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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自从发行法币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场行使后，就准备了靠滥发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同时他们预计到这样会引起物价上涨，所以他们又实行统制实物的办法。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平抑物价的需要，而是和商人争夺价格不断上涨的实物，为政府以及为四大家族私人谋取利益。早在1936年他们即成立农本局，作为四大家族控制粮、棉、纱、布的一个机构，隶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通过“农贷”控制粮、棉产销。1938年改隶经济部，下设农产调整处以控制粮食。1942年经济部设物资局，统辖物资管制机构。该局(即农本局)亦改隶物资局。同年底随物资局一并撤销，花、纱、布收购运销业务由财政部设花纱布管制局接办。该局采取压价收购棉花，以及以花换纱、以纱换布的办法，垄断花、纱、布市场，压榨棉农，打击民族资本纺织业，所收棉布大部分供国民党军用。
还有个中国茶叶公司，简称“中茶公司”，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统制茶叶的机构。1937年成立于南京，在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等省设立茶场，在上海设复制茶厂和茶栈，经营茶叶内外销业务。初办时改各主要产茶省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参加部分赞助股外，大部分为商股。抗日战争时期迁重庆，在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增设茶厂。后为属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成为国民党政府统制茶叶的机构。规定茶商购茶均须事前向该公司申请“准运证”，才能运销各地，并独占茶叶出口，攫提暴利，1944年裁撤，业务由贸易委员会内的茶叶部接管。
此外还有一个中国农民银行，1933年4月1日成立于汉口，原名“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国民党政府为直接支持内战，以特税(鸦片税)为基金而设立的银行。通过办理农贷和农业建设投资，为地主、富农放高利贷提供资金，剥削贫苦农民，并利用通货膨胀，从事投机，为四大家族服务。
以上所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机构的设置，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云南的经济发生影响。特别是像玉溪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地区，又大批贩运洋纱、鸦片和茶叶，又普遍从事织布，所以不能不受其影响。但由于云南在龙云任省府主席期间，地方势力的独立性较大，国民党政府还不易很快加以控制，只能逐步推进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所以情况比较复杂而又不易了解，难于清楚地加以说明。例如鸦片贩运和销卖，在何种情况下算作合法，在何种情况下算作非法，我们在当时即没有调查清楚。例如我们在城内的冯永亮店子里即见到铺面上卖盐巴等货物，店后即有大量鸦片烟，一眼就能看到，显然那是不怕军警查验的。但国民党的措施的有些影响，却也是很明显地见得着的，如从1937~1942年田赋征实期间，云南的田赋一直是征收货币的，原额是旧滇币。抗战初期旧滇币十元只及国币一元，两种币值为一与十之比。从1937年开始大批外省人拥入云南，大批国币也流入云南，物价飞速上涨，货币贬值。但直到1940年田赋每亩仅征国币128元，约相当于原定滇币的五倍。以每亩田收二挑谷子计算，租金收入共有140元。田赋还不到地租收入的09%，所以当时田赋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地主占了很大的便宜，当1942年改征实物后，田赋即占到地租的65%，此外还要向地主征购一部实物，所以国家加给地主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币值变动给土地制度上的另一影响，是1940年时云南当局规定过去用旧滇币典出去的田地，可以用国币赎回来，无论是承认一元国币值十元滇币或一元国币值五元滇币，由于通货膨胀以后国币币值大大跌落，甚至一元国币还未必顶得上出典时一元滇币的实际购买力，所以在纸币贬值的情况下，以表面纸币币值赎回典田是对出典人有利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重视币值变化对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影响，因为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的买卖的数量极少，而且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卖的，所以货币贬值对土地制度的影响不要估计过大。
货币贬值对地价的急剧下降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并未促进田地的加速买卖，田地地价下降对购地者有利，但征实征购又对购地者不利。而且粮食看涨，地价看落，有钱买地不如购买粮食。换言之，与其投入农业里收取地租，不如投入商业里从事投机生意，商业排挤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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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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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潘乃谷、马戎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王铭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象征与社会》，王铭铭、潘忠党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高丙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马戎、周星主编，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群言出版社，1998。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马戎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汉族的民俗宗教》，渡边欣雄著，周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环境与社会》，（美）查尔斯·哈珀著，肖晨阳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色音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潘乃穆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马戎、龙山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马戎、龙山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中国乡镇组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华夏出版社，2000。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华夏出版社，2000。
《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马戎、周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潘乃谷、周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马戎、周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二），马戎、周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潘乃谷、马戎主编，民族出版社，2000。
《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王俊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研究》，张敦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社会系统协调论——关于社会发展机理的研究》，韩明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稳定与发展》，韩明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赵嘉文、马戎主编，和少英、周星副主编，民族出版社，2001。
《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佟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从理想到实证：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创建的心路和思路》，于长江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公家与会牌：四十年代云南呈贡二村社区研究》，胡庆钧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朱晓阳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权力与公正：河北李村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赵旭东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半个世纪的变迁》，丹增伦珠著，商务印书馆，2004。
《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王水雄著，华夏出版社，2002。
《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网络——中国社会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刘世定著，华夏出版社，2002。
《中国县级政府行政机构及其运行》，周庆智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周炜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癫狂与文明：社会变迁中的精神疾病与精神医疗》，贾西津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刘爱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