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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发达使农村市场上增加了工业品，靠近工商业中心的地带，因为交通便，运费低，工业品更易充斥。农民购买工业品的数量增加，农村资金外流的数目也随之增加。可是用工业品去吸收农村资金，却有个限度。因为农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富有伸缩性的。在他们生计穷困时，可以拒绝或减少他们工业品的消费。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是不易把农民剥削到颠沛流离，除非是像鸦片一般的嗜好品，才有这能力。所以我们不能相信都市附近的农民因为便于购买都市工业品，会把农村资金大量输出，直到不能不卖田来维持生计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的消费品依赖都市供给的种类及数量的增加，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农村自给性的降落。自给性降低，就是说，以前自己可以供给的消费品，现在不再由自己供给了。都市发达，工商业的现代化，使农村原有的手工业不能维持，这样减少了农家的收入，使农村除了农产物之外，没有其他力量来吸收都市资金。
我时常这样想：我国传统的市镇和现代都市是不同的。它不是工业中心，而是一辈官僚、地主的集合居处和农村货物的交易场所。在传统经济中，基本工业，好像纺织，是保留在农村中的。因之在传统经济中富于自给性的农村，是个自足单位。它在租税的项目下输出相当资金，而藉家庭手工业重复吸收回来一部分。乡镇之间，似乎有一个交流的平衡。平衡保持得住，土地权不会大量外流。现代工业发达却把这平衡打破了。手工业敌不过机器工业，手工业崩溃，农村金融的竭蹶跟着就到。
这样看来，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确有关系。可是这关系并不像Tawney所说的，是因为靠近都市的农田生产力高，自然有吸收都市资本的倾向，而是在靠近都市的农村，凡是有传统手工业的不易抵挡现代工业的竞争，容易发生金融竭蹶。换一句话来说，土地权外流不一定是靠近都市的农村必遭的命运，若是一个原来就不靠手工业来维持的农村，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胁，决不会那样严重。关于这一点，我自己还没有材料来证明，因之很想得到两个都市附近没有传统手工业的农村，加以调查，用来校核我这个假设。
我这种说法，很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丝业为基础的江村在都市工商业发达过程中，沦为佃户的集团，以及为什么内地以经营农田为主要业务的禄村，至今能维持以自营小地主为基础的结构。
五禄村经济的展望
若我们以江村作背境，看到禄村可能的前途，它会不会从现有的型式蜕变成江村的型式?现代工业在云南发达起来，会不会打破禄村现有的形态而使它走向江村已走过的路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先，我愿意在理论上说几句话。国内论社会变迁的人，因为受西洋19世纪传下来的进化论派的影响太深，常有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有一定不变的程度；从甲阶段到丙阶段，一定要经过乙阶段。这个程序是放之四海、证之今古而皆准的。依着这个“铁律”，若我们要知道一个社区的前途，只要能在这不变的程序中，找到它现有的进化阶段，过去未来，便一目了然了。因之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像那样简单。连马克思自己对于他深信的进化程序能否通用于东亚，尚且存疑不论。何况代公式的本领还没有深通的人，自然更难有精彩表现。所以“论战”未有结果就偃旗息鼓了。虽则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方法，但是至少得承认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不把社会变迁看成偶然事件的累积，而认为确有轨迹可寻。他们的弱点只是在把历史的轨迹看得太单调一些罢了。
像本书一类现代社区的研究，若从它个别性上看出，实是社会史的叙述。非但我们记录下来的已是属于过去的现象，而且日长之后，总会成为一本历史的记载。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以记载见闻为限，而想根据这个别性的现象来发现它所代表一种农村型式的共相。这是我所谓比较社会学的工作。比较社会学所根据的材料并不是一定要属于“现时”的，过去的社区同样可以归入不同的型式中，而型式的本身，是超越时空，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重复再演。好像我曾说欧洲工业革命前期的乡村型式，可以重演于今日的中欧和东亚。这种方法和观点已经Sombart和Max Weber等充分发挥，我们不过是应用于现代中国社区的研究罢了。
从追求社区型式上说，和以社会阶段的概念研究社会变迁在基本观点上，有一点相同：就是以社会的共相来了解个别社会事实的意义。社会阶段虽属时间性的，但是超越时空的；因为同一阶段，可以发现于不同地方、不同时代。我们的看法和进化论派不同的是在社会阶段的概念包含阶段间必然的关系。而社区型式一概念却并不包含各型式间必然的关系。举例说：我们虽发现了江村和禄村两型式的基本分化点是在现代工商业对于农村经济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立刻下一个结论说禄村一定是代表江村已过的阶段，及江村是代表禄村未来的阶段。禄村会不会变成为江村的型式，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若是禄村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形成江村型式的一切条件，我们可以相信它有变为江村型式的最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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