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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权的分散与集中
田地买卖虽然是法律认可的，而且是在农村里总可见到的事实，但是农村里却并没有公开自由买卖田地的市场。卖田是不荣誉的事。卖主不表示意思，买主不能直接向人家提出买田要求，普通只能间接托中间人去探听。若是有田人根本无出卖的意思，则欲买者就不用作此想了。就是卖主买主均已同意了，但在买卖进行中若不得卖主的兄弟叔伯甚至族间的认可，则交易亦不会成功。近年立约时已经不一定须要叔伯兄弟画押了，画押要点画押钱，约为田价1％~2％，由置田人出。卖主得正价外，另由买主送瓷碗一个或两个、米二升至一斗(每亩约二升)。此种规矩现在还通行。买主并招待画押人及中人吃一顿饭。
为了拖延田地出卖的期间，留下田地卖出后有个赎回的机会，农村里还实行了典田的一种办法。典出的价钱比卖出要低些。典出的田地和卖出的田地不同，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赎回去。如果由典出进到卖出，典入者还要补出田地价格一两次。农村把典卖叫活卖，把一次卖出叫杜卖。
因为田地不是公开自由地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的，所以买卖田地的事，每年在农村里并不多，买卖的田地数目也极有限。我们曾请村人就记忆所及，述出十年来买卖田地的情形。凡买者或卖者一方或双方系属本村人(包括在村的及迁出的)所发生的田地买卖一概列入。共有农田114亩、菜地18亩，平均每年买卖的数目是农田114亩、菜地18亩，约占本村所有农田的2%，所有菜地的16%。这个数目显然很小。
1943年秋初我又去过玉村一趟，得知近几年玉村田地买卖数目是：1940年是田5亩，1942年春是田63亩，1942年冬是田98亩、地385亩，1943年春是田107亩、地12亩，1943年夏是田03亩、地17亩。另有几笔田的买卖在1940年冬至1943年一段期间(确切年月不明)共田131亩。从上面所述材料见到1942年春至冬，全年田地买卖是田161亩、地385亩，约占本村所有农田的29％，所有菜地的35％。这个百分比和1940年以前十年来的田地买卖平均所得百分数略为高一点，田地置卖百分比略升。
若把本村卖出买进的田地数加以比较，住村的共卖出田239亩、地36亩；买进田35亩、地675亩，故净卖出田是204亩，净买进地315亩。田的所有权向村外人(几乎全是住在城里的人)流动的趋势是很显然的(虽然数目并不大)。若把迁出的仍算作本村的，则本村人(包括住村的和迁出的)共卖出田321亩、地675亩；共买进田195亩、地675亩；仍净卖出田126亩，这126亩乃完全落在非本村人的手上。
十多年来，他们卖田原因很多。有的系因公用出卖的，如本村一部分公庙田就是因公用出卖的。至于私田，有的系被邻近农校利用政府力量强迫买去的。有的因家中发生紧急事故才卖田的，如冯中华家大子被征，不能已卖田得到一笔钱，用于请人顶替他的兵役。有的因迁出本村不便经营所以出卖的。在玉村，穷人们出外谋生的很多，为了长期在外谋生有的就把全家迁走。一方面为了在外安家用，一方面为了田地少，不值每年回村一趟，以取租谷，所以把少数田地出卖了。这种事情在玉村穷人中较常见。
在卖田的种种原因中，其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出卖养老田一事。养老田是在分家时给父母留下来的一部分。因分了家的兄弟间，经济界域非常严，往往对于父母的赡养及丧葬推诿观望，各人惟恐自己出头会增加了自己的负担，所以在分家时特别为父母留下一笔田，父母生时作养生之用，父母死时即将养老田卖作送死的丧葬费用。细究卖养老田的人家，其子孙不必是穷得非卖养老田不可，只因息事宁人，以父母养老田来办父母丧事，既无兄弟在丧事上负担不均之事发生，又可省却因分养老田而多生一番事。这种留下养老田并出卖养老田作为对父母养生送死的事，在云南农村里颇为习见。由1940年冬至1943年秋将近三年中，玉村村户中有十家卖田的，有一家乙种村户因父死需丧葬费卖田，两家丙种村户也因老人死而卖田。由玉村迁出的人家中有七家卖田的，其中就有两家因母死卖田。还有一家系县城里的住户，因家中老人死，看中了一副阴沉木(即埋在地下多年经腐蚀后留下的巨大杉木的树心)棺材是本村迁至县城经商发了财的某位商人家的。那位县城住户用了44亩农田的代价，把那副阴沉木棺材换到手给老人作棺木了。总之，三年中二十户卖田的人家中就有六户都是为办老人丧事而卖田，所占比重是很高的。
除了上述几种原因外，还有一种重要原因即因鸦片嗜好，使得家中经济窘迫而卖田的。这种情形在农村中也常见。据村人告我，本村冯本敬、冯炳俊、冯炳元、冯炳德、冯永华、冯本富等家，在四十年前同一祖宗有四百多亩田，只因家产分析，更兼子孙吹鸦片烟、打牌赌钱、游手好闲才把家产逐渐变卖光了。现在他们都成了村里的穷人。又有本村诨名八先生的，在三十多年前有近百亩家私，只因三个儿子吹烟赌钱，不到十年左右，就把家产花光了。冯正益更亲自告诉我，他家里所以穷，就是父亲在世时吹烟把家产吹光了。这是我在1940年冬去玉村时取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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