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潞王！”
“本王少不更事，还需众贤相助。众贤但有所需，可直言本王，本王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潞王和最初外封的诸王一样两眼一抹黑，好在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朱翊钧。自朱翊钧登基，皇帝声威大振，大明国力日盛，盛世繁华，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朱翊钧治理大明的手段是诸王治理封国的标准。
首先培植自身产业，增加收入，而后绝对掌控军权，利用手段将外族人利益转给治下之民，至于千百年来大家都重视文治权反而有所降低。
自张居正和吕调阳两任内阁总理治理国家，众人发觉有些事不必亲力亲为，只要军权在手就不怕大臣不忠。提高了文官的实权能安抚文官之心，使君臣和睦；还能转移民众矛盾，原本百姓就一直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身边有佞臣，现在一旦有问题，百姓就会攻击首辅治国不力；又能减轻皇帝的束缚，不会有一大堆自命清高的人盯着皇帝的私生活。而皇帝只需要都理检察院，确保官吏廉洁，不会以权谋私。
万历十五年吕调阳卸任总督，等待了十五年的张四维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位置，由于官吏夺情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张四维没有因为守孝搞垮身体，万历十六年上位时他还是龙精虎猛。
张四维上位，朱翊钧答应他的名望如期而至。
朱翊钧给予张四维的第一份名望是提升妇女地位，这一条普通人以为是朱翊钧奖励张四维这样的商人阶层，实则对国家的影响很大，很好。
朱翊钧改革，工业革命，大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有一种风气慢慢在大明内部滋生——妇女要谨守三从四德，妇女无才便是德。并不是说三从四德完全没有优点，但严格执行这个指标是绝对要不得的，这就相当于全国一半人口疏离社会，并不能为社会为国家创造价值。
幼儿的第一份教育往往来自母亲，一个有才的母亲比一个无才的母亲在大数据上更能提升幼儿的下限与上限。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需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少年也需要一个优秀的母亲。
朱翊钧之所以连年鼓励生育，就是因为世界很大，大明人口太少。任由不良风气蔓延，等于大明降低了一半人口；解开妇女的束缚，压制不良的风气，相当于增加一半人口。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当然任何政策都不能操之过急，一步到位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此时大明国内文盲率还是很高，许多官员都不一定能理解朱翊钧的战略，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而且百姓也有可能并不承朱翊钧的情，还会埋怨朱翊钧。
解放妇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妇女在社会的地位。怎么提高地位，那要就增加妇女的价值。而朱翊钧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加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提高妇女的劳动收入与自身可支配钱财。
随着全国各地兴建工厂，工人的需求量成几何倍提升，然而大明同时还在向外开疆拓土，百姓只要想就可以分得一块很大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许多大明百姓的终极追求，得到土地后他们没有了涉险的欲望，一切求稳。
百姓主要精力放在土地上，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是农闲入工厂打工，农忙在田间劳作，制约了工厂等资本的发展，资本怎么办？“当年”的英国利用羊吃人，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又颁布了限制法令（没有工作的人会成为奴隶），将农民赶入工厂。
朱翊钧不可能为了培养资本阶级放弃农民阶级，由于分田地运动，大明的农民是朱翊钧的忠实拥护者。而且大明的资产阶级因为海外拓展发展很迅猛，再给他们点把火，说不定把朱翊钧自己都烧了。
正好大明的国情有妇女问题，可以一并解决两个问题。鼓励妇女外出劳作，抑制三从四德，这样那些工厂主就能从偷偷摸摸雇佣女工演变为光明正大。而且此时女工的工资普遍比男工低，朱翊钧也不准备施行同工同酬，这样的一步到位式政策不利于妇女解放的发展。
义务教育本来就规定男童、女童都要受教育，张四维上台后开始推崇孝慈高皇后（朱元璋马皇后）和王皇后（被朱翊钧任命管理慈幼局等社会福利工作），倡导妇女为社会做贡献。号召天下工厂招募女工，增加妇女收入。呼吁妇女天足，以天足为美（大明如今只有上层贵族女性缠足而非全员裹脚，缠足与束腰差不多，只是约束脚上的肉，让女性能穿上高跟鞋，解开后女性依然能够干重活；而裹脚是压迫脚骨生长畸形，即便解开了也不能再干重活）。
第二条是张四维认为最好的，但其实比不过第一条，定恩赐吏科科举为常态科举，确定全国吏员需要通过吏科科举才能上任，官员不得私自雇佣小吏。这也是义务教育创办五年一个重要的成就体现（其实吏员军部士兵退役占大头），国家有足够的人员任命，不必再仰仗本土豪强、家族，吏员的效忠对象从官员和家族变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明王命下乡的进程。
随常态吏科科举法令一同颁发的还有一句话，吏可升官。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字，却宛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入官场之中。对于苦读四书五经，期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科成名的人来说是最大的恶政，但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就是另一条出路，可以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升迁。
吏能升官最大的收益之处还是国家，从此以后国家挑选官员不再是只能挑选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辈了，也不必花费巨量资源培养官员才能，吏员一步步升迁摊平了官员培养成本，也缩短了培养时间。最重要的是利用吏员升迁，国家能够收回数百年来被吏这个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掌控的财税、经济、司法，这些都是国家命脉。
吏员能够升迁，能够调任他处，他们就不必再一门心思盯着本地利益，能够降低朱翊钧所派村长与县吏之间的矛盾，减少王命下乡的阻力。
而吏员升迁离开乡土，人走权利留，这样一来就能适当增加当地官员的实权，令有能力的官员（很可能就是升迁的原吏员）不至于受制于下面的小吏。实权增加就是朱翊钧设立吏能升官法令后，对官员的补偿。
对应吏能升官，朱翊钧还有一条口谕，有海外治理经验的官吏优先提拔。这样的升官规矩可以诱导有雄心的官吏外出闯荡，既能提高官吏的眼界，又能帮助和掌控外封诸王。
义务教育实施了五年，但读过书的人依然是稀缺资源。诸王治理封地招募不到好的官吏只能仰仗原本王府的老人，要么只能放权给当地人，这样会拖慢大明消化新征服的领土。而且诸王几代之后，海外出身的藩王有可能梳理本土，叛乱的风险大大提升。
有了外出闯荡的官吏，诸王就能任命这类人为一方官吏，将培养官吏产生的阵痛效果分摊到海外各地。这些有雄心的官吏迟早会回来的，不必担心他们与诸王同流合污，更会时刻提防诸王是否有反叛心理。待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土中洲能顺畅地强化集权，将分封的海外领地和平演变。
有了这些外出官吏的帮助，诸王就能更好的专注于军事，加快大明一统全球的步伐。潞王这样刚外封的王爷也就不用烦恼如何治理，因为外派到波斯的官吏李太后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潞王就能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军事，更快成才。
达云率军横扫呼罗珊，又和葡萄牙人夹击俾路支斯坦，波斯东境全都落入大明手中，潞王来到波斯，降低了两地人的税赋，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但最重要也是最能提高人心的土地潞王没有分给当地人，这些土地潞王准备分给招募的明人。
大明宗亲、勋贵外封就封的家族越来越多，相应的招募明人的价格一升再升，还有东海、吕宋、中南等地在抢生意，要是没有一个好的条件，没人愿意远涉重洋到波斯生活。李家能够给潞王提供的资本不是很多，要不是前期征伐波斯的军队和军费由朱翊钧出，潞王连招募明人的钱都没有。
潞王只得从波斯身上找钱，呼罗珊和俾路支斯坦两地的贵族全都被潞王斩首，他们的田地和牧场成为潞王的前期资本。也因为前期艰难，预定的前期没有多少明人成为基本盘，潞王还不能像在天竺的诸王一样肆意压榨天竺人，他前期只能靠波斯本地人，所以他降低了波斯人的赋税，先期安抚了他们。
潞王又在马什哈德残兵的帮助下招募了一批波斯军队，帮助达云征伐波斯，最重要的是守备后方。
自阿巴斯身死，波斯各省分裂，各地贵族开始了残酷的内战，为了筹集军费，只能加深对百姓的剥削，这就给了潞王机会。潞王以东方为基本盘一点点向西方推进，只用降低税收一招就收获了大量人心。
波斯贵族不是不想跟进，奈何他们没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每每以极少数伤亡为代价大胜的明军。潞王请求达云将主将位置让与徐仁威。因为达云迟早要回去的，徐仁威会继续呆在波斯，达云征得朱翊钧同意后退居二线。
徐仁威接替达云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打得波斯各路贵族哭爹喊娘，潞王征伐波斯之路顺风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