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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到村里，钱回到地里，土地权还是只在村里流动，不必发生大量的逃脱现象。即使有人能买得了大批的田，成了一个大地主，可是在这种方式之下集中来的大农场，经不起人口的繁殖，一两代子孙满堂，早就又分成了一辈小地主了。一个工商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土地权的集中，比较上不易发生。农田所有权不完全脱离农田经营者就不易长久保持大地主的身份。禄村就很清楚地表示这种形态。
四土地权的外流
禄村这种以自营的小土地所有者为基本的农村结构，和我们在江村所见大部都是佃户的农村结构，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力的对比。我在导言中曾说起这个对比是这次禄村农田研究的重心。我是想在这些研究中能得到一个对于这两种农村形式分化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Tawney教授的意见，他说，“至少有些地方正发生着一种现象，就是离地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性质的”“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pp67~68。这种现象常见于都市附近的农村中，他又说，“住在地主在大都会附近的地方最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于农业中——广州三角洲上有百分之八十五，上海邻近地带有百分九十五的农民据说全是佃户——住在地主最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到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据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是土地所有者。这些地方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工商业的影响很小，土地的生产力太低，不足以吸引资本家的投资，而且农民也没有余力来租地”同上注，pp37~38。。
江村是个离大都会很近的村子，当天可以到苏州，一天一晚可以到上海。太湖流域又是有名的肥沃地带，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之，我觉得江村的材料，和Tawney的说法颇是吻合。于是当我写《江村经济》时，就把他的意见，引用了，所引书，pp187~188。在那本书里我说过：农村吸收都市资本的能力，是倚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农民一般的生活程度。生产力越高，农民生计越好，吸收资本的能力也越大；住在地主越少，离地地主越多——这也就是Tawney的意见，用以解释都市附近农村土地权外流的现象。
禄村调查的结果，却和这种说法不合了。以内地“土地的生产力太低，不是吸收资本家的投资”及“农民也没有余力来租地”这两点来解释内地都市资本不向农村流动，似乎很有讨论的余地。我在上文(六章四节)已比较过禄村和江村每单位农田的产米量。大体说来，是三与二之比，禄村出产较多。这不是明明说土地生产力较低的地方，吸收都市资本的力量反而较大么?不然为什么禄村土地权不向外流，江村反而大部外流呢?
我们若把Tawney的意见提出来再加以考虑一下，就可以见到：他似乎是以为农民的举债，引起都市资本的流入农村，是为了农田上有利用资本来增加生产的机会，因之，吸收都市资本的力量是依土地生产力而定。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也曾提到，农民们为生产需要而举债，至少是不易见到的，因为农村里借款的利息很少比农田利益为低。江村的高利贷且不提，即以我们在禄村所见的事实来说，普通借款的利率是三分二，而雇工经营农田的利益，只有一分三。我在路南某村调查，该地农田利益也是在一分至一分五之间。普通农民的意见，也认为农业决不会有三分息的。无怪禄村人常说“借钱盘田，越盘越穷”；利用都市资本来经营农田，真是个“憨包”了。
农民借钱是用来嫁女儿，娶媳妇，办丧事，抽鸦片……总之是用来消费的。生计的穷困，入不敷出，才不能不“饮鸩止渴”地借起债来。生计贫困和近不近都市有甚么关系呢?这问题也许是要解答近都市地方离地地主少的关键所在。我将根据江村和禄村两地的比较，在这里提出一种对于农村土地权外流的解释，作为以后农村调查时的假设。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资本的流入农村，是出于农村金融的竭蹶。为什么靠近都市的农村金融容易竭蹶呢？引起农村金融竭蹶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农村资金输出的增加，一是农村资金收入的减少。靠近都市的农村是不是容易发生上述两种现象呢?我们这里所谓都市究竟是什么意思?都市普通的定义，是指人口密集的社区。人口密集的原因固然很多，若是以现代都市来说，是工商业的发达，因之我们的问题等于是说：工商业发达和农村土地权外流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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