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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既种不出产业来，像禄村一类的农村中，没有田的人不易在村里得到一个爬到有田地的梯子。农田是一家的根基，大家希望能充实扩大，于是要想得田的不能厮守在农村里了。换一句话说，农民上升的梯子弯出了农业之外。一个人要到外边去赚了钱才能回来买田。得地之先，须要离地。
农村里有能力和抱负的青年，脱离农村虽则也许对于农村人口品质上着想不大有利，但是要一个社会向前推进，一定得向专业分工上发展。农村中有一部分青年能脱离农田到外边来参加其他专门职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免的事。问题是在这些脱离了农村的子弟，在外边做些什么事。
1938年我们知道禄村在外边谋生的青年，有二十多个：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里服务，一个在帮他老人家收屠宰税，一个在公路局当司机，一个在城里打剪刀，一个在省里学鞋匠，一个在中学里念书，一个在学看护，一个在当团长，其余十几个在军队里服务。这辈人在户口册上，大都是有名字的。在禄村从十六岁到三十岁的男子一共106人(二章三节)，离村的有百分之二十多。在这辈人中，以在军队里服务的为最大多数。1939年我们调查时，禄村青年男子从十六岁到三十岁的，长久住在外面的有二十九个，短期在外的不止此数。可是他们大都是被征出去当兵的，和被雇出去当路工的，有专门职业的只有两个：一个当合作员，一个打剪刀的，改了当听差了。
在上述的职业中，大都是公务员和劳工的性质。这里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村里的经济背境，用以解释在外青年所操职业分配的情形。
希望子弟在外得发，果然是一般的理想，但是培植子弟，俾能达到这理想是要费本钱的。禄村只有一个初级小学，这一期的教育所费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卖工人家的子弟到能进学校时，也可以做一些劳动了。他的劳力已经要被利用来从事生产，所以入学校的机会很少。我们邻居的那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当真在田里做工了。女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更少，连我们的房主人的女儿十二岁了，还是一字不识；因为据她的母亲说，家里没有人做工，不能送她上学校去。
高级小学最近的是在县城里，非但往返跋涉，须寄膳在城里，而且书籍费用也多些。全村我们只看见两个孩子，每天早上挟了书包上城去。在城里有一个初级中学，没有禄村的学生，禄村唯一的中学生，是在楚雄读书。从1938年说，他一年至少要花一百多块钱(八章二节)。一百多块钱要用十多石谷子去换，易言之，要十几工田来维持。这显然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担负得起的了。这位中学生是我们房主人的儿子。他的学费，一部分是靠他父亲经营的“族公”来津贴他的。那位大学毕业生，也是曾靠着族里津贴路费和教会的帮忙，才能到外省去“留学”。依现在村内各家的经济能力论，很少能够供给子弟超过高级小学毕业的程度。以小学毕业程度而想得到有可以独立谋生的专门职业，在正常的轨道上走，似乎已经不是一件太有希望的事了，何况要他们发财呢?
农村经济能力薄弱，不能给他们子弟专门的技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内地工商业的简陋，不能给离地的农村子弟们发展的机会。可以容纳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军队和公务职役。这些职业依现代的看法是不应当成为发展的路径的。但是凡是我们中国人，总不会完全忘记大众的观念“升官发财”。这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普遍观念，而且是一件不必太费心思到处都有实际材料来证明的事实。
在农村里，好像墙壁上都有耳朵一般，做官发财，发财买田的事，怎瞒得过人!1938年禄村就有一家往年还欠着二千元旧滇币的账，可是他家儿子出去当了军官，那年不但欠账偿清了，而且买了十多工田。还有一家每年在买田，这家本来是住在禄村的，自从匪乱搬进城之后，就住定在城里。他本人是在中学里当过教员，儿子也做了督学，现在成了有数的地主。教员也是官，一样能发财，虽则当地教员的薪水是低得可怜。
若是我们再问问那些农田较多人家的情形，可说他们多少都做过一官半职的。在禄村的首富，有个儿子在当团长，自己在附近某县里包屠宰税，在省城里当过官。官不论大小，发财是一定的——这是一般的信仰。若是一个在外做官，而不回来买田挣产业的，好像我们知道的一位大学毕业的朋友，就该受乡党批评了。像我们这辈“官”，不想在禄村买田，是房东老太太永远不明白的事。
虽说升官可以发财，可是用这个机构来吸收农村财富，究竟是小规模的。一个农民能脱离劳作和得到做官的机会，还是不大容易。做了官，能否一定发财，事实上还成问题。即使发了财，这笔钱除了挥霍于消费外，若要成为再生产的资本，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地方，还得送回到农村里来。他离地得发之后，还得回到地上。在禄村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离地地主，不自经营农田，专靠租谷坐食的为数极少，而且这辈离地地主在禄村所有田的面积也极有限。普通是做了一任小官，就回村来做自营农。或是做官的家里仍在村里，寄钱回来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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