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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人中，除去征去的11人外，其余64人，属于甲种村户的10人，属于乙种村户的9人，属于丙种村户的23人，属于丁种村户的22人。各种村户中出门人数占其全人口的比率是甲种村户15%，乙种村户51%，丙种村户66%，丁种村户114%。甲种村户是村中最富的，丁种村户是村中最穷的。他们出门的在比率上均较多。穷人因为田地收入少，在村里谋生困难，虽欲维持最低程度的生活亦不可得，他们往往被逼得出外谋生。如属于丁种村户的定生，家里全无田地，亦未租到一点田地。父亲卖工和母亲织布的收入实在维持不了一家的生计。在生活的鞭笞下，十三岁的定生就被父母以十元身价卖给个旧的工头，带去个旧背矿砂去了。定生家中不过借此减少一人的食用，而定生却在天真未凿的童年，就牺牲了家庭的幸福，不由自主地被送到阴暗的矿山里，做着牛马的工作。在他实在说不上什么可以希冀的，他不过是一天一天活下去而已。
被生活逼迫而出门营生，可说是所有贫人出门的一般情形，不过在出门一事的行动本身却不如定生那样完全不由自主。出门的人，事先当然有考虑的自由。而且在考虑中或许还包含了对于前途的种种憧憬，碰碰幸运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也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生活艰难的问题以及如何应付的办法。而后者至少是他们必须和前者一同考虑的。
我房东是出门后回家的，他和我谈起当年出门的情形，很可以供我们了解贫人出门的一般情形。
据他说民初时，父亲当家，家中有十亩田一半已经典出，实际经营了五亩。房东帮他父亲犁田，自己田上犁完了，就替人家犁。终年辛苦，所得工资不过二十多元（远远大于1940年的币值）。双脚被田中鸭粪浸得生疮，而一家生计尤难糊住，正是愁苦不堪。有一天，他去岳父家，看见岳父偕伙伴某刚由楚雄吆猪回来。那位伙伴八十元本钱，在往返二十五天内，赚了三十元。他心中非常羡慕，觉得在农业里再待下去，一生白苦，不是办法。才决然离了家乡，和岳父一同出门吆猪去。
我房东当年家况，虽不是赤贫，但已是一家生计难糊、愁苦不堪。看见了出门有利可图，觉得在家园株守田地上，一生白苦，不如出门谋生好，出门可以碰碰好运道。
出门碰碰好运道的心理，并不限于生活困苦的穷人有之，富人亦然。富人们虽不必为一时的衣食而忧虑，但他们却愿意富上加富，愿意社会地位日益增高。要做到富上加富，在农村里经营田地是不会有多大希望的。因为农业里的利息很低，田地经营规模又无法太大。村里田地较多的，往往一家经营不下，必得租出去一部分。每年的收入，在日常的生活上稍为放纵，就用完了。加之生死、嫁娶、疾病、灾殃，动辄就需额外费用。子孙大了，又须分家折产。这种种的因子，使得他们不特无由积累财富，且有江河日下之苦。农业守成已难，要谋发展更非易事。为了守成，得在农业外另辟蹊径。为了发展更得在农业外另辟蹊径。然而在玉村的现状下，可走的路是养鸭和织布，这些路径却反不如农业好。村里没有可资在经济上图发展的途径，要发财还得出门想办法。
要发财固须绕出农业以外，要提高社会地位亦须绕出农业以外。农村中虽以农业为主，但村里社会地位高的，不是从事农业的人，而是读书做官的人。村里五老爷家，是祖上做官发的家。五老爷本人，又在前清末年考中了秀才，戴过功名顶子。所以他在玉村，成了一个高踞于一般村人之上的大乡绅。他可以拒不出门户捐，在五家生活费用支出中，他数第一家，但他家的门户捐仅仅10元。其他四家，分别为85元、56元、29元、24元。其中保长家出了56元，赤贫的丁种农户出了24元。都超过他这样一家首富所出的。而且他家还任意圈占别人家的鸭子，在鸦片贩运的勾当中，他是拒绝给出钱又出力的我房东分红。在村人心目中，一直还保留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况读书做官不仅可增地位，而又不失为发财捷径。因此有钱的家长，无不惜花点钱送子弟入学。村里富农子弟受过中等教育的有十多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肯安于农业里的，而且也大多不复安于农村，或是离开了本县，或是离开了本村，在外面做事去了。
学校好像一座桥，富家子弟通过它而出门去。学校也好像是一个为转业而准备条件的机构。农村子弟经过学校一番训练，即具有条件可以跳出传统农业以外。在玉村差不多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都贱视农业，不屑像父兄一样从事农业。村里没有他们好做和敢做的事。他们要向外另找较易满意的职业，不耐烦待在村中。我房东家的老二，中学毕业后进过化学兵队，做过土地清丈测量员。因病和失意于1940年回家，在县城里当小学教员。他每天总郁郁不乐。某次我去小学和他们一起玩，他们自己谈起个人事业问题。话语间他们都表示困处在家中太闷人。小学教书待遇低，生活苦，前途殊无希望。他们一致认为家乡是磨人志气的园地，非设法离开不可。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房东家老二就进昆明中央军校里去了。1943年秋我去玉村复查时，我又见到他。他仍在昆明中央军校学习，但是我却亲眼看到他的书包里，藏着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显然他已从个人问题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了。玉村的贫困问题，一般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显然是与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贫弱落后分不开的。不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个人的出路也是不能根本得到解决的。他是否当时认清了这一问题呢？我没有问过他。但从他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发生的兴趣来说，至少他已经在朝这类大问题开始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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