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

回刘家的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羊肠小道，被雨水一淋，象涂上了一层油，溜滑溜滑的。下坡的时候，我一不留神，踩在一个碗大的元石头上，哧溜一声，滑倒了。腿跌痛了还不打紧，就是右手腕上，被刺进了半截竹签子，痛得我眼泪直流。血象一股小泉水似的往外冒。我不知如何是好，连忙用舌尖去舔。

正在这时，背后来了个人，走到我身边站住了，唰的一声，撕下半截衣袖，蹲下来就要替我包扎。血还在不住的往外冒，我顾不上讲话，忙着舔吸着手上冒出来的血珠。那个人看见我这个狼狈样子，好奇地问：

“小妹妹，你怎么舔血？”

我用左手卡住伤口，头也不抬，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老人讲，血是宝，是元气。流了这样多血，不吃进去要伤元气的。”

“傻姑娘，”他忍不住笑了，“哪有这个讲法！”

我还是固执地说：

“自己的血自己吃，吃进去又长出血来，口子就会好得快些!”

“好，算你的话有理，先包起来再讲。”他一边笑着说，一边用那撕下的半截衣袖，熟练地绐我包扎。

这个人真好，趁他在给我包扎的时候，我才仔细打量他。只见他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胁下挎着一个黑色的挎包，背上背着一支乌黑发亮的小马枪。他那张黑红黑红的脸，长得端端正正，两只大眼睛显得刚毅而又顽皮。他头上戴着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一小绺墨黑的头发，从帽糖边上溜出来，吊在额角上。看样子，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止住了血，真的不痛了。我想对他讲几句感谢的话，但是咀巴张了几回，也没有讲出来。还是那个红军大方，他笑着问我：

“小姑娘，这样的天气，你到哪里去呀?”

“到七里坪。”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回婆家去。这么小就有婆家，那多丢人呀。

“七里坪?我到三阳坡去，正好同路。”他紧了紧肩上的小马枪，“走吧，留神一点，不要再摔了。”

一路上，他对我问这问那，好象老熟人一样，我也不再拘束了。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叫刘民生，今年正好十七岁，红军里都叫他小刘。他是江西莲花人，两岁死了爹，六岁死了娘，是跟着伯父长大的。在家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调皮孩子，逢水就游，见树就爬，放牛的时候，也背个弹弓打麻雀，练出了一付好眼力，十有八九不落空。有一回，他带领一邦穷孩子跟财主家的孩子“打仗”，一弹弓，把财主周善民的独生子的眼睛打瞎了。这还了得?刘民生被周善民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打完了又把他关在空谷仓里，要活活饿死他。刘民生胆大心细，半夜里撬开仓板跑了。他在外头流浪了三四年，要饭，邦人打零工，还在井冈山下面的一个纸厂当过学徒。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也就是他十四岁的那年，才参加了红军，分配在一个模范连当通信员。一九三四年秋，红六军团从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出发，和红二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秀山南腰亍会师了，成立了红二方面军。他虽然年纪小，因为身子结实，人生得活泛，又是个老兵，就调到二方面军的一个医院里，当了警卫班长。

这个刘民生年纪不大，懂得的事情可真多。他一路上给我讲共产主义怎样好，帝国主义怎样坏，地主又怎样剥削压迫穷人……讲的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句句在理，条条是道。我听了似懂非懂，但感到非常新鲜有味。

“小刘！”我听得入迷了，也不自觉地叫他小刘了，“我想跟你一样，当红军，你看要得吗？”

“你今年多大?”

“十三岁！”

“太小了！”小刘说到这里，随即改口说，“不过也没有关系。现在红军医院里有不少伤病员，人手不够，要招些女的当看护。你去报名，说不定会要的。”

他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低声对我说：“小吴，告诉你，要是不收，你就不走。首长看你坚决要参军，就会收下的。我参军的时候，就是这样赖进来的。”

扯白话好走路，不知不觉到了七里坪，我和小刘就分了手。

二

回到刘家，只差几天就要过阴历年了。

烂眼公公和油咀婆婆正在准备过年的东西，看见我回来了，感到很惊奇。按照乡下的风俗习惯，年前年后，只能说“天官赐福”、“对我生财”一类的吉祥话，不能说别的，这才使我躲脱了一顿毒打臭骂。他那宝贝孙子可不懂得这个，两根黄粉拖起寸把长，尽骂一些不三不四的脏话。

“过年有肉吃，就回来了。哼，给你尿汤喝。”

我没有理会，心想：骂吧，反正我就要当红军去了，看你们能骂到几时。

这里，也和龙家寨一样，到处都住着戴八角帽的红军。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妇女委员会、少年先锋队等红色组织，也都建立起来了。隔壁屋里的龙大婶，还当上了乡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哩。

龙大婶看见我回来了，对我说：“小兰，山羊不跟豺狼作亲戚，老鼠不和猫儿打亲家，你还回来做么子？”

我踮起脚，咬着龙大婶的耳朵，小声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她，未了又拉着她的手说：

“婶婶，你带我去参加红军吧！”

龙大婶说：“要得，明天我就带你去！”

“兰妹子，兰妹子，快回来烧火煮饭。”油咀婆婆大声喊叫。

听得油咀婆婆的喊叫声，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又一想，我明天就要当红军去了，还怕你干什么。想到这里，心里一高兴，两条小辫子在背上悠打悠打，走路也没个样了，又是唱又是跳的：

正月是新年，穷人好可怜，

忍饥受寒，少吃没穿。

富人住高楼，红炭火烤，

皮袍棉袄，鱼肉吃饱。

............

油咀婆婆站在门坎边上，板起个脸，象看陌生人一样瞧着我。

我为了气气她，昂起头来，故意更加大声地唱下去：

二月是花朝，工农革命到，

分田分地，打倒土豪，

参加红军打白狗，

............

烂眼公公冲了出来，唾沫喷出几尺远，粗着嗓子骂：

“扫把星，红军给了你金子、元宝，迷住你的心窍了呀！”

油咀婆婆的那张脸扯得有尺把长。她用手点着我的脑壳，咬牙切齿地骂道：

“不要脸的死鬼，你癫啦？”

我不理他们，还是继续唱下去：

三月是清明，婆婆真凶狠，

不是打来就是骂，

把我不当人。

............

听到这里，油咀婆婆的脸上象泼了一盆猪血，通红通红，眼睛上的那个肉包包随着眼皮颤动起来。她走拢几步，满脸杀气地吼叫：

“我打死你这贱骨头！”

荷包咀家娘听到油咀婆婆要打我，赶忙把那根大茶树棍子递到油咀婆婆的手里。油咀婆婆接过棍子，把衣袖往上一挽，就往我面前扑来。

往日，我见到这根大茶树棍子就胆战心惊，今天我一点也不怕了。我两手往腰上一叉，偏起脑壳迎上几步，挺胸站在她面前，大声说：

“你敢打我一下，我就到苏维埃政府告你去！”

油咀婆婆白眼珠一翻一翻，眼皮上的那个肉包包，颤动得更高更快了。她把手里的茶树棍子高高举起，猛力往地下一丢，吓得正在寻食的一群鸡拍打着翅膀跳了起来，咯咯咯咯地叫个不仃。

烂眼公公逼近我说：

“你莫拿苏维埃政府来吓唬人！上回你违抗宗法，祠堂里要抓你去抽荆条，这笔帐还没有还哩。如今你越加恶起来了。明天我就找族长去，打断你的骨头！”

我听得烂眼公公这样说，更是火上加油，扭头就往外走。

油咀婆婆赶忙跑了上来，扯住我问：

“到哪里去?”

“当红军去！”我把头往上一昂，自豪地说。

烂眼公公冷笑起来：

“让她走！萝卜大个人，红军要她?”

“走就走！”

我把手一甩，就往门外走。这下油咀婆婆可急了，紧跑两步抓着我，大声对后面喊：

“还不把她拖回去呀！”

烂眼公公、荷包咀家娘和那流着鼻涕的宝伢一起拥了上来，抓手的抓手，拖脚的拖脚，硬把我推进我睡觉的那个房里，嘭的把门一拉，外面上了锁。我用劲推着房门，他们也不理我。我心里忿忿地想：你们锁住了我的身子，也锁不住我的心。当红军的主意我是打定了的。

我原先以为，他们把我关起来只是吓吓我，关一下就会放出来的，哪知天黑了好久，外边也还没有一点动静。我急得在屋里打圈圈，心想已和龙大婶约好了，明天她就带我到乡苏维埃政府去报名参军，要是他们明天还不放我出去，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只有今天晚上就跑出去。

从哪里跑出去呢?看了看窗户，上面的木棍很结实，掰不开；我又用力端了端门，门斗是活的，可以搬下来，但是有响声，一搬就会被他们发现。晚上，传来了呼呼的鼾声，他们都睡着了，我搭上凳子，往门斗上吐了些唾沫，轻轻端开了房门。跑出了堂屋，又翻过一道竹篱巴，这才逃出虎口。

我沿着小路就往乡苏维埃政府跑去。

我一口气跑到乡苏维埃政府，龙大婶和其他几个人正好刚开完会，准备睡觉了。她看见我满头大汗跑了进来，连忙起身拉住我的手问：

“怎么啦，小兰?”

我喘着气回答说：

“他们不让我参加红军，我跑出来了。”

龙大婶说：

“好吧，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在这里，明天我送你到‘扩红队’去。”

三

第二天，龙大婶把我带到了“扩红队”。

“扩红队”的队长姓李，听人说，是红军里头的一个连长，大家都喊他李同志。

“你也想当红军！”李同志笑眯眯地问我。

“这还要问?不想就不来了。”我本来想这样回答，一想又不好，只点头说了一个字：“嗯！”

“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李同志还是那样笑眯眯地问我。

“当红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穷人坐天下。”这些话，都是龙家寨“扩红队”那个打锣的小红军告诉我的，我就象背书一样地把它说了出来。

李同志满意地点着头，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兰妹子。呵，不，我叫吴小兰。”

“多大啦?”

“十三岁。”

李同志没有说什么，只是连连摇头。

“我真的十三了。”看见他摇头，我就急了，连忙伸出小手指头，一本正经地说，“哄你的是这个。”

李同志哈哈笑着，头摇得更厉害了：

“黄毛丫头，穿的开裆裤缝起来才几天，就想当红军，哈哈哈……”

这个人，二三十岁了，还尽讲一些俏皮话，真是……他要不是红军，我真想碰他几句。年纪小，志气大，什么事情都能干，一样当红军嘛。我轻轻咳嗽了一声，给自己助劲。我真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八岁的时节，我就给那个狗财主金阴人看过十二条牛，天天上山下山，脚板皮磨得有三个铜钱厚；在烂眼公公家里，我什么事情都做。不过，讲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讲出来，李同志也不会信的。

龙大婶站在一边，给我讲了好多好话。李同志还是摇着头说：

“上面有规定，年纪太小不能收。你长大一点再来吧！”

一听这话，我心里象长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真是百爪挠心。我一心投红军，现在红军不肯收我，这怎么办?难道真的又要回刘家去吗?不，绝不能回去，这时我想起红军小刘对我讲过，医院要招一些女的当看护。我扬起头看看李同志那个坚决样子，晓得再在这里磨咀也没有用处，还不如投奔红军医院去。

四

红军医院设在周家坪的王家大屋，我笔直向那里走去。 半路上，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担着担子的红军。周家坪我没有去过，想向这个红军问问路，就加快脚步赶上去。我从侧面一看，只见他穿着一身打着补疤的黑色军衣，上面沾满了油花花，一顶八角帽推在后脑壳上。他的头上热气腾腾，太阳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他摘下帽子当扇子，一边扇风一边唱：

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就要当红军，

穷人跟着共产党，

黑夜有了北斗星。

要吃辣子不怕辣，

要当红军不怕杀，

刀子搁在颈项上，

脑壳下地也尽它。

不怕苦来不怕穷，

穷人骨头大不同，

骨头硬过铁砂子，

血要染得天下红。

不怕苦来不怕穷，

扛起梭镖跟贺龙，

贺龙跟着共产党，

一心想着毛泽东。

大河流水小河清，

红军穷人一条心，

穷人红军打天下，

红军穷人心连心。

太阳出来满山红，

红军来了大翻身，

如今工农管天下，

三座大山要铲平。

他越唱越来劲，我紧跟在他旁边，他都没有发觉。一直等他把歌唱完了，我才问他：

“红军同志，到红军医院从这里走吗?”

他刷地一下扭过身来，端详了我好半天。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脸：满脸胡子，又黑又密，浓黑的眉毛，几乎连成一片，眼睛又元又大，炯炯有神。那个样子，就和我们乡下木偶戏里的张飞差不多。我看着真有点胆怯。可是他欠着身，眯着眼问：

“你找医院做么子?”

“找小刘，刘民生。”我说，“你认得他吗？”

“认得，认得。我也是医院的，你就跟我一起走吧！”他热情地说着，脸上没有离开过笑容。

看到他这样和气，我也不害怕了，又问：

“老红军同志，你在医院做么子的?”

“做么子的?你知道唐朝有个大将叫薛仁贵的吗?”

叫他这一问，我才模胡地记起薛仁贵这个名字，随口说：

“知道。”

“我和他才当兵的时候一样，当伙头军。这工作可不简单，成百的人都得吃我做出来的饭！哈哈哈……”

我也跟着笑起来。他接着说：

“我叫王德民。这回我们算是熟人了，是吗，哈哈哈……”

走了几脚，他又转头问我：

“你找小刘做么子?”

“我是来参军的。听小刘讲，医院要招些女的当看护。”

“几岁了？”他问。

“十三。”

他眨了眨眼睛，连连摇头说：

“啊哟！不行，不行，太小了!”

“你不要看不起人啦！”我不高兴地说，“我又不会白吃红军的饭，我会砍柴、煮饭、喂猪、洗衣……”

老红军看到我这个认真的样子，又哈哈大笑起来，说：

“太小了，医院不会收的，还是回去吧!”

听得他这样说，我真急了。在“扩红队”，李同志说我太小，不肯收，如今这个老红军也是这样讲！难道我还回刘家去吗?一想到烂眼公公、油咀婆婆那凶恶的脸孔，一想到在他们家里受的折磨，我浑身颤栗起来，眼睛里涌出了一串串的泪水。老红军看见，赶忙放下担子，弯下腰来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说：

“嗬哟哟：要当红军的人还哭鼻子呵。跟你开玩笑的，你还认起真来了。快莫哭了，走，跟我到医院里说说看！”

他这一说，我又难为情地笑了笑说：

“开这样的玩笑，真要把我急死了！”

“哈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可不要急死了，急死了就当不成红军了。”

说完，他又担起担子忽闪忽闪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又向我问这问那。说着说着，就来到个砖墙瓦舍的大院门口，他向我笑了笑说：

“到了！”

我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医院的大门。

五

我跟着王德民走到堂屋门口，就碰到一个五十来岁的婆婆，元元的脸，中等身材，头上也戴着顶八角帽上身围着个半截的白围裙，围裙上的小口袋里装着几个盛着红黄药水和纱布条的玻璃瓶子。她左手端着个白铁盘，里面放着刀子、镊子、剪刀一类的东西，右手提着个篾兰子，里面盛满换下来的绷带和纱布条。王德民看见这个婆婆红军，就笑了笑问：

“看护长，换完药啦?”

“嗯，”这个被喊做看护长的婆婆红军点了点头，又问王德民：“王班长，这个女伢伢找谁?”

王德民扯了扯我说：

“这是我们医院的大姐，看护长谢淑惠同志。”

他又转过头，对那个婆婆红军说：

“看护长，这个小丫头认得小刘，说是要参加我们医院当看护。”

这个看护长前额上有几条细长的皱纹，头发里夹杂着不少银丝。她是个解足脚(解足脚：缠过又放开的脚。)，但走起路来，腾腾腾地满有劲。我心里暗想：她比我妈妈的年纪都要大得多哩，还能当红军呀?

看护长打量了我一番，蹙着眉毛说：

“医院里是要看护。只怕你年纪太小，干不了呀！”

我坚决地回答说：

“干得了！干得了！”

王德民看了我一眼，对看护长说：

“是个受压迫的童养媳，看样子还顶精灵，留下当看护要得咧！”

看护长默了默神，又问了我一些情况以后，才说：

“伢伢，你先等一下，我请示院首长以后再告诉你！”

王德民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

“走，到我们炊事班去坐坐。放心吧，医院会收你的。”

我跟着王德民走进伙房，只见伙房里的人忙忙碌碌，有的在担水，有的在烧火，有的在淘米。我挽起袖子，邦助王德民从箩筐里倒出一些萝卜，放到盆里洗干净，卡卡卡地在案板上切起来。这时，我心里象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急地等着看护长的回音。

萝卜还没有切完，看护长迈开她那双解足脚，腾腾腾地走来，高兴地对我说：

“院首长批准了!”

真不敢相信，我当上了红军。王德民、看护长跟伙房里的人都高兴得笑起来，热烈地向我祝贺。我也紧紧地握住看护长的手，笑得直掉眼泪。

仃了一会，我望了望看护长，认真地说：

“看护长，当了红军，一点凭证都没得，那怎么行?”

王德民忙说；

“莫急，明天我给你领套衣衫来！”

看护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针线包，从里面翻出一块小红布，送到我的手里说：

“收起来吧，发了帽子，就把这块红布剪个五角星丁上去！不过，当了红军，可不能一想起妈妈来就哭鼻子喽！”

还有比这个更高兴、更幸福的事情吗?一个遭受过千磨万难的童养媳，今天光荣地当上了红军战士，实现了多日的梦想，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怎么还想家哭鼻子呢。

六

当了红军，我突然好象长高了，长大了，不再象原先的我了。走路，敢直起腰，讲话，敢放大喉咙，吃饭，敢大口大口地往咀里扒，睡觉，敢一下睡到大天亮。我心里热热烘烘地象盆火，房屋、山林、池塘，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样的称心如意。我一天到晚，蹦蹦跳跳地象只小鸟，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我，逢人就说：

“同志，我叫吴小兰，当上红军啦！”

有一个吊着右胳膊的伤员，用左手的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额角，笑着说：

“小鬼，你对我讲了八遍，知道啦！”

这个伤员也真是，这样大的喜事，给你讲八遍就嫌多吗？嘿，小刘出差还没有回来，要不，他定会高兴得闭不上咀的。

这天夜里睡到半夜，我突然掀开毯子，跳下床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

“哎呀，不得了呀！不得了！”

看护长查病房回来，刚走进门，正好一把抱住我，把我扶坐在门板搭的床上，冲着我的耳朵大声问：

“小兰，怎么啦?发梦癫啦?”

屋子里的人都惊醒了，惊讶地望着我问：

“怎么回事?”

我望了望看护长，又望了望同屋子里的人，才慢慢清醒过来。我右手按着猛烈跳动的胸口，惊慌地说：

“烂眼公公、油咀婆婆，拿着茶树棍子打我来了！”

看护长从屋角的绳子上拿下一条湿洗脸手巾，擦着我脸上的汗说：

“好好醒一醒。这是红军医院嘛，怕什么烂眼公公、油咀婆婆！”

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望着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躺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王德民手里捧着一件棉衣和一顶帽子走进来，笑呵呵地对我说：

“小兰，从管理科给你领衣衫来了。来，试试看吧!”

我接过那顶崭新的八角帽和那件半新的兰底绿花的棉袄，问王德民：

“王班长，你给我领了顶新军帽，怎么不给我领套红军衣衫呢?”

王德民一边给我穿衣，一边说：

“丫头，红军没得前方没得后方的，是穷人的队伍，一个钱要当两个花，哪有闲钱做新衣衫，还不是靠打国民党、打土豪缴获来的。”

确实，当时红军的服装是很杂乱的，有兰的、黄的、灰的、黑的，有的男同志还穿着长袍短褂、宽袖大襟衫呢。一句话，有什么就穿什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这就是红军唯一的标志。

花棉袄软绵绵的，穿在身上怪舒服。我又用看护长给我的那块小红布剪了个五角星，端端正正地缝在帽檐上。

这一打扮，我寻思准美得很，可就是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模样。 我跑到井边，俯下身子，清澈透明的井水，象一面大镜子，照出了我的面影：方正的小元脸，明亮亮的眼睛，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长长的帽舌，上面缀着红红的五角星。“多神气！”我高兴得差点叫喊起来。

“小吴！小吴！”

这是小刘的声音。没等我直起身来，他已经来到我的身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手都被他捏痛了。他喘着气，兴奋地说：

“我一听说你来了，当了红军，就满院子找你。”

过度的兴奋，使我不知道如何对答才好，只是一个劲地傻笑。小刘感到很奇怪，两只眼睛上下打量着我，问道：

“小吴，你站在井边干什么？”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仃了好大一阵，才迟迟疑疑地说：

“看看这个井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