说北京一家经营不善的玻璃器皿厂，本已决定倒闭关张，突然红茶菌潮流兴起，家家购买玻璃缸玻璃罐子，器皿厂突然扭亏为盈，生意兴隆起来了。我们家也未能免俗，购买了玻璃罐，养育了红茶菌，除我外没有什么人饮用保养，而我由于一辈子的教条崇拜，基本上认真服用。没承想，我家养的一只公猫，性格马大哈，有一天一只爪子踩进了红茶菌汤罐之中，我的生物化学培育事业，从而告终。
当时当然没有什么改革开放的说法，但仍然时有日本友人的养生绝招传到中国来，如甩手，如喝鸡血，如早晨痛饮凉水，似乎还有早晨自己喝自己的尿。
即使那种年月，科技仍然不可能全不发展，1975年后传进了“的确良”化纤材料的说法。一时谁有路子有办法到关内买回来一件的确良衬衫，定会在本单位引起轰动。
我很佩服这种年代坚持岗位的人们，如交通警察，如医务工作者们，如工农兵大众，没有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够呛啦。
毛主席是最讲“物极必反”的，中华文化早在《易经》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老子、庄子也对之有很好的表述。中国的“文革”，算是把物极必反表现透彻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一家甜食店开张，满街悬挂着巨幅标语，上书“伊宁市甜食店的开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还有一条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当这些东西变成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后，就变成了搞笑与解构。
有一阵忽然说要抓旧中国的残渣余孽，可能是当时两派斗得太不可开交了，为了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提出了残渣余孽问题。于是一些在旧中国有点什么把柄或者“污点”的倒霉蛋儿被揪了出来，给他们做上从传统戏曲里得到启发的翅帽、花脸，让他们敲上一面破洗脸盆或漏锅，自己喊着“我是残渣余（鱼）儿”游街示众。有的残渣余孽游街与化装上了瘾，自己亲手给自己设计乌纱帽赃官服，并在“革命群众”勒令他停止游街以后，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坚持大游特游。我还知道至少两位上海知名人士，在“文革”后期自己检举自己，自己关了自己的禁闭，其中一位是著名反派演员，一位是高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4）
人们最难耐的其实是寂寞，“文革”的一大问题是越到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实在太寂寞了。
不知为什么，有一阵子革命委员会要抓交通秩序，在伊犁，由工宣队员戴着大大的红袖标，领着行人排队过马路，甚至曾经要求过马路的人们互相拉起手来，宛如老师领引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般。我一瞬间甚至想到，我们这里，闹了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怎么变成“中华人民幼儿园”啦？
思索起来，令人嗟叹，也令人赞美，宇宙万物的物极必反的道理，竟是这样的应验不爽。
你为了只争朝夕而搞“文化大革命”，结果是群众的普遍懒散化与逍遥化。浮生难得半日闲吗？不，对于多数百姓来说，“文革”的特点是闲来无事可做。“文革”非吾事，自有造反坏头头。
你大呼革命化，最后是旁观化，而且旁观的是好人。
你提倡破私立公，在灵魂里爆发革命，结果大家看出来了，人要用自己的人，要利用血缘关系，要分得清亲疏远近，要按照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办事。
你提倡关心政治、学习政治，结果呢，谁在政治上太热谁必定倒霉，例如“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青岛的王效禹、四川宜宾的什么领导人，积极搞“文革”的，都没有好下场。
你提出的是破“四旧”，结果呢，运动初期破坏了那么多文化遗产，其后，岂止四旧，八旧、十六旧、三十二旧，全翻腾出来了：封建迷信、风水坟茔、黄赌毒、包二奶、养小三、假文凭、假发票、假学历。包括旧东西里的好的东西，《三字经》《弟子规》，甚至糟粕比较多的《二十四孝》，都突然行市大涨。
你提出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国，结果呢，也是恰恰相反。
革命的胜利靠人民群众，靠革命的人民化群众化，革命家无不希望群众的革命化与革命的群众化。革命的胜利靠的不是金钱、不是权位、不是武器，而是，只能是靠群众的普遍拥戴。但是由强有力的政权长期号召全民革命、人人革命、举国革命、群众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一、革命改变了群众，使群众斗志昂扬、提高警惕、检举揭发，使革命的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群众的政治化使人们变得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职工作，不钻研业务，整天传政治八卦、政治段子、政治笑话，再难于找到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了。三、这样的群众反过来改变了革命，尤其是改变了革命的先锋性、超前性、悲壮性、理想性，而将革命变成了口头禅、大话、套话、时髦话、幌子、外衣，然后随大流、做表面文章。人人革命化的结果很难是人人革命，倒可能是革命的从通俗到流俗到庸俗的非革命化。四、也许最明显的例子，最最现世报的例子就是“文革”本身，“文革”中毛主席的一个著名指示是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请看看，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中，有几个人真懂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几个人正确地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办事？毛主席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做到了吗？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做到了吗？指示“要安定团结”，做到了吗？“文革”的发动群众，带来了国家灾难、人民的灾难，也带来了毛主席本人的灾难，难道不是吗？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5）
请允许我举一个原本并无恶意的例子：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杨自俭教授告诉我，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山东农村，大队书记传达说：“林彪的一大罪行是他竟然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他算老几？他怎么胆敢披马列主义外衣，要披也轮不上他披嘛……”
我也听到过一位担任过地方高级领导的老革命说：“我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想想看，除却幼儿，甚至我要说，有时候包括幼儿，如果几亿人都在革命，再想保持革命的理论深度与道德高度，保持一种献身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创意，估计会很艰难，根本做不到。相反的，大量的习惯势力、无知偏见、真正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残渣余孽”，必然会在革命的幌子下活跃起来，使革命的方向偏离伟大的理论与信念，使革命作秀化、投机化、庸俗化。这似乎是许多伟大的革命导师所没有想到的。
“文革”搞得时间太长了，狂热变成了虚火，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虚与委蛇，崇拜变成了通行证或升迁证，活学毛著的讲用变成了忽悠大赛，忆苦思甜变成了套话，“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了国人的公敌，江青“旗手”变成了笑柄……整个“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豪华隆重而又草菅人命的政治猜谜游戏。
前面提到的新疆文联主席刘萧芜的“罪行”，一个是说“东风压倒西风”的原话是林黛玉首先说的，这只消看过《红楼梦》就知道了，这是林黛玉评论薛蟠与老婆夏金桂的吵架时说的。另一条，是刘老作家说，世界上有政治家、文艺家、科学家，农民则是“种庄家（稼）”，大概是说刘老没有提倡农民参与举国政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