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事的若是清白些，还能说话。不清白的，佃户和管事大家相让些，让不开口的公家吃些亏。我们旧房东是松园公的管事。一天早上，有几个族公的佃户来交租，一个是房东的长辈。他们背了一袋谷子，一直向楼上谷仓里走。房东就拦住他们：“一(量一量)再进去。”这可难为了那位长辈了。一个年纪轻的接口说：“还用么?”房东的脸不很好看：“这又不是我自己的。公家的东西，我赔不了账。”佃户们都有些生气，坐了下来。结果了，才放进仓里去。
后来我们的房东就和我们说：“就是这些不容易办。租给族外人，爽快得多。”不入仓是普通的办法，族里管事不硬一些，没有法子阻挡的。结果自然是名义上的租额和实收的租额，相差多少都没法知道。
禄村的地主虽说是有撤换佃户的自由，可是以团体地主来说，这种自由有很多事实上的限制。租田在佃户方面既然有好处，若是管事的把他撤退，打击他生活的基础，自不肯轻易干休。他若是团体中的一分子，可以从别方面来破坏管事的地位，因为管事是团体各分子所公推的。管事们清白的话，还可以站得住，不清不白的绝不敢结怨人。于是佃户撤换不易发生。事实上，佃户常有相当永佃权的性质。
在亲戚私人间的租佃关系，并没有上述互相占公家便宜的情形。租额常比普通为低，可是，在佃户能力所及之时，不容易有故意不交租之类的事发生。租佃关系摩擦大都是在没有亲戚关系的地主和佃户之间。在保公所的档案两件关于租佃纠纷的案子：
(一)民有田一分坐落×××，有同村住人×××声称，帮伊兄租此田耕种，未有结果，不知几时，伊兄就混迁往住。伊兄来时民以（已）令伊写租据，赖伊总不写来，累屡催伊，反言租约×的也。多直拖处至今。以是四年都未写来。每年之租或一石或二石，伊自主。民以（已）隐忍数次。去年民往收租，要伊三石，伊只给二石。谷子虽多，奈伊估抗不给。民无法，只得向伊好言，明白告伊：今年的，吾岂能忍，明年汝要栽种，非四石不可，并要写租据来，方可。若你不种时，你还我田，我另招佃。此时伊亦不应，亦不言种与不种之话。民就回家，故伊租据也不写来，作往栽种。至今年亦估抗，只给二石。民向伊要，伊反恶言估抗。伊言随报何机关，他是不惧的，将复有行凶之势，民见伊凶恶，只得速避，不然险被伊殴打，民无奈，只得具实呈报。
(二)民松园有田一分，坐落×××，栽工十二个。于民国十二年租给村内住民孙××耕种。当中证陈××言定每工纳租谷陆石，有保人一力负责，不欠升合，候到二十六年秋季，应纳租时，伊只背租谷三石二升给民，尚欠二石八斗。不言不发，至今越期半年之久。屡次收取，不维不，反出抗意，以恶言对民，现今无法，据实呈报。
在以上两个案子中，我们可以见到地主们并没有收到足额的租米。第一案中所谓“每年之租或一石或二石，伊自主”。第二案中，也不是佃户在1937年突然少纳租米，亦是积欠很久，成了习惯，所以要他足额纳租时，反而恶言相对。地主们对于这种情形，显然是“无奈”“无法”而不能引用他撤佃的权利，把田收回来。更使我感到兴趣的就是这类案子调解的结果，并不完全站在地主一面，和我们在江村一带惯见的情形不同。
第一案的调解判词如下：“二十七年度所收二石外，再加一石，合洋五十元，限半月交清，又二十八年度之租，系由××(佃户)之亲张××主张公道，定为每年四石，就本乡内，定立租约，以三年为限，如不愿栽，及早退佃。”第二案的调解判词如下：“令伊出一石五斗偿负债，交管事，余欠八升作让。”
第一案中二十五、六两年（1936、1937年）的欠租没有追究，二十七年度（1938年）只断三石租，地主方面认了一些亏；第二案中，地主让了八斗租。这样看来，禄村的租佃关系中的佃户有相当的保障。这是因为私家的地主数目少，团体地主并不太热心于自己利益的争取。因之，在禄村租佃关系比较上不太紧张。也是因为地主不易对付佃户，所以有田的人多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在禄村土地关系中，有一特色，就是它的重心不在租佃之间，而在雇佣之间。
以上两章中，我已把禄村的雇佣和租佃的两种关系叙过。在进入解释这些农田经营方式的心理基础之前，我愿意把别人在禄村调查过的一些旧账，翻出来比较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