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体裁韵脚相同的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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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传达说门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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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署门卫的对外防御功能，多半只有象征意义，一旦发生遭遇围攻的事变，只能仰仗外援
上海图书馆汗牛充栋的收藏中，有一本重新装裱过的簿册，每一面上都用毛笔字分行书写着一个个姓名和地址，如“廉老爷泉，寓北半截胡同云南张宅”、“朱老爷玉润，寓校场五条南头路东”，等等，其中也有历任清季江西湖口知县等官、建国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商笙伯先生的大名。此物系上图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得之于废纸堆中，但在他眼里，其价值并不逊于宋刻元版。原来这是前清名宦沈曾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江西广信知府时专作来客登记用的“门簿”。为此，顾廷龙还特地请大名也在此簿上的商笙伯为之题写跋语。商老写道：“簿中所列贱名，大约系……余以候补知县禀谒，为号房所记耳。”
难得的实物，加上当事人之一的回忆，为我们寻溯古代衙署的门卫制度，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衙署设置门卫的制度，由来已久。《周礼·秋官》述士师有“五禁”职掌，其中之一就是“官禁”，即“非当官有职事者，不得擅入”。《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任安喜县尉时，几番赴定州督邮的行署求见，“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这是出自《三国志·先主传》的史实记载。可见即使是“当官有职事”的身份，甚至有下属或职务上的关系，但如果不在该衙署上班，也要受到门卫制度的限制。
衙署设置门卫，大抵可分对外对内两方面的缘故。所谓对外，包括安全防范、彰显尊严、维护办公秩序等多种因素。试以迄今尚有建筑遗存的明清衙署为例，照例都是用一圈墙头上插有荆棘的高高的围墙，将整个官府建筑群与周边的环境分隔开来，而在史料记载中的历史现场，这种对外防范的措施还包括一种安置在衙署大门前的木架似的路障，颇似现代都市中常见的交通隔离栏。据《周礼·天官》郑注，这也是西周时就有的官府保卫装置，汉代通称“行马”，亦名“鹿角”，形状是一木横中，两木互穿成四角，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便成为阻挡人马通行的屏障。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受知于令狐氏，其后对方供职机要部门，李商隐再难求见，赋诗云：“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九日》），此为唐代亦有行马的诗证。到了宋代，俗呼行马为杈子。《东京梦华录》记北宋东京尚书省、秘书省等中央部院相对集中的街区两边人行道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从《点石斋画报》等图像资料看，这种防范措施一直沿袭到晚清。特别是专区行省以上的高级衙署，照例都是在围墙正面大门前用杈子隔离出一大片空地，作为从街区进入衙署的过渡地带。
古代衙署的外墙，按例都只许朝东南方向开设大门并派人看守。从安全防范着眼，或有侧背难以兼顾之忧。对此，《南宋馆阁续录》有个实例。据该书卷二记述，崇文院（中央文史馆）的门卫措施，除了“省门东、西拦马墙外各置杈子一带”以外，又在“西北墙外添筑外墙一重，并置铺户巡逻”。铺户，就是古代巡警的岗亭。崇文院是文化单位，尚有这些措施，其他军政机关的戒备当然就更加严密了。不过仔细推敲，所有这些对外防御的功能又多半只具象征意义。再举个实例：元代的秘书监是执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的正三品级保密单位，但是据《秘书监志》所载该部门打给中书省关于加强警备措施的报告，也不过“拟拨处军三名”守护。又如革命先驱黄兴先生追述他于黄花岗之役率领敢死队攻打清朝两广总督衙署的经过，原来这么一个正二品级的官府，也仅有“卫兵数十人驻守”（《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至于一般州县级的衙署，通常只有民兵性质的“壮班”负责守护。要之，古代衙署的武装防御，首先托赖于城防，一旦城内发生有人攻打衙署的突发事变，只能仰仗驻军救援。如前述黄兴率人攻打两广督署，两颗炸弹一扔，“死卫兵数人，余皆逃入卫兵室内”，结果还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闻讯带着正规军赶来，才将义军击退。
机关大门晨启夜闭，铺兵巡哨通宵警戒。倘有紧急公文投送，另有转桶专供传递
说到衙署设置门卫的对内方面的原因，大抵可用执行和稽查有关规章制度一言以蔽之，其枢机便是设置在衙署大门廊屋内的门卫室，也就是本文篇首引述商笙伯跋语中的所谓“号房”。
“号房”这个名称，非常形象地突出了衙署门卫的第一项对内功能——掌握机关一应工作节奏的信号发布。如清代《公门要略》等资料述州县衙署门卫职责，自卯初一刻（约合现在早晨五时半）“请锁钥开门”起，直到戌初三刻（约合现在晚上七时左右）给大门上锁，其间呼唤住衙人员起床、催促画卯上班、告知长官已到大堂或签押房办公，以及午休、散衙（即下班）的宣布等，都由门卫用敲梆或击云板等方式发布信号。衙署内部各院落及办公场所门户的晨昏启闭，也都归门卫操作，唯钥匙最后交长官保管。而在长官不宿衙内的中央各机关，这个权力则由门卫的负责人掌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三二介绍南宋尚书省六部监门职掌，就有“掌司门钥”、“更司门键”两项。《南游纪旧》述北宋神宗时翰林学士孙巨源值夜班，必须赶在“掩门”即机关大门上锁前回去，也是这一制度的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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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传达说门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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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署大门夜间上锁后，衙外倘有紧急公文投递怎么办？据唐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初当授衣假，无吏挽门铃。”可知当时已经有可以从门外按键通知门内的门铃装置。又《东京梦华录》载，在衙署外活动的铺兵，负有“夜间巡警、收领公事”的职责。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大门紧锁的状态下，虽然铺兵之类在衙外巡哨的人，可以通过“挽门铃”等方式告知衙内有紧急公文来了，但是如何传递进去呢？对此，《公门要略》述门卫职责时有个解释：“倘有外来紧要文檄，令由转桶传进，即时拆看，不可延搁。”所谓“转桶”，亦称“转斗”，就是在门扇上安一个可以旋转的圆桶，一半露在门外，一半在门内，其使用方式就同现代银行柜台上那个客户与职员相互传递凭证现款的设备相似。这类细节还说明，衙署门卫与那些白天夜晚在衙前巡哨的护军、铺兵等武装人员属于不同的编制。
“号房”之称的另一个来历，是衙署门卫还要执掌一切人、物出入大门的号簿登记。宋陈国袁《六部门官厅壁记》：“凡部官卯未之出入，疾病之暂告，与其谒制之可否，悉闻之部门，部门受其出入之时，以听上稽访。”就是官员是否按时上班下班，有无迟到早退，或因病告假，或有客来访是否允许接待，都要在门房留下记录，作为日后考察的根据。《耆旧续闻》里有两条史料，一说太学生请假外宿，多在号簿上书“感风”二字，大概就是头疼脑热要外出就诊的意思；一说崇文院里每夜轮值，如有故不宿，则多在登记簿上写“肠肚不安”。因知在其他单位和学校也有同样的规定。
办公时间不得任意出入衙门，私访公谒必须通过门房转达，一切事宜存写号簿备查
历代衙署制度中，还多有不准在上班时间内接待与公务无关之来访的规定。如《朝野类要》记宋代制度：“百司门首谒禁者，不许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则又加禁谒及亦不许出谒也。”就是说，倘在大理寺（最高法院）等审判机关任职的，连请假出访亦在禁止之列。《咸淳临安志》述三省、枢密院、六部等宋代中央部院的门卫职掌，外来人员如系公务来访，都要登记，“如敢辄入三省、枢密院都门，仰监门官并［枢］密院使臣密切检察”（《宋会要辑稿·职官》）。不过这些原则在地方机关就行不通，因为地方官员按规定都必须住在衙署大墙内，外来人员无论公谒还是私访，非得在大门开放这一段时间内进入不可，唯登记手续必不可少。其操作程序，是来访者先向门卫递上手本或名帖，说明事由，通过他们向长官转禀，所谓“一切事宜，总要根寻，存写号簿，名曰日记”。反之，官员及其家属走出大门，也要将时间、事由等一一登录在册。本文开篇所述沈曾植任广信知府时使用的门簿，正是这种规定的产物。仔细推敲，其实质同中央部院的“禁谒”、“谒禁”一致，还是以防范内外交通营私舞弊为目的。明代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发过一个文件，“仰各府州县官各立门簿一扇。凡乡官、举监、生员等入门并差人投递收柬者，把门人即行登记，执簿随行，逐一填注对官言语，书柬中言事”。同样，如系主管关禁、税粮、治安等行政的官员出衙理事，“掌印官亦置印簿付之，着令本官役人登记，所言者不许容隐”。就是说无论是接待还是出访，连谈话内容亦得记录在簿，倘是信件，则要登记摘由。“其有不令把门人登记，登记不实，先登记后更改者，记簿人同官吏一并治罪”（《海瑞集》上编）。倘若这些规定都能得到切实贯彻，莫说搞权力寻租，就是递条子开后门之类的小动作也难以存在了。
官署内部划分细密，机要之地闲人免入，内衙门卫日夜值班，坊场仓储还有搜身制度
对外人而言，衙署是个“公门一入深似海”的概念，其内部厅堂众多，房廨无数，并且借助重重设障的墙壁门户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故衙署门卫的对内职责，还特别体现在衙内通行制度的执行监督上。比如说，撇开吏员宿舍区、档案保管区及库房区域不论，无论中央部院还是地方官府，一般都以仪门和宅门将整个机关的办公区域划分为以衙署建筑中轴线自南而北栉比连排的三块。以地方衙署为例，从大门到仪门这一块，是办理接受禀诉、代书取保等一般事务，以及各班皂役等候传唤的地方；属于衙署系统但也向民众开放服务的医学（诊疗所）、阴阳学（礼仪咨询处）等机构亦设在大门外；有体面的来访客人或请求参见的官员，也在设置在这一区域里的“寅宾馆”中等候传见。督抚级的高等衙署，还按司道、州县、佐贰等不同级别区分等候传见的“官厅”，内设炕座。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北洋水师管带邓世昌、林永升赴直隶总督衙署等候传见时，亲闻亲见隔壁厅堂里列强使节向总督李鸿章无耻讹诈的情景，愤懑之际，砸碎一个茶碗。倘按机关门卫制度，李鸿章接待外国使节必在仪门以内，还要事先由门房告知闲人回避，因知影片中这种短兵相接式的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
仪门以内，以长官公座和审案的大堂为中心，是衙署的中心办公区域，分科办理各种公事的书吏都在这一区域坐班。从大堂后门出去经过川堂（即穿堂），就是包括长官签押房在内的机要办公区域了，通称内衙，可以说是整个衙署中戒备最严的地段。《水浒传》里高俅为林冲设圈套，将其传到殿帅府后，让人故意带他“过了两三重门”，就是有意绕过明确示禁的内衙门户，来到“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节堂，于是林冲就有了擅闯内衙的罪名。在地方官署，长官及其家属和幕僚等人的生活区也放在内衙这一块，所以这道门户又称“宅门”。此外，如收藏档案的架阁、收发物料的仓库等区域，也是闲人免入的禁地。倘是连监狱也建造在大墙内的州县衙署，其门禁更可谓“密不透风”。
大门以内的重重设防，实际上是针对一般佐杂官员，尤其是针对胥吏之类的。《梦粱录》卷九述南宋中央部司监门职责，有这么一段：“奉行列曹之命，以正胥吏之失，赞长贰之惩决，以遵长官之意耳。”说明门卫除却对外防范，更要维护内部的秩序，并遵照长官旨意执行对违反纪律者的处罚。清初黄六鸿所编《福惠全书》卷二中，收有几篇他任地方长官时拟定的衙署门卫的岗位责任制，摘录如下：
《头门（即大门）告示》：“示谕：把头门皂隶知悉：凡本县升堂，不许擅放闲人进门。每晚起更以后，即行封锁，一般人等不出入。”接下来还有夜间击鼓报时、轮替巡逻及黎明开门的按时“攒点”（就是前文所述发布信号）等职责要求，“违怠不遵，或查点不到，定行重责”。《二门（即仪门）告示》：“示谕：把二门皂隶知悉：照得本县升堂，凡一应人等不许在门外围立、拥挤窥探。该班快手在二门外听差，遇有上司来差到门，俱令暂止，俟本县堂事毕，先行禀明传见；如系紧差应即见者，亦须禀明传入。敢有违误，定行重责不贷。”《宅门告示》：“示谕：把守宅门皂隶知悉：照得川堂逼近内衙，务须严肃，不许容放一人后堂站立窥听。如吏书传送签套或紧急文稿，许击梆从转斗内投进。”接下来尚有其他一些严禁胥役进入内衙的规定，最后特别强调门卫日夜值班，“不得擅离，亦不许他人代替，如违责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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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传达说门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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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都是经办政务的机关。此外，在一些掌领专门事务并附设场坊仓储的衙署中，门卫制度中还有出入点检的职能。如北宋时隶属少府监、南宋时改属工部的文思院，附设制作器服、舆辇、册宝、法物、斗器等作坊四十多个，分为上界下界两片厂区，两界都设有监门官，掌管官物收支出入登记，凡“文思院等处工作合雇人、入役者，具人数单于监门官点名放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在先隶工部、后改隶殿前司的军器所，门卫还要对出入工匠实行搜身。何刚德《春明梦录》介绍清代户部银库的门卫搜身：“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即工作服），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须］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无银也。”不过该书又披露，库兵们还是有办法偷带银子出库，据说是服用一种药剂后，可使谷道内的一块交骨变松，然后“用猪网油卷圆锭八十两”塞进肛门，“恰可相容”，唯“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至冬间偷银，又有抽换茶壶之一法：茶壶出库必倒开一验，冬天冰冻，银在茶内，虽倒开亦不坠也”。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门卫检查也很严格，从事编校抄缮者亦各有神通把珍本秘籍挟带出去，文繁不录。
从零星的史料记载看，两宋以前中央部院的门卫系统，多由御史台分管，纳入机关风纪监察范畴。迄南宋，六部门官由吏部从“文臣有才力人”中挑选任命，任期满后可迁转诸寺监丞官阶，最低从八品，最高从七品，也就是说在部级机关当门卫室主任，其级别相当于地方上的县令。地方衙署的门卫，多归长官直接掌管，由吏胥充任。因为门卫职责除内外防范、司号登录外，还兼有转禀传达、应对访客及文书出入收发等其他多种功能，非娴熟仪制人情者不能胜任，所以“阍吏”（也称门吏、司阍等）即门卫系统的小头头，通常都是长期担任的。《东轩笔录》卷四中，记有一则宋代御史台的故事，道是台省有个阍吏，“工龄”有四十多年，先后侍奉过二十余位御史中丞（御史台首长），“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一根表示弹压门禁的木棍从不离手，如果认为长官贤明就横着拿，否则就竖着拿，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宋仁宗时，素有清官名声的范讽任御史中丞，该阍吏向他禀报请示时，“必横其梃”。突然有一天，“其梃直矣，范大惊”，马上问他，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该吏先不肯说，再三追问，乃言：“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讽大笑，马上表示要改过。由这则故事，不难想象老门吏在长官面前的体面。前引海瑞谕示中交待所属各府州县门卫种种维护纪律的责任，甚至有下属监督领导的意味，大概也得有这么一点因素垫底吧？
清代地方政府的“门政大爷”定规是长官私人，不领工资，进账全从职务上来，红包陋规皆为合法收入
衙署门卫的职掌有这么多，其具体执事人数如“门子”、“门丁”、“门卒”一类，应该不少，但仅从国家认可的衙署编制上看，却并非如此。如《宛署杂记》介绍明代宛平县衙“门子”编制，总共才六名，每年每名支工食银三两六钱。六个门子，仅摊到大门、仪门、宅门这几道关键门户上当看守用，就已觉紧缺，遑论其他。故实际情形总是编制远远少于执事人数，如松江府所属两个县的门子共有八十六名。特别是到了地方衙署门卫事务日趋繁复、机要性质也日益加重的清代，所谓“门子”已名不副实，大多改为长官的随身侍役，而真正掌管衙署内外门房并分执各项事务的，几乎全换上了长官自己的私人，其中一两个总管级的人物，就是前文所述“阍吏”、“门官”这种角色，更是非长官亲信莫属，反过来还得有几个“三小子”等级的少年侍役服侍他。所以像海瑞提出的门卫应发挥监督长官遵章守纪职能的要求，放在清代，特别是康熙以后，是绝对不可能了。当然，在级别较高的机关如中央部院或大区行省的衙署，改用私人掌管和执役门卫是绝不允许的。比如凡督抚级衙署，都设置负责传宣的文巡捕和负责警卫的武巡捕，均为占编制的正式官职，相当于分领现代机关的传达室和警卫室。唯内衙门务的总管，必用对长官忠诚且有威望服众的私人，因为他不仅得管住闲人禁入机要区域，还得看住在内衙供职和住宿的人，包括幕友及老爷的亲属在内，不许他们任意跑出来。“盖衙署随处有弊，无内应则不行……不可不慎择而严防”（清何耿绳《学治一得编》）。
有编制的门役工食银低微，改用私人执掌门务则连工食银也没有，他们的收入全从职务上来。特别是“门政大爷”一级的角色，居然是地方衙署中收入最丰的职务之一。
门卫“合法收入”的第一项是门包，即求见长官者奉献的礼金。据顾炎武《日知录·阍人》说，东汉时大将军梁冀权势熏天而耽于游乐，下属求见，门房不肯通报，“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此即门包的滥觞。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和《武王伐纣平话》中，皆有衙署门子索取门包的叙述，约见由汉及唐一脉相续，到明清已是见怪不怪了。特别是地方士绅或干谒请托的非公务性求见，不给门房塞门包或给得太少，大多不肯为之递帖通报。各级长官的下属，逢年过节也要给上级衙署的门卫送“门敬”，此乃定规。着意笼络借机打听长官此刻心态或衙署内情的，平时还会相机多给。门禁严厉的衙署，外人得与攀谈的对象只有门卫，功夫到家就是安置耳目。《儒林外史》第五回中，高要知县施政不当激起众怒，商民鸣锣罢市，“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而且点名只要揪出躲在幕后出坏主意的劣绅张静斋来打死。“知县大惊，细细在衙门里追问，才晓得是门子透风。”此也见得门房地位的特殊。
求见有门包外，给长官送礼也要给转送礼金礼物的门房一份谢礼。《红楼梦》第六十回中，柳家哥哥就是门房，柳家嫂子自述：“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门上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荣国府主人是不必住衙的京官，所以广东来的外官可以把礼物送到私宅，外官必须住在机关里，所以礼只能通过衙署的门房送进去。主人得两篓子，门房另有一篓子可分，略见“门上该班儿”的“外财”是不少的。
门卫“合法收入”的第二项是各种“规费”，即所谓“陋规”。比如地方上孔圣、关圣、城隍等祠庙的官费祭祀，据《清代州县故事》：“发各庙春秋二季祭祀银两，问明每两折钱若干，门房每串或扣一百二百不等。”以此揣测，大概凡从衙署支款报销及供货行铺前来结账的，总有不少雁过拔毛的“规矩”。再如民事诉讼的呈词收转或刑案嫌犯、证人、邻右等人解到和传唤，都要经过门卫，“要探听案之好歹，将规费收清”（同上）。所谓“案之好歹”，或许也包括斟酌案值多少，就像转送礼物一样，得按比值收取“规费”吧？总之这里面花样极多，“向来自有章程”，不守“规矩”是不行的。俗语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第一个收钱的便是门房。
至于“合法收入”以外的“非法收入”，那就讲不清楚了。不举三言两拍、《聊斋》一类的小说家言，仅清代《刑案汇览》中，就有大量的门丁犯罪案例，涉及撞骗商铺、侵蚀钱粮、索诈民众、私押徒犯、干预公事、受贿舞弊、私放嫌疑人等各种罪名。由于门役大多是长官带来的私人，特别是“门政大爷”，定规是长官亲信，故居官谨慎者对此职务的用人都比较重视。比如清代的汪辉祖，做过二十多年州县师爷，有“江南名幕”之誉，后来考中进士，自己也当了州县长官。他在《学治臆说》中谈经验：“司阍非老成亲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责，不止传宣命令而已。心术不正，将内有所发而寝搁，外有所投而留难，揽权婪诈，无所不为，其后必至钩通司印（即掌管公章的办公室机要人员），伺隙舞弊。此二处，官之声名系之，身家亦系之。”有此见识，所以当他出任宁远知县时，特地从长期跟随自己游幕的亲信中挑了一个“素无才识”的老实人主管内衙门务。一年以后，“间有言者”，说此人耽搁禀单，刁难来客，私捺朱票，贪财索贿。他还不相信。再过一年，此人终于闯祸，“而事败，乃痛惩焉”，但汪太爷的官声“已几几受累矣”。由此看来，这条咽喉要道实在是事故多发地段，倘无时时警钟长鸣，老实人也会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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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机关说值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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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轮值制度古已有之，三朝元老姚崇以“年位已高”请免值夜班，大家不肯买账
北京故宫隆宗门内，巍峨高大的宫墙下面，有一溜数间低矮普通的瓦房。与周边举目皆是的金碧辉煌的殿阁建筑相比，实在显得寒酸，所以很少为游人所注意。殊不知这就是大清帝国近二百年间“总汇机要”的军机处所在，因为二十四小时通宵有人值班，故称“直庐”或“军机直庐”。用现代话讲，即值班室。“直庐”、“直舍”、“直斋”、“直曹”这类名词，非清代首创，往前追溯，如晋陆机诗云：“朝游游层城，夕息旋直庐”；唐白居易诗云：“苑花似雪同随辇，宫月如眉伴直庐”，都是夜晚在值班室里写成的。因知即使从文学作品的理解着眼，知道一点古代的机关值班制度，也是有必要的。
从史料中抉隐钩沉，可知至少从汉代起，政府各机关派人值夜班的制度，已经开始实行。当时中央政府的尚书台、御史台和谒者台合称三台，三台均有值夜班的记录。“二十四孝”故事中有个黄香，是东汉章帝时人，因为做孝子出了名，被举荐到尚书台当郎官。尚书台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相当于丞相府，尚书郎则是该机构中最起码的小秘书一类，值夜班是“名分账”。史载黄香“尝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后汉书·黄香传》），即经常单挑值夜班，由此受到皇帝的嘉奖。同样，各科室也要安排值夜班。《三国志·魏书·梁习传》记，汉末时，梁习与陈思同为丞相府的西曹令史，属科长级办事员一类。陈思在值班时处理公文不当，致令丞相曹操光火，欲予惩办，而前来接受质询的是第二天值班的梁习，也没做自我分辩，结果替人受过，被关在禁闭室里。王思得知后，马上向曹操自首。曹操感慨道，没想到我的部属中有两个“义士”，以后找机会提拔了他们。
郎官、令史要值夜班，比之高级的官员也不能例外。以唐代为例，京官中除尚书左右丞以上的中央政府首脑、御史中丞以上的中央监察部门长官、九寺五监等各事务部门主官及最高法院院长、国立大学正副校长外，都要值夜班；外官中除县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主官及府州（郡）级上等佐官（长史、司马、别驾）外，也都要值夜班。唐太宗时，李大亮一身而兼工部尚书、左卫大将军、领太子右卫率三个职务，照样要值夜班。李世民还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至公宿值，我便安卧。”《唐会要》卷八二里存录有一道贞观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敕令：“文武官妻娩月，免宿值。”这是唐太宗开明意识的一个表现，妻子分娩，让丈夫去机关里值夜班，未免不近人情。在男尊女卑的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古代，允称难能可贵。
到了武则天做皇帝时，值夜班的人员范围又扩大到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的首长，连宰相亦不得例外，先是“令宰相每日一人宿值，其后与中书、门下官通值”（《唐会要》卷八二）。用白话来讲，也就是参加本部门的轮流值班。彼时制度，各机关都有一本值班簿，称“直簿”，归本部门都司（相当于总汇事务的办公厅）保管，逐日事先发给轮到本夜值班的官员，次日交还，制度上的写法叫“都司执直簿，转以为次”。唐玄宗开元二年某日，前一夜值班的中书侍郎将直簿交还，办公厅依轮值名单，由分管值班事务的直令史（科长级办事员）派吏员将直簿送呈位居宰相的中书令姚崇。姚崇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正宗的三朝元老，这时忽然有了疲惫之念，便以“年位已高”为辞，请求违例。直令史碍于情面，让小吏将直簿往下传递，孰知其他人都抗议老姚犯规，不肯接受，害得小吏在姚崇与其他官员的办公室之间来回跑。最后，姚崇在“吏数持直簿诣之”的骚扰下光火了，提起笔来在簿上写道：“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大家看过后，忍俊不已，不再逼他值夜班了。但直到开元十一年，宰相不参加值夜班才正式定为制度。
古时候吃皇粮的，还包括各级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工，即后世所谓“公教人员”之合称，所以他们也要值夜班。《典故纪闻》上有一条朱元璋创办皇族寄宿学校的史料：“太祖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值。”侍候这班小祖宗的值夜班，可真是苦差使了。
机关值班意义多样，其中尤数机要单位的值班职能最为重要
安排官吏轮值夜班的一般性意义，主要有三条：一是借此应对突发性事变，二是加强机关保卫，三是随时处理紧急公文的拟制承转之类。先说前二条，参见《汉书·霍光传》。汉武帝临死前，把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即汉昭帝）托付给霍光等四个顾命大臣。新老皇帝交替之际，霍光为防意外，每晚在禁中值班。一天夜里，宫里的一棵枯朽老树突然折倒，奇怪的响声引发虚惊，大家到处乱跑。霍光一面布置卫士严密守卫小皇帝的寝宫，一面带人直奔收藏玉玺符节所在。恰巧，正在符玺台值夜班的一个郎官因闻外面喧哗，忙把室内的灯火灭了。霍光见此处无灯，顿起疑心，便厉声喝问。一番应对，消除了彼此的误会，而恪守值班制度的符玺郎虽然已知霍光身份，依旧拔剑出鞘，抵死不让对方进入符玺台。翌日，霍光称赞他忠于职守，建议皇帝给他加官二级。
其实，貌似神秘的玉玺只是皇权的象征而已，真正在生活中起实际作用的，是各级衙门的印章，因而成为机关值夜班的保护重点。据《因话录》记，唐朝尚书省共有二十四司，机关停止办公后，所有的印信“悉纳直厅”，集中保管，“每郎官交值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直到唐文宗时，杨虞卿进尚书省工作，让匠人制作了一个可以上锁的大柜子，把印信全放在柜子里。翌晨交接班时，只须开启柜子当面清点一遍，再用不着一个一个用绳子套在手臂上移交了，大家都称方便。这条史料使我们得知，像尚书省这种中央级的机关，还有专门的值班室（直厅）设置，所属各部门的印信例须上班后到此领用，下班前到此缴还，十分谨慎。一方面从制度上把关，将偷用印章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的限度，一方面又便利了办公时间以外的急需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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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机关说值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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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办公时间以外也要用印呢？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产物，所谓“禁中夜半定天下”，皇帝往往会在灯下披阅文件时，临机做出各种决定，无论军机方略，或重要的人事任免，都要立即按照他的意旨写成正式的文件，倘若是需要及时发布的，当然还要依文件的性质，使用不同部门的印章。为此，各个机关的值夜班，又数机要秘书性质的官员工作最忙。仍以唐朝为例，主管诏令草拟的是中书省，首长是辅佐皇帝决策的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而具体担任诏令拟制的是中书舍人，规定的编制是六人，正好按尚书省的六个部来分工。简单点讲，中书舍人品级不高，但承担了机要秘书工作，政治上受皇帝信任，笔头功夫了得，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再加上一条，就是要轮流在机关里值夜班，因为不少重要决策往往是等到大家都下班后，乃至半夜里才作出的。同时，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又是直属皇帝的侍从秘书，负责起草任免将相等绕过中书令的机密诏令，也要值夜班。此外，其他部门的官员，如蒙皇帝赏识信任，亦可兼此差使，称知制诏，如吏部侍郎知制诰，大抵就是组织部副部长兼元首机要秘书的意思，也有值夜班的义务。围绕这项工作，还有按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口授起草文件（有时他们不一定自己动笔）的“主书”（可称秘书的秘书），掌抄写誊清的“能书”（誊写员），负责文件装帧的“装制敕匠”，以及负责传递文件的“传制”（机要通讯员）等等，都要打起精神值夜班。所以在这些部门，值夜班的人自然就要多一些，那些事务性的人员干脆就是常夜班。
中书舍人按规定应轮流值夜班。唐玄宗时，著名的“边塞派”诗人岑参就任过中书舍人。听他吟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很有雄豪之气，谁知一向以体亏有病为辞，从来不肯值夜班。你少值，别人就要多值，碍于情面，“诸人虽咄咄有辞，而不能发”。后来同为中书舍人的崔祐甫熬不住了，去找中书令常衮提意见，常衮说：“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祐甫毫不客气地说：您如果知道他有病，就不该让他任此职务。既然任此职务，就不可以称病为由逃避值夜！常衮张口结舌，无以应答。随后找了个借口，把崔祐甫外放河南，皇帝得知真相，追回任命，并将崔提拔为中书侍郎平章事（虽称副职而主持工作），反过来把常衮贬到岭外（《封氏闻见记》）。
平心而论，常衮搞打击报复固然不该，但是他要求同事间相互体谅，听起来还挺有人情味的。当时还常有中书舍人编制不满乃至严重缺员的情况，如《唐会要》记，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八月间，整个中书省只有权德舆一个舍人，累得他日班夜班轮值。“数旬一归家”，皇帝打招呼说：“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统计他任舍人八年，其间独值夜班的时间加起来有数年。像这种任劳任怨的干部，大家服帖，最终提拔为相。此人并非科举出身，但笔头功夫实在好，以致德宗感到无人可与相比，不免就鞭抽快马了。
宋太宗命宫女给夜宿机关的苏易简举烛照明，由此留下一段皇上亲切关怀值班学士的佳话
宋代因袭唐制，也是“翰林学士分日递值，夜入宿以务著撰，日再而更”（《翰苑遗事》）。不过从史料上看，值夜班的学士有时不止一人。如《默记》载，滕元发“与王介甫（安石）同作馆职，同夜值，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可知他们是一起值班的，或者那一段时间文字工作较多吧。明朝时，朱元璋废除宰相，亲主政务，每日批阅奏章二百份，此外还有四百件公事要自己处理。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便挑了一些才学好的人做殿阁学士，性质同过去的舍人、学士相似，必须动笔写诏，所以值夜班是躲不了的。清朝自雍正帝起，以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级别降到不是一个法定的政府机构，而是一套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所以也没有正式的官署即全套办公机构，仅在隆宗门内盖了一排平房，就是本文开篇介绍过的“直庐”。顾名思义，到军机处工作，全部的内容就是值班；再具体一些，就是通过值班“掌书谕旨，丝纶出纳”，说白了还是拟制诏令。实际担任撰写初稿工作的是军机章京，人数远比唐宋时舍人多，乾隆帝时满汉两班军机章京共十六人，嘉庆帝时增至四班三十二人。章京的品秩比舍人学士低得多，可是值夜班的负担显然更重，而且连睡觉的待遇也被取消了。
说到睡觉，从史料记载看，古代时多数文职官吏的值夜班是可以睡觉的，所以值夜亦称值宿。级别低微者，待遇可能较差。东汉明帝时，尚书郎药崧值夜班，没有被子，只好把头枕在俎几上打盹。半夜里肚子饿了，吃些糟糠充饥。《后汉书·冯衍传》记，尚书郎冯豹值夜班，“忠勤不懈”，皇帝为示嘉奖，让宦官送其一床被子。后来得遇改善了，照《汉官仪·尚书郎入值台中》的介绍，皆由“宦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此外还提供两位相貌清秀的侍女帮助铺被盖、熏衣服。这个变化，成为汉代尚书官员政治地位逐渐显要的标志之一。《资治通鉴》卷一五〇中，有一段北魏侍中元顺与穆绍同值夜班的故事，其中写道“（元）顺因醉入其（穆绍）寝所，绍拥被而起”，可知品级较高的官员值夜班时，各有自己的寝室。
唐宋时翰林学士的级别不如汉魏侍中，但值夜班时亦有寝室，俗称“承旨阁子”。如果被叫醒去皇宫里领旨写诏，则须穿好官服觐见，回到学士院后，在玉堂（大办公室）的视草台上起草文稿。初稿拟成后再呈“御览”，定稿了再付誊正制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有一天夜里，宋太宗亲自来学士院授旨，值班的学士苏易简已经在承旨阁子里睡觉了。听到圣驾光临，匆忙起身，没有灯烛穿衣服，十分狼狈。太宗即命一个宫女从窗格间伸进灯烛给他照明，木制的窗格上留下了火燎的痕迹。直到沈括罢官，近百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有燎迹的窗格一直没换过，学士院将它视为先皇重视吾辈的象征。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学士们进阁子睡觉，皆可借此体会亲切的关怀或巨大的鼓舞。
孤灯对影，长夜寂寞，其间亦有邀宠升官的机遇蕴藏，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确实，值夜班虽然辛苦，但因此而有了蒙受皇上单独召见的条件，又是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幸福，其间蕴藏着邀宠升官的机遇，何况奉旨写诏也不是夜夜都有的常务。《开元天宝遗事》记唐玄宗时，“苏颋与李乂对掌文诰。八月十五夜，于禁中值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可见有时还是挺清闲的。许多人在值夜班时，读书吟咏，品茗赏景，像“殿庐值宿真如梦，犹记忧时策万言”（苏轼）、“金省方秋作，瑶轩值夜凭”（王湾）、“审时传玉漏，值夜递星郎”（周彻）这些传世诗篇，多为值夜班时所作或日后追忆。有时皇帝兴致来了，不为写旨，也会召值夜班的人去谈谈。《南部新书》记唐宣宗时，韦澳与萧寘两人“每寓直，多召对，内使云：‘但两侍郎入值，即内中便知宣旨’”。说明谈话投机，前程看好。《四朝闻见录》记，宋孝宗时，某夜，周必大值宿，皇上夜召，道是“多时不与卿说话”，赐他座位，请他用枣子下酒，临别时又称“未及款曲”。第二天，拜他为参知政事的诏书宣布了。《钱氏私志》上也有一事可述，宋神宗时，某年八月十五，皇帝来了雅兴，传旨把值夜班的学士承旨王珪召来谈论，王“叹仰圣学高妙”，吹得皇上心花怒放，让宫里的嫔妃们都来向学士求诗。王珪依次赞美，皆大欢喜。“宴罢月将西沉，〔皇〕上命内侍扶掖归院”，次日，“都下盛传天子请客”，极尽荣耀，然后便是拜王珪为参知政事的任命下达了。
不过“天意难测”，脑子不灵活的人，有时也会在这种特殊环境内露拙。如《宋稗类抄》记，就在“天子请客”的第二年中秋，宋神宗又仿旧事，把正在学士院值夜班的蔡确召来赏月饮酒，又命宫嫔求诗，可惜蔡确缺乏王珪的人情练达，才思也嫌短涩。神宗感到毫无趣味，美人们也抱怨：“这个学士，何须钟爱？”提拔的机遇送到门前又丢失了。南宋孝宗时，翰林学士崔大雅值夜，忽然来太监降旨，要他写一篇祭床婆子文。床婆子即民间迷信中的“床神”，写惯军国重事文件的学士，对此却是专业不对口，“恍然不知格式，又无案可据”，直到天色放明，也没能完成任务（《同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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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机关说值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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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历代中枢机要秘书的选拔，文才标准大抵还是要掌握的。清代的军机处就不同了，特别是军机章京，不乏凭借各种关系滥竽充数，以此作为进身台阶或索贿找钱的。乾隆二十年（1755），新疆准噶尔部发生叛乱，急报传到北京时，已是夜里。乾隆帝赶快命内监将值夜班的章京巴延三“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让其写旨。孰知这位老兄“龌龊，无他能”，又以“小臣初觐天颜，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陪他去值班室立等取稿的小太监鄂罗里发急了，只好凭自己当时的记忆，代其拟成初稿。乾隆帝读稿后很满意，过几天与军机大臣傅恒谈话，提到巴延三的名字，说：“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傅恒因皇上钦点要予提拔，自然不敢将其那些“人多鄙薄之”的丑事端出了，马上荐其外放道员，最终爬到两广总督的高位（《南亭笔记》）。
唐文宗差点儿被宦党废黜又终得维持现状的传奇，由值班官员亲历亲见披露于世
还有一件化险为夷的奇事，也发生在值夜班时，值得一叙。
且说唐代自宪宗以后，宦官专权之祸日益严重，连活活掐死敬宗皇帝的事也干了出来。敬宗的弟弟文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将铲除宦官之祸当做万机之首，终于同宰相李训合谋，设计了一网打尽宦党的方案。岂料临机事泄，反让宦官抢了先手，利用他们掌握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兵权的便利，将李训等人捕杀，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这就是唐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从此，文宗在宦官的严密监视下，失去行动自由，因神志郁郁而复发风痹旧病。某日，召当值舍人周墀闲聊解闷，竟泪如雨下地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臣，固以为不及也。”（《阙史》）这番诉苦引起宦官警惕，索性以皇上养病为由，不再让他坐朝，于是大家都认为周墀是最后一个与文宗单独对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