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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房东的父亲和刚才提起的老父是兄弟，可是他早死了，只有一个儿子，他死后遗下的妻子很勤俭，一面雇工耕田，自己做针线挣工钱，非但把祖上传下的三十多工田保存了，还添了几工，现在一共有三十六工田。到我们房东一代，堂兄弟中，很明白地显出了贫富之别了。
我们知道在禄村过去的一代中，比我们房东高一辈，有三家拥有二百多工田。可是到这一代最多的只有六十多工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兄弟的分家，把较大的农场割碎了。
父母生前给儿子分家，他可以提出养老田，这一份田的数目并没有一定，有时很大。在这田上的收入，他可以自由支配，当然，很多仍用在儿孙身上。他死后这份田就充作办理丧葬之用，普通的人家，在丧事里花去三百元国币是算很省的了。三百元国币就得用四工上上田去换。若是有多余的农田，也有就不再分析，由兄弟间轮流使用。用这份田的，就有去上祭扫墓的义务。有时这份田较大，它的性质和族公差不多了。
兄弟间所继袭的田产，在禄村原则上是相等的。可是事实上略有变异，我们的邻居刘家有弟兄三人，他们父亲在时一共有九十工田，长子成家时，父亲就立下了分单，每人三十工，留十工作养老田。长子拿了三十工田，就自立门户了。次子成家时，父亲已经死了。他的母亲偏爱他的小儿子，所以只给次子十五工田，去自谋生活。小儿子和他母亲一同住，经营了五十五工田。次子很不满意，可是那位老母亲却霸道得厉害，所以没有法想。他只希望等老母死后可以问他弟弟要回十五工田。他那位弟弟抽大烟，心又狠，能不能把十五工田要回来，还是问题。
又好像赵保长家：父亲手上有十八工田，他死了，兄弟分家，房屋不够，所以卖了十工田，余下的八工，长子得五工，次子得三工。为了要适合平分的原则，长子给次子一工田的价钱。
继袭上弟兄间讲平等，听来是最好也没有了，可是就因为这原则，人口压力一直压上农场来，把农场压得粉碎，使中国遍地都是小农。禄村每家平均农田面积只有57亩。人一代比一代多，大家争着这块有限的土地，农场怎能不一代一代地小。小到成了中国农业改良的一个大障碍。不要说这样小的农场机器用不进，连最简单的技术改良，都无法着手。要避免农场在继袭过程中分碎，儿子间总得有几个吃些亏不继袭土地。可是，这种完全由长子或幼子继袭的办法，在一个以农田为经济基础的社区中又不易行得通。因为得不到农田的人不易在农业之外谋得生活，而且本地之外，又没有新世界在望，可以把他们吸收出去。在这种情形中，兄弟平等继袭也许是最合人情的办法。农场虽则因之缩小，大家挤一挤，日子过得过也就算了。
我们若进一步推考，为什么继袭平等的原则，会成为小农经济的基础，就可以发现另一个条件，就是农田经营的单位，常以所有权作界限。农田所有和农田经营合为一回事时，所有权的分割也就成了农场经营上的分割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农田所有和农田经营是可以成为两回事的，在租营中我们已见过这两者分离。
禄村私家固然没有大地主，可是团体地主的农田，却并不小，而且团体地主的所有农田，并不受继袭作用而分碎。可是禄村并没有因此而有较大的农场，因为团体地主只集合了所有权没有发生集合经营。它们把田分碎了租给佃户去经营。所有和经营是分离了，可是这种分离，却把较大的所有范围分割成多数经营单位。
所有和经营分离，也可以使分碎的所有单位成为较大的经营范围。分碎所有和集合经营，同样是可能的。我们所谓农场太小是农业发展的阻碍，并不是指土地所有权太分碎，而是指经营的单位太小。要扩大经营单位，要使经营上集合，并不是一定要提倡大地主，或是所有权的集合。我们应加注意的是在如何可以使小地主们能在经营上集合起来，这一点也许可以使我们对于普通所谓“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发生怀疑。若是我们要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结果势必加速使农场分碎。小农经济是否值得提倡，就很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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