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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工人大多通过亲朋关系，而后发生经济上的结合行为。恰当点说，雇主和工人相互行为的结合，大多根据于经济和亲朋两重关系的。这在上举事实的分析中，已看得很清楚。但唯一反常的例子，就是坊乙和坊己，他们舍弃本村的工人不请，而去雇用夷人。这事说来很反常，但是我们由这反常的例子中，却看出了亲朋关系的决裂，如何阻断并改变了经济行为的结合；更显示出亲朋关系在内地工业活动中的决定力量。要明白这两家反常行为的原因，不可不知道这两家与本村的一般关系。本村是同姓同族的村子，同族间分为四宗，其中第一、第三两宗最强。第一宗人口多，握有全村政治权力，保长就是第一宗人。第三宗财富多，握有经济权力，几曾和第一宗争取政治权力，结下嫌隙；后因征兵事，第三宗有三户欲逃出第一宗保长管制，乃由本村迁去对河广村居住，并建立了坊乙及坊己。他们虽仍和本村发生关系，但只限于同宗的多。而同宗的舀工仅有四人，二人自家有纸坊，其余二人又忙于替同宗其他的人舀纸。同宗的炕工有三人，一人自家也有纸坊，其余二人，一因眼病、一因鸦片嗜好停业了。因此乙、己二坊雇不着本村的工人，只得改雇外村夷人了。
内地工业中雇主和工人发生关系之前，就预先有血缘、地缘或其他种种社会关系存在着。这些预存的种种关系，常决定雇主和工人的结合与不结合，以及结合以后的种种行为。这样就维持了内地工业的存在，也限定了内地工业中劳力扩充的前途。反之，近代工业中雇主和工人只有在雇时的雇佣和被雇的关系，雇前和解雇后，均没有任何关系存在。
还有一点可以注意的，易村工人和雇主的关系，是临时而不固定的。一个工人在一年中，可以先后受几个雇主的雇请，如舀工B。连自家雇主算在内，总共替七家雇主服过务。炕工 A，替三家雇主服过务。而一个纸坊，也可以先后雇用几个工人，如第七户坊主先后雇用了A、C两个舀工，和A、B、E三个炕工。这样临时而不固定的雇佣关系，对雇主言，他可以不必长年雇用工人，只依自己料子多少，雇多少天。因此他不必收足全年的料子，也不必因料子不足在纸坊闲空时仍须担负工人的伙食和工钱。但临时雇用工人，不一定准雇得着，因此他哪天开工，开工多少天，须视雇工就雇的情形而定。至于工人，他在不固定的雇佣关系下，失却了长期得到的工作机会的保障；但他却可得到自己支配工作的自由，自家工作闲时帮人做纸，忙时就不替人帮工。
这种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工人，同时也是一家的家长和农田的经营者。若是他们被长期雇用了，家事和农田经营，势必无人照管。他们只能把造纸的工作做兼营，去纸坊做散工赚点钱，贴补家用，由农业本身说，造纸是利用他们农闲剩余劳力的一种机会，补助他们农业收入的不足，这是工业养活农业的意思。反过来说，农村工业里的资本是农田上来的，原料是农地上自己供给，碾纸的牛是由农田中牵上来的，舀纸、炕纸的工人，是由农闲时供给的，所以工业本身却是靠农业来支持的。当工业还没有脱离农村达到专业化之先，它总是和农业混在一块，成为内地工业的特色。
正像农业一样，内地工业也富有高度的自给性。这话若由生产的结果去看是不合的，因为纸是当为商品出卖的。但若从生产本身的劳力来说，就很正确。本村九分之七的纸坊的工人，是本村自己供给的。若缩小到生产组织的家庭单位来看，在雇人舀纸的二十六家中，有七家的雇工都是自家自给的。在雇人炕纸的十七家中，有五家的雇工，也是自家自给的。各家劳工自给后，有的还替人帮工，有的干脆不帮人，只替自家做，更充分表明劳力是为自给的情形。
但在表中，也可以看出有可以劳力自给而仍向别家雇工的，如舀工Ⅰ、炕工H、炕工Ⅰ、炕工J等家中，或自坊造纸，或租坊造纸，可是他们自己停工不做，另请别的工人去做。像舀工Ⅰ、炕工H家道好，做工原只为自家纸坊的方便，自己并不靠出卖劳力谋生活，既然家事忙，请工不难，乐得自己停工不做。但炕工G和炕工J每年收的谷子，或不够食，或不够用，都得靠卖工增加点收入。他们竟放下技术较高的造纸工人不做，却去织篾器；炕工Ⅰ有纸坊，自己由炕工改操篾工，却另请别人来炕纸，更属可怪。试细加分析，他们不惜停业或改业的理由，实因本业待遇不高，工人又供过于求。待遇不高，则又由于工人供过于求使然。
易村自坊和租坊人所收的料子，一共是215400市斤，除去46500市斤系在坊乙、坊己请夷人造的外，其余168900市斤，系由本村工人造。这168900市斤的竹料，只要三个舀工和三个炕工做一年，只要六个舀工和六个炕工做半年。但易村一共就有十个舀工和十二个炕工。劳工的需要少而供给多，因此工钱不会高起来(按件计，每日约合五角，与农工价相等)，因此有的宁愿停业请工，有的宁愿改业，因此有眼病的炕工K，和有鸦片嗜好的炕工L，就无情地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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