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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调查方法
这里我们不妨根据云南省农村调查的缺点来说明实地考察方法上应当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前有很多国内举行的社会调查，依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调查之前，预先制定了调查表格，表格中每项每字的意义，事先预为规定，然后把表格发给调查员，由调查员依表格上的项目，去找人来回答。这些填好了的表格汇集起来，再找人统计一下，有了结果，由“专家”根据这些数字来推论所调查的社区的形态。这种方法我们认为极不宜采取的。一个和所要调查的现实没有直接接触的人，他不能发现这社区中所该用数量来表现的是些什么项目。他不能凭空或根据其他社区的情形来制定调查的表格。他这样做，实已假定他对于没有调查的社区已经明白了。不然他怎么知道这社区的自耕农和雇农等是成为类型的呢?这种自以为已明白的假定，在科学工作中是最危险的。一个预定的概念，不常能应用在一个新的现象中。若是调查者在事先预备了一套概念，亲自到要调查的地方去观察，他可以现实来修改观念，使它更能适合新的现象，那是一切科学工作普遍应用的方法。过去社会调查的缺点，就发生在“分工”上规定概念和解释现象的是一些“专家”，而实地观察的却多是一些没有很深科学训练，甚至对于调查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兴趣的“雇员”和“学生”。和现实接触的人，没有修改概念的能力和权力，他们的工作是依照表格填写。结果是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无论统计得如何精细、正确，想藉此材料来说明一个地方社会制度真实的活动情形，至少是很不容易的了。
我们绝不是反对数字，凡是能有相同单位的现象，用数字来表明是最精确的办法。我们也不怀疑调查时应当利用表格，因为表格可以帮助一个调查员有系统地记录他所见所闻的事实。我们不能苟同的就是上述那种制定表格及规定表格中各项意义的手续和应用表格时的态度。至少在学生中，有很多把“社会调查和研究”看作“填表格—统计—写报告”的机械工作。这是我们认为极应纠正的错误。
我说这种见解是错误，因为一个社会学者去实地观察一社区的活动，他的任务在寻求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他不但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记录者，而且是一个解释者。他想藉一些事实的共相来说明个别事实的意义，换句话来说，就是在说明各种活动对于人类生活上所有的功能。因之他不能以记录事实为已足，而要在事实中构成他的理论。
很多社会调查者，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在供给素白的社会事实，让其他的人去利用这些事实来制定政策或构成理论。这种分工也许可能的。可是即使假定社会事实是可以素白地加以记录，我们也不能相信一个和实际事实没有亲密接触的人是最配解释这些事实的人。假如这分工是彻底的话，记录事实的人很难决定记录哪些事实可以满足政策或理论的设计者的需要。社会事实复杂众多，决不能一一加以记录，而且也不是一一与某项政策或某种理论都有相同程度的关系。任何观察者决不能对于全部事实周全顾到，更谈不到全部加以记录。另一方面，政策或理论的设计者若全要靠别人的报告，自不易得到所需要的事实。所以事实上，所谓以记录员自处的调查者时常是直接或间接受政策及理论设计者的雇用，在预定的范围内，加以观察和记录。结果使调查者以为可以只以技术人员自视，置调查的目的于不问。
在行政上，也许这种分工的办法是行得通的；可是在学术理论上我们认为这种分工有相当的危险。这一层意思在本节里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已经可以窥见。既有这种危险，我们认为学者自己是应当直接在可能的亲密的观察中去采访一切和他的理论有关的事实。他在实地里检讨他原有的概念，他在实地里发现新的问题，以求他自己认为最充分的了解。这样，社会科学也许更容易得到较健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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