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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行印说公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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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印格式最趋细密的要数明清时代。如清代《各行事件》规定州县衙署盖印方法：凡上行文件都要在正面上方盖“天印”；凡下行文书都要在年月日上盖“正印”，并以“斜印”骑缝；凡检验尸体的“尸格”，每一页都须在文书下方盖“地印”，填注致命伤痕处的要用“连印”；凡收纳地丁钱粮的凭单串票（近似现在的三联单、四联单），骑缝用“斜印”，盖印时还要将串票倒放，谓“倒用印”等等。这些讲究，准备考进士考举人时没有专修过，资深的吏胥反而要比机关领导还精通。不过局外人要想伪造公事，就不容易蒙混过关了，应该说有其可以借鉴的长处。懂一点古代用印知识，于收购官文书之类的“古董”时也有好处。
印信保官是重中之重。胡连长（百户）只因把关防寄放在别人家里，被明太祖发配到边陲充军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俟时集中销毁的。总之，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因话录》称：“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悉纳值厅，每郎官交值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可见守夜值班护印之严。清制，在京各机关印信封储在署，如有窃失，当月专司监守的值宿官员革职，机关首长革职留任。如能自行拿获者，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地方各级机关印信存储在署，或出差官员印信存储行寓，如有窃失，有印官革职。若能自行拿获，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
朱元璋《大诰武臣》中，有一篇《寄留印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印信是个关防，军职衙门的更是紧要，必须十分掌得仔细，如何可将寄放在别人家里。百户的印信，干碍一百户的军马，倘或人将去印几纸文书出来呵，好生不便当。这等人，利害也不知，他如何做得那管军的官人？所以将他发去金齿充军了。
可见，即使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违犯规定的印信保管行为，也要治罪。
官印的使用程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有一篇唐代的墓传文字，传主叫邵才志，前文提到唐德宗逃往奉天的故事，他就是跟着“蒙难”的堂头，铭文称他“执持堂印，随驾奉天，重围之内，苦历艰危，克服之时，功勋崇奖，遂迁五品”，估计原先的官阶至少是从六品。再看清代《钦定工部则例》中关于工部衙门使用堂印的规定：“每一月专派满、汉司官四员，按日挨次轮流监用堂印。每日笔帖式请领堂印钥匙，到时即开。用［钤］寻常稿件后再用［钤］题本，用毕将堂印钥匙暨印单仍交承值笔帖式呈送。”清代的司官起码也是六品。由唐及清的监印级别，都表明了对“公章”使用的慎重。
用印为什么要有专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防止作弊，特别是以吏胥即具体经办人员为防范对象。如唐代前期，吏、兵两部分掌文武官员铨选事务，大概不时有丑闻上达天听，故唐玄宗有诏责备两部首长说：“……不能自亲，并委猾吏，恣成奸滥，为蠹尤深”，要求今后概定专员亲自作业，尤其是“印记不得委其胥吏”（《册府元龟·铨选部》），因知此前的教训多与胥吏盖印缺乏监督有关。不过“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他们对付监印制度的办法是暗中配就印匣钥匙，需要用印作弊时，自己偷钤。《南部新书》说，裴度任宰相时，某日，忽然发现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里，一时大家惊惶。裴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大家酣饮到半夜，左右忽报印信又回来了，于是极欢而罢。事后，裴度解释说：“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这件轶闻，一直被当做宰相有临事不挠的雅量来传颂，其实折射出当官的无奈。因为印信窃失，首先追究值班官员责任，连带机关首长也受处分，所以只好装聋作哑，不予追查，坐等偷印者用过后再物归原处。
这种“淘糨糊”的办法，似乎也是历代相传的。《挥麈录》说，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称印匣而后开”。如称出来印匣是空的，索性不开，免得报失印信，大家连累。据说蔡京任相时，就碰到这么一回，“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于是蔡相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称，分量正常，遂开匣用印。蔡京的解释同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得。”这种为逃避处分有案不报的因循敷衍，后果必然是姑息养奸。又因为历代制度关于官印失窃的规定，都是首先追究领导和专员责任，所以也有吏胥借偷印来挟制报复领导的。《渊鉴类函》上有一段故事，也发生在北宋：某部失印，皇帝欲从严惩治郎官何洵直。宰相吕公著说：“洵直失印诚有罪，然重谴之，则［以］后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结果何洵直仅受薄惩。看来吕相同裴相、蔡相一样，都是经过三昧真火修炼的。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宣宗初，胡濙任礼部尚书，久任三十余年，其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皇帝看在他过去深受明成祖宠信，又是三朝老臣，前两次都放他一马。到最后一次失印时，终于下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此也见得一旦发现公章丢失，不能大张旗鼓地追查，否则就不会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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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公守法说保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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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法律，泄漏官省信息定为大罪。有人询问尚书令孔光：长乐宫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不敢相告
古代的衙署公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是为政府机关的基本作风。其中的“慎”字，含有认真细致、持重检点、恭敬严肃等多层含义，还有一条就是谨慎保密。
较早提出在政府内贯彻保密原则的是韩非：“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这个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史记》载，秦始皇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说了两句表示不满的话，在其身边侍候的宦官中，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下一回，秦始皇又看见丞相出行，车骑清简，顿时觉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语。”遂下令调查，因为没人承认，最后竟将当时在场的宦官全部处死。这起不辨皂白的格杀勿论，自然为后人所指责，但他从此获得了绝对的信息安全保障。
汉承秦制，漏泄官省信息定为大罪。古代的“省”，上起皇帝听政的宫禁和三公等中央军政部门，下至郡国衙署机关，都算，不少高级官员都倒台乃至送命在这条罪名上。汉元帝时，有人举劾槐里县令朱云滥杀无辜，皇帝尚未就此作出批示，主管官纪监察的御史中丞陈咸先向朱云透露消息，让他“上书自讼”，结果陈咸以“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汉书·陈万年传》）。又皇上欲诛车骑将军张安世，被老帅赵充国劝阻。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和同僚喝酒，将这起外人不知的事吹了出来，被人“上书告泄省中语……下吏，自杀”（《汉书·赵充国传》）。仅元、成两朝，又有魏郡太守京房等一批官员“坐漏泄省中语”而被罢官、判刑，或自杀，甚至连皇亲国戚，如侍中驸马都尉傅迁、淮阳王舅父张博等，亦无幸免。
此外，汉代的尚书台位居传送文书于皇帝与公卿之间的咽喉，所以“刺探尚书事”也是违反信息保密的罪过。顺帝时，侍中杨伦往尚书台“探知密事”，被举报，判徒刑三年（《后汉书·杨伦传》）。还有人甚至因亲属犯此罪名而受牵连，如汉和帝时，太仆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他想不通，“遂自杀”，其儿子和张俊也被捕下狱。还有韩演任丹阳太守，其堂兄“为南阳太守刺探尚书”，结果连累他倒霉（《风俗通》）。总之，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当年孔夫子云“为政慎言”，并倡导学习金人“三缄其口”，其“多言多败”的警告，到这时都成了事实。
怎样管好自己和亲属的嘴巴，奉公守法的官员们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规矩。首先，凡在机要部门或场所供职的人，自觉回避公务以外的人事交际。《东观汉记》称，沛人陈宠在家里办家教，自从进尚书台工作后，“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友之路”。最出名的事例是汉成帝时任尚书令的孔光，此人为孔子第十四世孙，牢记乃祖教诲，“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好奇，问他长乐宫温室殿的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其次，防止现场或隔墙有耳，尽量用笔代嘴。从议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皇甫嵩传》）。还有中郎将张纯，亦“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汉魏的文书流转制度，凡属机密，都封盛锦囊。为防止泄露，这两位还特意把草稿毁掉。其后，北齐的封隆也是“上书削稿，罕闻以外”（《北齐书·封隆传》），正是汉魏遗风。
还有一条，就是不在私宅撰写文件，怕被家人发现。《汉书·何并传》记，何并历任长陵令、陇西太守、颍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让家属进入他办公的房子。后来的规矩，地方官的家属随任，但不许进入签押房即办公室，也不许轻易走出住宿所在的内衙。又如三国时魏文帝的黄门侍郎任嘏，凡住宿公府期间写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绝不涉及一点公务，“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览》卷四三○）。这些做法，皆出于信息保密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漏泄法令依然严格惩治。晋代的尚书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密旨，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定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些问题看轻或看重，也是原因。比如南朝齐的几个皇帝，多具“平民风度”，交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哪个大臣以泄密获罪。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传的不传，唐朝制定了很完备的保密法
信息安全保障构筑的转折点，是在唐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开始全面推行信息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因内外、部门、层级、官民以及信息性质、机密程度各有所区别的缘故，信息安全更受重视，相关的法制也趋于细密化。
唐律，凡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露的，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二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皇帝密奏而漏泄的，判徒刑一年半，倘若泄露给外国使者得知，加刑一等。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即使漏泄给外国使者，也不加重到判处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分机密性质、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往要细密多了。
当然，什么属于唐代《职制律》规定的“漏泄大事应（保）密者”，司法解释上仍有很大空间。从史实看，凡皇帝单独召对或极小范围内的机密谈话，事关重要国策或人事变动等，但尚未形成决策，或已决策而尚未发布的，都属于应该保密的大事。但有唐一代，栽在这一条上送命的官员罕见。唐代宗时，有个艺术待诏贾道冲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最终还是改为流配岭南。唐德宗时，窦参任相，引用堂弟窦申（官任给事中）为其招权纳贿的帮手。凡有官员提拔任命，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招呼，时间一长，大家都称窦给事是“喜鹊”。后来窦参为此倒台，贬为郴州别驾，而有司给窦申拟定的处分也止于流配。德宗不满，说是“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这才加重处罚为赐死（《唐国史补》）。由此可见，是否援律加罪，关键还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种格杀勿论或汉魏时代完全凭君主情绪来处置的现象，这时就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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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公守法说保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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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注重从纪律方面加以强调。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得擅入，后来又要求先向御史台申请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这里任长官。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来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排挤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大概是急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凤翔节度使。当时官场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御史而自己违纪，张镒在枢机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严禁随意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制度。《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此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犯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密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徒刑三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又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两宋政府极度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对一切外事活动实行全程特务监控，然而有宋一代竟无国防机密可言
五代以降的政府机关保密制度及相应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袭唐代传统。以两宋为例，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为重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上有篇南宋高宗的诏书，规定，凡官员奉命出使金国，都依祖宗旧制，由皇城司（中央警卫局）加派亲从官随行，“听从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说白点，这些“亲从官”的身份就像前苏联的克格勃。《梅■诗话》卷上：“（施）逵……状元及第，仕至礼部尚书，复以出疆漏语，被诛。”看来这位施部长是被皇城司打了小报告。该书同卷又记，自孝宗乾道以后，凡金国使团来访，除钦定侍郎以上官员负责接待外，还要有皇城司人员全程陪同，“自后接伴同此”，也是怕大宋官民把国内的机密信息泄露给金国使臣。同样，与宋朝对峙的金国也是如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称，金主完颜亮造舟调兵，欲攻南宋，又派翰林学士施宜生赴临安祝贺新年，迷惑对方。当时宋高宗已听到谍者关于金国备战的情报，但不太相信，便让吏部尚书张焘接待施宜生，借同乡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见随同出使监视他的女真侍从正好不在，便假称聊天气，说：“今日北风甚劲！”又顺手拿起案几上的毛笔，道：“笔来（谐音：必来）！”岂知如此机密的对话，居然仍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归，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乱开这种玩笑。《邻幾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按规定，像他这种他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起草诏令，而起草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说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见这份名单了，为摆脱走漏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发布，晏殊一看，和昨天所见大不相同，“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任宰相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正式公布后，却变成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说真宗病重，已糊涂了，党同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捣鬼。但真相究竟如何，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出来，从而成为因严守保密制度而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获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制度贯彻不力，大臣们的松懈自然难免。史书上，两宋官员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为此而泄露闯祸的也有。《挥麈录》说，宋神宗初即位时，历任三朝宰相的曾公亮当政。言官滕元发和杨绘摸准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志向，找个机会进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神宗说：“那你们为什么都不写文字呈送？”两人便约定各自具奏。建议罢相的奏疏，何等大事，可滕元发是在家里做这篇文章的，他弟弟滕申看见了，忙去告诉曾公亮。曾亦连夜撰成辩解文字，抢先递呈皇上。翌日，滕、杨两人求见神宗，还未将奏牍拿出来，神宗怒斥道：是要讲某人吧？人家已经先来辩解，文字都留在这儿了。“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请曾公亮罢相交权的策划就此作罢，滕、杨两人也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稍后，杨绘得知是滕申泄密，衔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发在池阳任知州，杨绘去拜访他，饮宴甚欢。席间杨绘突然问道：“你那个贼汉令弟还活着吗？”原来曾公亮后来向神宗力荐王安石继任执政，并于交权后暗中支持他变法，而滕、杨等都因反对新法一贬再贬，所以他们都把这起泄密事件当因果联系的一个关节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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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公守法说保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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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闻见录》里举过两例：余嵘任中书舍人，不会写制书。奉旨撰制诰时，必令表侄应镛代笔。后来应镛出任安吉县令，他竟派人骑快马将制书由头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时上面来催，“余（嵘）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之人未回’”。还有一位掌知制诰的陈贵谊，“凡常行词，皆嘱潘子高拟稿，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中枢文件，居然是在这种流程中产生的，所以南宋政府的信息隐患很突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仅高宗时期，就先后有杨邦弼、汪渤、陈澥、章岵等人因“探报朝廷事传播于外”或“窥探朝政密报相闻”而被罢官或降职。不过这些惩治，似乎并不见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闻内降诏旨，未经朝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语。”至于前文所述皇帝派皇城司特务监视一切外事活动的措施，就防止泄密而言未见有多少成效，反倒是制造了不少诬告陷害的冤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称：“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工部郎中刘随就是在随使辽国回来后“为皇城卒所诬，有司劾奏夺一官”。还有人痛切指出：“缘〔皇城司〕亲从官多系市井小人，既差入国，自谓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后，恣情妄作，都辖以下，望风畏避，不敢谁何”（《栾城集》卷四二），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宋金对峙还是宋元对峙时期，许多军政外交信息都被对方获悉，前面说到施宜生通风遇害，便是一例。
不过，首先应该为南宋保密制度败坏负责的权相秦桧，倒有过利用这种现象歪打正着的急智。《桯史》载：有一段时间，临安市面上现钱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响。京兆尹曹泳向宰相告急，秦桧笑道：“这种事好办！”马上将监造仪物器仗的文思院官员召来，故作慎重地给他下令：“已得旨，要改革币制了。你赶快依现在的夹锡钱配比，铸一缗新的钱样来送皇上审批，现在流通的钱通通废除。”该员唯唯而退，马上布置铸范做样。接着便是现钱全跑了出来，“物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钱）样上，寂无所闻矣”。
币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如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起来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制度的重点防范对象是具体承办公务的吏胥。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是历代相沿的传统制度
根据南宋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判断，信息泄露的渠道，“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即皆传播”，涉及面可谓将各个机关一网打尽。但分析起来，若非另有原因，敢拿仕途冒险而违犯保密纪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播”者，还是那些有机会接触信息而无所谓政治前途的吏员一类。所以历代的保密理念，都把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的传统制度，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南部新书》载，唐代长安，“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说郛》卷四七记：“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古人称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为‘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俟韩愈任吏部侍郎，道是“人所以怕鬼，因为没见过鬼。假使经常见鬼，就不会害怕了。令史也是如此——那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识吏部令史，所以认为他们势重，如任其出入，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据《说郛》称，从韩愈执掌吏部开始，该部不禁吏员出入。韩愈的见解，听似颇有道理，其实纯属书生议论。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一直是纳贿弄权的“事故多发地段”，其中作用尤称恶劣的，正是这批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的吏员。
作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衙署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意进出，遑论机关大门。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管束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署，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缉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明代的现实写照。
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历史之最，铁齿铜牙纪晓岚因通风报信，差点儿掉了脑袋
或许是惩于前朝教训太深，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为最。《大清律例·吏律》规定，凡漏泄讨袭敌国军队、收捕反逆贼徒信息的，斩首。近侍官员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斩首。由皇帝“钦定”的官员处分则例规定，军政长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须由各机关首长亲拆和登录，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级衙署间的往来文札，如系紧要者必须密封投递，并由各机关首长亲拆收贮。任何题奏事件在未经发抄（即登录“邸抄”）以前，官员之间“不得互相谈论，如有漏泄，将承办官降一级留用”。《新世说》称，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盐帑被人密劾，廷议查抄。其儿女亲家纪晓岚在内廷值班获悉，忙派人乘快骑送一封信给他。卢雅雨打开一看，内无半纸一字，是个空函，但装有几片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亲家借物传告“查（茶）盐空”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事发后，纪昀虽然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漏泄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斩首，足见彼时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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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公守法说保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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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为加强保密，还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高级官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用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员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些保密制度，对于清代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与加强，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一切政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最强的地段则是号称“抡才大典”的科举考场。为确保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隋唐首创科举以来，历代政府在科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措施的保密制度，迄清代达到最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治之严，罪至大辟。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成为清代整个保密制度彻底塌毁的突出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己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会试是清代科举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试题由皇帝钦点的考官入闱后，一同拟定再密封进呈，“御览”后再用黄纸固封发还，在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御史的严密监督下封门发刻刷印，当场包封严固，钤上印章，连同印版及印坏作废的余纸，亦作同样处理。直到正式开考启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内，所有接触过试题的人全被关闭在昼夜封锁的闱院里，按说已称万无一失。孰知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之一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胸有成竹。当试期将近时，“治筵邀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客曰：‘益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原来潘祖荫自忖在四个主考中地位与科名最高，入闱拟题时，同僚当然唯其马首是瞻，遂在腹中拟定了二场经文的考题为“介我眉寿”，然后假借鉴赏古董为名，先将试题泄漏给了与他同乡的考生们。迄入闱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用现代话讲，就是主持阅卷的领导给大家颁发了标准答案，哪有不听从的。结果开拆弥封试卷录名填榜时，潘大人“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说破关节骇人听闻的泄题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间做成了。
在注重门第身份、背景人脉的中国社会，似乎唯有关防周密的考场，才体现出弥足珍贵的公平竞争。如今竟连这道篱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阳所说的“法治权威”，连同整个大清王朝的制度纲纪，俱已坠入了无可挽回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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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说内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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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贾家获知甄家罹遭抄家之祸的信息来源，是一种传报于古代各级衙署内部的参考消息——抄报
《红楼梦》第七五回，开篇就是尤氏与荣府嬷嬷悄声议论江南甄家的事：“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据此可知，早在甄家还未派人来京嘱托贾家替他们私藏违禁或贵重物品以前，荣宁二府的主子们已经获悉了老世交甄应嘉（官任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因挂误革职并罹遭抄家之祸。而他们的消息，却是来源于抄报。
抄报，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因为它们一概都是手写传抄，官方语言叫“誊报天下”（《宋史·职官志》），就是书手誊写的意思，似可以“抄报”浑称。科学的报纸定义，是指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型连续出版物，而据史料记述，我国自北宋起就有这种民间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印刷报纸。但抄报与此不同，有其严格控制的传报范围和组织系统，和公开发行的新闻印刷品是两码事。另一方面，抄报也不同于在朝廷与各级衙门之间流转的官文公牍——官文公牍因公务需要而产生，没有定期发送的规则，其内容也必定与收阅者及所在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是抄报就不同，照例都是定期传报，所载内容与大多数收阅单位及个人没有关系，比如尤氏嘴里的“老爷”，就是在工部任员外郎的贾政，按理讲，查抄甄家的公文，不必“该衙门知道”，事实却是他通过阅读抄报获知了。此外，古代的各级衙门，有时也办有一种类似今之“机关简讯”的期刊，称为录报、牒报等，唯内容仅限于本单位事务，倘贾政所读的是他们工部衙门的录报，自然也看不到甄应嘉出事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贾政看到的这个“抄报”，既不是官文公牍，又不是新闻报纸，而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全局性的情况通报，可以让一定级别以上或职务有关的收阅者，借此随时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多将这个内部动态当做一般新闻品意义上的报纸看待，而事实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公开发行的古代印刷报纸历近千年，始终与这个书手誊写的抄报并行不悖。所以笔者认为，把它称之为传报于古代各级机关内部的参考消息，或许更贴近本来面目。
抄报源起何时，历来有多种讲法，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说，“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美国学者白瑞华则说创始于汉代，“约在纪元前140年左右，那时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内载朝廷上的纪录，分送到各官员处去……效能是向百官大臣以及地方政府报告朝廷的大政”；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也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纸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上述引文均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此外，我国的报史研究前辈戈公振先生，很可能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无论“周代说”或“汉代说”，似都缺乏实证和详细的文献记载。所以，现在国内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多认为“唐代说”比较靠得住。
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自行誊录和发行的抄报，是人们及时掌握全局情况特别是朝廷动态的管道
笔者也赞同抄报源起唐代的说法，并认为它的创始时间，大约在武则天当国或稍后一些，应该看成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产物。这个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原属皇帝侍从机关（即内朝）的中书省，最终取代了尚书省（即外朝），从而成为集决策与行政为一体的最高机构，并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正式确立了超然于三省之上的中书门下体制。从此，无论皇帝制书诏敕的起草宣达，还是各方表章奏抄的申报，都以中书门下为汇集点。正是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格局，才使得根据政治需要而定期发布经过筛选整理后的情报，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制度。
目前所见唐人著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引《后唐记》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当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誉录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这就是前此英国人史密斯所谓手抄报纸有“朝报”、“邸报”两种称呼的来历。
撰写《读开元杂报》一文的孙樵，是晚唐人士，该文说他在襄汉时看到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报，都是“系日条事”，即每天“出版”的。因为作者此时尚是布衣，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来没机会见识这种仅在官场内传阅的读物，经人指教，得知此为何物事，十分赞赏，“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就是怀疑这种制度并没延续下来。等到他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考取进士，也进入官场了，才知道“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前朝制度，历经一百多年而至今未易。再往后，他官至中书舍人，从抄报的读者变成了编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主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邸报，虽然脱胎于朝报，但实际上有点区别。据孙樵介绍，朝报是“系日条事”。“条事”的写法，往往比较简略，王安石曾把孔子编撰的《春秋》称为“断栏朝报”，可以想见唐宋时代朝报的大体情况。邸报从朝报转抄而来，在此过程中，那些驻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会把自己采集到的相关的“深度”内容增加上去，有时又会把朝报上没有，但却是自己所属机关长官比较关心的动态，也写上几条。因此，邸报有时会比朝报丰富。举个实例：唐代著名诗人韩翃，早在玄宗天宝年间考取进士，但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近三十年后，即唐德宗建中初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同僚多是新进后生，视他为迟暮老朽，他亦灰心，常称病居家，只有一位姓韦的巡官，堪称知交。某日，已近半夜，韦巡官突然叩门甚急，韩翃出见，惊问何事？韦满脸喜色向他祝贺：“您被除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了！”驾部郎中是从五品的司一级京官，属于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则是为皇帝草拟诏敕的机要秘书，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仰慕不已的亲近之职。远在汴州啃冷猪头的韩翃，哪会相信有这等好事，所以当即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进屋说，这是我刚看“留邸报状”（即邸报）得知的。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了两个人，送进履历后，皇上一个也没圈出。中书省便递了个报告，请皇上自己决定人选。皇上的批复是：“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名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是江淮刺史，一是汴州刺史部下的幕职，搞不清皇上给哪一个，便又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送进去。皇上的批复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说完，韦巡官问：“这不就是您写的诗吗？”韩翃说：“对。”这才确信不会搞错了。第二天早晨，李勉和僚属都上门来向他祝贺（《本事诗》、《异闻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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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说内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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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翃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翃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处，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报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载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上英明，乃有“嘉瑞”。雍正帝的批语是：如果把飞鸦食蝗当做嘉瑞，那么蝗虫初起时又该怎么比附呢？“其发钞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这段记录，又可见彼时抄报上一些重要消息的发布，多由内阁和王公大臣会议提议（当时军机处还没产生），最终由皇帝裁决。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长条形的，到《红楼梦》第九九回描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里看邸报的情景，则是“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读到了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因知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但需要说明的是，京师诸衙抄录的朝报大多没有如此篇幅，因为依惯例，各单位都只摘录同其有关或相关的内容，欲打听其他部门的事，人在京师，渠道有的是，唯远在京外的地方机关，主要靠邸报了解京朝和全国动态，故不得不力求齐全。假使贾政仍在京师看工部衙门的抄报，就读不到薛蟠杀人的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