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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一旦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因战争的原因受阻挡，在手工织布业中就出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既开设了织布的工场手工业，又开设了染布的工场手工业。不仅如此，他还以商人身份雇用农村织户为他织定货，形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雇主制，亦即“家内工人制”。像大道生所生产的这种宽面细布，就进入了城市市场，打破了土布行销农村的局限性。
尽管织布业上出现了商人雇主制，但农民为商人织定货所得工资并没有提高。所以这种商人雇主制并没有引起玉村织户的羡慕和议论。
当作补助农业收入不足的织布这一副业，哺育出玉溪纱业和布业的两项大商业。这些手工品的销场遍及迤东、迤西和迤南，而且还越过云南省界行销到贵州、川、康。商人把土布销出去，同时就把各地特产购回来。其中特别是鸦片烟，也就成为玉溪商人不惜巨资经营的对象。所以作为农家副业之一的织布业不仅造成了玉溪的纱和布的贸易，而且也带动了其他巨宗货物的贸易。这些大宗贸易育出了一大批巨商。这批巨商利用其余资的一部分又向农村购去了大批农田，他们成为出租农田给农民的城居地主。这就是由织布业织成的城乡关系和由农田租佃结成的城乡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这样就形成了玉溪商人既从织布业上剥削农民又从农田耕作上剥削农民。
二养鸭
在农业以外，织布是比较普及玉村的生产活动，其次就要算养鸭了。村里一般人都认为“穷人家才养鸭，养鸭的人家是坏人、烂人、死狗、烂狗”。理由是“鸭子害庄稼，养鸭的人挨人家骂，好人受不住，坏人不要脸，会骗人，才受得住人家的骂”。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合乎事实呢?让我们看一下养鸭人家的经济情况怎样。
玉村156家中，先先后后养鸭的人家，共有19户，鸭户占全村户口12%。其中5家是乙种农户，占乙种农户16%；12家是丙种农户，亦占丙种农户16%；2家丁种农户，占丁种农户45%。养鸭的正如织布的是以乙丙两种农户占多数。
属于乙种农户的5家鸭户，他们田地经营收益平均每户有5075元，比之一般乙种农户平均的经营收益多出1343元左右。属于丙种农户的12家鸭户在田地上的经营收益平均每户是2573元，比之一般丙种农户的田地经营收益1838元亦较高。属于丁种农户的2家鸭户，一家未经营田地，一家经营田地的收益为1778元，亦比一般丁种农户田地经营的收益1078元高。田地经营收益多的甲种农户不养鸭，无田地无本钱的丁种农户也少养鸭。养鸭的既鲜富户，亦鲜赤贫的人家，他们大多是稍微有些收益的乙丙两种农户，而且是乙丙两种农户中收益较多的。
鸭户不仅是稍有收益的人家，而且也是人口稍多的人家。全村非鸭户平均人口为46人，而鸭户平均人口为54人。鸭户平均人口显然比非鸭户平均人口多。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因此他们有多余劳力从事养鸭。人口多，衣食的消费亦多，田地上一类收益不足以应付人口的压力。故有在田地以外从事养鸭的必要。
鸭户须具备收益稍多和人口稍多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完全，往往会使得鸭户憩业。此19家鸭户中，只有11家在1940年内养了鸭，其余8户或在1940年内憩了业，或在几年或多年前憩了业。我曾问过他们憩业的原因所得答复总不外“人手少”“无本钱”两点。如张天才、张朝林以及冯世和三人都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家人或死或散，“人”“财”两缺，故均在多年前就憩业了。冯正保、冯清泉两人均在中年，家中还不缺“人手”，只因田地收益少，没筹措得小小一笔资金，所以在1940年就憩了业。至于冯正益则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力，他因1939年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大儿子，1940年就未养鸭。
十几家中除去憩业的8家外，其余11家的人口平均是6人，可说均是不缺乏人力的。他们的经济情况有一两家较好，田地上的收益在支付生计外尚略有盈余。还有七八家田地上收益往往能勉敷生计，所差之数也很有限。只有两三家较差的，田地上收益支付生计外，总要亏空一部分，他们既要靠养鸭增加收益，来弥补家中亏空，又因家中经济拮据往往不易拿得出一笔养鸭的资金。我知道他们中有三家在1940年都是向人借债做本钱。若是遇到借债不灵他们可能就憩了业，亦如上举冯正保、冯清泉两家所以憩业的情形。
养鸭一事实包括互相联系而各别分工的三种活动及三种人。管养老鸭下蛋的是老鸭户，管孵蛋出雏鸭的是孵场，管育雏成壮鸭的是鸭户。本村19家中，一家养壮鸭后开孵场，但后来即憩了业。一家在养壮鸭外偶尔也兼养老鸭。其余17家均只养壮鸭。本村鸭户既均以养壮鸭为主，故我们亦只提及管育雏成壮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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