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

我们离开了白果山老婆婆的家，紧紧追赶红军。一路上，时常能够看到红军路过的痕迹。这些痕迹，象一条用来攀登绝壁的铁索，紧紧抓住这条铁索，就能登上顶峰。我们三个人跟随着这些痕迹，默默地挪动两条腿，只是向前、向前……

前两天路上还算顺利，但是进入大庸境内以后，情况大不相同，见到的白军、保安队越来越多了，就象路边上的驴马粪一样。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就绕着偏僻的山路前进。

这天，我们钻进了一坐人迹罕到的深山老林。

虽然已经是冬季，山里仍然是一片青翠。魁梧的樟树象一把把撑开了的大伞，枫树上的片片红叶点缀着绿色的山林，只有经不起寒风吹打的梧桐树，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无声无息地立着。林子里阴暗得很，从那茂密的树叶缝里漏下来的阳光，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斑斑点点，如同初春的残雪。

地下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上面走着，象是走在沙滩上一样。

森林里静得出奇，只能听到汩汩的流泉声和鸟的啼叫声。我拄着竹棍，正低着头往前走哩，一只毛茸茸的野兔崽崽，从岩石背后一蹦一蹦地跳了出来。我一眼看见，大喊着扑了过去，陈真梅、温素琴也嗨嗨笑着追了过来，把兔崽崽围住了。

这兔崽崽似乎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人。它并不害怕，溜溜转的两只红眼睛，惊奇而又狡黠地望望我们三个，一扭身，连蹦带跳地溜走了。

我们三个一齐挥动手里的竹棍，劈劈啪啪地往地下敲打着追过去。这兔崽崽也许是被突然的袭击吓昏了吧，跑了不远，一头撞在树干上，身子往后一退，四脚朝天地翻倒了。就在这一眨眼间，我飞跑过去，双手用劲把它按住了。我高兴得朝陈真梅、温素琴大声喊叫：

“捉住了！捉住了！”

我掀起棉袄的前襟，把兔崽崽放在里面，一边哄伢伢似的轻轻拍打着往前走，一边一本正经地问它：

“你这兔崽崽怎么单独行动?你妈妈呢?”

兔崽崽眼珠一转一转，四只脚在棉袄里乱蹦乱抓。

有了这个兔崽崽，我们走路也更加轻松了。我一路走，一路对它又说又笑，好象这个小小的动物也能懂得我的话一样。

温素琴加快脚步赶了上来，和我并肩走着，笑着问：

“你在跟它讲么子呀?”

我眨了眨眼睛说：

“我在问它，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队伍。”

“它怎么说？”温素琴认真地问，好象真的相信这个兔崽崽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一样。

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

“它说只要我们每天多走点路，不要半个月就会赶上。”

“它还讲些么子?”’

“它讲你的病刚好，要是累狠了，怕又会呼哧呼哧地拉风箱。”

温素琴头一偏，说：

“你告诉它，莫替我操这份空心，我就是用两只手在地下爬，也要赶上队伍。”

陈真梅习惯地用手把搭在额上的一绺头发往上一抹，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说：

“你们猜，医院这时候在做么子？”

一提到医院，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影，又迅速地在我眼前闪过。我仿佛看到，看护长身上背着药包，跟着担架连，默默地往-前走着，不时地替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掖一掖毯子，推一推枕在头下的包袱。柳莹跨着矫健的脚步，穿梭似的走在行军队伍里。担架刚一放下，她从水壶里倒出一杯清水，一匙一匙地喂到一个伤员的咀里。彭医生手里拿着听诊器，蹲在略旁，正在给一个病号看病。还有王德民，他担着伙食担子，一边甩动左臂大步往前走，一边还在唱。小刘背着小马枪，象一只小老虎一样领着警卫班雄赳赳地走来了……想到这里，我就回答说：

“在行军！”

温素琴说：

“不，天快黑了，他们宿了营，准备开饭了!”

“对了，你看，王胡子班长满头大汗地端着饭菜送来了。他又该说了：人是铁，饭是钢，吃饱饭，好行军，好打仗。”我学着王德民的那个粗嗓子，瓮声瓮气地说。

温素琴真的回过头去看，我和陈真梅都忍不住笑起来。笑饱了，陈真梅拍拍干粮袋说：

“他们开饭，我们也该开饭了。来，吃点东西再走吧！”

我们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就吃着从婆婆家里带来的养麦粑粑。

阴云越来越厚，树林里也越加暗淡了。吃完粑粑，我们三个人又拄着竹棍往前走。

起风了。走了一阵路，浑身发热，微风吹来，使人感到格外凉爽。

一刹那，阴暗的山林里象降下了一道黑色的幕布。天地合成了一体，徐徐的微风，一下子变成了怒吼的狂风。树叶刷刷地响着，一簇簇地落在地下，粗大的树干狂摆着，树枝发出卡察卡察的响声，被劈下来抛到空中。整个树林里就象有千军万马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我们的头发被狂风吹得乱蹦乱跳，衣角被掀得上下拍打。我的身子也好象前面有人撑着，后面有人拖着一样，走几步就要后退一步。

紧接着，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打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雨水象一条条毛虫，在我的脸上、手上和胸前爬动。不一会，我们浑身就好象泡在水里一样，冻得直打哆嗦。

周围更黑了。我们象瞎子走路一样，用竹棍在地下探索着往前走。在大雨中走了一阵，陈真梅附着我们的耳朵大声说：

“不要往前走了，就在这里过夜吧！”

天这样黑，再往前走可能迷失方向，我们只得靠着一棵树，紧挨在一起坐了下来。我伸手去拧身上的湿衣服，才发觉放在衣襟里的那只免崽崽已经不见了。

我们拧完了衣服，都默默地坐着。好久好久没有说话，也睡不着觉。我觉得身上更冷了，多么想烧团火来烤烤。在这个鬼地方，到处都被大雨浇得湿漉漉的，到哪里去找干柴禾呢，这真是尼姑庵里借梳篦，根本办不到。我只得站起身，来回跳动。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林子里又恢复了宁静。积水在腐叶下面悄声地流动，树梢上的水珠，啪嗒啪嗒地掉在我们的脸上和手上。

陈真梅咳嗽了一声，打破了长时间的寂静，又小声地对我们说：

“我们离开大路，又走了三天了吧?”

我回答说：

“是呀，整整三天了。”

陈真梅说：

我真有点担心……”

“担心么子?”没有等陈真梅把话讲完，我就接上去问。

陈真梅说；

“部队为了甩开敌人，是绕着弯走的。我们呢?这几天净走山路，也不晓得方向对不对?”

温素琴着急地说：

“那怎么办啦？”

我也有些担心了。是呵，世界这么大，路又是这样长，我们走得对不对呢?

过了一会，陈真梅才说：

“先坐下来，等天亮下山探探情况再讲吧!”

我们三个人又沉默了。不知不觉，我就靠在树干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就冻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从上面投下了桐子大的白色斑点，一个、两个……象是扣在我们身上的那口大锅被人钻了几个眼，漏了亮了。我腾地蹦起来，大声说：

“你们看，这是么子？”

陈真梅、温素琴被我的喊声惊醒了，几乎同时站起身来，高兴地喊；

“天亮啦！”

我们三个人又上路了。

走到山顶上，我爬上一棵大树，拨开树枝往下一看，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是煮早饭的时候了。我从树上跳下来，对陈真梅说：

“下边有村子，我下山去看看吧！”

陈真梅点头说：

“要得。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免得走冤枉路！”

我们捡了些干柴禾，甩藤子捆好，横搁在从老婆婆家里带来的背篓上。我卷起裤腿，背上背篓正要走，陈真梅又把我喊住了。

“你一身这样湿淋淋的，怎么能下山?”陈真梅摸着我的棉衣说。

我说：“没得关系，我不冷。”

陈真梅又说：

“不是冷不冷的问题，你这个样子下山会被人识破的。”

我望着自己这湿漉漉的一身，也忍不住笑了。真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太阳出来了。我把穿在里面的一件黑色的单衣脱下，搭在树枝上晾起来，棉衣就穿在身上晒。直到下午，单衣干了，我把它罩在棉衣上面，背起柴禾下山去。

下山以后，一连走了好几个村子，都没有找到红军路过的痕迹。我转弯抹角地问老百姓，他们也都连连摇头说没有看见过红军。我心里焦急起来：莫非我们真的走错了路?

我又翻过好几个山坡，远远看到了一个紧靠着山脚的村庄。

我在村口的一个茅屋跟前仃住了。只见两扇木板门紧闭着，门口堆着许多稻草、牛粪，看样子很久没有住过人了。我正要往村子里走，又听得响起了一阵紧促的锣声。随着锣声，一个缠着黑头巾的矮子一跛一跛地走过来，站在我对面的小土坡上，拖长声音喊叫起来：

“共匪猖獗，为害百姓。政府有令，如发现掉队散匪，应立即送政府法办，发现行迹可疑的人，也应立即报告。窝藏共匪不报者，与共匪同罪。”

喊完以后，又是一阵紧促的锣声。

打锣的跛子刚过去，又有几个提着刀、背着枪的家伙，押着两个绳捆索绑的农民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有个歪戴着一顶灰帽子的匪徒走到我面前，贼溜溜的眼睛直往我身上打转。我予感到再往村子里走，很难探听出什么情况，就转身往村边走去。

我在村边的一栋独立的瓦屋面前仃住了。青砖墙上显出了红军留下的标语痕迹。这些标语都被石灰水刷过，但模模胡胡地还可以辨认出来。

“这是我们部队到过的地方。我们现在走的方向可能不对。”我心里暗想。

光知道红军来过这里，不知道往哪里去了也不行呀。我转头一看，在屋背后的竹林边上，有一棵大酸枣树，一个十二三岁的男伢立在水牛背上，正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篙打树上的酸枣。一个八九岁的女伢，弯腰把打落下来的酸枣捡放到兰子里。我想，这两个伢伢也许晓得红军的去向。伢伢是不会讲假话的，我就朝他们走去。

那个正在弯腰捡酸枣的女伢听得有脚步声，猛然抬起头来，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我，把两手一摊，大声说：

“酸枣是我哥哥打下来的，不准你捡。”

我一边往前走，一边笑眯眯地说：

“小妹妹，放心，你就是把那一兰子酸枣送到我手里，我也不要。”

“真的吗?”女伢睁着两只大眼，疑惑地问。

“哄你的是这个。”我伸出了小拇指。

女伢对我不存戒心了，就弯下身去捡酸枣。

我把身子一偏，把柴禾放下来，指着墙上的标语故意问她：

“墙上那些左弯右拐的，是画的么子罗?”

“这还不晓得。红军写的字嘛。”男伢从水牛背上敏捷地跳了下来回答说，“就是贺龙的那个红军，你没有看见过?”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红军到这里的时候，怎样跟白军打仗，红军对老百姓怎样好……等他讲完了，我又问：

“红军到哪里去了，你晓得吗?”

“我亲眼看见他们往慈利那边去了，不信你问我妹妹。红军开差那天，我还跟着走了好远哩……”

“真的，我也跟了四五里路哩!”女伢抢着说。

我高兴得拉住了他们两人的手，又问：

“他们走了好久?”

“有五六天了。”男伢说，“他们开差那天，正下毛毛雨。”

我问清了情况，把柴禾往酸枣树上一靠，背上空背篓，转身就走。男伢大声问：

“你到哪里去呀?”

我边走边回答说：

“我山上还放着一捆柴，要赶快去背下来。”

我一路小跑着走，黄昏时分，才赶回山上。陈真梅、温素琴隔老远看到我，忙迎上来问：

“怎么样?”

“往慈利那边去了，才走了五六天。”我指着东南方向说，“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才对。”

陈真梅、温素琴的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神色。

二

我们日夜兼程地顺着红军走的方向前进，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绕过来转过去，二十多天走过了桑植、大庸、慈利、辰溪四个县的地域，来到了沅陵境内。

天阴沉沉的。我们站在山顶上，远远看见前面出现了一道波光闪闪的河面，弯弯曲曲的，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那就是酉水。陈真梅指着那条河说：

“我们下山去找渡口过河吧!”

我们在泉水边洗了脸，梳理了蓬乱的头发，又把穿在里面的干净一些的单衣脱下来，罩在棉衣外面。收拾好了以后，我们就往山下走。

我们三个人从山谷里出来，走进了一个茶亭子。亭子的屋柱上和墙上贴满了国民党那各式各样盖着大红印的布告。长条凳上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老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穿着一身深兰色的粗布衣衫，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他一边吸烟，一边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人说话。从他们放在身边的那只盛满了东西的腰兰子来看，他们好象是走亲戚去的。老人看见我们三个人走进去，抬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们。

亭子里摆摊子的老板娘，手里提着个烘笼子从屋里出来了。老人跟年轻人站起身来，向她打招呼。

“老板娘，生意好呀！”老人拱着手，笑眯眯地说。

老板娘挨着那摆着糖、香烟、瓜子的小摊子坐下来，苦笑着说：

“好么子罗！有了那些背时保安队，就莫想安心做生意。”

老板娘提起保安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也在长条凳上坐下来，留神听着他们的谈话。

老人吸了两口烟，又低声问老板娘；

“渡口还卡得那样紧吗?”

“紧，紧得很！”老板娘机警地往四周望了望，又细声细气地说，“来往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可疑痕迹，就说是红军，是共产党，还要解到县衙门关起来。”

老人又用低沉的声音问：

“听人讲，昨天又抓起两个，还有个十几岁的伢伢，是吗?”

“是呵！”老板娘头一扬，有点气忿地说，“那两个人就是口音有点不对，保安队硬说人家是红军留下来的。其实，那个十三四岁的伢伢，是么子红军喽！”

老人沉默着，两只眼睛鼓得更大了。那个年轻人从凳子上站立起来，气呼呼地说：

“捉一个红军领得几十块钱的赏。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管你是不是红军，有钱，他们么子事情都做得出来。”

老人大声咳嗽了两声，年轻人仃下不讲了。我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长袍、戴礼帽、背合子枯的矮胖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他的脑壳元滚滚的，脸上臃肿得眼睛咀巴挤作一堆，活象肉铺里架子上挂着的猪脑壳。在他的身后边，跟着好几个提刀背枪的家伙。

猪脑壳走到亭子中间，仃住脚，一双阴鸷的眼睛扫视着我们，冷笑了几声，神气十足地走了。

猪脑壳刚走，年轻人就朝那方向“呸”的一声，忿忿地骂了起来。老人还是在低头吧哒着旱烟杆。

我们这时才知道，这个渡口是一个不好过的难关。如何才能渡过这一关呢？在他们谈论的时候，我们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有本地人带我们过去，那就好了。从刚才的谈话中，我觉得这个老人和年轻人都是好人。他们肯不肯带我们过去呢？我向陈真梅使了一个眼色，就转过头来，故意问老人说：

“老伯伯，前头有个渡口吗?”

老人抬起他那双发光的眼睛望了望我，又望了望陈真梅和温素琴，才拖长声音问：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我挨靠着温素琴回答说：

“我们两姐妹是从大庸那边来，到沅陵城里去看亲戚的。”

老人的眼睛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又问：

“兵荒马乱，你们两个年轻轻的，怎么敢这么远来走亲戚。”

温素琴皱着眉毛说：

“没有想到路上这样难走呀！” ’

“你呢?”老人又转头问陈真梅。

我回答说：

“她是我们在路上碰上的。她也要到沅陵去。”

陈真梅连忙说：

“我男人在沅陵街上的布铺里当厨子。我去看看他。”

“在哪个布铺?”

“在……在……”陈真梅支支吾吾地说，“我也记不得在哪个布铺，到那里再去问嘛！”

“叫么子名字?”

“叫赵师傅。”我想都没有想，就抢着回答说。

陈真梅急得直用眼睛瞪我。温素琴也装出一付姐姐的样子教训地对我说：

“你这咀巴真多。”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跑了咀，忙掩饰地指着陈真梅说：

“她在路上不是讲过，她男人姓赵吗？”

老人又问了我们许多话，好象是有意识地在探测我们的身份。我们呢，也在探听老人的口气，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可靠的群众。我们互相套问了很久，老人那两条长长的眉毛紧锁起来了。他摇了摇头说：

“这个渡口，只怕你们过不去！”

我看着老人的神色，又试探地说：

“这个渡口不好过，那就找别的地方过呗！”

“别的地方？”老板娘说，“这一线的船，都被保安队收走了，渡口也都被他们卡住了，哪里都是一样。”

陈真梅装出一付焦急的样子，哭丧着脸说：

“那怎么办?我这么远走来，莫非又要打转身?”

这时，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从长凳上猛冲了起来，气忿地说：

“过不去也要过，看那些保安队能把我们怎么的!”

老人又定定地望着我，眼睛里闪出了逼人的光芒。他把手里的旱烟杆往条凳上一敲，象指挥员在战场上下达作战命令一样地对我说：

“坐下，你这个不懂事伢伢，这样冒里冒失，会惹出祸来的！”

老人这样一说，我只得慢慢坐下来，无意识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那个年轻人望了望我们，也说：

“莫急，总要想办法过去的！”

我们沉默了。老人和年轻人互相对望着，好象正在为我们打主意。

老人的眼睛转动了几下，突然抬起头来，把旱烟杆往腰上一插，说：

“好，我们俩父子带你们过去！”

听他说要带我们过去，我心里一阵高兴。我刚想对他说几句感谢话，只听得陈真梅说：

“要是被保安队查出来，连累了你老人家跟这位大哥，那怎么办?”

老人头一偏，不高兴地说：

“不要罗苏。快商量商量怎么过去吧！”

老板娘也高兴地说：

“你们三个算是走了运了。跟着他们俩父子过渡，只管放心。”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阵，老人提起腰兰子，站起身来说：

“走吧，到了渡口，不要慌张，一切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去应付。”

宽阔的酉水出现在我们面前，河水发出哗哗的响声。渡口上闹嚷嚷的，等待盘查的大人、小孩、男的、女的，排成了长长的队伍，背着枪的保安队在大喊大叫：

“依秩序，一个个地来。哪个乱挤就是红军，就是共产党，抓起来砍他的脑壳！”

河面上没有来往的船只，只有一只带篷的渡船仃靠在码头口上。几个保安队的家伙正在搜查盘问等待过渡的人。

我伸出头往前一看，他们搜查得真仔细，身上穿的，手里提的，肩上担的，都搜遍了。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身上带着十几块光洋，被他们放进了自己腰包里；一个妇女走人家送礼的一只鸡婆，也被他们提走了。

轮到搜查我们前面的那个人了。这是一个瘦削的脸色黧黑的壮年人。他身上穿着一身破烂的黑布衫，脚上穿着草鞋，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两个保安队的家伙盘问了他大半天，又在他身上摸了一气，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才不耐烦地吼道：

“滚！”

那个壮年人连忙往渡船上跨，他的右腿突然一拐，身子晃了两下，又退了回来。接着，他又用力往上跳，两只脚刚刚踏上船头，只听得一个怪里怪气的尖喉咙大喊了一声：“回来！”

我转头一看，刚才在茶亭子里碰到的那个穿长袍、戴礼帽、背合子枪的猪脑壳，满面杀气地从码头上面跑下来了。他眯起一双猪眼睛，站在那个壮年人面前喘着气。过了好一阵，他突然扑过去，抓住那个壮年人的右裤腿猛力一撕，撕开了一条大口子，膝盖上面就露出了沾有血迹的绷带。猪脑壳一连往壮年人的脸上狠狠打了几耳光，大声骂道：

“他妈的，共匪！”

接着，又跑过来几个匪徒，紧紧扭住了壮年人。

壮年人一边挣扎，一边对正在等待过渡的人群大喊：

“我是红军，我就是红军。我们红军要抗日救中国，可是，国民党卖国贼不光自己不抗日，反而诬红军是匪，来打我们抗日的红军。乡亲们，你们请看，我腿上的伤口就是国民党打的。这就是他们卖国投降的罪证。”

猪脑壳气得满脸的横肉挤成一堆，猛地踢了一脚，把那个壮年人踢倒在地上，又叉着腰，凶狠狠地问：

“这里还有哪些是你的同伙，快讲”

壮年人胸一挺，头一抬，气昂昂地说：

“全国到处都有红军!你们想消灭红军，消灭革命，那是白昼作梦……”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几个匪徒扑上去，用手捂住了他的嘴，拳打脚踢地把他押走了。

我浑身的血管都好象要炸开了，一双忿怒的眼珠好象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一样。我恨不得一步跨过去，把那些凶神恶煞一个个打倒，把那个同志救出来。但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匪徒，怎么能够敌得过他们呢？我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匪徒们把那个同志押走了。我看看老人，他也紧咬着牙齿，显然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猪脑壳偏着头，背着手，在人群里走过来走过去，东看看，西看看，那神气，就象一只寻食吃的饿狼。

轮到盘查我们了。老人的儿子跟陈真梅在前头，老人自己在中间，我和温素琴跟着老人走在后面。

我只想那个猪脑壳快些走开，他偏偏又过来了。他瞪着老人的儿子跟陈真梅，慢慢腾腾地问：

“从哪里来?”

“冬田湾。”老人的儿子毫不犹予地回答。

“到哪里去?”

“送我堂客回娘屋里去！”

“你们真是冬田湾的吗?”猪脑壳又逼近了一步。

老人连忙走了上去，笑眯眯地回答说：

“他是我们湾里的孙蔑匠，好手艺。我屋里还请他做过工夫哩！”

猪脑壳撇开了陈真梅他们，把一双狡黠的眼睛移到了老人的身上。

“你也是冬田湾的?”猪脑壳厉声问。

“嗯，”老人连连点头说：“我住在冬田湾那个石板桥边上，队长还在我屋门口歇过气。记得吗?那是正月间……”

“这是你么子人?”猪脑壳打断了老人的话，指着我和温素琴问。

老人连忙回答说：

“是我二女跟满女（满女，即小女儿。）。我堂客生了四个女，只剩了这两个。我那大女生下来只有几个月就得病死了，三女前年也……”

猪脑壳把手一甩，不耐烦地说：

“我又不是给你修家谱，罗苏么子！你们三个人到哪里去?”

“到他舅舅屋里去呀！我这二女嫁在辰溪那边，轻易不回来，回来了，理当去看看她舅舅。队长先生不晓得，她那舅舅把她看做亲生女一样……”

猪脑壳走到温素琴身边，温素琴装着害羞的样子低下了头。猪脑壳嘿嘿笑了两声，伸手就来掰温素琴的下巴。温素琴猛地抬手把他的猪爪子推开，把脸转向一边。猪脑壳脸色陡地一变，满脸杀气地向温素琴扑来。

我连忙上去，拦在温素琴面前厉声说：

“不许欺负我姐姐！”

人群里也有人气忿地骂起来：

“畜牲都不如！”

“痞子！”

猪脑壳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胖下巴颤动起来。他抓了抓后脑勺，又转过身，气忿忿地问老人：

“这真是你女儿?”

“女儿还有假的？”老人大声反问说。

“是住在冬田湾?”猪脑壳又厉声问。

“不信你就跟我们去看！”老人说。

猪脑壳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又吩咐身后的两个匪徒说：

“搜!”

两个匪徒在老人身上搜了一气，没有找出什么，在我们身上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出什么来。猪脑壳只得喊了声：“滚!”

我们早就想走了。我忙说了声：“爹爹，走吧，”和温素琴搀住老人，就往渡船上跨去。猪脑壳还在码头上大喊：

“老头子，等下我还要到冬田湾去查问，要是有诈，当心你的老命啦！”

老人在船头上坐了下来，大声回答说：

“去吧，去了我还要泡壶茶招待队长哩！”

渡船离开了码头，一摇一摆地往河对岸驶去。船头上激起一个又一个浪花。我望着码头上那些背着枪的匪徒，想起刚才被他们抓去的那个同志，心都气得紧缩起来。

上了岸，老人两父子又送了我们一段路。分手的时候，我们问他们两父子的姓名，老人笑了笑说：

“你们只要记住：在红军到过的冬田湾，有这样一个老头和一个后生子，不管在么子时候，他们永远和红军和共产党是一条心的。快走吧，伢伢们，希望你们早些追上红军。”

说罢，他们就转身朝旁边的小路走了。我们三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才继续往前走。

三

太阳从浓密的云层里钻出来了。我一个人探索着往前走，不时环顾四周。陈真梅、温素琴在我后面不远的地方跟着。

翻过大山，就来到一个三岔路口。

三岔路口有一棵枝叶干枯了的古树，树下面有个土地庙。我想坐下来歇歇气，一抬头，看见土地庙的墙上用土红写着几个耀眼的大字：

毛主席万岁!

红军医宣

我呆呆地站在标语跟前，看过来看过去，好象总也看不够似的。看着看着，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秀丽的字体，这又长又直的惊叹号，不是柳莹的笔迹吗?我以为自已看花了，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这些字在我的眼里更加熟悉、更加亲切了。没有错，这正是柳莹写的。要是陈真梅、温素琴也看见了这标语，她们会怎样地高兴啊！我右手按着激烈跳动的胸脯，在树下坐下来，焦急地等着陈真梅和温素琴。

陈真梅和温紊琴刚一上来，我就迎上去，指着墙上的标语说：

“你们看，这……这……”

“柳莹的字！”温素琴喊了起来。

“真是柳莹写的！”陈真梅也兴奋地说。

我又说：

“标语的颜色还这样鲜艳，看样子，写上去没得好久。”

陈真梅也点头说：

“国民党最怕红军的标语，一看见就涂掉了。这条标语，他们动都没有动，我们部队很可能是刚从这里过去。”

温素琴睁大眼睛说：

“说不定我们部队前天才离开这里。不，也许是昨天才走的。”

离部队的距离越近，我心里也越加着急，恨不得长出两个翅膀，一下子飞回部队去。我高兴得用力抓住了陈真梅的手，大声说：

“真梅姐，就顺这条路赶上去吧，不要再在山沟里钻来钻去了！”

温素琴也说：

“真梅，我们走大路赶吧，部队就在前头哩！”

陈真梅没有立即表示态度，她陷进了沉思里。过了一阵，才说：

“离红军越近，路上敌人也越卡得紧。我们不能冒失，还是弄清情况再决定吧！”

第二天，我们在山上远远看到一群群象绿头苍蝇似的白匪军，往溆浦方向开去。

这一路上，探听情况，到老百姓家里去要吃的东西，都是我的事，因为我人小，出去应付方便，危险性也小一些。可是这一回，陈真梅非要自己下山不可，拉也拉不住，我们只好让她去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陈真梅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用衣袖擦着额上的汗珠，指着远处一座黑黝黝的大山，兴奋地说：

“我们到了溆浦管的地方，翻过那坐大山不远，就有我们的队伍。路我都问好了。”

我张开双手，抱着陈真梅使劲摇晃。温素琴望着我们，兴奋得呜呜地哭起来了。她一边哭，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

“真的要……要……赶上队伍了呀！”

等我们稍微平静了一些，陈真梅才郑重地说：

“这是我们赶上队伍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闯过的一关。刚才听老百姓讲，这一带敌人的岗哨很多，封锁严密，白天过不去，只能晚上偷着过去。”

我们研究了通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决定天黑以后，从茅柴山那边偷偷爬过去。

我们三个人坐在树林里，等待着天黑。往常移动得很快的日头，这时好象故意和我们作对，半天也不动一动。我和温素琴急得坐立不安，独有陈真梅镇静如常，手里拿着根树枝在地下划着什么。

日头落山了，山谷里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雾气，冷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我站起身来，对陈真梅说：

“走吧，真梅姐！”

陈真梅仍然坐着，抬起头望着我说：

“莫急，再等一等！”

月亮刚刚露出脸来，又被铅色的云层遮没了。陈真梅站了起来，象下命令似的喊了声：“走！”就迈开大步往山下走去，我和温素琴紧跟在后面。

下了山，四周传来了狗的吠叫声和匪兵们的吆喝声。走在前面的陈真梅敏捷地迈动脚步，不时回过头来用手势招呼我们。

夜风一阵阵地吹来，四周黑漆漆的。虽然天黑看不清路，我们心里还是希望天越黑越好，这样就能更好地掩护我们通过敌人最后一道关卡。

我们刚从茅草丛里钻出来，走到狭窄的小山路上，只听得传来了推枪栓的响声和凶狠的吆喝声：

“口令?”

我们三个人迅速就地卧倒下来，没有多久，只听得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说：

“前进!”

我知道敌人的哨兵没有发现我们，才放下心来。等周围都静下来了，我们弓着腰，又顺着山边边的小路往前走。出了这个山口，涉过小河沟，就是茅柴山。翻过茅柴山，就脱离险境了。我一路走，一路想：只要在山口子上和过小河沟的时候不被敌人发现，上了山就好办了。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山口，来到了小河沟边上。四周更静了，闪着白光的溪水发出潺潺的响声。我们隐隐约约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木桥，正想走去，一个黑影在小木桥上出现了，手里好象端着枪，显然是敌人的哨兵。

我们又靠着左边的山脚往上走。走了不远，陈真梅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我们仃了下来，准备从那里趟水过去。突然通的一声，温素琴没留神，绊了一跤，把一个石头踢下河沟，滚进水里。这一下，惊动了正在小木桥上放哨的匪兵，我和陈真梅刚刚扶起温素琴，就有两支手电光往我们这里射来。两个黑影，一边往我们这里跑，一边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上边是山，但是隔着小河沟，墈高过不去。我们只好撒开腿，继续顺着山脚往前跑。敌人在后面大声喊叫，子弹在我们背后和左右发出可怕的啸声。我回头一看，后面的黑影已经不是两个，而是十多个了。这一整天，我们只吃了一些生萝卜，又饿又累，跑了不远，两腿连连打颤，气喘吁吁，眼看支持不住了。后面的匪兵越来越逼近了我们，还大声喊着“抓活的”。我只得咬紧牙，拚命地往前奔。我再转眼看陈真梅、温紊琴，她们虽然也是摇摇晃晃，脚步还是越跨越快。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突然在我们的右边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象放鞭炮一样。我心里想：糟糕，右面又出现了敌人，我们可能是被包围了。在这一瞬间，许多情景飞快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好多天来的希望眼看就会破灭，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阵阵地绞痛。我们不能在这里等着当俘虏呀，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还要跑。我们三个人用尽了最大的力气往前跑呀，跑呀，跑得心都好象要跳出来了一样。奇怪，我们跑了一阵，才听出枪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也响得更密了。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仃住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正要趟水往对面山上跑，只听得温素琴用小而紧张的声音喊了声：

“又追上来了！”

我回头一看，可不，又有三个黑影飞快地朝我们这里追来。他们没有打枪，只是喊道：

“前面什么人?”

陈真梅一边跑一边回答说：

“老百姓！”

后面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是老百姓就不要跑，我们是红军！”

我怔住了。喊话的不是侦察队张队长的声音吗?我对陈真梅、温素琴大喊了一声：

“不要跑，是侦察队的张队长！”

我们三个人一齐站住了，胸口扑通扑通地跳着，浑身也筛糠一样地哆嗦起来。等那几个人走到我们面前，我辨认出了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就是张队长。我鼻子尖一酸，喊了声“张队长”，就扑到了他的怀里，说不出话来。我的两只腿再没有力气了，软酥酥地往地下蹲去。张队长连忙搀住了我，直喊“小兰，小兰……”。陈真梅、温素琴也围了拢来。

张队长把手里的驳壳枪往腰上一插，背起我，就对另外两个人说：

“搀着她们过河去吧!”

过了小河沟，到了茅柴山上，张队长才把我从背上放下来。陈真梅、温素琴也坐下来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抬起头来问：

“这不是做梦吧！”

张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兰，不是做梦。刚才，我们到这一带来侦察，听见枪响就赶下山来了，一看那些白匪军正在追赶你们，我们就向他们开了火……”

我和陈真梅、温素琴三个人高兴得紧紧地抱住了。

仃息了一阵的枪声又响起来了。不一会，只听得窸窸窣窣的，从茅草丛里钻出来十多个穿着便衣的侦察员，有一个走到张队长面前说：

“队长，敌人的大队人马追来了，我们走吧！”

张队长站起身来，对我们说：

“走吧，翻过那坐大山，就有我们的警戒部队了！”

我站起身来，望着山下舒了一口气，好象把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撬掉了一样，心里顿时轻松了。一个月来，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赶上了自己的队伍，这怎能不使人兴奋呢?

我们跟着侦察队往山顶上走去。这时，山下的枪声更加激烈了。

四

侦察队的同志把我们送到了军团政治部。政治部的首长决定还是让我们回医院去。

三个女红军千辛万苦赶队伍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在部队中传开了，也很快传到了我们医院。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刚走出政治部的大门，就碰到了小刘。他还是背着那

支乌黑发亮的小马枪，穿着那身整齐合身的军装，腿肚上扎着灰色的绑腿，只是个子好象长高了，比原先更加精神了。他看到我们，连蹦带跳地迎了上来，跟陈真梅、温素琴握了手，又过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兴奋地说：

“院首长派我接你们来了！”

我们三个人跟着小刘一路走，一路不仃地向他问这问那。

他把我们领到医院驻地门口，就对里面大喊：

“小兰她们回来了！”

这一声喊，惊动了医院里的人。彭医生、看护长他们一齐迎了上来，把我们三个人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柳莹还高兴得拖住我转圈圈。我看到他们，也象一个离家在外很久的人，突然回到了家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兴奋得把我在路上准备好了的一些话，都忘得精光了。

大家都要争着和我们谈话，我不晓得先回答哪一个才好。一个中年人拨开众人走了进来，挨个握着我们的手，连声说：

“好同志，你们回来了。你们赶上来了!”

我定晴一看，这不是我们的严院长吗?已往我见他比较严肃，总觉得有点怯生生的，但这时，我就象见到了自己的亲娘一样，激动地喊了起来：

“院长，我们又回娘家啦!”

严院长显得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

“在桑植、大庸一带，我们把重伤员寄下了，把你们这些年小、有病而家又离得近的同志动员回家，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现在，你们三个既然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千辛万苦来寻找队伍，组织上也非常欢迎。”

陈真梅、温素琴和我并肩站着，用有力的声音回答说：

“谢谢首长！”

大家都为我们三个人赶上了队伍而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只觉得眼睛发潮，鼻子发酸，一股暖烘烘的热流，通过了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