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

我回到宿舍，只见屋子里光剩下看护长一个人坐在床边卷绷带。我问她旁的同志都到哪里去了，她说都到病房工作去了。我马上要求也要到病房去工作。她把卷好的绷带放进口袋里，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刚来，休息一天吧。明天我一定带你到病房去！”

我只得点头答应。看护长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怪没有意思。我想起看护长说的明天一定带我到病房里去的话。到了病房里，我能做些什么呢？扫地、打饭、洗衣，这些事情我都会做，可是换药、打针……我一样也不会，不晓得好学不好学?心里真着急，恨不得马上都学会。

“啊，小鬼，就你一个人在屋里呀！走，跟我到后院病房去！”

随着这声音，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同志，象一阵风似地走到了我的跟前。她头戴八角帽，身穿一套兰色的工农装，个子不高不矮，身材苗条，瓜子脸，白净净的脸皮，弯弯的眉毛下面，衬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活泼乐观的人。她说完话，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拉着我的手，就一蹦一蹦地往外走。她一边走，一边合着脚步的节奏唱着歌。

我边走边想：这个人真有意思，我根本不认得她，她怎么一看见我就象个老熟人一样呢，也不晓得她拉我到病房去干什么?

我们走到一个房子门口，她推开房门，先把头伸了进去。沉静的病房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又是喊声，又是笑声。这个说：“欢迎柳莹跳个午!”那个说，“还是唱个歌吧，柳莹唱歌最好听啦!”

啊，柳莹，我这才知道她的名字。

一进病房，她把房子中间的那条长板凳搬开，两手往腰上一叉，就沓沓沓地跳起来。只见她的身子一会儿转得象个陀螺，一会儿手一摇一摆的，又象正在飞翔的小鸟。她跳完了，头上热气腾腾，口里连连喘气。这时，病房里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掌声和喝采声。有的人还在喊：“柳莹再来一个!”

柳莹格格格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我说：

“这是昨天参军的吴小兰同志，我们欢迎她唱个山歌吧！”

我只觉得脸上一热，浑身都不自在了。当着这样多不认识的人唱歌跳午，那多难为情呀。我再一看屋里的十多个伤员，个个睁大眼睛望着我，有的还大声喊着：“欢迎！欢迎！”这一来，我的脸上烧得更厉害了，我双手捂住脸，扭身就往外飞跑。跑到走廊上，我背靠着柱子，左手压住噗通噗通跳动的胸脯，连连喘气。

我站了一会，柳莹右胳膊上挽着个小木桶，也匆匆赶上来了。她两手捧着我的滚热发烫的脸，笑嘻嘻地说：

“小鬼，你怎么这么封建，唱个歌怕么子?”

“我不会唱呀!”我说。

“不会就学嘛！”她伸出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和我挨得更紧了。“告诉你，到病房里唱歌、跳午，这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呀！重伤员行动不方便，不能出来参加游戏。我们到病房里唱唱歌、跳跳午，使他们精神愉快，对他们养仿也有好处。你说对不对呀?”

“对!”我点头说。“那往后请你教我唱歌跳午吧!”

“好，有了时间我就教你。到了病房伤员欢迎你唱歌的时候，可不要再开小差呀！”说完，她又紧握着我的手，格格格地笑起来。

我对她越来越亲热了，摇着她的手问:

“柳莹，你怎么晓得我叫吴小兰?我们原先不认得呀！”

柳莹眨了眨眼睛，回答说：

“见习指导员告诉我的！”

“哪个见习指导员?”

“炊事班的王胡子班长呀！”

“他怎么叫见习指导员呢？”

“这个说起来话长，你往后会晓得的！走，我们一起到伙房打开水去!”说着，她拉着我的手，又是一蹦一跳地往前走了。

走到伙房门口，只见一个背上背着个胖伢仔的女同志，手里提着两壶直冒热气的开水，往前走去。她背上的那个伢伢站在背篓里，两只小手搭在篓边边上，转过头一看见我们，就张开小咀直笑。

“陈真梅，我来给你提水吧！”柳莹朝那个背着个伢伢的女同志喊着。

那个女同志猛然站住了，一转身，开水从壶咀里洒出来，把地淋湿了个半元圈。她把水壶轻轻放在地下，朝柳莹笑了笑说：

“提得起！”

我和柳莹跑了过去。那个女同志看见我，笑着问：

“这是……”

我把胸部挺得高高地，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情回答说：

“我叫吴小兰，昨天参军的！”

“啊！”陈真梅昂起头，拨了拨搭在眼角上的一绺乌黑的头发对我说：“我刚才听看护长讲了，正想抽空去看你哩！怎么样?过得惯吗?”

“过得惯，比在家里还好哩！”我笑着说。

她又热情地对我说：

“小兰，往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有什么要我们邦忙的事情，你莫客气呀！”

我点头回答说：

“不会客气的！往后就请你们多邦助我。”

“好吧！晚上我去找你玩！”

陈真梅说完，提起开水壶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问柳莹：

“她那伢伢总这样背在背上呀?”

“有时别人也邦她背。”柳莹回答说，“这伢伢聪明活泼，好玩极了，大家都喜欢他。”

“几个月了?”我问。

“八个月了！”柳莹回答说。

“她男人也是我们医院的吗？”

“是修械所的师傅，叫赵云胜。”

说着说着，我们走进了伙房。

二

到医院的第三天上午，我从河边洗绷带回来，刚走到门口的场坪里，恰巧碰到爹爹从石板路上走过来。我兴奋得大声地喊着：

“爹爹！爹爹！”

爹爹站住了，呆呆地望着我，好象不认识我了。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迎了上去，正正规规地敬了个军礼，神气十足地说：

“爹爹你看，我当了红军啦！”

爹爹这才猛然意识到了。他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了我很久，高兴地说：

“哎呀，小兰，你好象长高啦!我还以为你是‘扩红队’的小宣传员哩！”

“爹爹，你胖了。农会的工作忙吧?妈妈好不？”虽然我离开家里才十来天工夫，就好象离开了几年一样，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知道。

爹爹随手拿下包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说：

“你妈妈体子好得很哩！前天我出去了，油咀巴到我们屋里大吵大闹，硬说你跑回家了，向你妈妈要人。你妈妈也没有让她，说‘人是在你屋里丢的，我还要向你要人呢，你倒找我来了？’油咀巴没得话讲，气呼呼地回去了！”

我右手握紧拳头一晃，大声说：

“当了红军，我就再不受那烂眼公、油咀巴的气了！”

爹爹也摸着我头说：

“小兰，这条阳关大道你是走对了！”

我领着爹爹走进了医院。

同志们听说我爹爹来了，都热情地围了拢来，又搬凳，又递烟，又端茶，把爹爹高兴得合不上咀。看护长还陪着他问这问那。

我们正谈得热闹的时候，只听得一个尖里尖气的声音从外边传进来。我浑身一怔，这不是油咀婆婆的声音吗?她从哪里打听到我在这里呢?我刚想起身躲开她，一看到爹爹、看护长和许多同志都在我的身边，我又镇静下来了。

油咀婆婆一拐一拐地进来了。她看见我，活象只被人踩断了一条腿的癞蛤蟆，直往我面前蹦来。我看到她那个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如今我当了红军，再不是你刘家的童养媳了，还伯你做什么？

油咀婆婆喘着气，伸出手就来拖我，被王德民和小刘拦住了。油咀婆婆狠狠地瞪了他们两个一眼，转头看见爹爹，就大喊大叫起来：

“二木匠，你把你女儿送来当红军，还倒打一耙，问我要人！如今人在这里，你还有么子说的?”

看护长拦住了向爹爹冲去的油咀婆婆，倒了杯茶送到她手里，心平气和地说；

“你老人家先平平气，有话好讲嘛！”

人家对她客气，她倒以为得了势，两片咀唇一翻一翻，唾沫四溅地冲着我说：

“贱骨头！你跑到这里，就寻思我找不到你了?我的耳朵尖得很哩！你就是飞到天上，我也要把你拖回来！走，把他们给你的衣衫脱下，跟我回去！”

说完，她伸手就来扯我的棉袄。我猛的一下把她的手推开，厉声说：

“红军是我的家，叫我回哪里去?回你们刘家?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差点把我折磨死了。如今你还想让我到你们刘家去受罪，哼，办不到！”

爹爹也理直气壮地说：

“小兰不是你刘家的奴隶。她要当红军，哪个也管不了！”

油咀婆婆眼皮上的那个肉包包又颤动起来了，脸上直冒汗。她一边擦汗一边说：

“二木匠，讲话要凭良心。你女儿到我屋里两年多，我看得比亲生骨肉还亲，哪里亏待过她……”

“你还有良心?你一屋人都没得良心……”听见油咀婆婆的话，我再也忍不住了，连忙上前两步，朝着她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

屋子里的人都被我的话打动了，有几个女看护还呜呜地哭了。

小刘站在一边，眼睛鼓得滴溜元，指着油咀婆婆的鼻子尖，怒气冲冲地说：

“红军不兴压迫人。你虐待童养媳，如今又到这里来胡闹，当心农会开你的斗争会。”

油咀婆婆听得小刘这样说，吓得脸上不是颜色，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因为她见过这些场面，晓得“开斗争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围在旁边的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有说要告诉农会的，有说要通知乡里妇女会的。油咀婆婆脖子上的筋象被哪个抽了似的，勾下脑壳直不起来了。

看护长又耐心地把道理跟油咀婆婆讲了一番，要她安分守己，不得为非作歹。油咀婆婆大气也不敢出，连连点头称是，等看护长说完了才勉强笑了笑，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尖，一拐一拐地走了。

爹爹看到同志们把油咀婆婆说走了，又激动地对我说：

“红军部队象自己的家一样，首长就是你的父母，同志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小兰，好好工作吧，不要挂牵家里。”

爹爹惦记着农会的工作，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

三

医院里的看护很多，不论是男同志女同志，对我都很关心。我呢，当上了红军，就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心情特别畅快，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学。

开头几天，我天天在病房里扫地、收拾床铺，给伤员喂水、喂饭，邦老看护端脓盆、递纱布条，有时还到河里去洗衣，洗绷带、纱布。刚到病房的时候，我一看见伤员的伤口，就背过脸去不敢看，总在想受了伤多痛呵，好象伤口就在我身上一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每当看护长给伤员洗伤口、换药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留心她的动作。我想：光是看别人给伤员洗伤口、换药，那怎么学得会呢？一定要自己动手才行。于是我就跑到伙房里，找王德民要了块竹片，做了个镊子，用细铁丝做了根探针，又找了些烂棉花代替药棉，破布条代替纱布。回到宿舍里，我坐在地铺上，面对板壁，把自己的脚趾缝当伤口，学着看护长她们给伤员洗伤口、换药的动作，聚精会神地在自己的脚上实验起来。

我正在往脚趾缝里塞烂布条，只听得有人咳嗽了一声。回头一看，看护长已经走到了我的跟前。我慌慌张张地把那些土器械塞到铺草底下。

看护长看到我这个躲躲闪闪的样子，好奇地问：

“兰伢，你在做么子?”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我……我……我在……洗脚。”

“冼脚塞那么多烂布条子做么子？”看护长更加怀疑了，指着我的脚问。

“我……我……”

“你是在学着洗伤口吧?”看护长嘿嘿地笑了，在我的身边坐下说：“还瞒着我哩！你再来，我做给你看看！”

我望着看护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从铺草下边翻出那套土器械，在自己的脚上洗起“伤口”来。看护长一边细心地看着，一边告诉我应该如何做，甚至还抓住我的手来教。直到我的动作差不多了，她才满意地说：

“要得要得，这样多实验几回，就学会了！”

四

晚上，柳莹手里抱着一叠书走进宿舍，大声喊着：

“快来领课本！”

“么子课本?”我飞快跑拢去问。

“文化学习课本。”柳莹递给我一本书，“明天我们就要开始学文化了!”

一听说要学习文化，我心里一阵高兴。记得在金阴人家看牛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七八岁的伢伢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就羡慕得不得了，心想我也能象他一样上学堂读书识字，那多好呀。但是，我家里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钱供我上学罗?想不到我如今当了红军，就有机会读书识字了。我一把抓住柳莹的手问：

“有教书先生吗?”

我说的“教书先生”这个名词，把满屋子的人都逗笑了。看护长一边笑，一边指着柳莹说：

“教书先生就是她。”

陈真梅补充说：

“柳莹在家里读过高小，是个洋学生哩！”

柳莹瞪了瞪眼睛说：

“什么洋学生，还不是拿了黄牛当马骑?”

第二天一吃过早饭，我们就带着课本去上课。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造福”，柳莹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们讲解了一番，就领着我们读起课文来：

造福人，不享福，

雇农自己没有谷，

瓦匠自己没有屋，

裁缝穿的破衣服。

看护长端端正正地坐在我旁边的一条凳子上。她的鼻子尖尖上架着一付铜边的老花眼镜，手里托着书本，聚精会神地跟着柳莹念。也许是太专心的缘故吧，她前额上的皱纹变得更粗更长了。

王德民身子斜坐着，手里拿着旱烟杆，眼睛望着课本，漆黑的眉毛紧皱了起来。在他的后面，还坐着几个吊着胳膊、拄着拐杖的伤员，他们都是自动来参加文化学习的。

我一字不识，学习起来好比老虎吃田螺，无从下口。在课堂上好不容易认了几个字，下了课，刚刚迈出门坎，又跑掉了。我急得不行，赶忙去找柳莹问：

“柳莹，‘裁’字那样多笔划，我记不得呀！”

“柳莹，‘雇农’的‘雇’字怎么写?”

“柳莹……”

柳莹一字一字的耐心教。

由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纸和笔我们都很难买到。没有粉笔，柳莹上课时，就用石灰块代替。没有笔和纸，我们就用棍子、手指头当笔，在地上、桌椅板凳上、门板上写着，画着。一天，小刘出外送信，在元龙山挖了些土红带回来了，这些土红可以用来写字。消息一传开，大家都到元龙山去挖土红，就象觅宝似的，有的人还挖了好大一口袋回来。有了土红，我们又做了些小木板，用来练习写字。我们在医院周围的墙壁上门板上凡是能写能画的地方，都写满了“造福”、“红军万岁”等课文和标语口号。这样，既学了政治和文化，又作了宣传工作。

一天夜里，更深人静，山谷里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我从病房回来，复习了几节课文，就上地铺睡了。刚睡下不久，随着飕飕的夜风，传来了一阵细细的读书声。

已经是半夜了，哪个还在读书呢?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坐起来穿好衣服，跟随读书声走去，就来到了值班室的门口。我透过门缝，只见四方桌上亮着一盏桐油灯。豆大的灯光一闪一闪，照着坐在桌子旁边的半百老人看护长。她左手拿着书本，右手拿着一块土红，全神贯注地在桌子上划着。桌子上划满了横横坚竖的道道，她擦了划，划了擦的忙个不住手。

我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她的身后，两手遮在她的眼镜前面。

“哪个调皮伢伢，莫把我的眼镜打烂了哪！”看护长一边拨开我的手，一边说。

“看护长！”我一下跳到看护长的前面，大声一喊，把看护长吓了一跳。

看护长放下手里的学习课本，偏起脑壳定睛看了我一眼：

“兰伢，怎么还不睡觉?”

“看护长，你怎么还不睡觉？”我反问她。

“我上了年岁，记性不好，学起文化来比不得你们，不加把劲不行呀！”她摸了摸我的头，说：“兰伢，睡觉去吧，伢伢瞌睡大。”

“不。”我紧挨着她，在板凳上坐下来。“我要陪你学文化。”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课书。”

看护长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右手的食指指着书本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黑白红黄”那课书：

什么是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贫心。

什么是白的？富人的白银，穷人的枯骨。

什么是红的?清晨的太阳，工农的鲜血。

什么是黄的？穷人的脸和手，富人的金和谷。

看护长不认得“脸”字，怎么也读不上来。她想了想，又问我：

“兰伢，认得这个字不？”

“看护长，”我摸了摸头，“我……我也不记得了！”

看护长轻轻地摇了摇头，在“脸”字下面划了个圈圈说：

“好，明天再问柳莹。”

接着，她又继续读下去。我们两个人一直学到鸡叫头遍，才合上书本去睡觉。

五

这天上午，彭医生正在给我们上医务课，罗政委高兴地走进来告诉我们，“我到军部去开会，等一会儿我给你们带来好消息!”

听完了课，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着听政委带回来好消息。咦？小刘怎么不见了呢？柳莹抬头四周望了一下说：

“是呀！小刘跑到哪里去啦?很可能接政委去了吧！”

我和柳莹正在场坪里洗纱布，突然刘明生象飞似地跑回来了，边跑边喊：“政委回来了！政委回来了！”

听说政委回来啦，工作人员、伤病员都来到场坪里，听政委带回来的好消息。重伤员拄着拐杖也来啦。倾刻间，把一个大场坪挤得满满的。大家直催政委：“带来什么好消息，快点告诉我们吧！我们等急啦！”

罗政委望着这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激动地说：

“同志们！好消息啊！最近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会议。刚才贺军长传达了中央的电报，告诉全党全军，毛泽东同志和周思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一起，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罗政委的话音未落，整个场坪上就欢腾起来，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

罗政委接着说：“贺军长还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严正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转危为安。我们坚决拥护毛主席为我党领袖。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的革命事业将会是无往而不胜的。’”罗政委又说：“贺军长对毛主席是很尊敬的。贺军长高兴得热泪盈眶地说：‘我寻找真理找了半辈子，一心想找个能救中国的好领袖。现在可好啦！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好领袖！我坚决地拥护他，听他的指挥，坚定地跟着他走’。”罗政委又接着说：“贺龙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要很好地向他学习！”

接着，大家都纷纷在会上表决心。大家欢欣鼓午，劲头更大了。

后坪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我刚刚给伤员换完药，只听得柳莹在天井里大喊：

“下来伤员了！”

我走出房门，到天井里牵着柳莹的手就往大门外边跑。

外边的坪里摆了不少担架，有些看护正在给伤员喂水。看护长在担架中间走来走去，看看这个，摸摸那个。

路上还有担架在往这里来。我和柳莹一起往前面跑去。只见在担架队的后面，有个二十多岁的穿着黑色军装的青年人，担着担子，忽闪忽闪地走来。他的身上落着好厚的一层浮尘，头上冒着热气，汗珠在粘满灰尘的脸上洗出了一条条白色的印迹。他那付担子的一头是个洋油桶，另一头是个元鼓鼓的白布包，包里的东西碰得丁当直响。我指着那个人对柳莹说：

“你看他担的么子东西，把竹扁担都压弯了。”

柳莹往前一看，大喊了一声：“彭医生!”就朝那个人奔去。看护长、小刘和许多看护也大声喊着，从场坪那边跑过来。

彭医生满面堆笑地对这个点头，同那个握手。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很和气的人。

彭医生刚仃下，小刘一把把担子接过来，担上就走。

彭医生连忙赶上去，两手捧住了那个正在晃荡的洋油桶，惊慌地说：

“哎呀，小猛子，千万要当心，这里头都是些宝贝呀！”

“什么宝贝?”小刘仃下来问。

“都是缴获来的药品，洋油桶里装的是麻药……”

看护长高兴地说：

“这下子发洋财了呀！”

彭医生边用手巾擦汗边说：

“这一仗缴的药品不少，各师卫生部都分了一些！”

“仗打得怎么样?”柳莹又问。

“好！这个仗打得真漂亮。”彭医生满面兴奋地说。

“消灭了不少白狗子吧?”我也插咀问。

“嘿，多得很。我们的战士一打起仗来，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就拿这个同志讲吧！”彭医生指着躺在前面那付担架上的伤员说。“冲击一开始，他就拿着合子枪，带领部队冲在最前头。有一股敌人在他们的追击下，死的死，降的降，只有一小股不要命地往后山上跑。这个同志一步也不放松，带着部队就追了上去。刚追到一个三岔路口，山头上的另一股敌人扔下来一颗手榴弹，在他跟前爆炸了。他当时就倒在地上。我们跑上去的时候，只见他头上血迹模胡，两眼紧闭。我们刚要把他背下火线，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大喊：‘我是连长，要指挥部队，不能下火线！’说完，他又举起合子枪，喊着往前冲去，跑了几步，扑通一声倒在地下。我们才把他抬下来！”

我往前紧走了两步，踮起脚来一看，见那个伤员头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了眼睛、鼻子和咀巴。他仍然安详地睡着，眼角挂着一丝笑容。

看护长又问彭医生：

“院长最近身体怎么样？”

彭医生回答说：“还是不大好。前方工作很忙，他经常工作到半夜……”

看护长焦急地说：

“你们怎么不督促他休息休息呢?”

彭医生蹙着眉头说：

“他哪里肯听罗，你还不晓得他那脾气?工作起来他就忘了自己。”

说着说着，到了大门外的场坪里。我们刚仃下脚步，几个穿着灰军装的国民党伤兵低着头，灰溜溜地走过来了。他们有的吊着胳膊，有的拄着拐杖，都是在战场上负了伤以后被我们俘虏的。一看到这些家伙，我的心里燃起了一股怒火。等那几个家伙刚走过去，我对着他们的背影狠狠地“呸”了一口。彭医生扯了扯我的衣衫，严肃地说：

“小鬼，不要这样！”

场坪上的伤员都被看护陆陆续续地领进病房去了，只剩下那几个受伤的俘虏兵，靠在墙根下等待着。

一个用三角巾吊着左胳膊，眉毛上有粒黑痣的俘虏兵往场坪四周望了望，连忙站起身走到彭医生面前，抬起一双惊慌忧虑的眼睛问：

“医官老爷，我们怎么办?”

彭医生回答说：

“莫急，会安置你们的！”

彭医生的话刚说完，那个匪兵的脸色变得煞白，猛的一下，双膝跪在地下，一边磕头，一边哭泣说：

“医官老爷，我家里还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娘没有人照顾，你们做做好事吧！”

弄得彭医生莫名其妙，忙把他搀起问道：

“怎么啦?吴三明！”

那个吴三明还是战兢兢地说：

“我家里还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娘……”

彭医生默了默神，似乎知道了他的顾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放心吧，吴三明，我们红军优待俘虏。”

吴三明还是半信半疑地望着彭医生。这时，陈真梅从里面出来，对那几个负伤的俘虏兵说：

“跟我走吧!”

那几个匪兵对我们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跟着陈真梅走进院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