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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迤西那位巨商那里，我们不仅见到他贩运的猪只数量之多，同时也看到猪只遭瘟疫大批死亡的巨大损失。玉村的冯火西在贩运烟土之前也曾进行过贩运猪只的生意。他最初从他岳父那里看到贩运猪只比帮人犁田有利得多，所以弃农经商，从事贩运猪只。由迤西贩运猪只的办法，不是把猪只装车起运，而是让猪只成批由迤西走到玉溪来。贩猪的主要是赶着猪只走路。由于猪只多，沿途无法住客店，只得风餐露宿在野外。在穿越森林和露宿野外时，常有引起野兽前来袭击猪只的危险，所以在穿越森林时常常要鸣锣击鼓和手执火把，把野兽恫吓开去。夜间宿营时如果有大雨将至，猪只大多有预感，会在宿营的野地里四周刨出流水沟来，以便让雨水顺水沟流走，保护宿营地点不被水淹没。如果有野兽要来袭击，猪只也比人类预感得快，它们会起哄，把屁股朝后头朝前地聚成一个圆形阵式以对待敌人。赶猪的人为了预防野兽袭击起见，往往燃烧起若干火堆。野兽最怕烟火，所以不敢前来。有时狼群彻夜把猪群团团围困起来，伺机寻找袭击的机会，很是使人担惊受怕。远途贩运，特别是前去迤南一带，有时还要遭遇瘴气为害。有一次冯火西在迤南县地的一个傍晚，时逢夏日，大家在户外用晚膳，突然有一人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不能说话，即就近请当地仅有的一个中医医治。医生断定，病者是受瘴气所致。恰好他家中藏有一条蟒蛇胆，即以此作为药物，并叫人在野外找到一堆发了霉的人粪作为“引子”，给病人服下，不久病人即缓过气来，而且能够说话了。据该中医说，蟒蛇胆分两类，另有一类虽然同样能治好病人，但不能使人恢复说话能力。由此可见贩猪是非常辛苦的一项商业。若是遇着猪瘟，还非亏蚀光本不可。所以远道由迤西贩猪来玉溪出卖，也是要冒种种风险的。不过利之所在，冯火西也就参与其事了。后来发现贩鸦片比贩猪更省事，更有利，虽然危险性更大，但远不及贩猪辛苦。所以改营贩运鸦片的生意。但他虽然长期地多次从事多种贩运工作，不过由于他每次投资都很少，不肯把他所积累的资金累积起来投进去，怕万一失败把全部家当输个精光。所以每次投资少，贩运烟土数量有限。自己的资本，自己亲身从事贩运，或托他的当军官的儿子私运极小一部分。他在鸦片贩运上不仅远比迤西富商的气魄小，而且也不如五老爷投资大。他在鸦片贩运上所赚也就有限了，不过买进了几十亩田在村中成为一个甲等户。在玉溪全县来说算不了一个什么知名的富户了。至于殷大自从在贩运鸦片中经历一次大风险而且意外地在那次风险中发了一笔横财后，即再也不敢出去贩运鸦片了。他和冯火西一样，在村中买进几十亩田地后，即在村中继续居住守着农业过活。
玉溪在洋纱和鸦片生意上起家发展成巨商的，有若干户。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后，也曾往矿业上、往运输业上投过资，但是没有一户往近代机器工厂的制造业上发展过。而且正如他们在洋纱业上和鸦片业上经营很落后一样，在矿业上和运输业上经营也很落后。这说明玉溪的商业资金没有进到往产业资本转化。唯一经营得有点成绩的是安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却被政府视为摇钱树压价收购成为公办的汽车公司了。原来投资的股东，不仅没有收到盈利，而且连本金也没有全部收回来。这说明当时的政府不仅在商业资本往产业资本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加以鼓励支持，而且采取压制掠夺的手段加以阻挠和破坏。经济上的落后性和政治上的落后性相互作用而成为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商人事业加以粗暴掠夺，而且也表现在官商勾结一起共同经营鸦片走私的生意。如在1940年前后新兴的富户李小天，由一个拾草卖的进到开染布坊，在开染坊时藉口布匹被盗私吞了一些布匹，后又开洋纱号兼做鸦片生意和兼开新兴汽车行。他与县长勾结一起做生意，也与一伙军人勾结一起做生意，他名义上开汽车行，实际上是利用往返昆明的汽车夹带私运鸦片烟。他挟其钱势既捞到了当上玉溪商会会长的宝座，又捞到了乡长的位置。他既借口乡间家产被盗杀害了他同乡的另一家有势力的全家数口，又反过来通过县长之手杀害了另一家有势力的同乡人。他为了另娶新欢，不惜枪杀了他的发妻。像这样一个心狠手黑的人居然在40年代发了家。同是这样一位县长，一面与他勾结做鸦片生意，一面还与另一赵某商人勾结一起做生意。那位赵某商人为了除去李小天，竟花了几十万元(40年代的币值)贿赂县长。县长既收下了这笔贿赂又没有按照赵某商人的意图把李小天加以治罪。像40年代的李、赵等商人就这样和县长形成官商结合搞鸦片走私而发家致富。这是完全非法的黑生意。在40年代还有一家新兴的富商勾结了云南纺纱厂，对机纱原料实行垄断，并利用了这种垄断地位，经营宽面细布的生产。他一反过去纱布商人经营宽幅土布，销给迤西、迤南农民的办法，专将他的产品销给城市居民。他这样做是利用了抗战时期对外主要交通路线被日军封锁的局势，外地洋纱和洋布不能进入云南内地的机会，而垄断了当地纱布市场的。这一新兴的四川富商，也是利用官商勾结起家的。总之，无论清末民初起家的一大批巨商，还是40年代的两户新起来的巨富，他们的商业都带有非法暴利的性质。也正因此他们在商业的组织形式上极为落后，主要表现在他们一人兴家，全家坐享其成。所以在清末民初兴盛起来的那批巨富，到40年代初，一个个先后去世，经商的事业均后继无人。因为他们的子孙长期坐享父兄家业，不仅无所事事没有学会任何经商本领，而且大多染有吹烟赌钱的恶习，眼见由本人手中兴起的家业就在本人手中衰败下去。可以冯祥一家为例，他一家七个兄弟，就靠冯祥一人经商发家致富。几位兄弟成家立业都依靠冯祥一人供养起来。冯祥一死，家产即分为七份。每家分得四十亩田和铺面一两间。生意无人继续经营下去了。后继无人的情况，几乎家家如此。这说明玉溪那几位巨商的经营组织是较之全国有名的一些老企业，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维持下来的情况迥然不同。这说明玉溪那几位巨商在经营组织上远为落后。其所以如此，可能与他们依靠私贩鸦片发横财即可起家，而无需过硬的信誉和严密的经营组织所致。玉溪巨富在商业经营上的落后性由以上所述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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