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阵紧急集合的号声,划破了黑夜的寂静,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一个翻身爬起来,拍了拍身边的温素琴,急促地喊:
“喂!紧急集合了!”
温素琴坐起来,一连咳嗽了几声。也许是怕别人听见了吧,她连忙扯住被单捂住了咀。
“是不是受凉了?”我低声问。
“不……”温素琴含含胡胡地说出了一个字。
天还是黑蒙蒙的。稍带凉意的夜风,从门口灌进来,使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我用熟练的动作迅速穿好衣衫,打好绑腿,把全部的行李都背上,就跑步到外边的禾坪里去集合。
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疏疏落落的星星,把它们的微弱的光亮散布到大地上。禾坪里有好多黑影,悄悄地跑过来跑过去,除了不整齐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我站到排尾,习惯地扯了扯身上的军装,摸了摸扣子。
这时候晌起了立正的口令声。快要轮到我报数的时候,温索琴气喘吁吁地跑了来,一边扣扣子,一边报出了最后一个数。紧接着就出发了,整齐的行军队伍在狭窄的山路上疾进。
最近,部队加紧了军事训练,我们医院也不例外,白天操练,晚上还经常进行紧急集合和夜行军。刚开始,我们半夜里一听到紧急集合号就慌了手脚,不是穿错了衣衫,就是摸不到鞋子,要不,就是部队集合好久了,才慌慌张张地赶去。如今大家都习惯了,动作也非常快。这天,从听到集合号声到队伍出发,所有这一切,是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完成的。
结束夜行军回到医院驻地,天已经大亮了。田野里,山坡上,铺上了一层银白色的霜花。
吃过早饭,我到病房去,经过药房,只听得彭医生在里面喊:
“小兰,来邦邦忙!”
我走进药房,只见里面热气腾腾,一股股药味直冲鼻孔。桌子上摆着许多瓶子、盆子,凳上的盘子里放着许多切碎了的大黄、薄荷等中药。在屋里的东北角上,摆着一个可以抬动的小灶,锅里熬着中药。彭医生卷起衣袖,手里拿着个小铁瓢,正在锅里搅动。他扭头交给我一个漏斗说:
“你把这些救急水,装到小瓶子里去!”
我拿起漏斗,一边往瓶子里装救急水,一边高兴地说:
“彭医生,你这药房成了一个制药工厂啦!”
彭医生回答说:
“药品不够,只好想些土办法来克服困难。”
我又好奇地问:
“这回怎么制这么多药呢?”
彭医生拿把扇子在灶面前扇着火,回答说:
“闲时准备急时用嘛!多准备一些总有好处。”
我又试探地问:
“是不是部队要行动了?”
彭医生严肃地回答说:
“不晓得!”
邦彭医生装完药,从药房里出来,我就默神:从上河溪到桑植的这段时间里,部队又扩军,又筹粮筹款,又抓紧进行军事训练,那天还把一批重伤员寄在群众家里,如今彭医生又赶制药品,是不是又有什么大的行动呢?我想,这个事王德民可能知道,就决定去找他打听打听。
我走进伙房,看见墙壁上整整齐齐地挂着一排排新米袋子,就试探地问正蹲在灶门口烧火的王德民:
“王班长,你们搞这么多米袋子做么子?”
“装米嘛,傻丫头,这还不晓得!”王德民往灶里添了几块柴,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身来回答说。
他这一句话就把我的咀堵住了。我思索了一下,又问:
“王班长,这几天的夜间演习怎么这么多呀?”
“这个……”王德民的两个眼睛笑眯眯地丁着我回答说,“平时多训练,战场上多打胜仗。怎么,受不了啦?”
说完,他又走到案板旁边切起菜来。
我撅着咀不高兴地说:
“哪个讲受不了啦?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们一老一少,在念什么经?”严院长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站在我们面前。
王德民放下菜刀,挺直身子,不服气地说:
“院长,不要说我老,我今年才四十挂零,要是活一百岁,如今还不到中年哩!”
“哈哈哈!”严院长指了指王德民,又指着我笑着说,“你们两个,真是一对,一个装大人,一个装小孩,有意思!”
我连忙为自己申辩说:
“院长,我没有装,我本来就是个大人嘛。到明年,我就有王班长这么高了。”
“你们两个都顶乐观呀!好,算你们有理。”严院长一边说,一边接过王德民手里的菜刀,卡卡卡地切起菜来。
严院长切了一阵菜,又对王德民说:
“怎么样?炊事班的工作,你们几个人忙得过来吗?”
王德民满有信心地说:
“院长,放心,我们忙得过来。”
“家具呢,缺不缺呀?”严院长又问。
王德民忙回答说:
“行军锅是新领的,菜刀、锅铲,盆子这些家具,一样也不少。”
严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王德民凑到严院长的身边,做了一个神秘的样子,轻声探问道:
“院长,我当了几年兵,也会观个风色。看样子,我们要插翅膀,走远路,是不是?”
严院长立时瞪了王德民一眼,收敛了笑容说:
“王德民同志,可不准胡猜乱说,这是纪律。”
严院长说罢,就走了。
王德民看见严院长走远了,眯了一下眼睛,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说:
“小兰,你多准备几双草鞋吧,我的卦八九成是灵的。”
我也笑着说;
“你的卦灵不灵,到时候看吧!”
二
弯弯的月牙,挂在西山背后的天边。寒风象一把锋利的剑在夜空里飞午,吹打着树叶,发出尖厉的叫声。时令已经是寒冷的冬季了。
在忽快忽慢、忽远忽近的行军中,最恼火的要算陈真梅、温素琴和我了。陈真梅的体质还不错,可是有个小宝拖脚。不爱讲话的温素琴呢,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害了肺炎。至于我,人小腿短,体力又差,咬着牙坚持走,也还是跟不上。只有柳莹精神特别好,象一阵风一样,在行军队伍中穿过来穿过去,一忽儿抢着替陈真梅背宝宝,一忽儿又扶着温素琴上山下岭,一转眼,我的小包包又到了她的身上。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老听得她格格格地笑个不住,一点忧虑也没有。
队伍可能早就宿营了,我们几个人还在后面瞒跚地赶路,这怎能不着急呢?
从昨天起,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军从贺老总的故乡桑植出发,已经走了整整两天了。这次行军总使人有一种和往常不同的感觉:“轻装工作”比哪一次都做得彻底,每天的路程也特别远。昨天天不亮就开始走,月亮上来老高了才宿营。今天的路程和昨天一样,明天是不是还要更远呢?
温素琴一路走,一路不仃地咳嗽。柳莹搀扶着她,安慰说:
“再坚持一下吧,到宿营地就好了!”
陈真梅背上的小宝又哭起来了。我正要过去哄他,侦察队的张队长从后面匆匆赶了上来,一句话没有讲,就从陈真梅手里接过小宝放在自己的背上。小宝不哭了,我们减轻了负担,就加快速度向前走着。
小刘背着他那支乌黑发亮的小马枪向我们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唉呀!你们这些掉队老爷罗苏鬼。我们饭都吃完了,你们还在这里迈四方步!快走,院首长说有事要找你们三个人谈谈。”
小刘一边说,一边把我背着的那个小包包抢了过去。
“院首长找我们有么子事情?”我问。
“我怎么知道?反正是有事情嘛!”小刘严肃地回答。
院部驻在一个逃跑了的土豪的大院里。
到宿营地,我放下小包包,就和陈真梅、温素琴一起到院部去。一路上,我忐忑不安,老在猜想院首长为什么偏偏找我们三个人去谈话?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到了院部,严院长让我们坐下,郑重其事地说:
“今天晚上,我有一件事要和你们谈谈。”
严院长为人精明强干,对下级爱护关怀,只是不大喜欢多说话,脸上习惯地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这时,虽然他笑着说话,我看得出来,他的脸色和举动都是挺严肃的。
“同志们,我们成天行军打仗,你们受得了吗?”
“首长,放心吧!”陈真梅把小宝紧紧靠在自己的身边,好象也在代表他说话一样。“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首长!”温素琴喘着气,用有些发沙的声音回答说:“怕苦就不当红军了,我们走……走……走得动。”
严院长点了点头,转过头来问我:
“小兰,你呢?”
“我?跟她们两个一样,部队走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好!”严院长平时讲话的声音很高,现在一下变得低沉了,咀里象堵住个什么东西。沉默了一会,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现在组织上决定让你们暂时回家去!”
我们都腾地站了起来。
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照着我们三个人的紧张的面孔。几分钟的时光,我们象失去了知觉的木头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短促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寒风在门外呼啸,发出骇人的声响,窗户纸被震得噗噗地颤动。
我的心咚咚咚地猛跳,两眼发黑,脑子里嗡嗡作响。我看着屋,屋打转,看着桌子,桌子打旋。脚下的花砖地面,也好象变成了希泥烂浆,渐渐往下陷落。滚烫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我忍耐不了这闷人的沉默,右手不仃地绞动着衣角,哽哽咽咽地说:
“院长,我……我……我不回家。”
陈真梅抬起头来,向严院长哀求着:
“我能走,我把孩子交给老赵带。”
温素琴也吃力地说:
“我的病会……会马上……好的!”
严院长一清二楚地知道二方面军撤出根据地、转入外线的行动计划,以及要动员我们回家的原因。但是,在白色恐怖下,在敌人重重的包围里,党的纪律不允许他将这些情况告诉不应该知道的人,这样,他只能转弯抹角地跟我们讲。他看到我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就把我拉到身边,象母亲一般地用毛巾给我擦眼泪。
“坐下,同志们,坐下!”严院长双手微微颤动着,激动地说:“这不是领导上狠心把你们甩掉,党和上级在什么时候也不会这样。你们想想,党就象母亲,母亲对儿女,哪有不疼爱、不关心的?可是,过去我们行军是仃仃走走,走走仃仃,每天走几十里,百把里,走几天也还有个休息的机会。这次的行军就不同于已往任何一次了。眼下你们三个人小的小,病的病,陈真梅身边还拖着个吃奶的小孩,怎么能跟上部队,这里离你们几个人的家都不远,那一带还有政权机关。党决定让你们暂时回去,以后有了机会再回部队来。这是为革命的长远利益着想,也是为你们着想,懂吗?这个,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再说,只要你们一心向着党,向着红军,回到家里,也一样可以为革命做工作。”
严院长苦口婆心地跟我们讲呀讲呀,一直讲到半夜,口讲干了,喉咙讲哑了。说实在的,从感情上来说,谁又舍得我们离开红军呢?领导上这样决定,也实在是形势所逼呀!
陈真梅抬起头来,看了我和温素琴一眼,激动地对严院长说:
“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们回去以后不会闲呆在家里,一定去找政府,继续为革命工作。”
我也被严院长的耐心解释说动了,勉强地点了点头。只有温素琴,面对墙壁,低头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看护长早就从严院长那里知道要动员我们回家的消息,第二天一清早,她就找来了。她一边邦我们收拾东西,还轻声丁嘱我们说:
“在路上要互相照顾,多留神。一回到家,就去找地方组织,依靠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平素爱说爱笑的王德民听说我们要走,一整天没有讲过一句笑话,一有空就到我们这里来,象个长辈一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党的主张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意图去做,就不会错。小兰,你记住,碰到天大的困难,也要把头抬起来。”
柳莹老守在我们身边,一边偷偷抹眼泪,一边强装笑脸地安慰我们说:
“服从组织决定,先回家去吧,往后形势好转,再接你们回来!”
小刘见我们要离开红军,坐不是,站也不是,总围在我身边打转转。有时好象有好多话要对我讲,但又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一直到晚上,他把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塞到我手里,憋了半天,好容易说出了一句话:“小兰,不要难过,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大家正在用热情诚挚的言语向我们告别,陈真梅的爱人赵云胜匆匆进来了。他走到陈真梅的跟前,接过小宝来吻着。陈真梅呆呆地望着他,低声说了句:
“你也来了!”
“嗯!”赵云胜点了点头,“来送送你们!”
看到这情景,我和温素琴悄悄地从房里退了出来。
过了好久,我跟温素琴走进去的时候,只见赵云胜和陈真梅紧挨着,小宝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俩的脸上浮现着的不是愁苦,而是欣慰的微笑。赵云胜看见我跟温素琴进来,才转过脸,微笑着说:
“小兰,温素琴,明天我不来送你们了。路上保重吧!”
三
第二天,部队出发了,侦察队张队长奉首长命令,带着十几个侦察员来送我们。他们把我们三个人送过大庸,到了桑植境内,又向我们交代了一番,才转身回去赶队伍。
我们怀着对部队留恋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往回走。走了不远,气氛不同了,路上再也看不到戴八角帽的人,原有的苏维埃政府也转移了。
这天,小宝还象往常行军一样,睁着两只明亮的眼睛东看西看,高兴得小手不仃地往陈真梅的头上乱拍乱打。我们三个人呢,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快要出山口子了,陈真梅突然仃住了脚步,心情沉重地望着我们说:
“我们把八角帽藏起来,装做讨饭的打扮吧!”
我在一个半截的树墩子上坐下来,缓慢地取下头上的八角帽,望着上面的红五星愣住了。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站在井沿上照影子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眼前。红五星,这是红军的标志,是光荣的象征,它在我的头上日夜陪伴着我已经十个月了。如今,我怎么舍得把它拿下来呢?我再一看陈真梅跟温素琴,她们手里也都拿着八角帽,在那里发呆。
沉默了好久,陈真梅一咬咀唇,说:
“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再把它戴在头上也不行,还是藏起来吧!”
我拿着八角帽的手,止不住微微颤动,眼睛也湿润了。
我擦了擦眼睛,望着陈真梅说:
“我们把红五星藏到棉衣里好不好?”
陈真梅思索了一下,点头说:
“要得,只是要藏好!”
我把红五星从八角帽上拆下来,拿着棉衣犹予起来了。
藏在什么地方好呢?想了一阵,我说:“就藏在胸前吧!”
陈真梅赞同地说:
“对,应该藏在胸前!”
我在棉衣的胸襟上撕开一条小口,小心翼翼地把红五星缝到了里面。缝好了,我穿上棉衣站起身来,手按着卜卜跳动的胸口想:这里面不仅缝着红五星,还缝着我的心呀!
我们穿的是打土豪得来的大襟棉袄,因为穿的时间久,已经很破旧了。我们把红五星缝好以后,又把棉袄撕了好几条口子,把头发也拨得乱蓬蓬的。这一打扮,真象是讨饭的一样。
收拾好了,陈真梅背起小宝,对我和温素琴说:
“走吧,记住,我们变成讨饭的了!”
出了山口,就看到一块不大的场坪。场坪旁边,满地都是烧黑了的砖瓦土墙和正在呼呼冒烟的木柱,一股焦臭味直冲鼻孔。瓦砾堆上,躺着十几具大人小孩的尸体。瓦砾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并排吊着好几个人,都已经僵硬了。在大树的树干上,贴着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的布告。我看到这情景,心里象刀绞,眼珠也好象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一样,忿怒和仇恨,使我难以忍受。
陈真梅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脸上露出激忿的神情说:
“看样子,这些屠夫刚过去,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又顺着山脚下的石板路往前走。走了不远,只听得陈真梅喊了声:
“敌人!”
我往前一看,可不,几十个背着枪的白匪军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这里走来。我们想都来不及想,转身就往山上跑。
白匪军发现了,就对准我们开枪。子弹象黄蜂一样,在我们后面跟了上来。温素琴摇摇晃晃地走不动了,陈真梅把小宝交给我,背起她就往上跑。小宝听得枪响,吓得哇哇直哭。后面传来了匪兵的喊叫声:
“站住!站住!”
我们跑到山上树林稠密的地方,白匪军也追到了山边边上。
翻过一块大岩石,忽然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小涧,两边荆棘杂草丛生。陈真梅拨开刺丛,招呼我们说:
“我们就躲在这里吧!”
谁知我们刚一钻进山涧,一根刺挂住了小宝的手,我一着急,也顾不得把刺扯开,就往前猛奔。这下糟了,小宝的手被刺挂出了血,哇地又哭了起来。我心里卜卜卜跳得更厉害了,这种时候哭就等于给白军引路啦。
陈真梅刚刚扶温素琴坐下,听得哭声,连忙从我手里接过小宝,解开衣扣,把奶头塞到了他的咀里。小宝嗡嗡两声,才不哭了。
一切都静下来了。我一边退着走,一边把我们踩倒的杂草扶了起来。
“噫,明明跑上来了,怎么影子都没得了呢?”
“一定藏在树林子里,快搜!”
接着传进我耳朵里的,是白匪军的脚步声,怒骂声。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的头顶上响开了:
“一定是藏在这水涧里了,下去搜搜看。”
我的眼睛紧丁着外面,心里就象捶鼓一样。要是被他们搜出来,我自己倒不怕,只是温素琴是个病人,陈真梅又带着个孩子……
茅草拨得刹刹响。显然,匪兵们下涧来了,我顺手抓起一块大石头,心想:真要被发觉了,也不能让他们占便宜,就是用石头,也要砸死他们几个。我再一看陈真梅、温素琴,她们手里也拿着石头,忿怒地望着草丛外面。
“哎哟,娘卖x的,刺把老子的脸都挂出血来了!”
“这刺窝里怎么藏得住人?算了吧,到上面去搜!”
他们在上面咋咋呼呼地闹了一气,没有搜查出结果,有几个家伙又跑到水涧旁边来了。只听得一个声音在上面大喊:
“出来,我都看到你们了,还往哪里跑!”
“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紧接着,啪啪就是几枪,子弹打在我面前的石头上,冒出了火星。
这震耳的枪声把小宝吓得一怔。他松开那含着奶头的咀,一抽一抽地,就要哭起来了。陈真梅连忙又把奶头硬塞进了小宝的咀里,紧紧堵住。小宝手蹦脚打,小脸憋得通红,一会又变成了青色。陈真梅还是紧紧抱住,不敢松手。
“跑到哪里去了呢?”
“可能没有躲在这里,走吧!”
匪徒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脚步声由近而远地消失了。周围也渐渐清静下来。
陈真梅把奶头从小宝的咀里抽了出来。低头一看,小宝
白眼珠一翻一翻,脸色煞白,哭也不会哭了,张着小咀急促地呼吸。陈真梅轻轻拍着小宝,几颗晶莹的泪珠,滚落在他的脸上。
温素琴摸着小宝的头,难过地对陈真梅说:
“你……你把他堵得太紧了。”
陈真梅用低低的声音说:
“要哭出声来,四条命都没得了。”
我还不大放心,就先从刺丛里钻出去,机警地到处看了看,见那些家伙确实走远了,才对涧里轻声喊道:
“上来吧!”
陈真梅和温素琴上来了。我们一看小宝,他的呼吸均匀了,脸色也好了许多。陈真梅缓了缓气说:
“走大路危险,我们还是走山路吧!”
我也说:
“往后万一碰到敌人,我们不要乱跑,能混过去的时候就混过去。”
温素琴也点了点头。
这一场惊骇使我们更加警觉了。我们不再走大路,就在深山里穿行。
四
这里山连着山,峰迭着蜂,云雾缭绕,怪石钻天。我们在这深山里走走仃仃,仃仃走走,离开了红军,两条腿有千斤重,跨一步就象翻过一座大山那样艰难。
太阳从山顶沉下去了,远处的山林影影绰绰。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天空布满了一层黑沉沉的乌云,就象一口大锅扣在头顶上。
“要落雨丁,快走,找个地方躲雨去!”陈真梅着急地说。
我背着小宝,陈真梅搀着温素琴,加快了脚步往前走。
也许是走得太急的缘故吧,走了不久,温素琴又猛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她仃住了脚步,抬起那双焦虑的眼睛望着我们,咀巴张了几回,好象想讲话,又没有讲出来。陈真梅知道温素琴的性格,一边搀着她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一边安慰她说:
“不要急,素琴,不要急!”
三个人还没有走出这深山密林,冷风呼呼怪叫,豆大的雨点就哗哗地打了下来。
小宝哪经得起这寒风暴雨的袭击,浑身发抖,高声哭叫。我刚想去哄他,温素琴又滑倒在地上,艰难地喘着气,喉咙里象拉风箱一样,呼吁直响。
“真梅,小兰,你们……先走吧!”
温素琴说完,昏了过去。
“素琴!素琴!”陈真梅抱着她的身子用力摇晃。
“素琴!”我跪了下来,用手抚摸她的胸口。
寒风夹着雨点向我们袭来,就象针扎在我们的身上。树上窝里的鸟儿冻得吱吱地叫个不仃。
陈真梅费力地把温素琴背到一棵大树下,不知所措地揉擦着她的脖子。过了好久,只听得她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但仍然不见醒过来。
“小兰!”陈真梅突然变得快活起来。“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么子?”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问。
只见陈真梅把温素琴的身子倒转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然后用手从她的胸脯轻轻往脖子上推。推了好一阵,温索琴突然噗的一声,吐出了几口浓痰。象放开了闸门,温素琴的喉咙顿时畅通了,呼吸也逐渐正常起来。温素琴慢慢张开眼睛,看了看我,看了看陈真梅,又挣扎着坐起来,紧紧搂住陈真梅的脖子,激动地叫了声:“真梅!”
温素琴倒在陈真梅的怀里睡着了。
陈真梅用衣角轻轻给温素琴擦着脸上的泪珠,掀下披在自己身上的被单盖在她的身上,就倚在树干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我凝视着陈真梅,才突然发现她的样子大大地变了。她原先长得很丰满的两颊凹陷了下去,一头黑亮整齐的头发变得乱蓬蓬的,只是那双眼睛仍然那样炯炯有神。
离开部队的这些天来,我们三个人中间,数陈真梅操心最大,吃的苦也最多。她从没有一句怨言,从没有说过一个“苦”字。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听人说过她的身世。她家原先住在永顺县的王村镇,一家人靠丈夫赵云胜做铜匠过日子。只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催逼又紧,赵云胜说了几句气忿的话,镇公所就说他是共产党,派两个差狗子要抓他去问罪。他母亲上去阻拦,被差狗子猛踢一脚,正踢在心窝里,被踢死了。赵云胜、陈真梅气不过,拿起扁担把那两个差狗子打倒在地,空着双手跑到湖北鹤峰参加了红军。红军使她获得了新的生命,使她懂得了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才能把仇恨刨光挖净。她说她只要一想到红军,一想到在部队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身上就象长了翅膀,有了无限的力量。现在离开了红军,离开了战友,她没有忘记党对她的教育,部队对她的教育。她自觉地担起了这付沉重的担子,毫无畏惧地经受了这一切艰难的考验,并且用她的这种坚毅的力量影响了我们。
山那边传来了刺耳的虎啸声。我跟陈真梅挨得更紧了,两只冻僵了的手也紧握着拳头。好象这样,就能打退任何豺狼虎豹。
温素琴醒来了,陈真梅把她搀起来说:
“走吧!”
我们三个肩挨着肩,手挽着手,艰难地往前走。我们的脚踩在腐叶上、杂草上,发出卡吱卡吱的响声。我们的心,随着阵阵的寒风,卜卜L跳动,我们的眼睛,寻找着前进的道路,我们的耳朵,倾听着周围的动静。
小宝在我背上哭得声音都嘶哑了,还在连声喊着“妈妈”。我束手无策,只是重复地说着:“小宝,莫哭,莫哭!”
温素琴又仃住了,她望着气喘吁吁的陈真梅,费力地说:
“我……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先走吧!”
陈真梅头一摆:
“不要再这样讲了!”
说罢,她身子一弓,背起温素琴就往前走。
温素琴在她的背上大喊:“快放下我!快放下我!”
陈真梅好象没有听到,摇摇晃晃地迈着大步向前奔去。
五
船到桥头自会直,我们终于走出了浩瀚的林海。
“前边有屋!前边有屋!”
我喜出望外地指着前面不远的一个有亮的地方说。
陈真梅用衣袖擦了擦汗珠,加快了脚步,高兴地说:
“快走,到了前面就有办法啦!”
到了山下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庙。我们相跟着走进去,只见院内杂草丛生,墙壁上满是青苔。供桌上亮着一盏小油灯,暗淡的光亮照着坐在神位上的观世音菩萨。
我端起小油灯,看见供桌上摆着一碟供果,一碗冷饭。我们肚子里早就空荡荡的了,看到这些,我忙把这些供品端下来说:
“我们是活的观世音菩萨。来,领了这份情吧!”
供果和冷饭优待了小宝和温素琴,我和陈真梅就吃身上带的生番薯。
肚子里填了些东西,好过多了。我想再在庙里找出点什么吃的东西来,但找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找着。
“烧点火吧!”我提议说。
我和陈真梅捡了一些干柴茅草,在堂上烧起了一堆红通通的火。我们一边烤着被雨水淋湿了的头发和衣衫,一边谈论着。
干柴茅草烧光了,火熄了,只剩下一堆闪着火星的灰烬。
小宝倒在陈真梅的腿上睡着了。我们坐在铺了草的地上,背靠着背,互相借体温来取暖。
夜,静悄悄的。
离开了红军,比离开了亲娘还难过。亲娘只给了我身子,红军给了我灵魂。记得在家里的时候,三里路以外的事情我都不晓得。在刘家当童养媳受折磨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的好。自从参加红军以后,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我知道了世界上的多少事啊!
我想起了杨团长,眼前又出现了他那坚定的面孔,耳朵里又响起了他那雄壮动人的歌声。我想起了医院里的同志,想起了参加红军后认识的许多人……
我想起了这一切,万感交集。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我怎么能够离开红军呢?虽然回家也可以坚持革命斗争,但是在这个时候,红军不是更需要人么……想着想着,我怎么也闭不上眼,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还没有睡着吗?小兰!”陈真梅轻声地问。
“没有。”我怕吵醒温素琴,也细声细气地回答。
“我也没有!”温素琴动了动身子说。
“你们在想么子呢?”陈真梅问。
“我不回家,要回部队去!”我激动地说。
“我也这么想。”温素琴说。“可是我这个病……唉!真梅,小兰,你们先去追队伍吧。我等病好一点,也一定会赶上去。”
我不高兴地说:
“你又来了,往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陈真梅也坚决地说:
“我们是革命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生死,共患难,决不能丢下你不管!”
温素琴不再说什么了。我猜得到她的心情,离开部队以来,她总觉得连累了我们而感到不安。其实,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怎么会嫌她“连累”了我们呢?
“追上红军,要是又把我们送回来怎么办呢?”温素琴轻轻咳嗽了两声,发急地问。
陈真梅顺手摸到了一根柴棍,拨了拨火灰。火星闪烁着,光亮驱走了黑暗,照亮了我们的脸孔,照亮了我们焦虑的心。
“追!追!”陈真梅用棍子使劲往火灰上一敲,斩钉截铁地说,“哪怕追到天边边,追到地角角,也要找到红军。组织上动员我们暂时回家,是怕我们跟不上队伍。要是我们赶上去了,首长看我们三个人决心这样大,志气这样高,就会同意我们归队的!”
“对,追!”我也激动地说。
我们三个人本来是背靠着背的,可是狂喜使我忘记了这些,我霍地站了起来。陈真梅、温素琴的背一落空,就倒了下去。小宝被惊醒过来了,茫然地哭着喊妈妈。
“追!可这伢伢怎么办?”陈真梅又发起愁来了。
是呵,背着这么个伢伢,怎么能够追赶得上红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