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大多数致仕官员没有退休工资，在任时没有灰色收入的退休县令连返回原籍的能力也没有，只好留在当地种蔬菜
篇首曾述，“致仕”的本义就是把禄位还给君主。如果一个人在官职俸禄以外，没有世袭的封爵封地，那么这个禄位一经奉还，不就意味着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都被剥夺了？据现存文献记载，当新官制尚在创建并走向完善的西汉前期，实际情形的确如此。彼时除少数高级官员因老病致仕后，由于皇帝“特恩”而享受在职时的俸禄，甚至还得到金银束帛、车马宅第、田地耕牛、医药保健等大量赏赐外，大多数人是赖自置田产或授徒教书存活的，再就是靠子弟门生供养。直到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才有了一条规定:“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通典》卷三五）就是说，凡品级达到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便可终身享受按原“工资”标准三分之一发放的退休金。到公元1年（平帝元始元年），即一个新千年开始时，这一条堪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退休官吏经济待遇的法令，再一次得到重申（《汉书》卷十二），看来是形成制度了。西汉时的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州牧一级。而据元帝（成帝前的君主）时的资料可知，当时二千石的禄米是百二十斛，另有月俸钱一万二千，“比二千石”的俸禄自然再降一等，但三分之一的数目亦称可观。不过这是高级官员才能享受的经济报偿，他如郎中令、太仆、大县县令等中高级官员，虽然秩千石或比千石，却无缘享受。在此之下，还有从八百石到斗食、佐史凡十五个级别，自然也都是一旦解绶，通通“赤膊”回家。《三国志》卷三二说，刘备的祖父刘雄官至东郡范令，充其量秩六百石，父亲刘弘“世仕州郡”，倘是佐官一类，品秩更低，都不在养老保险的范围。于是刘备纵为干部子弟，也只能“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不过这种仅向少数人提供优待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广大汉代公务员一旦致仕便都落到穷光蛋的境地。首先，当时并无与年龄挂钩的强制性致仕的规定，从史料上看，几乎所有致仕的事例都是在官员本人请求退休的情况下发生的，恋栈者尽可以力所能及地站好最后一班岗。其次，考虑一旦退休即失去俸禄的实际，所以整个汉魏南朝时代都盛行官员去职时的“送故”之风，就是通过送钱送礼等方式，尽量解决好后顾之忧。至于守廉知耻者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有所取舍，那就是个人的事了。
只有少数人可得在职俸禄三分之一的办法，沿袭到两汉结束。整个魏晋南北朝，既无完备的退休制度，也就谈不上退休后的经济待遇，这一点可从陶渊明从县太爷位子上退下来后的生活困境得到印证。迄萧齐永明七年公布七十致仕的法令时，经济补偿方面有无相应规定，史料阙如。据南齐明帝建武元年（494）诏:“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南齐书》卷六）用白话述其大意，就是近来退休老干部们纷纷呈诉，除了原属中央两省的官员尚有微薄的俸禄可资生活外，多数人一旦将事权交还退归私宅，原有的荣耀和俸禄就全没了。现在提倡爱护老人，但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哀怜感伤。如何解决，诏令中有一句“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同上）的提法，唯具体内容不详。但我们根据诏令所引述的老干部们的“自陈”，约略可知大概情况与两汉相似，就是除“东西两省”少数高级官员尚有打过折扣的“微俸”可食外，余皆“荣禄兼谢”。《陈书》卷三四《褚玠传》有一个实例：褚玠为山阴令，“在任岁余，守俸禄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这位县太爷平时没有灰色收入，退休时又不搞一次性买断的“送故”活动，结果连返回原籍的能力也没有。彼时一般官员退休后没有经济补偿的真相，由此可见。
在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方，原先的状况大概差不多。到了北魏正光四年（523），约距南齐颁布七十致仕法令三十余年之后，魏孝明帝也发布了一个致仕诏书。诏书认可“七十致仕，明乎典故”，但申明不搞强制，只要身体好，表现好，都可以继续干下去，假如愿意退休，“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从而“使辞朝之叟，不恨归于闾巷”（《魏书》卷九）。这个文件没有规定哪一级以上的官员可在退休后享受“半禄”，但确是当时一国两制的文献见证。从折扣上看，北魏的对半开要比两汉的三分之一有所增加，但两汉官员的在职俸禄要比北魏时高得多，所以实际所得要比过去少。然而这个“半禄”之制造化了唐代官员。“大唐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通典》卷三五）。六品以下致仕官员，头四年给半禄，然后就不给了。及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大概是国民经济形势大好的缘故，中央又发了一个文件:“如闻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载之后，准各并停。念其衰老，必藉安存，岂限其高卑，而恩有差降？应五品下致仕官，并终其余年，仍永为常式。”（《唐会要》卷六七）从此，六品以下官员退休，也可终身领取半禄。
退休金由致仕官员所居地方政府统筹发放。由杜甫分管国营农场观照官员离任后的生计问题
当时给致仕官员发放退休金的部门，不像现在都由原属机关负责，而是“于本贯及寄住处州府支给”，即住在哪儿就由该处的地方财政支出，所以落实到具体操作上，也会因各种因素产生差别。《唐诗纪事》卷十七里，就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德宗时，原散骑常侍丘为致仕回乡，连“本乡里胥在阶下立，丘（亦）不敢坐”，对县令更是毕恭毕敬，“授坐必拜”。就这么一位温良恭俭让的老干部，当其为母亲守丧时，地方政府竟为该不该扣发守丧期间的半禄产生疑惑，具文向上级观察使韩滉请示。韩滉的批复是:“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以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惟春秋二时羊酒之值则不给。”当时的舆论评价是“虽程式无文，见称折中”。因知诸多具体问题的对策，并无详细而统一的规定，全由各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也许有些地方便可以守丧为由扣发禄米，有些地方则连春秋二时做社祀用的“羊酒之值”也照发不误。这其中涉及地方财政的肥瘠，所居退休官员的多少，指导思想上对老干部关心程度的深浅，以及各人与地方官员关系的厚薄，等等，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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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老还乡说退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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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个，就是众人皆知的杜甫。因为处理不好与同事的关系，他是自己辞去节度参谋之官职的，没有办理退休的条件，所以也享受不到半禄，空挂了一个“工部员外郎”的虚名。刚辞职时，还能靠严武和朋友帮助在成都生活。严武突然去世，日子便难过了，遂离开成都举家东下，最后得在夔州安居下来。其原因，就在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琳或作贞）比较关心老干部，特地请准朝廷，为他安排了一个分管东屯国营农场的差使，尽管不在正式编制，但因此便有了稳定的禄米收入，还能买下四十亩果园和可供游览宴客的“古堂”，从而为其晚年的又一个创作丰收期创造了条件。专家统计，杜甫在夔州居住近三年，作诗四百多首，占今存诗集约三分之一，其实在此背后，还有一个辞职官员的生活安排问题。以此推度各地方政府对退休官员的待遇供给，变通的办法还是挺多的。
这段“插话”，也能说明古时官员辞职挂冠与老病致仕在经济报偿上的实质性区别。至于“留职停薪”、“优惠内退”乃至“挂职下海”，那是后来的创造发明了。
古代官员的职务收入，统称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即现金与实物两个部分。具体到唐代官员的俸禄而言，除俸钱禄米之外，还要加上职田、食料、杂用、力役等多种名目的补贴，以开元年间一个正五品京官的“明份账”收入为例，年给禄米二百石，另有按月发给的俸钱三千，食料六百，杂用六百，防阁二百，外加六百亩职田收入。退休以后取“半禄”，就是每年一百石致仕禄米，吃饱肚子肯定没有问题，唯当时的米并不值钱:《旧唐书·玄宗纪》称：“开元十三年……东都米斗十钱，青斋米斗五钱。”就是说一百石米才值十千钱，相当于在职两个月的俸料。这样一算，吃亏大了。再比照同一时期的酒价，“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赠毕曜》）。瞧，一斗米十钱，一斗酒要三百钱。这还是杜甫在街头排档上喝的大路货，换作李白要饮茅台古井的话，那就是“金樽美酒斗十千”（《行路难》）。一个五品官一年的退休金，只够这位酒仙一席痛饮。
退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折损实在不小，加上政治待遇上的亏耗，所以唐代致仕法令的推行，并不顺利。何况当时对“七十致仕”的年岁标准的把握，也不严格，品级愈高愈是宽松，又以在职收入也愈丰厚的缘故，更加恋栈。《朝野佥载》卷四记武则天时，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到皇上也看不过去了，专门出了个敕令，要他致仕。侍郎是副部级的高品官员，说一声退休容易，经济账怎么算得下来？于是侯老“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就是给武则天来了一个老当益壮的当面演示，用事实迫其收回成命。这类现象促成中央不断提高退休官员的待遇，如允许致仕者终身佩带鱼袋，有的可以提升一级，三品以上官员退休允许每月朔望两次朝参，即出席国务会议，其班位在本品现任官之上，表示对老干部的敬重，等等。与此同时，经济待遇亦得逐步解决，先是对六品官致仕也实行半禄，再往后除半禄之外，连在职时的俸料亦“命赐其半”（《唐会要》卷六七）。文宗时，右仆射杨于陵年老致仕，皇帝“特恩令全给俸料”，杨老感激涕零，上表陈请说“半给之俸，近古所行”，已经体现了“优贤”和“养老”的双重意义，再给全俸则“又逾常制”了，万万不敢接受。由此可见半禄半俸的致仕待遇，自中唐后已成“常制”。现钱、实物均得照在职收入对半支取，标志着退休生活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大家都乐意到站下车了，以致在大和初年，竟涌现了一波“近日不限品秩高卑，一例致仕”的退休高峰。
为鼓励官员主动告老，宋朝制定了包括儿子“顶替”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但辛弃疾打算申请退休时，仍旧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
在唐制基础上，宋代的官员致仕制度获得更大的发展，并在不断调整中进入可称皆大欢喜的完善。首先，除少数元老勋臣因皇帝特旨留任外，七十致仕成为必须遵守的定制。凡郎中以上主动告老要求致仕者，均可由朝廷授其子孙一人低级官阶，或特赐进士及第的科举出身，颇似后世的“顶替”政策。如果不需享受荫补（许多官员因在职时间长，子孙都已获得荫补或凭自己本事通过科举入仕），本人可加转一资，好比副处级干部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以后，凡遇皇帝登基、庆寿等国家庆典，仍得与在职官员一样升转官资，假如一个司处级的郎中退休后再能活上一二十年，很有可能享受到副部级侍郎乃至正部级尚书的退休待遇。如因病或其他缘故提前退休者，今后亦可由于国家需要，重新工作，这叫“落致仕”，但有些人致仕时已转升官资，恢复工作时应降为原先的级别；有些人已在致仕时为儿子申请过了“顶替”，则下次再致仕就不能再求荫补了。尽管如此，这个“落致仕”的制度还是为一些投机分子留下了玩花头的空子，或者在任上有了过犯怕被揭露，或者对目前的差使不满又无由调动，或者急于为儿子安排出身入仕，便以有病或奉养父母等为托辞，提前退休，日后再托门路重新入仕。为堵塞漏洞，后来政府严格控制从致仕官员选派差遣，如规定病退者须由两名官员作保，方准再仕。
政治待遇，说到底还是与经济待遇密切相关。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时，曾写过一首《最高楼》:“吾衰矣，须富贵何时……”词前有一段小序，原来他打算申请退休，儿子出来劝阻，道是家里“田产未置”，所以老子写这首词斥骂“犬子”。从辛公子的角度着想，也是人之常情。宋代官员的收入本来就不高，加上队伍庞大，员多缺少，有些人甚至一辈子停留在“选人”即后备干部的低微级别上，连“职钱”即职务津贴尚未拿过。莫道“田产未置”，一旦退休，连自给亦称困难，哪能像稼轩先生这般潇洒，说退就退了？所以北宋前期恋栈者众，轶闻也多。太宗时，“金吾上将军王彦超告老休致，（吴）虔裕语人曰：‘我纵僵仆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便致仕。’人传为笑”（《悦生随钞》）。看准了这个要害，宋代政府在推行致仕加官、致仕荫补等优待政策的同时，又不断优化退休官员的经济待遇。先是五品以上官员致仕，都可得半禄半俸，到王安石变法时，又规定凡“历任有功绩、治状显著者”，退休可得全俸;其后再改为只要有成绩，文臣自九品承务郎以上，武臣自从九品三班使臣以上，皆可得全俸致仕，若无功绩而过犯，被强迫致仕者，一文钱也不给。宋代官员的俸给，也是实物与现钱搭配，退休官员所得俸给的现钱比例，照例比在职官员要低。在物价平稳的情况下，显然又吃亏了。故宋徽宗初年又发了一个文件：退休官员年满八十的，所得俸料，一律支付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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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老还乡说退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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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正常退休的原因，不外乎老弱疾病，还有一个需要有人照料生活的问题。但古代任官实行回避制度，即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为此，宋朝又实行侍养制度。官员的父母年迈体弱，身边无人侍奉，可以申请回故乡任职。致仕官回乡后而身边缺乏亲人侍奉，也可申请把在异乡任官的子孙调来就近任职。如《宋会要辑稿》卷七七记，真宗时，武信军节度掌书记郭成范以司封员外郎致仕，即以其子太庙斋郎郭韬玉为霍邱县主簿，以便侍养。若讲职务收入的实惠，县主簿比斋郎还多一些。又如退休扬州的虞部员外郎周令带年逾九十，身边没有亲人，通过扬州地方政府申请，将孙子周化远从外地调回，除授为扬州所属同等官，“以慰衰残”（转引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这一例调动，又特能显示地方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此外，国家凡有祀明堂、封禅、上寿等重大礼仪庆典，多聘请已经致仕的大臣前往参加。逢传统年节，也要向退休在家的官员致送羊酒等钱物，表示慰问。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说过：“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确为实话。然而，这等优良传统并未被元朝全盘继承。按制度的规定，元代只有中高级官员致仕才可以加散官一等，或让子弟承荫，而且只有“子幼家贫者”方可“给半俸终其身”。明代的官员退休政策，比宋不足，比元有余:五品以上官员以礼致仕即正常退休者，可进散官一阶，其余九年考核称职无过者可升两级致仕。传统的荫子制度，这时已经改为官员可送子弟一人进国子监读书获得出身，所以退休“顶替”的优待算是取消了，宜称门荫特权渐入衰微的历史进步。经济待遇方面，凡以礼致仕者均得终身享受半俸，特旨给全俸属例外。明成祖时又发了一个文件，致仕官年七十以上而无子嗣、孤独不能自存者，由政府每月给米二石，这比在职官员的禄米还多一倍。到宪宗时，这项优待的范围又扩大到不论有无子嗣，凡在职时清廉退休后贫困者，每月给米四石；而且只要老人家健在一天，全家都要免除徭役。这些办法除了体现国家关心老干部的指导思想外，还具有鼓励居官清廉的含义。
清代的情形比之明代，又见一个落差，除特旨以外，加官致仕是没有的，经济待遇还要分“原官休致”和“准令休致”等不同情况。少数以原品衔退休的高级官员可享受食全俸，其实对比在职时的办公费即“养廉银”，所谓全俸实在微不足道，唯一粟半文皆是皇恩，不拿也不行。若是“准令休致”即同意退休者，可食半俸。如系“部议休致”或其他种种缘故退休者，就没有俸饷了，实际上多数清代官员退休后都享受不到经济补偿。乾隆时流寓扬州卖画为生的八怪九怪中，如李鳝、郑燮、李方膺等，都有官居县太爷的资历，大抵能反映出一般基层官员退休后政府并不提供生活保障。
主动告老或申请病退的背后，可能藏有形形色色的动机。对此，政府另有一套程序和条件作为对策
值得一说的尚有办理退休的条件及程序。两宋的规矩，凡请求致仕者，先经所属机关向中央递交申请表、札，由审官院（掌考察铨叙的纪检性质官署）和吏部先对其是否符合退休条件进行审查。如南宋名宦徐鹿卿在宁国知府任上递表请求致仕，自述“缘某官年虽四十有九，实年乃五十有九。早衰多病，健志乘之”。就是说自己当初科举求仕时，履历上瞒报了十岁，现在自我坦白。所述究竟是真是假，上面要进行审核。就算他真有五十九岁了，也不到七十致仕的年龄条件，所以在申请中强调了“早衰多病”。但也有人或因其他缘故而以有病为借口致仕，因此凡以疾病告退者，吏部要责成所在单位（外官为州、府，京官为部、院）派医生验实具呈。笔者在《家世才学说履历》一节中曾述及，年龄造假在门荫与科举取士的时代，是一种常见现象，往往在退休时被迫暴露。想继续干下去，“官年”自然越小越好，想及早享受致仕优待，以及随着年岁增长而带来的种种特别优待，“官年”自然越高越好。但简历是你自己填报的，倘领导故意为难，不免作茧自缚。朱熹致孙敬甫函中说：“近年有引实年乞致仕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满，却之。”便属这种情况。唯两宋官员经常处于员多缺少的“冗官”状态，故更多的情形还是政府在掌握你实际年岁超过简历填报时，催你退休。如孝宗淳熙八年，知江州王寅和知袁州江自任，同时被揭发“二人实年皆及七十，难以治郡”而“特令自陈”致仕（蔡戡《定斋集》卷二，皆转引之孔学《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但如果是高级官员希望再干几年的话，则可“赴院体量”，检查身体，倘精力尚好，可以另行安排闲慢工作，继续任用。
其实在审查这一道关上，更关键的还不是官年实年有病无病这些问题，而是看你“历任”即仕途中各个岗位上有无贪赃过犯等触犯刑律的“公罪”。因为有些人常会以干了坏事或情知过去干的坏事将被揭发，为逃避法律制裁，而以染病就医、侍养父母等理由，申请致仕。为此，两宋多次强调凡因公罪遭劾者不在准予致仕范围。这条原则亦为后世所沿袭。如明代嘉靖时有令，官员晚节不终、有所规避者，止令冠带闲住，不许致仕。或因过犯降用者，虽许致仕，但不给诰敕，就是没有荣誉证书。清代地方官休致时，还要就所管钱粮仓库等进行审计，查出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两宋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每当内乱外患发生时，就会有一批投机取巧的官员寻找种种借口申请退休，唯当时朝廷对官员的态度总的来说都比较宽容。放在皇权极致的明清就不行了，如清乾隆帝当国时，工部尚书魏廷珍和礼部尚书赵国麟，都在托病申请退休后，遭严旨痛斥，骂他们不想为国效力而只求持禄保身，结果一个革职回籍，一个革职后令在咸安宫效力行走，皆为羊肉没吃着先惹一身骚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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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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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直到付印之前，才最终确定现在这个书名。但开笔前的题旨是明确的，那就是跳出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和忠奸贤愚的评判机制，对古代官吏群体的一般的生存状态、生活模式、行为取向，乃至价值观念，做一番纵横交织的微观考察。在倡导“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园地，这类表述琐碎、无关宏旨的作品，肯定属于断草落叶，但亦可以借用“虽小道，但亦有可观焉”（《论语·子张》）的先贤语录，写几句劝启惠读的理由。
众所周知，“官本位”传统在吾国之脉系悠长，根深蒂固，举世少见。以官僚阶层为核心的职业“公务员”群体，向来优越于士农工商的编户阶梯，在绝大多数社会政治事务中发挥着中坚职能。该群体之特定的职业场域，也就是俗话所谓的官场，几乎不受王朝兴衰更替、时代背景转换的影响，始终占据在历史舞台的操纵层面上。然而，关于这个“官场”本身，以及相继栖息于其间的这个职业群体的生存状态、活动模式和行为取向，不仅局外人知之甚少，即使已经身居其间，也未必诸事了然。《红楼梦》里那个赔本做官的贾政，抑或可以算是个小小的例证。若转换一个角度，再以阅读历史的目的论，无非就是启智明理、开阔视野、鉴古识今这么几条，而依笔者陋见，可供发掘的资源，实在又以这个岁月积淀最为深厚的所在蕴藏最称富饶无尽。
或问：吾国典籍浩如烟海，所云无非官场史事，老兄这一点从故纸堆里爬梳出来的东西，又有何新意可言呢？对此，似可借用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的一句话，即大多数的中国史书，都是“官僚所写，写给官僚看的”。剔去满纸充斥的冠冕堂皇不论，起码那些彼此都懂的官场风貌、机制结构、术语行话，尤其是潜伏在冠冕堂皇表层下的关节窍门、游戏规则，是绝无必要多加解释的。正是这些粗放，为一般读者欲通过史著想要有所了解时，留出了许多语焉不详的困惑，乃至一片茫然的空白。而拙稿的功能，便是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作业方式，复原一些有关的风貌和细节。至于重建一个完整清晰之全景图像的目标，当然要仰赖专家才能达到。故拙稿的实际定义，大抵也就是两条：对于旨趣相投的朋友，主动献芹在先；对于这个课题的进深开掘，或许不乏抛砖作用。此外，又因为该课题和近年来逐渐蔚为成书市亮点的一些题材，如衙门文化、考铨制度、官场形态等，多能形成互相辐射，所以对众多爱好文史的读者，也有一定的适应性。
因为没有类型相似的专著可资模仿，加上原型是以读书札记形式连载于期刊，故本书在结构上营造多视点开放性的布局，而不讲求内在层级和序属的严谨。一般是一题一叙，如相关或从属的话题较多，宁可另写一篇。在写作风格上，则以有趣可读为底线，所以尽可能避免过于繁复的辨析。比如书中有关于公务员上班下班及公休节假两篇，交叉述及唐代的官员公休制度沿革。一篇介绍从唐高宗永徽三年起，实行每至旬末、百僚同休的方法，还举出唐文宗时的“戊戌政变”为例，说明这个制度给坏人钻了空子。但是在另一篇述及唐武宗的故事时，却又有了百僚同休的细节写照。仔细斟酌，抑或正是武宗汲取了文宗的教训，又将公休的安排改回到了“番休”即轮流休沐。李唐一代近三百年，一项单行制度的反复改易，当属正常现象。但本书既然以复原若干原貌和细节为功能，而不是编写专题志书，自然就该回避繁琐的考据论证了。诸如此类看似抵牾但可以借助情理解释的地方，书中还有不少，读者自能谅之。当然，因笔者孤陋寡闻、挂一漏万，或学养浅薄、误度谬解所造成 的“硬伤”，不在此列。这方面的问题，笔者谨以十二分的诚恳，欢迎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事实上，作为一个站在学术门墙外面的通俗文史读物编撰者，我自己也在经历一个不断学习、逐步提高的过程。权将本书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读书成果看待，或许更恰当些。
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借用一个大题目罩住，但比照题材本身的丰富多彩，距离尚远。姑且不说选举任用、考核铨叙，行政法规及公务经办程序这几大板块，仅以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话题说，即时想到也能写出一二的选题就可举出一串，如：官员家属的政治待遇，办公室里发生的故事，“工程发包”纵横谈，“衙前生态”面面观，“吃官饭”的女员工，“国有企业”沧桑录，签名画押的学问，天天记和月月讲，等等。但笔者工作繁忙，一篇一篇的札记全赖业余时间慢慢积累，只能寄希望还有机会结集并与读者见面。
借此机会，谨向首先鼓励笔者就此题材进行撰述并予赞襄的李小棠先生，在创意、思路和资料、图片等多方面提供大量援助的金良年先生，惠赐导言的周振鹤教授，特别是一再为我提供学习机会的福建人民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