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演讲的学生，组织形式是五四时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团，10人一队[有时也不一定10人]，四出演讲，散发传单，查抄日货。机动灵活，十分便利。这种运动方式跟北京学生的罢课，很快传染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做一样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军人，开始是阻拦，看见就拦，拦不住只好听之任之。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12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13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14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5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16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虽然有传说，被捕的学生可能被枪毙，被抓进去的清华学生李先闻，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里都有点感到有点没底。17但是，这点担忧，并没有减弱学生的冲劲。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军警对抓人并不积极，即使被抓了，好像也无所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主动找军警来抓他们。据时人回忆，6月1日运动中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从6月2日起分队外出演讲，如果2日外出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则4日全体出动。18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报告，很有意思:为报告事。窃本月二日有北京大学学生因卖国货，不听劝解，在职署顽赖不肯走去等情，业经电禀，奉谕送厅办理在案。谨将情形禀陈钧阅。先是于前几日间即每日有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在职区界内各处分起售卖牙粉、仁丹及零星货物，均经职署婉言劝解，每一起至动须劝导、辩论许久始去。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不可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一名蔡鬯贤，一名王汝楠，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执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五名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查该学生等蓄意顽赖，本无足计较，惟分起相继而来，实于警察公务上大有妨碍。除已电陈外，理合报告鉴核。谨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