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炮，你知道吗？炸炮！”
我沉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炸掉了，是吗？”“是的，当时金团长下令炸炮，炮阵地上的十几位弟兄都不顾这是军令，坚决抗拒，并哀求金团长，不要把这些炮，就这么炸掉。可我知道，不炸不行，撤，是撤不走了，埋到土里，也是项不小的工程，战斗正激烈，无法开展，我向金团长提出推到沅江里去，但冬季沅江的水很浅，把炮运输到江心下沉，不要说交战时刻，就是平时也很吃力，都否定了，最后为了不让炮落入日军手中，金团长才狠心作出决定，炸炮。“大家都哭了，我哭了，金团长也哭了，炮是我们炮兵的命根子，我们和炮朝夕相处，人长日久，都有了感情，谁忍心把它们炸掉！金团长命令我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心里真如刀绞一般，但我是副官，我应该懂得基本道理，炮决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如果让敌人用中国人的炮再打中国人，那我们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所以我就抹去泪，派人准备炸药。“炸药安好了，就要点火，我请示金团长，他背过身去，朝我挥挥手。导火索哧哧响起来，就在这时，我万万没想到，那十几个弟兄突然全向大炮扑上去，紧紧地和炮拥抱在一起，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想拔引信，但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等我作出反应，炸药就爆炸了，大炮的灵魂和弟兄们的英魂，一齐升上了天空……“我为什么不离开常德，回我的东北老家去？其实自从炸炮后，我就不想回去了，我要在常德呆到死。这儿有我的弟兄们，有我的炮，我不能走，我走了，谁来陪他们呢？”
老人深深地长叹一声。
我陪他坐在黄昏的暮霭之中，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只看见他眼里的那道浑浊的白翳，致使我想象他仿佛是一棵被风雨剥蚀的残年古树。
他不愿意搬迁，故土、新舍，他都拒绝了。他住在这“贫民窟”里，他的对面就是公墓，里面埋有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的忠骨，有他的炮团大炮的残骸，他天天去溜一圈儿，天天那么坐守着。他是一个真正的守灵人。他是一个孤独的守灵人。
火牛阵冰凉的晨风一阵阵飘过，把浓雾似的硝烟吹散，吹远。北门贾家巷前的阵地还有几株树木的残枝在冒着呛人的青烟，细瘦的枝干上竟深深地插进了十几块焦灼的弹片，标志着刚才进行的那场炮击的严酷、猛烈。
“殷排长，你看——”
阵地上一个像从土里爬出来的中国士兵对殷惠仁排长说。殷排长跟士兵一样，也是满身满脸的烟灰和泥土，他顺着这个兵的手指望去，发现前面的开阔地上，一群跑动着的黄色和黑色皮毛的动物向这边滚滚而来。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进入阵地，准备射击！殷排长一边睁圆双眼，”紧紧盯视着，一边挥手大声命令。北门原来是9团第2营防守，在日军116师团对北线的激烈围城战中，第2营损失惨重，包括营长郭嘉章在内，阵亡、负伤兵员达四分之三之多。25日余师长调整兵力部署，将第2营撤回城内整编，调实力较完整的第171团第1营第3连接防北门城墙基地。
第3连的连长就是在河洑驻防时，被房东开明绅士的女儿爱恋上的那个马宝珍。偌大的一个北城门，要一个连的兵力防守，实在有些势单力薄，他只有将兵力全打散，分布到左右翼和正面的几个点上去坐镇。派往贾家巷正面阵地的，就是殷惠仁排。
贾家巷是由西北郊引向北门正街的一条街道，依着街道外的短堤，57师工兵已修筑了一条散兵壕，和两个地面碉堡，殷惠仁觉得碉堡目标大，肯定要挨炮击，所以就把队伍全埋伏在壕沟内。果然，日军在拂晓前的一个小时炮轰后，不仅是这两个碉堡，而且连贾家巷的百十幢民房，都完全被夷为了平地。天刚亮，又有数十架飞机来回逡巡，在北门贾家巷一带轮番轰炸和扫射。这样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后，才渐渐平息下来。按惯例，接踵而来就该是步兵冲锋了。果然，日军开始进攻，但冲上来的却不是人。
“牛，是牛！”弟兄们看清楚后，惊叫起来。
只见近百头耕牛，被日军用军毯把头蒙住，然后每头牛的尾巴上都缚着根火把，火在屁股那儿一烧，牛便疼得往前狂奔。牛是农家的宝贝，现在却成了日军进攻的武器，平时在田里一贯温顺柔和的耕牛，此刻暴躁如雷，疯了一般地朝国军阵地冲来。
进攻北门的日军部队，是116师团的133联队，联队长黑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就他用的这个火牛阵来说，并不是个新鲜玩意，这原是中国二千年前的老戏法。当年齐国将军田单守卫墨城，曾用这个方法破了燕国的步兵。他把耕牛涂上怪诞的五彩，在它们的角尖缚上利刃，然后把牛几百头列成一排，在它们的尾巴上绑上引火之物，同时燃烧起来，牛烧灼得痛不过，就向前乱冲。战国时打仗多用战车阵，燕国的兵，看见五彩怪兽横冲直撞，一时没了抵御的办法，战车行列就让火牛冲得七零八落，结果大败。
但黑濑用火牛阵，却另有一层意思。他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人非常珍贵，让日本士兵就这么在进攻中轻易地死去，实在太可惜，所以用牛来代替人冲锋，让牛的生命换取他那些优秀人种的生命。按理说，这不符合日本人一贯提倡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在很多时候，是主张用精神和肉体来代替物质性的武器，和敌人作殊死搏斗的。譬如东条英机在众议院预算总会的答辩词中说：“战争是由三要素组战的。第一是人，我认为第一要素非常重要……”他在视察某航空队训练所时，问训练中的航空兵：“用什么击落敌机？”一各航空兵回答说：“用子弹击落。”东条说：“这样回答不行，是用人击落的！”后来日本以特攻队的身体去冲撞的战术，也是体现了人命优于物质的军事思想。所谓肉体死亡，精神永存的“叶隐”精神，在日本人心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①发展到最后，有的日本大臣都向天皇提出用“一片玉碎”的全民决战来挽救败局，所以说，虽然日本人很自视民族高贵，却又是不怕牺牲的。
但这仅是事物的表面，因为大和民族的“叶隐”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是针对比它更强，或者说和它一样强的民族的，而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劣等的民族，比他们差档次的民族，日本人是绝不轻易以命换命的。这可能是一种等使或不等值的指导思想在起作用。
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人对强大的“美国鬼子 ①全称“叶隐闻书”，日本武士修养书。”和“苏修”不仅敢于刺刀见红，而且舍身炸碉堡，拉响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故事层出不穷，毛泽东也曾经下过这样的论断：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人在与比自己厉害的对手交战中，不仅操纵武器，而且还变作了武器投射出去。但对嘴巴硬，底气虚的越南人，中国人的表现就完全不是这样，1979年的边境还击战，一位著名的老将军为减少战士过雷区的危险性，就毅然决定，也采取火牛阵的战法去冲锋。在许多次的进攻中，为把战士的伤亡率压到最低限度，指挥员通常是倾其全力，先用炮轰，轰到把山头削平，只需跑上去补几枪消灭残敌为止。人在此时，又成为最宝贵的生命财富了。
拉开距离看，这些说法作为战争心理来探究是颇值得玩味的，但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中，受到藐视对待的一方，就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而感到羞辱，他们决不会接受。
“不要射击！”殷排长命令。等他看清楚了确实是牛之后，他气得满脸通红，大骂道：“小日本鬼子，他妈的不用人来打，用牛！这牛还是咱中国人的牛！他妈的胆小鬼，他要怕死的话，就别来侵略呀！”他骂完了，就令弟兄们：“大家都散开，让牛冲过去，咱们不和牛打仗，更不和中国人的牛打仗，咱们打就要打小日本狗强盗，等他后面的人冲上来，狠狠地给我打！”
牛冲上来是漫无目标的，而且它们的眼睛被蒙上后也看不见东西，反正就是一直向前跑，跑到掩体前，因为壕沟浅而且窄，所以奔跑着的牛很轻易的就跨过去了，没跨过的挣扎几下也脱身了。所以，这火牛阵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紧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就是日军的波状部队。这个波队共有400人以上，组成塔式的6个波，列成一、二、三阵式。在波队冲锋的同时，日军又用迫击炮封锁殷排的退路，使他们不仅没有撤退的可能，而且后方的增援兵力也送不上来。这次敌人是拿出了势在必得的架式，做最凶猛的一次攻击。
看到这情景，殷惠仁排长也热血沸腾，豁出来干了。他命全体弟兄都把手榴弹拧开了盖握在手里或挂在身上，待到日军逼到很近的距离，几乎就要面对面的时候，全从堑壕里跳将出来，这样，对方连举枪扣扳机的功夫都没有，国军士兵手里的手榴弹就爆炸了，火花开处，敌我双方都人仰马翻，地上躺倒一片。
日军是分成6个波上阵，殷排长的弟兄也分作6个组与敌同归于尽。日军最后一个波进入阵地后，殷惠仁率了残余的几个弟兄，包括负伤的士兵，撕裂了嗓门虎吼一声，便投着手榴弹冲上前去。冲到日军堆里，根本就不需要肉搏了，把手里的弹壳往日本兵脑袋使劲砸去，砸的时候小指已拽开了导火索，一声声爆炸的轰鸣全消失在硝烟火焰之中了。
阵地安静下来。一片狼藉中，几头茫然无绪的牛，在尸横遍野的田地里踯躅。平均算下来，每个国军士兵起码赚了近十个日军士兵的命。殷惠仁在告诉黑濑：中国人的命一点都不比日本人的命贱。毒气弹如火牛阵同出一辙，日军又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日军，因为他们在上风口，所以他们不怕毒气会吹到他的自己的头上。
这种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乍然嗅到很像是厨房里在炒辣椒的味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普及，土法上马的器械，就是随身带一条毛巾，上面抹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连肥皂和酒都没有的话，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块来，把自己的小便撒在上面，然后把它塞在鼻子和嘴巴里。
日军在常德不仅使用过毒气弹，而且还进行过细菌战。1941年，湖南省卫生处主任邓一韪先生，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协同防治日军投毒后带来的鼠疫病。据邓先生回忆，那年农历9月日的早上6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本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11月12日，12岁的女孩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常德广德医院急诊。桃儿母亲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先天晚上，桃儿吃了晚饭，到夜间9时左右，忽然畏冷、寒颤，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污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初步诊断是鼠疫症。当即收留桃儿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加严重，多方抢救无效，13日上午死亡。
继蔡桃儿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没等医治就迅速死亡。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认真重视，派出医疗防疫队赴常德。
由邓先生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的医学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抵常后，即向专署报到，并商量防疫办法。首先，设立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两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10余户居民，利用其住房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之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防疫队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了，家人不愿火葬，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埋在自家菜园里，结果惨剧发生了，家里去菜地里种菜拔菜的人，去一个病一个，病一个也就死一个。一家人全死光后，才被防疫队发现原因，经查，他家的土质、水源全被污染，大面积消毒后才渐渐绝迹。
为了防止疫病外传，在常德市的6个城门口都设有检查站，由防疫人员对出入城人员进行预防注射。但老百姓不理解，顾虑很大。有的为逃避注射而偷越城墙出去，在半夜又爬城墙进来。有的则花钱买别人的注射证作假证明。农历春节前，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忽然有一天他头痛发热，怕被旅社发现送进隔离医院，就连夜雇舟潜行返家，第三天就死了。他家的两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子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他家死光了还不算，并波及邻居，又死掉十四五人。这人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起来为他设坛祈禳，事后也难逃厄运，得了鼠疫死亡。一时马鬃岭鬼影幢幢，成了死亡之岭。
重庆派来的医疗队由军医署训练班的细菌学教授陈文贵率领，于11月17日到达常德。陈文贵与邓先生是同学，他听了报告后，认为根据流行情况和证据来看，鼠疫是很可能的。但政府考虑是否真正为敌机投下的鼠疫杆菌，还须作尸体解剖，剖验得到确切证明后，方可肯定，这样才能使国内外科学界信服。于是邓先生动员人手设法找到一具病死的尸体以供剖验，以便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肯定下来。
恰好11月20日傍晚，防疫人员在常德东门外拦住了一副抬往郊外埋葬的棺材。死者龚得胜，是一个住在城里的裁缝，当天上午因病身死，其家属怕遭火葬，故潜行抬往郊外掩埋。拦住棺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派人看守住。次日，由陈教授与邓先生共同解剖。他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四只荷兰猪和两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教授确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断定为日机空投物品所导致的鼠疫。
年逾古稀的邓先生在谈到当年常德这一惨景时，神情极其愤慨，但愤慨之余，他最后又遗憾地说：“我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为什么？！”
事实上，像笔者这样30多岁的年轻后生，还是靠邓先生这样的老人提醒方得到觉悟的。我不禁也在天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
在查寻常德会战资料时，我得到一份《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的报告，报告说：“此次常德会战，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其概述如下：“（甲）敌先后总共用毒74次（次数不明者，以一次计算）。
（乙）敌对我用毒最多之地点：（一）常德城及其附近，35次。（二）仁和坪附近8次。
（三）其它地点24次。
（丙）我受毒最多之部队：（一）我常德守军57师，被毒32次。（二）我仁和坪附近13师，被毒7次。
（丁）敌一日中用毒最多之一次，为11月26日，对我常德守军施毒13次。
（戊）敌用毒规模最大之一次，为12月7日仁和坪之敌，用山炮、迫击炮向我13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
（己）敌用毒之种类：（一）催泪性3次。
（二）喷嚏性5次。
（三）窒息性1次。
（四）糜烂性1次。
（五）窒息性糜烂性混合使用者1次。（六）窒息性催泪性混合使用者1次。
（七）毒气烟幕混合使用者1次。
（八）毒气不明者61次。根据所报中毒症状，似以喷嚏性之二苯氰砷毒气为最多数。
（庚）敌用毒兵器：（一）飞机布毒1次。
（二）山炮、迫击炮弹放射者14次。
（三）掷弹筒抛射者2次。（四）毒烟罐吹放者2次。（五）用毒武器不明者55次。
（辛）掳获敌用毒证据：（一）敌前崎部队迫击炮用毒命令原（三）毒气掷榴弹10枚。①件。（二）毒烟罐37罐。
起始57师部份官兵对毒气弹的杀伤力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但遇到敌人施用毒性较低的催泪弹，就以为毒气①此件选自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附录。有删节。弹也只不过如此，顶一下也就顶过来了，所以放松了警惕。后来日军在西北线见守军意志异常坚强，防线不易攻破，就升级施放了窒息性毒气弹，一下毒倒了许多一线的国军士兵。
见毒气弹破坏严重，余程万师长通令全师官兵无论在前沿还是在市内，一律都要随身携带防毒工具，以免遭不测。
在巷战时，一颗毒气弹就在师指挥部门口爆炸，余程万措手不及，动作慢了一些，脸部受毒气熏染，致使在重庆蹲牢房时，唇边还留有痕迹。
在汉语中，毒和恶是连在一起的，先有恶后有毒，所以有恶毒这个词。但愿人类多一些善，少一些恶，毒也就会灭绝了。我想，邓一韪先生至今心存的那个问号，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援军在哪里？
“我去几道城门巡视一下，师部的责任，先交给你担当片刻吧。余程万师长从他那张小行军床里站起来，”对副师长陈啸云说。
“师座，你要去巡城？”陈副师长有些担忧地问。眼下呆在这中央银行的钢筋水泥地下室里尚属安全，可走到街上去，炮弹弹片像蝗虫一般乱飞乱舞，就很难保证不出一点意外了。“师座，算了吧，你别去，如果实在需要去，我代你去！”陈副师长说着，抢先走向门口，想用身体来挡住余程万。
“不，我还是要去。我不去，心不安哪。”余程万坦诚地告诉陈啸云。
的确，从26日的天亮到深夜，接连24个小时，日军的大炮、飞机、毒气、火牛、步兵冲锋、轮番进行，没有停歇过。在敌人的这种空前猛烈进攻下，常德的东西北三面，城门都已经到了支离破碎的边缘。作为守城最高将领，余程万不能不感到忧虑万分。
这天，他收到几份电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来电说：“我军已向敌激烈进攻，感（27）日必到德山，传令士兵坚守成功。”后薛长官又来电云：“我军确于感日寅攻到德山南郊，正激战中。”嗣后第三次又来电称：“我军感日攻至近郊与敌激战，现继续猛烈进攻，期给（28）日与兄握手，本部已令飞机送弹药给兄。”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来电，奖光洋十万元，以示激励。接着，第74军王耀武军长也来电通知：“1，军于宥已由周、张、唐各师分派钻隙支队向陬市、河洑山、常德钻进，袭击敌侧背，希即取联络；2。我军主力给日可由陬市、河洑山攻击前进。”这些电报说的虽然都很好听，但它们只能拿来去鼓舞部队士气，一点都不能安慰余程万。因为关于援军的电报，他收到的太多了，具体时间、具体位置，说的都很清楚，可就是没一次实现的，他已经不准备把希望寄托在电报上了，他要亲耳听到援军的枪声，亲眼看到援军的冲锋，才相信。至于钱，现在不是钱的问题，生命和城池都危在旦夕，要那些光洋又有何用？这些纷杂的思绪困扰着他，他在指挥部的地下室里再也坐不下去，他非要到前沿的四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心里才踏实。
余程万给自己裹上绑腿，背了一支短枪，4个卫兵跟随着，叫跨出了师部，向城垣走去。常德所谓的城，事实上只有靠南面临沅江的一面，其余这品字形的东北西北和正北面，全是城基。城基最高六七市尺，最低的基本上是道土坎。城外的护城河，要在春夏季，是绵延宽阔的，可现在是岁暮冬天，水多半干涸，露出河床，正好给日军提供了进攻的条件。57师的城防工事，是利用这些城基作主干的，城基到护城河的一段平地全挂了铁丝网，城基上就随处构筑了散兵坑、散兵壕、机枪掩体，并有数量不多的小碉堡。但这些工事，全是土和石头垒起来的，没有钢筋水泥，在26日这一天，日军从东门城外到西门城外，对整座城作了个弧形的包围，摆上了300门以上的各种火炮，对着城门和城廓猛轰。南墙不曾拆动的砖块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全是一丈直径的创痕，三面城基，更是惨不忍睹，一条道逝的城墙线，成了犬牙交错的缺口排列，工事就更别说了，基本上全都坍平毁尽。
余程万边走边看，心情非常沉重，他想，战事发展到这一步，工事也就无从再作计较了，关键是人员和弹药，保存了这两样，就依然还有坚守下去的希望。但人员弹药的情况又如何呢？参战人员8315名，估计现在只剩3000多人，步机枪子弹原存的和缴获敌人的，共有100万发略出头，现在消耗了51％以上，手榴弹是对付日军的主要武器，原有20000枚，现在仅剩七八千枚了，山炮迫击炮弹已经全数耗尽。实在地说，余程万心里盼望薛岳司令长官空投弹药到常德来，比盼望援军到来更为迫切。但虽是每日都有电报发到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要求接济炮弹和子弹，而这种回响，却比援军要来的回响，更要遥远的多。他深深呼了一口夜晚清新冰凉的空气，他有点不愿再想下去，虽然困难不想它也存在，可多想了点是影响情绪和心境。他此时不能流露出半点的颓唐，不仅不能流露，而且要百倍地去鼓励部下们的斗志。
到了西门，正是日军进攻最激烈的时候，轻重机枪已经移到了护城河对岸的堤上，大概每到50公尺就有一架机枪，沿护城河堤形成大半个圈子，计有500挺以上的机枪，向城基上喷着火舌。城外平地上，正像画了一道烟火光圈，把城绕着，那有水的护城河里，倒映着这道光圈，上下两条虚实喷射火线，蔚为奇观。日军的大炮迫击炮平射炮牵引着这高低错落的火线，将它的每团火球或每团白光，向城头发射，像海里掀起的飓风，带了翻天覆地的响声，向城内倒卷过来。望着这眼前的情景，余程万有时竟忘了自身的存在，还以为是处在一种虚幻之中。
大西门方向，日军还在汽车北站以西，城基相当稳定。小西门外敌军隔了道护城河，一时也不能逼近。余程万走到北门，北门的敌人攻占了贾家巷，进而窜到了北门外正街，在层层火力网的掩护下，有400多日军波状部队，正密集地扑向城基。守卫城基的第171团第1营吴鸿宾营长率第3连连长马宝珍，亲自在这里督战。无论炮弹枪弹落在身边多近，他们都俯伏在掩蔽坑里，双目紧紧注视着城外前方。在如同白昼的炮火之光中，敌人冲过来了，越冲越近，直至每个日军士兵的相貌都看得清清楚楚，吴营长喊“打”
！机枪便横扫过去，有冲到铁丝网边的敌人，马连长就带一批弟兄抛手榴弹炸。余程万巡到城门口的时候，吴营长报告已打退日军4次冲锋了。
余师长见此路敌人凶猛，就坐在城脚下团指挥所里，等候日军第5次冲锋。这指挥所是个高出平地一半的小碉堡，头上的弹花曳光飞舞，炸弹不时在左右冒起烟尘。团长杜鼎见师长亲自到火线来督战，就登上城基，把话传达给弟兄们，一定不辜负师长的愿望，更勇敢的对付敌人下一次的进攻。果然，10多分钟后，日军又用波状部队冲上来了。杜团长爬到城基的外沿，亲手连摔了三颗手榴弹，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弟兄也都奋不顾身，全爬到城沿上去掷弹，不到半小时，进扑的日军就退缩了。余程万十分高兴，等杜鼎到指挥所里来报捷后，他连声夸奖，并赏光洋3000（暂时还是口头上或书面上的，因为光洋要到战后才能落实）作，了几句指示，他就顺着城基又到东门去巡察。
东门外的日军，也是照北门外那种攻击法，前后扑到城基下3次，有一次还带了大梯来爬城。团柴意新团长亲自上城督战，9令机枪猛射进攻之敌，日军士兵纷纷饮弹倒下，可是最后却有一股敌人贴近城脚，在炮火掩护下，准备用大梯爬城。第2营第5连的张排长见机枪已失去作用，就率弟兄们拿起木棒、搬起石头，将登城之敌砸死，然后再用手榴弹掷下。但日军炮火极其凶猛，意在策应登城动作，不一会，又有大批日军士兵爬城。这时，前来增援的潘排长带领一排运输兵刚好赶到城头，见情势危急，连石头、棍棒都来不及使用，连踢带推，将登上城头之敌，一个个丢下去摔个半死。
余师长到达东门的时候，已经是27日的凌晨一点钟。听听城外的炮声，已稀稀落落的不能战斗，原来被轻重机枪掩盖着的零星步枪声，现在也慢慢的能听出来，日军的这一个攻击高潮，明显地已经衰弱下去。余程万带着几分安慰的心情，夸奖了柴意新团长和9团的弟兄们一番，然后照例也是赏光洋3000块。
他把这几个城门都看过后，暗暗庆幸这一天毕竟是平安地过来了，心里也就稍稍喘过一口气，带着卫兵向师部走回来。走到大西街和忠岳街的交叉口时，突然，从江南岸的后方，传来一阵隐隐约约像炒蚕豆似的枪炮声。起初，余程万并没有在意，还是其中、一个卫兵叫起来：“南边有枪声响呐！”南边有枪声？南边全是敌人，他们自己那儿怎么会有枪声？余程万还在自言自语地嘀咕。啊！他忽地眼前一亮，顿悟过来，沅江南岸方向不正是我援军开来的方向吗？南岸方向就是德山，薛长官不是说援军感（27）日必到德山吗？莫不是援军真的到了？余程万一阵惊喜，挥手道：“走，快上江边的南墙去看看，兴许是援军在进攻了！”
他和4个卫兵一阵风似地跑上了南墙，凭栏眺望着沅江南岸的远方。的确，是有一片片的枪声随着江风飘来，刮入耳中，但很轻微，轻的有点听不出是哪几种枪型在射击，如果是汉阳造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那一定就是国军部队，但难以辨清。余程万和卫兵们都竖起耳朵听，听着听着，却听到这枪声越来越远去，不一会，竟完全消失了。
余程万不禁有些怅然。江面上吹来一阵阵的冷风，在他脸上撕割着，他抬头看着天空，炮火织红的浮云，已渐渐褪色，又化成了浓墨幽暗的深沉夜幕。他望着，望着那神秘的远处，心里发问：援军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