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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谈一谈玉村土布的自给和销售情况：
织成的布，均未加染色。每匹约重一斤，长二丈四五寸，幅宽七八寸。这些本色窄面的小布，一部分是织户用作衣料。但他们的衣服鲜用白色，一般都用青蓝二色，因此他们须将自织自用的本色布，送至县城染坊染色一次，再拿回来由家中妇女缝成衣服。本村的人大多穿用这种衣服，整齐完好。比起云南有些县份人民鹑衣百结的情形大相径庭。据说多年前本村所在的县境内，还出产土靛、土花，自给自织，自染自缝，完全在自给条件下解决了衣着的问题。迄后洋纱、洋靛进口，土花、土靛销声匿迹。衣着方面自给的成分，才不及以前那样完满无缺了。
把自给有余的土布，她们于街期清晨就拿到街子上纱布庄去换纱。织户本来要卖布买纱，而纱布庄业务则在卖纱收布，为两方面方便打算就产生了纱布互换的办法。需钱而不需纱时当然也可卖钱。但后种情形并不多，送去市场上的土布全是本色，布庄纱布庄和染庄收了本色布，或仍本色或经染色大批运去外县销售。迤西及迤南各县均为大宗销场。至于本县销售的数量则很有限，因为本县大部分人家的布均是自给的，只有极少数人家才需要买进土布来。但本色窄面小布的品质粗糙不一，匹长和幅宽亦无严格规定，仅由织户略事参酌，布商需要附以己意织造，故出品无一定标准。主要顾主限于外县一般农民，城市中的销路，仍为洋布或国产细布所把持，无形中阻塞玉溪布的大宗销路。
究竟织事的收支情况如何呢?织户所得到的收入扣除生产费用后还能有多少留下给织户呢?
前面说到玉村织的布，一部分趁街期由妇女拿去街子上纱布庄去换纱。布纱的换率并不一定，大致可分加换、平换及减换三种。加换就是织户换到超过布重量的纱。平换就是换到等于布重的纱。减换就是换到不及布重的纱。换率是由纱布庄参酌织工优劣及市场情况来决定。凡织工坏或掺杂重的布匹多只能平换或减换。但市场好，商人图多收布时，往往换率可较高，反之，市场疲时，换率亦较低。
可是一斤一匹的小布，通常总含有六钱浆料，故平换可赚纱六钱，加换则外加四钱，共可赚纱一两。至于减换的布，大多掺杂超过六钱以上，如多加的浆料等于其少换的纱料，则实际仍可等于平换，以纱价折算每捆纱八斤值八十元，即每斤纱值十元，每钱纱值六分二厘。平换赚纱六钱合成三角七分，加换赚纱一两，合成六角二分。合平换、加换言之，每匹布约可收入五角。
此五角的收入，应支付浆料、燃料以及织工工资和经营报酬。玉村所织本色窄面小布，通常一机经十八匹布的长度，需用两捆二十支纱作经纬线，此项经纬线的准备工程中有上浆及煮料的手续，上浆需要浆料。浆料是用米煮成的，二斤八两米可浆二捆纱，合二元。煮料需要燃料，煮两捆纱需木柴十五斤，灯油约四两合六角钱，三项开支共三元三角五分。但两捆二十支纱可织成本色窄面小布十八匹。故每匹布原料开支合计一角八分。五角投入中除去燃料、浆料、油料费一角八分，下余三角二分，应推算给织工，作为她的工资和经营报酬。到底一匹布花了织工多少工?玉村的情形是通常一机织十八匹布，需用经纬料各一捆，其准备工程约共需三个人工，其织布工程约共需六个人工，总计九个人工。每人工完成两匹小布。每匹小布织工收三角二分，故她工作一日只收六角四分。织工拿此六角四分钱还不够敷一日的伙食费，更谈不上什么经营报酬了。织工由买纱、经纱、织布到拿去街子上换纱的过程中，须要辛苦工作，周详经营，结果还不够一饱。这种报酬显然是微薄不堪了。
比较一下织户处境的今昔差别是很有意义的。
织布没出息，她们自己也清楚知道。现在处境的恶劣，更引起她们对于往昔的怀念。据她们谈起，在清末年间，洋纱、洋布还未进口，玉村以及玉村所在全县的织户购用的土花，纺成土纱，织成土布，市场上没有洋纱、洋布和土布竞争，故土纱、土布的价格较高，织布的收益相当好。
但自洋纱、洋布进口后，织户处境日非。一方面是洋纱取代了土纱的地位，而洋纱市场是在国内外大都市，不如土纱市场在内地小市镇。洋纱市价风波汹涌，不如土纱价格平稳。洋纱市价操在大商人手中，不如土纱价格比较可以操在织户手上。每当大都市洋纱市场一有风险，即波及乡村织布工业。从此织户飘流在起伏不由自主的洋纱波澜中，在商人手下受操纵着。洋商操纵着中国纱商，中国纱商操纵农民织户。事实上是外国机器纺纱业通过中国纱商之手，打倒了中国手工纺织业，挤倒了中国的手工织户。
另一方面，洋布深入到内地市场，洋布品质好，价格低。土布遂被逼在洋布前低下头来，不得伸出洋布价格的水面。于是土布价格，不复以土布本身的生产成本作准尺，而被限制于洋布价格之下。土布的原料是洋纱，得依洋纱市价而付出原料费用。土布的成品价，只能低于洋布价，洋纱价和洋布价像两片夹板，土布收益被限在夹板中不得伸张，而商人还从中吸去一部分。于是织户只能安于经营报酬剥削殆尽，工资少至不够一饱的悲惨局面。玉村织户的悲惨局面不过是当时全国在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压迫和经济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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