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还是省些事罢。”宜王道。
“无妨。大王请看，那边几树桃李已开，咱们便在花下饮酒如何？”文徽携起宜王的手。
“是在花下吃肉。”永宁笑道。
后记
对这部小说做整理，让我有种挺怪的感觉：在十到八年前，自己竟然认为小说该是这样写的吗？
那么，什么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应该”的小说叙事呢？说实话，一直没想清。
当然，写成这个样子，和那几年具体的经验有关。记得在一次文物活动上，组织方安排一位专攻缂丝的女士现场演示，由此我得以看到了缂丝的织机，以及这位女士用金线织一幅“遍地金”五彩牡丹图的具体操作。问这位“织女”，此种高级织物如今还有什么用？答日，因为成本高昂，所以只有日本人来定制和服的腰带。这回答让一场激动狂喜横遭一刀，顿时升起无比惆怅。
因此，小说中对于各种工艺技术的狂热，都只是为了再现中国历史的种种“真实”。当然，讲故事总是充满了杜撰、夸张与篡改。例如，让波斯金匠教宜王制作圆金线，其实没什么根据。《花花草草、瓶瓶罐罐》一书中，沈从文先生在议论织金锦的时候，曾经推测，捻金线（圆金线）技术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出于情节安排的需要，我就把这个推测用成自己故事的线索了。因为柳才人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创造纺织新技术，那么宜王这边的技术活动就该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否则实在犯了创作的大忌，“顺拐”了。
但是，法门寺出土织物上所使用的金线，确实是圆金线，并且也确实比人发还细。当然，法门寺出土金线反映的是唐代晚期的工艺水平，比小说中的时代晚了二百年。
至于小说中柳才人所“发明”的独特纺织技术，“通经断纬”，按照宋代以来一直沿袭的叫法，这种技术被称为“缂丝”（也写作“刻丝”）。但是，在唐代，“缂丝”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汉代的“织成”，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技术品种。实际上，关于究竟什么是“织成”，什么是“缂丝”，文物界专业人士一直进行着讨论，有各样的观点。我个人有个小小的猜测：新疆出土的诸般织有吉祥文字与图案的汉锦，如“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就是汉代的“织成”。为此还准备过一点资料，想写一写自己的想法，但因为乱忙，就一直拖了下来。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女俑偶所配的一条腰带，就是用“通经断纬”的缂丝技术织成，所以“缂丝”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不过，这条腰带所织出的是几何纹。用缂丝技术织成花鸟生动的完整画面，从今日所见的实物遗留来看，是到了宋代才达到的成就。有意思的是，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缂丝技术，很可能是学自西方的“缂毛”技术。不过小说中没有涉及这一点。
幸运的是，近几年随笔的流行让自己沾了光，对于中国古代物质水平方面的兴趣有了更流畅的宣泄渠道——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沈昌文、陆灏两先生所倡导的《万象》——不用再借小说来吃力地进行其所不胜的这项工作了。但是，同时，始终有很多的困惑与惆怅萦绕在我的心中，关于小说。
我始终相信，或者是被教导得相信，故事、讲故事和听故事，对于今人和古人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惜的是，今天的小说家们似乎一心要讲大多数人都听不懂的故事，甚至是，以在小说中取消故事为智力优胜的表现。
当然，《盂兰变》也只是一部仅仅适合某一阅读人群的作品，为此我对自己的写作感到怀疑。
须知，大众媒体与文化工业却在非常尽职地给大多数人讲故事，不仅把故事讲得让大家都听得懂，而且还通过讲述技巧来教导大家怎样听，听什么。比如，足球业的罗纳尔多现象，在我看来，就是商业体育、大众媒体调动现代手段所讲述的一个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讲得流畅有趣，讲得情节迭起、峰回路转，所以大多数人都听入了迷，信以为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啊！在传达着怎样的道德内容啊！
但是，罗纳尔多，以及贝克汉姆、舒马赫等众多体育明星在当代生活中的熠熠闪光，确实昭示着一个真理——
人民需要故事！
文化工业可以调动一切现代手段，来向人民——如今被重新定义为“大众”——讲述它们所希望被听到的故事，而小说家只有最传统的手段——写下文字，因此是否足以有抗衡的力量，这当然是个问题。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今天的小说家是否有能力如前人一样，创造出真正感动人心的故事？能与“杨家将”、《窦蛾冤》、《牡丹亭》或者《卡门》并肩的故事？
智者一定会认为我这个问题太傻吧。
《盂兰变》完成之时，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在一两年内开始写第二个长篇。但几年过去了，却一无所为。因此，即使上述这个很傻的问题，其实我也没资格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