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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物价的上涨，并不是普遍地对农民有好影响。他们有一部分日用品是不能不靠市场供给的。一斤盐，已经从一角涨到了四角五分。一背炭从四角五分涨到了六元五角。一两鸦片也从四元涨到了十四元。一市尺布从二角涨到了六角五分。这些货物的涨价，一方面使他们减少或甚至取消这类的消费，一方面使他们要设法开添收入。有农产物的自然还能对付，而且农产物的价额涨得比这些消费品为快。以1938年11月底的情形论，农产物价平均指数是1952，而外来消费品的平均指数只有1576。依这字面上说，农村是应当繁荣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农村中并不是全体农民都有多余农产出售的。实际上，有农产品可以出售的不过占全部农民的一半，以禄村说只有四分之一。那些靠卖工为生的人，他们没有农产品，只有劳力。劳力的价额如何呢?在1939年收谷时还只有男工三角，女工一角五分，比上年这时涨了一倍。在1939年11月底，不在农田上工作的工资涨到了五角。可是与其他物价相比，尤其是米价实在相差太远了。当然，这工资中并没有把伙食算入，普通工人们被雇期间是由主人供给伙食的。这一部分是和米价相同地上涨，但是在没有工作做时，他们要自己买米，那时候他们可就吃亏了。所以在过去一年中，有一半单身在禄村卖工的人，离开禄村到别处去了。
工资比物价涨得慢，雇工自营的地主应当占便宜，使禄村农田经营方式更向利用别人劳力的方面发展。可是事实适得其反。我在论劳力供给的减少时，已经提到有不少历年不劳动的人开始下田的情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劳工不容易雇，而劳工的所以外流还是在禄村地主们不肯出较高的工资。张大妈本来是打算包工的，可是在禄村附近去找工讲价，都没有讲成。她讲价时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张大妈最初给的是往年的价额，她不承认工资已经涨了。而包工的却说往年包一工田掼谷子有一升米的工资，米价涨了。往年以货币计算的价额自然包不下来了。他们是坚持工资和米价的比例，而张大妈不但不承认这原则，而且觉得工资上涨了，要付的钱增加，心里舍不得，所以到底没有讲成。货币价值的跌落和物价上涨，在张大妈的脑中，并不是一件事。在她似乎觉得一块钱是一块钱，价值是固定的。不过有些东西以前不值钱的，现在值钱了，可是这并不是说一切东西都变得值钱了。劳力就是不该和其他一起论列的。她只看到名义工资的上涨，而没有看到实际工资的跌落。因之，劳力价格便宜时反而不愿雇工了。这种心理并不是张大妈所独具的，因之，农村中的工资赶不上物价，使卖工脱离农村，那辈小土地所有者开始亲自劳动了。换一句话说，禄村本来有一批没有动员的劳力。这批劳力在以前的工资下是吸收不出来的。但工资稍提高了一些，没有利用自有劳力的人，觉得值得动用他们劳力在农田上了。这样增加了劳力的实际供给，使工资不能提高到和米价成比例。从劳力外流及实际工资降落的相互关系上，更使我们相信禄村原有劳力若是能动员的话，是足以应付他们农田上大部的需要。若是真的劳力不足的话，工资决不能反而在需要增大时期降落的。
农村物价高涨，只影响到他们以货币来交换的范围而已，在一个像禄村一般的农村中，这个范围之外还留着不少物价影响不到的部分。我们已提到禄村的租额，一律以谷子计算的，若是佃户的租谷是自产的，谷价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的担负。可是像丙家一样，因为纳了租，自产谷米不够供给粮食的佃户，则要直接受到米价上涨的压力了。
在货币贬值的过程中，这不受货币影响的部分，在扩大抑在缩小?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可是这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得注意经济关系中有势的一方在哪种情形中可以得利。譬如，租额若改为货币，货币继续贬值，佃户就占了便宜，有势的地主是不愿意的。若从工资方面说，地主觉得供给伙食不如一概以货币工资包清，在物价高涨中他可以占便宜，于是我们就见到这种情形发生了，因为在雇佣关系中，雇主有势力。比较更复杂的情形是在借钱回谷利的办法中，以后我们还要详述，暂时不提。
物价的变迁，货币的贬值，在农村经济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民所受的得失极不相同，结果使农村中原有的经济秩序要重行安排，我在本节中只能择要提到，希望有人能作专题加以更详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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