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7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8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9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10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