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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价变迁和农民生计
在1939年这一年，云南农村经济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物价飞涨的现象。我们在1938年年底，离开禄村回昆明，在村两个月之中，物价的变动很小，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材料。这时，男子工资每天一角，谷子每石八元，从当地人民口中听来，好像是好久没有变动的老价钱。米价的变化总是在二角五分到三角一升之间。可是过了七个月再到禄村时，情形却不同了，米已经涨到六角一升。九月底我们回昆明正逢米价直跳向上猛涨的时候。不到半个月，滇缅铁路局搬到禄丰，我们从那里来的信上，知道禄丰的物价也跟着跳了。物价的飞跳，对于农村经济有什么影响，当我们第二次在禄村调查时，已成了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了。张之毅君按街期把重要物品的价格记录了下来，后来我们又找着了一位前任督学赵君，请他按街子把10月、12月两个月的物价也记录了下来。我把上一年的记录下的物价加上去合成表二十四，更以1939年10月10日的物价作基数，编成指数。为了便利分析起见，把货品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农家产物——普通农家供给市场的货品；第二类亦是农家产物——有些人家出卖，有些人家买入的货品；第三类是普通农家向市场购买的货品。
在分析物价变动对于农村经济的影响之前，应先明了农产及农家消费品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农村经济是部分自给的。一个产米的农家，除非不得已，他不向市场上购买米粮的。至于他多余的谷米什么时候销售在市场上呢?把农村中的米粮挤到市场上去的，说是市价的引诱，不如说是需要货币的压力。农民们对于米价的预测是根据他们历年的经验，就是收谷之后米价最低，逐渐高涨，涨到来年新米上市。在这传统的米价变迁之下，凡是能积得久一些的，就占一些便宜。可是农家所需其他日用品，凡是要向市场购买的，一定得用农产物去交换。农产物中以米为正宗，所以他们在需要货币时，才肯出售粮食。有时连在这种情形下，还是愿意借钱，不愿卖米的。有一次丙家的主人请我们去吃饭，我们的房东老太太也一同去。她到了仓楼一看，直嚷着：“什么你的谷子只剩了这一些了，要钱还是去借，这时候就出卖，来年吃什么?”丙家为了要娶媳妇，不能不把谷子早些碾了米，换了钱来使用。他本来每年自己的谷子，回清了租，不能久存在仓楼上。米贱出卖，米贵买入，是他的老经验。新米上市，米价之所以跌落，就因为有不少中等人家在这时要货币。当时最紧迫的是豆种。豆种能自给的人家，固然不必出卖米来换豆，可是中等人家，收豆时存谷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豆收起来出卖了换米。等到要种豆时不能不重向市场上用米来换豆了。这个公式对于农家经济很不利，可是能逃脱这公式的，据当地人和我们说，禄村只有三十家，不过全村户数的四分之一。另有四分之三是终年买米的。大约有一半是受着这不利的公式的煎熬。
过去的一年中，米价一斗(五十斤)，从二元五角涨到了十八元五角，在七倍之上。而这飞涨的时间，却以十月到十一月之间为最激烈。新米在十月中上市，这样说来，若是米价程度不再上涨，则对于那些急于出售米谷的中等人家，是有利的。若是继续上涨，则他们依旧在老公式中吃亏。
农家出售农产的目的是在换取他们须从市场购买的日用品，有一些日用品是农村人民中自己互相交换的，好像猪肉。农家自己养了猪，售给猪商，杀了之后，再零散卖给农民。猪的价钱跟着肉价一同涨。一头猪总得养一年，在物价逐渐上涨中，养猪的人是否可以占便宜，是要看肉价和米糠及豆糠的价额，哪个涨得快。上表中可以看见肉价涨得较慢，那是说养猪的吃了亏。不过喂猪的食料大部是农家自给自足的，他们不需要向市场上买，所以并不致受损失。而且我已说过米糠及豆糠并不能大批出卖，农民们也不能因猪肉价钱上涨得慢，而出售米糠和豆糠。
农民们因物价上升而减少消费是很明显的。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使他们本来要花钱购买的项目减少，本来用来自给的部分之可以出售于市场。农民生活程度固然因之下降，可是农民收入的货币却因之增加。我们第二次在禄村调查时，就见到这种情形。我们的老房东，手边钱很多，要我们代他买一只手表。后来听见我们说明了手表的价钱，才吐了吐舌头缩了回去。他们本来惯于在消费上节省的，物价一涨，更不敢买东西。同时却鼓励他们出卖农产，结果增加了他们货币的存积。我们曾间接打听他们每家存储货币的数目。像上章所引甲乙两家，一下子可拿出两三百元国币出来。像丙家一类的人家，不用筹划，也可以拿出四五十元国币。货币的存积，并不增加他们的消费，而鼓励了他们做买卖。乙家的主人把典来的田也退了，拿了回来做生意。他在1938年年底和1939年年初往返昆明两次。他又去川街贩纸，家里开了马店。比他更有钱的人家，做盐生意。一个退任的乡长和其他四个朋友，合向猴井买了一万斤盐。就是戊家，在农忙中还是偷出时间来贩了一次梨。丙家赶猪。我们在村时常感觉到禄村在物价刺激之下，加速地商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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