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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玉溪人李子纬、李子泉、李彩廷等人，都在昆明开办了轮船公司和汽车公司。他们都是玉溪城里人，可能原来都是商人。后来把商业资金转移到轮船、汽车方面去了。他们都住在昆明，但都向玉村人买了田地。他们开办的轮船公司和汽车公司的规模多大、历史多久，我们没有注意搜集那方面的材料。
总之，玉溪人中已经出现在矿业方面和交通运输企业方面投资的趋势，但在这两方面所投资金和玉溪商业方面的资金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在近代工业方面投资的，则一个实例也没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少量的民族工业都奄奄待毙。抗战期间，大部沦陷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只有少数企业迁到重庆和昆明等地。在币值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工厂的生产大多搞不下去，不得不逐渐往搞投机商业方面转化。在那样一个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怎能期望像玉溪这样一个边远县的旧式商业资本会出现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奇迹呢？
六1940年以后巨商的衰败和新兴
1943年我去玉村复查时，了解到玉溪旧有富商之家走向衰败的情况，有以下几家。
文兴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其两个儿子已分家，均在家闲着。因无人手经营及洋纱缺货，洋纱号已停业。大儿在父死后同年花了数十万元，捐建幼稚园房屋一所。在家乡公益事业上捐这样一笔钱，很值得称道。
冯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于1942年死去，死后家里兄弟七人分成七份，每家分得四十亩田，洋纱一包(值三万多元，1942年时价)，铺面二间三层。洋纱号停业。兄弟中仅有一二人知农事，可以自家雇工经营农田。余者均非将田出租不可。老大死，无后。由祥过嗣一子给老大。老二(祥本人)死，有子及孙各一人，皆吹烟。子与人合伙开织布厂(规模不大)，孙子在织布厂管账。老三死，有孙子一人，中学毕业后，做何事不明。老四闲着不做事，有子吹烟。老五死，无后，由老六过嗣一子。老六尚在，有二子皆年幼。老七眼瞎，有子年二十七岁，闲着吹烟。
李川陵家的衰败情况：1942年本人死去，家里仍有一妻、一母、一姨母(父妾)、一嫂、一女婿、一外甥、一子(仅二岁)。洋纱生意停做(李本人去世时仅投几千元做点小规模的洋纱生意)。这家有五百亩田，田全租给人家种。多年以来，事实上就是靠收租过活。李本人死后，一家七口靠租金过活仍可有积余。不过这家的生活享受可能是很奢侈的。如前面我们曾指出，在李本人去世时，由1936~1938年的三年积累，一招亲事就花光了。
潘小臣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死了几年。家里留下妾一、子三、女一。大子二十五岁已结婚，在中学念过几年，现避兵役在昆明闲住。常好赌钱。二子仍在中学念书，不用功学业，三子尚只八岁。女已出嫁。铁矿请老家人照顾着，勉强维持局面，显然这样不能长久使矿业维持下去。
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这正说明他们的商号组织落后，没有企业化。同时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这两家都是第一代人兴家，第二代人就转向衰败方面的道路上去了。其中潘小臣是在父亲和伯父手上兴家的。潘小臣是第二代人，还继续在兴家方面发挥作用，但到第三代时，就后继无人。一个铁矿竟要依靠老家人照顾，怎能长久支持下去？至于李川陵早年做金子生意兴了家，就向买田收租的地主生活方面转化了，他本人搞了一年交通运输生意就亏本了，只在1940年投点小资本做点洋纱生意，所以他的后半生，就基本上由商人转为地主了。从这四家可以看出，玉溪其他一些早年兴家的巨富之家，要维持和发展家业的过程是很短暂的。一般到了第二代就是由兴家转为败家的起点，最多也不过把这一起点延至第三代。所有这四家几乎都是一人兴家，其余整个家人过着寄生生活，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四个巨富之家，其子弟竟无一人上过大学。特别是其中冯祥一家，六个兄弟家都靠他过着寄生生活。冯祥的兄弟这样多，冯祥本人一死，家产竟分为七份。这样就更快地加速了家产的衰落过程。看来玉溪这些巨商的商业组织水平，还落后于当时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旧式商业组织已达到的水平。因为其他一些地方的老号商店，有些就经历了若干代而不衰。如山西的票号、北京的同仁堂、北京的瑞蚨祥绸缎店、江西的药材店、金店等等。我们认为产生这种差别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他各地许多旧式商业，凡是能历久不衰的，都是业务上过得硬而能有效地为社会服务的。不像玉溪的商业无论洋纱还是鸦片都是投机性的，他们都是由于投机取巧和利用种种非法手段发家的。换言之，玉溪的商业有点像暴发户的性质，并不需要坚强的合理的组织在发展正规的合法的业务方面求生存，所以就容易在子孙手上断送了其继续维持和发展的前程。总之，在玉溪商业的投机性中就包括玉溪商家所缺乏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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