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抓学生并将之送上法庭，最后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头子杨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隶的地盘，直隶督军是曹锟，省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锐。一般来讲，凡属于跟段祺瑞走得比较近的人，对于执行中央政府禁令，弹压学生相对积极一点。曹锟当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跟冯国璋也走得也不近，远远不及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基本属于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间骑墙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对南方用兵之际，由于许愿给曹锟一个副总统，所以，曹锟对于南征一度相当积极，手下参战的大将吴佩孚战绩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阳。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曹锟的副总统飞了，而且湖南督军也没给吴佩孚，因此，曹锟集团跟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曹锟和曹锐尚未撕破脸皮，但是，吴佩孚已经公开叫骂了。因此，在直隶的地界上，按道理对于学生运动，军警是没有弹压的积极性的，只是天津这个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对外口岸，日本势力很大，另一方面它离北京很近，直隶首府保定对它的影响，远不及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天津警方一直直接听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对学生的逮捕。逮捕学生的起因，是魁发成事件[事件详情，参见《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章]。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41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42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43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44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