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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村嫁娶的方式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一种童养媳的方式。有的农家领了或买了一个小女孩子来，叫她干女或义女，供家中使用。义女长大了，往往就配给自己的儿子。义女与儿子结婚的仪式也简单，不必花多少费用。不过婚前要供她衣食，但她却贡献了许多劳动，所以也是值得的事。但当童养媳的女子，却往往是备受虐待而处于十分悲惨的境遇之中。
嫁娶的事，在一家中不会常年发生，但在全村156户中，嫁嫁娶娶却也年年有。我请人根据户口册逐一翻查，1939年全村嫁女的有八家，娶妇的有一家，占64%，即二十户中有一户嫁或娶。嫁女的八家是：甲种农户二，乙种农户一，丙种农户四，丁种农户一。除丙种农户毛本宽嫁去弟媳及侄女二人外，其余各户均只嫁去一人。娶妇的一家属乙种农户，妇人即系户长的寡嫂。假设在嫁女中每次费用为：甲种农户三千元，乙种农户一千元，丙种农户五百元，丁种农户二百元，则八家九起嫁女的共费9700元。又假设乙种农户弟娶寡嫂的费300元，则玉村在1939年因嫁娶所费的当在10000元左右。1939年米每斤约为三角，合33333市斤米，在1940年值23333元。
根据以上的估算，最高的是三千元，这与我们前面的计算：女方付出6895元，收入2700元的计算，已经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最低的是二百元，这与可以节约的场面还估计得高多了。上面的估计，完全没有考虑上门的婚事费用究竟节约到什么地步。总之在嫁娶费用支出上的贫富悬殊似乎比起鸦片消费上的差别还要大些。
六丧葬的消费
1940年阴历七月初三那天，玉村保长的父亲死了。当日下午保长及邻里数人忙着买棺木、布料，雇缝工。初四白晨抹尸体，盛入棺内，停在家中房屋里。以后几日就是漆工来家漆棺木，阴阳先生上山择坟地。保长本人则到街上卖谷及家中囤的市酒做经费，买进丧葬中各项需用物品。一直到八月初四日开吊。灵前哭声及哀乐声齐动，亲戚邻里多来吊丧。出出进进，煞是热闹。同时宗祠里亦有人忙着，接应客人，大开筵席。两餐一共六十桌，直忙到晚。远客多留宿村中，近处客人仍回自己的家。次日殡，又张筵席。出殡时前面是“悬帛”及“旌”等纸扎物，接着是男宾、神主、灵柩及女宾，挨次排成长列，缓缓移动，两旁是看热闹的人。人声、哭声、鞭炮声嘈杂一片。出殡归来，晚上仍开筵。第三日才筵罢客散。从七月初三死人，八月初五出殡，整整忙了一个月，全村才回复平静。
这场热闹的丧事过去不到几日，接着杨发贵的妈死了。当日他投奔县城施棺会请求施舍了一口三十块钱的棺木，又向相熟的富家请求施舍了一二十块钱。回家把死者草率装殡。第二天清晨由四个人抬着这口灵柩，柩前是孝子，柩后是孝媳拖着微弱的哭声跄踉径奔坟地去了，只剩下玉村冷寂，秋景凄清。
这里前后两个一热一凉的场面，前者何其阔绰，后者何其寒酸。同是村人，同是一死，只因前者有点家产，后者一无所有，于是在丧事的花费上也大相悬殊。杨发贵无田无地，也没租着一点田来经营，纯靠卖工度日。两手一口哪有余资为死者大花。薄板棺一口，粗衣衾一两件，一点纸钱和香烛，一餐抬重工人的饭食，总共不过一百元，还是靠别人施舍来的。他就这样把一台丧事对付过去了。
保长家有十多亩田，租进四十亩，典进二亩多，一共经营了五十六亩田，此外他还经营了半亩多地。每年有些盈余。遇着父亲的丧事，无论如何要铺张一下。说是必须这样才对得起死者。因此他家在此次丧事中也着实花了三千元。内中棺木一千元，衣衾约二百元，封棺、漆棺、裱金约一百四十元，灯油燃料约一百四十元，勘地约二十元，香纸、火炮及纸扎约一百五十元，布四十元，酒一百元，米三百元，油盐六十五元，肉二百三十元，菜三百元，其他烟茶杂项约三百元，以上总计2995元。而杨发贵妈出丧只花一百元。前者等于后者的三十倍。若按保长意愿，还要大大超过三千元之数。
丧事中棺木费占一千元，是柏木料子。保长还嫌它不好，只因县城内一时买不到更好的，他想借我房东家里囤的那付阴沉木料。据我房东说，这付阴沉木料是多年前花数百元在迤南买了用马驮回来的，材料出产在滇缅边界的大森林中，巨杉被水冲倒到涧中，土覆水渍经过几千年腐蚀，剩下的杉树心，就是阴沉木。那料子再也不会腐烂，做棺木是最好的料子。在1940年已经值五千元以上。他是给他老母亲预备下来的，所以不便借出去，恐怕以后买不到同样材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有钱人是如何在棺木上求讲究。老年人心目中希望有一口好棺木、一块好坟地。只要家中有钱，他总愿趁及身谋好地，做好一口棺木，准备死后有一舒服的安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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