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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末我又去了玉村一次，该村首富五老爷家在这几年中差不多年年出卖田地，一共已经卖出田139亩、地17亩。而且我去村时，他还打算卖批田地，托冯火西找买主。冯火西一面把这消息告诉我，一面摇头叹息，表示那家不得了。原来那家户主五老爷在家不做任何事，可是都非常善于挥霍，他在1940年时，全家生活消费支出将近一万七千六百多元。家人连请工男一女二共十三人，他一年鸦片费用即支出6250元。每日吃牛奶，每晚吃宵夜，出门坐专备人力车，每年还要去昆明玩一次，真是穷奢极欲。村里人暗中称他为“大少爷”。他一家食口繁多，却没有家人能劳动的。儿子不下田，在外做军官的不寄回钱，在家的儿子游手好闲。1922年以前五老爷的家业就继续败落下来，到1940年时他一方面仍是全村的首富，一方面又是村里不断卖田最多的破落家庭。他每年的收入都不够他每年吹烟及全家各项支出。在玉溪，鸦片贩卖使商人获得大批土地权，而鸦片消费又使得若干农村中的地主丧失土地权。在土地的集中与分散上，鸦片烟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最后，谈一下因经商失败而卖田的。由1940年冬到1943年夏末的三年中，本村十七家的卖田户中，就有三家是由于经商失败所致。一家乙种村户因吆猪卖亏了本。在迁出的七家中就有两家因做小生意亏了本而卖田。其中一家系一个独人，去通海做生意，未赚着钱，回村卖了地，吃完了，就自缢而死。这是离村出外谋生失败的几个例子。经商不仅能发家，弄得不好，也能败家。像这样经商失败的例子，在玉村历史上以及在玉溪全县，其数目恐怕也不在少数。
在玉村的历史上，我们前面指出本村冯本敬等六兄弟早在四十年前的同一祖宗手中就有四百多亩田，冯石生的高祖及祖父手上就一共买进近五百亩田，又有本村诨名八先生的在三十多年前即有田近百亩，单是这三家在三四十年前就有田近一千亩，可是1940年春我去玉村时，全村仅有谷田556亩、菜地109亩。村里的首富五老爷家也不过有农田80亩、菜地26亩而已。所以三四十年以来，玉村土地正在加速地减少。由1930~1940年的十年中，全村包括公田，在村村户私田及迁走人家的私田一共卖出了农田96亩、菜地18亩。可是全村买进来的不过农田45亩，菜地5亩。出入相抵，十年中玉村农田减少51亩、菜地减少13亩。1940年冬到1943年夏末的三年中，卖出的农田是239亩、菜地36亩，买进的农田是35亩、菜地675亩，故净卖出农田204亩，净买进菜地315亩。所以玉村最近十三年来，田地是不断趋向减少，虽然减少的速度远不如三四十年前剧烈。玉村的材料说明，农村的田地权是继续向城市集中的，如果我们把玉村迁居到城市去的外迁户的田地也算作从玉村田地往城市集中的田地计算，那么玉村土地向城市集中的趋向还要显著一些。
土地权所以向城市集中意味着当时的农村经济日趋凋敝。所有使得农家出卖田地的原因，如鸦片嗜好，如疾病、死亡，如婚娶，如争讼，如兵役出钱请人顶替，以及其他种种，都只是使得田地出卖的近因或外在原因。真正的内在的远因，还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太贫弱，累积财富的力量太小，一般农家经济均很窘迫。这样他们保持土地权的力量本来就够薄弱了。在平时他们当然不愿出卖田地，但一遇临时任何风波与打击，或自己在生活上稍一放纵，即非卖田卖地不可。
农业里积累资金的速度太慢，这从玉村发家致富的历史也看得很清楚。五老爷的高祖及祖父所以能够先后一共购进近五百亩土地，就是由于做了官，升官就能发财，添置田地。村里的冯火西、殷大所以能购进二三十亩农田，就是由贩运鸦片发的财。所以能买田置产，需要绕出农业以外。或做官或经商，才能发一笔大财用以增加田地。但一旦把升官或经商(主要是贩鸦片)发的财变成田产以后就成为守成的局面。一旦人口稍一发达，在造家宅和日用上稍一放纵，就会使守成局面不能维持下去而在下坡路上向下滑。农村的土地就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因为城市中做官和经商的人多，而农村则是经营农业为主，土地向城市集中，也就由农业经营者手中转变到做官和经营商业的富有者的手中，但土地所有权可以进城，土地经营却只能留在村中。这样农村在手工业方面日益织工化的同时，在农业经营上就日益佃农化。
五国民党政府对农村的加紧剥削及其后果
玉村的菜地以前比田贵，因一亩菜地抵一亩半田。而且政府规定菜地等列低，纳田赋也轻。自1932~1933年清丈后，因除菜地外，把沟也量入，于是一亩菜地不再抵一亩半田了。再者自清丈后，菜地等列也定高了，纳税重。加以近两年县中驻军队多，军人到菜地上强迫拔取菜蔬不给钱。因此菜地地价现在比田价略贱。卖地时期从前规定正月田，二月地，现在一年内随时可卖地。一般讲，近年田地价格均低落。据冯火西说：“现在卖田人不卖不得，买田人不买却得。”一因1942年起征实征购，田上赋税负担重，有钱人不大愿意要田，二因买田不如投资生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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