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11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同年8月7日]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12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13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14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15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