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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花赊的情形，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够详细。但由上述的简略材料看来，赊主既有权决定每期收赊的人数，他就得以控制赊款的出入。他自己需要钱时，则限制收赊的人数。自己手中钱太多时，则无需限制收赊的人数。故此种花赊，对于赊主金融调剂的功用很大。商人所以热心出面担当赊主的责任，即在贪图此种方便。因为商人在进货出货中，资金的需要时紧时松的状态，靠了花赊，即可多少调剂其缓急。
赊股在平时按期缴纳股金，遇着紧要事需款急时，一经向赊主说明短期内即可收取赊款，故亦感觉方便。我知道玉村如冯永安、冯振怀、冯恒甫、殷鹤松等殷实之户，都上过花赊。大约是藉此零存整取或整取零付，以长期的担负应付一时的需用。
花赊而外，商人还正式收纳存款。如洋纱商冯祥每年即收入存款近二万元。存款的多系离村的大地主，他们有钱不愿零星放出，又因自己不做生意未能投在商业里，于是整批存到大商人那里，取得的利息不过数厘。
此外，商人还从事放债，冯祥的二舅、三舅停办银匠铺后，二舅即从事洋纱业，三舅则从事放债。三舅死，其独子潘小臣继承父产，雅好宾客，每夜招待地方各界人士，因此向之借债者多。冯祥则在洋纱业外兼开花赊，并从事存款业务和放债业务。
放债的利息，有钱息、谷息两种。在前几年，放出一百元，每年可收到息谷四挑，当时谷价是五元一挑，故合到二分钱息。但近年因谷价高涨，以谷子作息的办法已不多见。现在通行的仅钱息一种，通常每年收息钱二十四元，合年息二分四厘。年息低者有一分八厘的，高者有三分六厘的。
商人在金融上极力活动的结果，遂使得离村地主及在村富农在金融活动上很少表演的余地。玉村富农放债的仅殷发贵及殷鹤松两家。而村人需钱急时，十分之八的人是向纱商冯祥借钱，据说每年不下数千元。至于投奔本村富农门下告贷的人则极少。以此农村里的金融权大部遂由富农手里移到村外的商人手里去了。
五商业资金的转化趋势
玉溪商业资金的转化趋势，值得一谈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投资办矿业，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办交通运输事业。
先谈第一个方面，前面谈到冯祥的三舅父子均相继从事放债生涯。特别是三舅之子潘小臣，在继承父产后，开始更大规模从事放债。其后，他在结识的夷人中，得知夷区山中某处有铁矿，发家至数百万元。
又有由玉村迁去县城做棉花、盐巴和鸦片生意的冯永亮，也投资一千银元开铁矿。这就比潘小臣开办的铁矿的规模小多了。冯永亮在铁矿方面盈利如何以及他的办矿详情，不得其详，大约没有值得一述的，所以玉村人仅向我极简略提及此事。
在投资开办交通运输事业方面，首先让我们谈一下安达汽车公司的创办经历。在1931年时，上述的那位冯永亮和城内的其他富人，共同筹办安达汽车公司。由于冯永亮原系玉村人，所以玉村的五老爷和冯火西，也认了股，总共筹到股金一万五千银元。其中冯永亮投资一千银元，五老爷投资二百银元，冯火西投资一百银元。当时的一百银元等于一亩田的价格，所以安达汽车公司除以城市商业资本为主，还包括少数农村土地资本。该公司以九千多元买了汽车三辆，往返玉溪、昆明之间。到1934年时，该公司把汽车增至七辆，看来汽车公司的盈利相当可观。正当该公司准备加劲干的时候，却引起了政府的眼红。于是凭藉政府的权力，仅给予安达公司二三成价便把这七辆汽车全部征去了。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安达汽车公司完全是以一种股份公司的新面貌出现。这在玉溪商业组织中尚未出现过，此其一。其次，这个公司开办了长达四年之久，营业蒸蒸日上，这说明该公司业务开展得很好。第三，这是商业资本向交通运输事业方面的转移，有利于发展地方的新式交通运输事业。但正是这样一个刚露头角的企业，却被政府扼杀了，完全是采取掠夺的方式接收去的，以致投资人均大受损失。如冯火西投资一百元，仅实得息金三十元，退还的本钱三十五元，实际上不仅没有分到盈利，而且还在老本上亏了三十五元。这对于商人开办企业的积极性无疑是一种打击。但是像当时这样的政府，又能办出什么好事来呢?一旦采用公营方式，汽车的营业就非腐败下去以致亏本不可。
在安达汽车公司被政府征去的同年，玉溪靠金子起家的巨富李川陵也买了一辆汽车，搞交通运输，结果经营一年就亏了十八万元。在1935年的十八万元是很大一笔数目。为什么亏空如此之巨，可惜详情我们没有注意进一步调查清楚。
1940年以后，又有玉溪新兴富商李某开办了一个名叫新兴的汽车行。但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而是利用自己的汽车偷运鸦片去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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