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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鸦片的消耗
我们在上节中分析的五家，都是不抽鸦片烟的，可是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提到这项消费，因为它对于禄村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1938年我们在禄村调查时，据当地人民给我们的估计，每月禄村要销二百两烟土，一年要销二千四百两，这时节价每两国币四元，一年要有近一万元的消耗。这数目大得使我们不敢相信。1939年我们再去调查时，把天天得抽烟的人名，一一记下，结果有三十八个。据说这一年内抽烟的已经少了些，因为烟价高涨，九月里一两烟卖到十四元国币。每天抽烟的至少要五角，五角钱只能抽三分多烟，真是过不了瘾，所以据说连烟灰都吞了。即以每人五角来估计，一天全村要在鸦片一项上消耗十九元，一年要花七千元的国币。
自从鸦片禁种之后，除了有些大户人家尚有存土之外，大部分是靠市场供给的。政府有公卖的办法：凡是登记的烟民，每月可以领一些烟膏。可是禄村登记的烟民，只有八个，其余全靠私贩的供给。一年中禄村因鸦片而流出的现金总在五千元以上。当地人和我们说，若是烟土这样贵下去，禄村一年的谷子，除了作米粮外，只够买烟来抽了。这种说法，有相当的正确性。禄村的鸦片若要全部靠外面的供给，则每年要输出875石谷子来换取。禄村每年全部谷产，依我们的估计，只有2500石，而全村需1000石谷子作食粮，余下来的不过1500多石。若要九百石谷子去换鸦片，所余的确不多了。因为禄村有这一项巨额的支出，他们的农田决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因而不得不在副业上求挹注了。不然的话，依我们上文所说，禄村单靠农田也可以有国内农村的一般生活程度了。
禄村吸鸦片的人数，近年来已经减少了。我们可以随意挑一个中年的男子来问他平生抽过烟没有，没有一个是例外，若是诚实的话，全会承认抽过的。抽到成瘾的人和断断续续与烟没有完全脱离关系的，至少有一半。他们和我解释说：禄村本是个产烟区，出产的烟非常好。自产自用，不消花钱，就是买来抽，当时一年也抽不去十块花洋，比现在的香烟还便宜。什么病痛，抽一口烟就减少了一半。女人抽烟的也很多，连小孩子都有会抽烟的。
禁止种烟的法令是容易推行的，现在禄村一朵罂粟花都看不到。可是禁吸却没有这样容易，因为在禄村根本就没有给人戒烟的设备，而且在生活上也没有代替烟土来消磨这辈脱离了劳动者的光阴的方法。虽则这样说，烟土价格的提高，对于吸烟者经济压力加增，吸烟人数自然会降低一些。可是这是个很辣狠的办法，因为经济压力在没有使吸烟人放弃吸烟习惯之前，在其他方面的生活上已经引起了很多不易补救的打击。合理的禁烟，应当先有戒烟的设备。不然这种法令一方增加农村的痛苦，加快农村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很容易引起行政机构的腐化。
今年烟价涨了，销量减少。这在禄村整个经济上看，虽并没有多少影响，但是有一部分人，减少了或戒绝了烟瘾，对于个别家庭经济的影响，却很重要。据我们知道，一年要抽二百元以上的人总有十几个，这辈是村中拥有较大农田的地主。他们一方面避免农田上的劳动，可是并没有其他的事务可以加入他们有闲的生活中。在烟价便宜的时候，一灯横倚，是最好的消遣办法。我们去访问那些较有地位的乡绅时，有一种经验，就是要不是他们横躺着，一面弄烟泡，一面是不很说话的。不但烟能增加他的谈话精神，而且给他最合适的谈话情境。
上章，我已说过禄村传统的经济态度。凡是能得到他们认为过得去的生活程度，他们很知足地脱离了劳动。脱离劳动固然可以使他们免受种种劳动的痛苦，可是在农村中，脱离了劳动就发生了时间太长如何消遣的问题。闲着无事的人才会觉得日子长，日子太长也不是件容易安排的事。比如我们的房东(甲家的主人)不抽烟，又不下田，整整的白天蹲在哪里去呢?他解决的方法：第一是用睡眠来缩短一些时间，早上九时起床，晚上九时上床，足足可以睡十二小时。第二是上街子，做礼拜。第三是串门，蹲在街旁闲谈，画画图，练练字，或打打牌。我们在禄村时常能替他们解决一些消遣问题，因为我们供给香烟和茶，从不拒绝谈话说笑的。像我们房东那样零零散散的消遣，自然不像几位退任的乡长校长们抽烟的办法来得简便。在烟价便宜时，甚至可以说是个最经济的消遣方法。
有闲而抽烟，抽烟而更不想劳动，不劳动而更有闲——这是一个起讫相衔的循环。这循环给那辈雇工自营的地主以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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