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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江边的低地,村人叫它沙地。沙地水分不虞缺乏。土壤全是黄黑色的沙土,土质也很肥沃。这些沙土是每年六、七月江水涨时冲上来的,土质太松,不宜种稻。每年在这种沙地上种植玉蜀黍、蚕豆、油菜、豌豆、芋头、大小麦,和菜蔬。1939年初冬的价格一工值一百四十元左右,比车田的价值尚高一些。
依沙地和车田的价格上说,在1939年沙地高一些,至少也是相等的。换句话说,沙地上种蔬菜、豆麦等的利益,是和同面积的车田上所产谷米的利益相差不远。经了这次大水,原有的车田变成了沙地,为什么农民们不将计就计,改种蔬菜、豆麦,而是费力把沙土挑走呢?这里我们碰着了一个实例,可以说明在一个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社区里,土地利用的方式,并不能很快地依当时物价的变动而决定的。易村的经济形态,至少还有一半是保存着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需要而经营农作的性质。沙地上的蔬菜、豆麦和车田上的米谷,最重要的是用来维持经营家庭的直接消费。
像易村一类的农村,假如附近有便利的市场,运输便宜,正不妨专门在手工业上发展,即使全部食粮都得靠别地的供给,在经济利益上打算,也不会吃亏。但是事实上,易村并没有便利的市场。最近的街子是川街,离村有三十里,次之是罗川,离村有五十里;其他如腰站和禄丰,都在七十里到一百里之外。再加上山路的险峻,二三十里的路程,往返时常要一整天。若是要载重运输,费用更大。而且易村附近并没有大盆地,粮食产量很小,易村如要依靠外村的输入,运费一定很可观。在这种限制下,他们无法在经济上求专门化。因为要求粮食的自给,他们不能不恢复车田的面积了。
从沙地再向江边走,到沿江两岸,我们就碰着一列围墙似的竹林,又高又旺,绿荫丛丛;回头和那干燥的红土山野一比,正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在经济意义上说,这片竹林也正是和刚才所叙述的耕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易村的耕地,我刚说过,是用来自给的食粮的资源。但是易村人多地少,这片耕地不能充分地维持易村人民的生计。于是他们指望着那片竹林来填补他们的缺短。靠这片竹林,他们造土纸,织篾器,把这些工业品挑着向外推销,用以换取他们所需而自己不产的日用品。红的耕地、绿的竹林,正指示着自给和输出,农业和工业的两端。
沿江两岸的土地,很早就用来培植输出品的原料。据说以前这片土地是用来种甘蔗的。甘蔗制成了糖块,到附近街子上出卖。现在易村里已很少看到甘蔗的痕迹,只有文昌宫里还有一架积满灰尘的糖榨,为易村经济史留下一件标本。那时候,并没有人为获取有经济价值的原料而培植竹林,只因江水涨落不定,要保障两岸的甘蔗田,和其他耕地,在沿江种了一些竹子,当作堤防之用。后来,有四川人到这地方,利用现在的竹料造纸,才慢慢地把这片土地改种了竹子。
一方面我们看见易村人在那里挑沙恢复车田,另一方面却看见他们毫不留情地把竹子来代替了甘蔗。这似乎是个矛盾的现象。但是若仔细一看,我在上文用来解释恢复车田的话,正可以用来解释他们以竹子来代替甘蔗的活动。甘蔗田是培植输出品的原料,是易村进入商品经济的部分,为商品而生产的事业,是依市场的价格来决定其所产的种类和数量,和为自给而生产的原则不同。商品的目的在求得利益,一旦事实证明土纸和篾器的制造比糖的制造可以获取较大利益时,他们在可能范围中,要设法把沿江的土地改种竹林了。
易村经济中虽有自给和商品的两部,可是它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本书虽则主要的目的是在分析那商品部分的手工业,可是因为它和自给的农业部分有密切关系,所以还得从农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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