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袁世凯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练兵之后，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虽然当政之后，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死后，他所不乐见的“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局面自然无可避免。从大形势上讲，武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乱世的难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和德国，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晚清以来，兴办新军，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在所谓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总而言之，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也无心打仗，他们手里的枪，只是催税的工具。即使是内战，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手里没有会打仗军队的武人们，自家穿长衫的时候，远比着戎装多，坐轿的时候比骑马多，睡觉和抽大烟的时候比扛枪训练多，但却习惯于对政治问题用武力来解决。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就是这种“不良习惯”的突出表现。即使在袁世凯时代，西南地区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对于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只能做到名义上归服。西南方面，袁世凯仅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个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军，而广东，听他话的龙济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区。护国军起，袁世凯垮台，西南方面，唐继尧几乎囊括了云贵川，而陆荣廷则占据了两广，而且一只脚可以伸到湖南。有实力就有说话的底气，西南势力的壮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过去表面臣服实际独立的状态，开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论一论法统，讲一讲道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将国民党变成一个小帮会，迅速丧失了影响力，幸好，孙中山及时回头，重拾国民党的旗帜，虽然支离破碎，但毕竟还有力量，不仅有第一届国会的政治势力，在广东、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挂在国民党名下的武装存在。在军事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西南军阀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却是老大哥。孙中山跟西南军阀的合作，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