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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家在昆明经销纸烟及洋纱生意的郑宝臣家。其弟在昆明被汽车辗伤致死，死前嘱家人捐款三十万元给玉溪县盖了民众图书馆。看来兴家的郑宝臣，是和他兄弟合伙做生意的。他弟弟死前嘱家人捐款为家乡办公益事业的举动和文兴祥死后其大子为父亲捐款给家乡办公益事业都反映了我国旧式商人的一种美德。
玉溪的一批巨商，几乎都是在清末民初依靠洋纱和鸦片起家的。民初以后，长期没有出现过巨商了。但在1940年前后几年中，又出现了两户较富的商人。
第一位新兴富商是李小天。李原来拾草卖，后开染布场，开洋纱号，大做鸦片生意，又开新兴汽车行，还做过玉溪商会会长、乡长等职。他是近几年才发的财，主要靠洋纱和鸦片，利用自家的汽车和结识的军人，由玉溪运烟到昆明去。1943年夏，我在玉溪时，见到昆明警备司令部特派宪警武装到玉溪捉他，搜查他的店铺及住宅。据云查出鸦片多包，枪多支，汽油多桶。当搜查时，连同李小天一块还捉着几个军人。其中一个官衔大点的当场就由宪警放走了，这也可见该军官势力之大。当李被捕去时，轰动全县。县人皆纷纷推测李前去凶吉，谈此事的人多欣欣然有喜色。盖慑于李淫威已经多日。但当我离玉溪不久，就在1943年秋，李又被释放回县了。据云李非常无赖，当他开染坊时，冒称布匹被盗，赖了人家的布不还。他爱上一个女子，女子说他已有妻子，不肯跟他。他就暗地把妻子用枪打死，另娶那个女子。1941年他在乡间的家产被盗，那时他当乡长，恰巧和他同乡的白、杨两家皆系地方具有权势之户，彼此间有宿仇。李本和白、杨两家亦不合，尤其是和杨家不合，因互争地方雄长，白家为了陷害杨家，乃私下告知李，说李家财物是杨家人抢的。李就于夜间派武装乡兵驰至杨家，将杨全家击毙，连一个怀孕的妇人亦遭难。但搜查结果，并无赃物。他就从家里移些物件去诡称搜到赃物并回城报告县长。由于他有钱有势，县长也就追认了，判定杨家罪有应得。其后县中有人不服，向县府及省府反控李。其中幕后支持反控的人中之一，就是一个赵某商人。他为此用了几十万元。县长就把报讯的白某捉了，以诬告杨某罪名处以死刑，而李却逍遥法外。为什么县长这样袒护李小天呢？原来李小天不仅勾结了军人，而且也勾结了县长合伙做鸦片生意。这里以权谋私、非法私运鸦片和洋纱商业三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玉溪新兴商人李小天在短短几年中发家的经过。同时也说明在玉溪这样鸦片贩运和洋纱生意均很兴旺的地区，当个县长要想发财起家也是大有机会的。
另一个新兴的富商是北城大道生织布厂的主人。他本是四川人，大约是看中了玉溪这个地区，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曾先后两次想用改良的织机织宽面细布，但两次都失败了。因为他的产品敌不过机织布。抗日战争后期，由于交通阻挡，港户及国外洋布进不了口，同时他又利用不为外人所知的手段取得了云南纺纱厂的机纱原料的垄断权。于是就在北城开了一个织布厂，利用改良织机改织宽面细布。同时又将一部分改良织机放出给织户，并由厂做好经线准备工程，由织户把上好了综的经线连同纬线一起领到家中去织。织出的布交回工厂验收后，即发给工资。他采用了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工场手工业方式，另一种是商人雇主制下的家内工人的方式。他要开办工场手工业是因为他由此可以定期定量地生产出一批宽面细布来，以便经常不断地供应市场需要。他又另外利用家内工人来织布，是为了扩大和调节布匹的供应量，他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量的变化，去决定增减放出的经纬纱的数量。当市场需要布匹多时，他就多放纱让家内工人多织布，这是受家内工人欢迎的。反之，如果市场需要量减少，他就减少放给家内工人经纬纱数量，以减少家内工人的织布数量，这样就让家内工人闲下来。家内工人对此既不能反对也无权要求大道生的主人赔偿损失。至于手工业工场的工人，是他雇用来的，每月得给工钱。如果让他们闲着不织布，大道生的主人照样得付给工资。而且手工工场中的工人无论增雇或辞退，都比较困难。所以手工工场的生产量是比较固定的。家内工人的生产量则可以由商人任意增减，以此家内工人的商人雇主制，就为商人在供应布匹数量上起着增减的调节作用。宽面细布可以向城市推销，价格好，盈利大。但为此投资也大，因为除洋纱外，还要准备大批改良织机，以供应手工工场和家内工人之需。大道生织布工厂就是利用上述办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以此发家致富，成为玉溪境内的一个新兴富商。一时模仿大道生办法开办手工工场的也有多家，但多因资本小，能置备的改良织机少，尤其是洋纱的供应毫无把握，所以都不能打开局面而取得同大道生一样的成果。当然，大道生的产生和存在，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一旦抗日战争胜利，外地机纱和机织布能运去云南时，大道生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像大道生这样的商业，可说是一种非常合法的商业，但是他若取不到云南省政府的纺纱厂的供给原料的保证，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所以他是凭藉政治权力给予他在原料上的特殊垄断地位，才使他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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