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从30年代中期，到二战灾难性结束的1945年，日本人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封闭半球中的居民。与外部世界的有效隔绝，使他们处于专制暴虐的警察和军队统治之下。而军队警察之功能，只在根除任何异议份子。仗打输了，弦绷得更紧了，警察、军队对社会的控制愈加变本加厉。实际上，日本已经再度“锁国”——17、18世纪与世隔绝的德川幕府时期再现。可怕的宪兵队，远比德川时候幕府更具破坏性。通过这一时期的来信，可以看出社会上的紧张气氛：每个人都惶恐不安，每个人都低眉顺眼，但每个人都参加通向灾难的大众盲目行动——不管愿不愿意。
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没有机会发言，数名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如永井荷风等，他们恨这场战争，不过是社会上一个异数。在日本，连以沉默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切都被禁止。杰出的法理学家和自由派学者如矢内原忠雄、美浓部达吉，一直被放逐于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监禁的威胁下了无声息。在全面军事化管制之下，所有日本社会的传统美德：群体忠诚、团结、耐心、知难而进、乐天知命，全都翻了一个个儿。大部分人对此都三缄其口。有人会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最初胜利的激动中清扫了一遍。这里不正是沐浴在神恩里的天皇的国土么？谁敢出言不逊？
恰如来信所揭示的，许多人在这一时期遇到了麻烦，但如果你要是对你的邻居谈起你的麻烦或担忧，那就成了危险了。日本警察通过“邻组”邻组：1940年9月内务省命令居民每10户组成一邻组，互保互助。实际上是大政翼赞会的基层组织，实行全国总动员的工具。邻组负责的工作有欢送出征士兵，迎接阵亡士兵遗骨，义务劳动，防空演习，征税，强制储蓄，捐献等。1942年起又开始负责食物和纺织品等日用必需品的配给。于是，个人离开邻组几乎不能生存，而在邻组内违反邻组干部的意志，也会产生极严重后果。实施几乎滴水不漏的监视。正如我们在信里看到的，当常规的警察监督停止运行时，总是有宪兵队出来强迫家庭承担不忠诚和持异议的后果。
艰难困苦遍及整个社会。日本总人口中只有少数几个阶层（主要在都市）体味过20年代和30年代短暂繁荣的滋味，即使他们的“富庶”也受到官僚集团在经济上不知深浅地胡闹的严重威胁。经济此时被迫进入紧缩状态。工业生产最终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大企业以日本早期军工联合体的式样，在满州建立起它们的王国。
在“一切为了战争”的说辞之下，全国表现出一种同仇敌忾——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有什么想法，只能闷在肚子里。发表在这一章的来信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是带着1940年甚至1945年之后得到的“事后洞见”来叙述当时的事情的。人们在1985年说出了40年前他们不敢说的话，但没有人想到过提出抗议，更别说起而反抗。即使这样，这些信给出一幅令人触动也令人恐惧的画面：日本民众在强制性的盲目因循环境里不得不经受的一切。
伊豆南端，村民们用竹枪作战
昭和18年末，20多个美国人坐着两只小船，想从伊豆南端石廊岬海湾的浅滩登陆。嘿，这下子村里可炸了锅。婶子、大娘们天天训练，此刻正是用兵之际。大伙儿拿起竹枪，一齐拥向岸边，也有拿铁锹和镰刀的：
“来呀！上来呀！揍死你们！”
“孩子他爹可在家呢！你们放明白点！”
女人们尖声叫喊，晃动着手里的“武器”，想到自己正在保卫大后方，斗志昂扬。连我也跟在后边，一手握着一块石头。敌方见此情形，十分惊讶，把船停在远处，向我方观望，暂无进攻之意。然后，忽然全体在船上站起身来，举起手大叫：“Banzai（万岁）！”并且用棍子挑起白布。
“好！他们投降了，全都是俘虏。”有些大娘跑回家去拿绳子。
他们战战兢兢地上岸，一个人一边大打手势，一边说了好多话。村里人头一回看见外国人，当然什么也听不懂，神色紧张，一副戒备的架势。因为我在气象站工作，大家就把我推到前面，可是，我的英语水平不过是“鸡丝一丝盆”（This is a pen）而已，说不上话。好不容易听出他们说的好象是德语，于是把附近的医生叫来，终于弄明白他们是德国人，在这一带海面受到潜艇攻击，乘救生船顺着海岸来到我们这里。
这么说，是自己人。村里人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扑上去使劲握手，立刻开始筹备欢迎会。这时，一辆公共汽车来接他们，不知把他们送到哪去了。村子里的狗一边往车门的踏板上跳，一边拚命地摇着尾巴，倒好象是他们养的宠物似的。
下条哲 60岁 自由作家 横浜市
疏散、农村和人类心灵的贫瘠
疏散的时候，城里人到农村投亲靠友。有的两三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住在储藏室、柴房，有一家人竟借住在积肥的屋子里，真让我这小姑娘大吃一惊。屋里大桶里装满厕所淘来的人粪尿，桶上连个盖子都没有。
祖母让疏散来的小孩洗澡，衣服都脱光了，叔父却一拳头打过来：“不许比我家里人先进澡盆。倒霉蛋，一身晦气。”休假的日子，光听见家里的舂杵咚咚地响，可是一个团子也分不到。等等等等。粗暴冷淡的举动，不知让多少疏散者伤心哭泣。
但是，我也遇上过这种老师：肆无忌惮地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家伙的爹妈，就跟笨鲫瓜子似的，除了下种儿造人，还有什么本事？”粮食越来越紧张，他又对学生说：“你们村，就是老子的兵站基地。都给我纳米上来。”学生们尽其所能地供给他，可是到了战后粮食丰富的年代，他连个明信片也没寄来过。我虽然没遭受过空袭，可是村里发生的这些事，所见所闻都让我伤心，人心如此丑恶，又让我绝望。这些人啊，已经被战争夺去属于人类的那颗心。
疏散到村里寺院的小孩和我弟弟同年级，他到我家里来时，对我弟弟说：“要求供给小学生的口粮，别人家里光给葛菜吃。只有你妈妈老是招待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太高兴了。”听他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
真想念我过世的妈妈。
青木市 57岁 主妇 新NFDA6县
疏散者的悲哀与自责
昭和20年3月，我和母亲、弟妹们一块疏散到母亲的故乡岩手县。当时我是东京都立女校一年级学生。四月新学期开学，弟弟们转入当地的小学。可是我和妹妹想转入县立学校，却遇到麻烦，在焦虑和不安中，凄凉度日。校方一会说没有教材，一会说没准备好，一直拒绝让我们入学，到了5月末才勉强让我们上学了。
所谓上学，也就是天天练习用竹枪刺杀学校院子里摆着的稻草人，和到附近农村义务劳动。农村人看到疏散者，必定说：“呵，跑到这儿来啦！”“哼，胆小鬼！”还一个劲地说他们自己可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要不然干嘛成天用竹枪训练哪。我们无法辩解。大人们说的话多伤人啊。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去体贴孩子的感情。高年级同学和我们班的同学只能默默地关照我们。
这就是我十四岁的夏天，作为一个疏散生，一心遵从校长训示，学习方言，同时为国拚命劳动。开始是种田、割草，后来是开垦荒地，累得筋疲力尽。不久，日本战败。第二年，我回到这里，学校已经是一片废墟，临时搭的木板房算是校舍。老师同学笑脸相迎：“你可回来了！”可是，我的心情难以释然。
本来，我在疏散期间蹩足了劲儿要反驳他们说：“我不是胆小鬼”，可是，当听说了校舍化为灰烬，师生们每天来清理火场的情形以后，一下子泄了气。新建校舍响起了上课铃，使我感到说不出来的惭愧。现在，我们不要再责备任何人了。
山室令子 55岁 主妇 横浜市
确保首相官邸的强制疏散
昭和20年3月10日东京大空袭以后，下达命令，强制疏散沿首相官邸外墙200米以内居民。一星期以后，军队就要来拆毁房屋。当时我住在赤坂，丈夫不在家，只有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半，一个一岁零两个月。
附近的邻居们惊慌失措。由于军队管制封锁，没有卡车，没有马车，没有出租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有一位经常托我们打印陈情书的Y 先生对我们说：“要是能用牛车，就到NFDA5玉县我家里去吧。不过，路上如果碰上空袭，只能怪运气不好。”于是，把所有的家具财物托付给他。
早上商量好以后，Y先生回NFDA5玉县取牛车，再回来接我们，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三点钟，装好行李，牛车出发。天亮以后，我和保姆带着二个孩子，四个人乘公交车到Y先生家里去。市内电车和省内公交车拥挤得一塌糊涂，到达目的地已经是傍晚了。而运行李的牛车在路上走了18个小时，夜里10点才到达。
后来，我们在新宿租的房子，也在5月25日的大空袭中烧掉了。想回农村，买不到车票。我们的行李，由于乱收保管费、偷盗、鼠害等等，也化为乌有。两个孩子和我还活着，已经够幸运的了。
为了保护首相官邸，普通的百姓受自己人欺负，比受敌人欺负还厉害。我们被赶得四处漂泊，连睡梦中都流着泪。
八代美荣子 72岁 退休 沼津市
“太可怜了”始末记
太平洋战争期间，敝人在陆军省报道部工作，兼职内阁情报局。当时情报局传达了各省次官例会上为激发国民战斗意志，各省均承担制作广播节目工作的决议。工作由陆军省起头，敝人受命负责。提高斗志，嘴上说说容易，可怎样才能真正作出有效果的广播节目，实在头痛。
陆军省记者聊天时，一个曾到品川采访某省前大臣的记者说：“夫人送我出来的时候，正碰上美军俘虏队列从大臣门前经过。夫人说：美国人给弄成那个样子，太可怜了。战争打破了日本人认为英美人高人一等的想法。”当时敝人灵机一动，“就是它了！”于是写好了广播稿。NHK方面特别征求我的意见，把题目定为“太可怜了”。
这个节目播送以后，大量报纸和杂志转载，其反响之大，敝人也感惊讶。后来，其他省都没有制作广播节目。
敝人当然决不是说应该虐待俘虏。此前，敝人在上海任陆军报道部长时，曾经带关岛送来的美军俘虏出去看棒球比赛。以敝人对于战俘的感情来说，完全可以理解日本妇女那种温柔的心情。倒是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发生了不可容忍的事。美军阵地平常就是他们的练兵场，熟知地形，日本军队的进攻很难攻进去。两个步兵大队乘小艇从美军右翼登陆，孤军深入，受到敌方沉重打击。我方侦察兵亲眼看到美军用夯地的滚子，把日本伤兵碾死。
敝人战后在比利时当了俘虏。俘虏的正餐，是米粒都数得出来的稀里咣当的粥。日本人都瘦得象腊干一样。每天大约有五十人因疟疾而死。参加战争的人所经历的那种战争的悲惨，将永铭我心。
秋山邦雄 88岁 无职业 调布市
被人告发，受到宪兵欺侮
事情发生在终战以前，日本战败已经势不可免的时候。一个宪兵忽然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家根据战时立法，收拾起祖传的纺织业，改为机械零件工场，正埋头苦干着我们根本做不惯的工作。
宪兵在工场内查看了一圈，洋铁桶太少了吧，砂袋准备了吗……这么乱搜一阵。临走的时候说：有话要问你，明天十点以前到宪兵分所来一趟。我追在后边，打听有什么事要问我，宪兵只是说，来了就知道了。听说他回去的时候，还到附近的商店去，打听邻居对我家的看法。
父亲第二天到宪兵分所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心里翻腾着不祥的预感，打电话到宪兵分所去问，根本没人理睬。九点左右我又一个人到分所去，站在门厅里说明来意，一个男子出来喝斥：“还能杀了他吗？回去！”一点头绪也没得到。
夜半时分，父亲终于被放回来了。父亲说，我们让邻居给告了。塞班陷落，日本只有战败一途。父亲在出征士兵送别会上说了一句：塞班被美军攻陷，太糟糕了。结果被附近不知什么人告到宪兵队。宪兵想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塞班陷落的，让我父亲写了交待才放他出来。从此我们家就在宪兵那里挂了号，每天都要找碴，直到战争结束才算完。战争撕裂人心，留下深深的伤痕。
有山幸 已故 川越市
你们就没有一点慈悲吗？
札幌福利办公室的佐藤俊夫，因批判政府的战争政策，在日美开战的第二天，从东京出差回来，以根据治安维持法实行预防性拘禁的名义被捕，关在苗穗监狱。托了国民庆祝奇袭珍珠港的福，全国都进行了此类逮捕。严酷的拷问，恶劣的环境，佐藤俊夫终于在昭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瘐死，年三十四岁，没能看到他所预言的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关在他对面的单人牢房的佐佐木宣太郎，战后在《在病房里》一书中，如实描写了他走向死亡的那一段阴森森的日子。
遗体还给左藤的妻子和四岁的女儿的时候，一丝不挂。那位刚强的妻子质问：“你们这些人，连给你们亲手杀害的人一幅床单的慈悲都没有吗？”那些人一言不发。
妻子以“非国民”者遗属的身份，在特高警察的监视下，在世人的冷眼中，养育他们的女儿。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分昼夜地干活，终于力尽而死。
战后，传说战争是有些人违背了天皇的意志而发动的。可是，违背天皇的意志发动战争的军人，政治家给他们发优抚金，而因与天皇意志相同而死的人，却什么补偿也得不到。在战后的困苦中挣扎着长大成人的女儿，想知道父亲倒底判的是什么罪，申请法院交给当年法庭纪录的复件，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张纸片：“该文书已销毁。”这个女儿，以后成了我的妻子。
战争的恐怖不仅是敌人的子弹。疯狂的政府竟至于残杀自己的无辜的国民，实在太可怕了。
山下三郎 61岁 公司经理 东京
命丧煤矿的人们
根据学生动员令，我到煤矿工作，我想，这也是战争。我下了矿井，和朝鲜人一起，没日没夜干活，同生共死。瓦斯爆炸、塌方、或其他事故毫不希奇，天天都有，能活下来真是运气。逃跑的朝鲜人抓回来以后被打得半死，那惨叫声我听在耳中，也无可奈何。只有去医院的角落里探视伤寒病人时，稍稍尽我心意。
早餐量很少，那些朝鲜人有时把中餐的盒饭一块吃了，下午空着肚子干不了活，所以再配给一次面包，好让他们继续工作。下井的人分给两个面包。有一次，有人把其中一个递给我说：请吃吧。我说：我从别处也能得着，别担心。正说着，噼哩叭啦地开始塌方了，我们从石头缝里钻出来，逃得性命。
几年前终于凑钱给109名殉难者建立了纪念碑，把长眠在仓库里的遗骨迁到寺院，每两年做一次供养法事。虽然不是在前线，可是每天与死亡博斗，死于缺少食物、没有医药、强制劳动的人，数量很多。
滑川又夫 62岁 秋田大学矿山学部 秋田县
大钟哪里去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常去拜访一位老师，他家住熊本市郊外的一座寺院里。寺里有一座漂亮的钟楼，可是里边没有钟。一打听，才知道在战争中，大钟被贡献出去了，现在没地方去买。这大约是战后过了二十年左右的事。
这位老师在战争结束不久的时候，偶然从四日市的海边经过，那里搁着从全国寺院中收集来的几十座大钟，锈迹斑斑，任凭海浪拍打。这就是那些村子里世代相传的大钟，“怎么落得这么一副惨相啊！”，老师流着泪说：“不知它们后来怎么样了！”
不仅是大钟，从国民那里弄来的“贡献”（铜、银制品，铜火盆，珠宝等）真的用在国家的事情上了吗？
河野清子 40岁 主妇 鹿儿岛市
战斗机与土簸箕
我们学生义务劳动到军需工场作工。我在研究所的硬铝研究项目当助手。战况已经相当不利，飞机原材料的质量数量都很低，老百姓连锅子炉子也贡献出来，还是杯水车薪。我们拚命地想办法。
当时已经是B29大举来袭的阶段，我们也回收打下的飞机。在我想来，我们日本已经如此困难，美国飞机的材料当然也在劣化。可是，经过分析，美机材料成分与平时的规格完全一样，打折的螺旋桨，断面闪烁着银光。美国的潜力让我心里冰凉，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听说，因为材料太差，日本战斗机的节流阀操纵杆都要特别做旧，因为马达上有裂缝，只能出八分力。
不知熬了多少夜才搞出来的硬铝，没赶上投入使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看见黑市上摆着我们生产的硬铝做成的汤勺、土簸箕什么，连我们印在材料上的标记都没弄掉。当时觉得全身发软。
现在，比当时纯度最高的产品还好的优质铝，已经用于各种用途。抚今追昔，备感幸福。
桥本幸男 61岁 公务员 东京
埋头苦干生产气球炸弹
“各位，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校长先生突然说。集合在礼堂的全体学生，听了这话，静静地转回来，然后，情不自禁地向校长走去，没人说话，只有粘满浆糊、变得硬绷绷的扎脚裤在塌塌米上滑动的声音。“刚才听见的是真的吗？”大家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等到回过神来，大家挤在校长身边。当确定真的可以回家时，大家“哈”地一声欢呼起来，不过最后，抽泣的声音渐渐扩散开来。
这一幕发生在昭和20年2月末，地点是小仓兵工场，女校四年级学生义务劳动，在那里生产汽球炸弹。
用接着蒸汽的铁板把几层日本纸用浆糊粘一起，然后用700张这样的纸板粘成直径10米的气球，下面系着炸弹。气球将升到9000米以上，乘着偏西风去轰炸美国本土。天气严寒，缺少食物，夜班每人发两粒兴奋剂。昼夜两班，连续站立十二小时劳动。和睡魔的搏斗永远没有尽头。宿舍里十叠大小的塌塌米上睡十二个人，倒下去就瘫软如泥，一觉熟睡到天亮。
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受足癣、冻疮、结核、神经痛、脚气病的罪，由于劳累过度，将近一成的学生毕业以后一时不能回家。当时生活的严酷、学生义务劳动中一忍再忍的悲伤，全都体现在我们得知可以回家那一刻，大家激动的反应中。
高见泽幸子 57岁 主妇 千叶市
退役将军当校长，学校自由化
为了纪念12月8日大东亚战争开战，每月8日，学校和工作单位都要举行激发斗志的仪式。在这个大诏奉戴日大诏奉戴日：为纪念1942年1月8日天皇下诏向英美宣战，每月8日全体国民挂国旗、举行仪式，激发斗志，祈祷战争胜利。 ，我们学校眼神不好的老校长，念颂宣战诏书时拉了一段。于是，献身教育界半个世纪的老校长，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就离开了学校。而一位在华北战场立过功的退役将军来代替他。
那天来到少年学生面前的，不是想像中叱咤风云的勇将，而是一个温厚的、好好先生模样的驼背老人。新校长上任以后，严禁高年级生欺负低年级生、教师体罚学生，解除了不许看电影的禁令。
而且，象其他学校那种由驻校军官、班主任老师强迫学生申请当士官预科生、加入陆军或海军的事情，也没有了。我想当少年兵，校长说：“不是只有战死沙场才是忠义。为建设新亚洲而尽少年之力，不也很好吗？”一席话，说服了我这个正热血沸腾的军国少年。校长说，他率领的部队曾经在中国杀害许多俘虏，浇上石油烧掉。校长认为，在军队中，新兵被老兵殴打，一腔积愤，面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爆发为没有人性的野蛮行径。现在看起来，校长非常担心帝国军队的这种恶习往学校里扩散。实在英明。
去年，见到校长的女儿。听她说，校长曾经说过：“不想当军人。想辞职。”在家里经常抄写佛经。这位有恩有义的校长，就是国崎登中将，战后曾尽力支援保护军人遗属。六十年代签订安保条约的那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梅靖三 59岁 海神会常任理事 柏市
夜里在图书馆偷读禁书
战争时期，我在一座历史悠久的专科学校（现为大学）的图书馆，“虫瞰”（而不是鸟瞰）禁书，历时一年半左右。
大量禁书的书目卡片已经从卡片盒中抽出，书籍也与可以阅览、出借的一般图书分开，放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禁书有三大类：A组是美浓部达吉、津田左右吉、矢内原忠雄等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放在最上层的高级书柜中，加锁密封，大约30册。B组是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的著作，有上千册。因为太多了，没遮没盖的分别堆放在书库的几个地方。C组，陆军、内务、文部各省部局编发的文件，全都带有“保密”或“极密”的红字，这些东西本来是发给负责监视学生思想动向的学生科的，学生科没地方搁，寄放在图书馆。
我拿到钥匙，从最上层拿出书来，又怕有人进来。为了能尽快把书藏起来，我把书放在抽屉里读，如果有人来了，就关上抽屉，读放在桌面上的书，或者做做当日阅览统计什么的。如果时间允许，我就把A组的书放回书柜锁好，挑一些B 组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或C组的文件藏在怀里带回家中，看上两三个小时。有时能拿到《特高月报》，内容涉及了大量对天皇不敬的言行、共产主义运动或反对军队反对战争的动向、基督教徒的告解和批判靖国、朝鲜人反日运动等等。特高警察每月两次记录读书状况，把一些还没有定为禁书、而且其作者也没写过一本禁书的人定为需要注意的人物，要求准备登记本，把借这些书的学生全部记下来。
接触了大量帝国政府禁止或隐藏起来的文献，我几乎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而且变成帝国军队里最差劲的士兵。不少同时代的熟人朋友在不断思索美丽的“国体”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中死去，成为“英灵”，他们在战争期间就已经不再信仰什么“靖国”了。话虽如此，旧内务官僚们把无数著作打入冷宫，在官僚王国的文件中视国民如虫豸，这种从政治、教育各方面压迫人的体制，可以说现在依然故我。
阿部葆一 62岁 退休县图书馆员 山口市
17岁漫长的一天
难忘的昭和19年1月2日。我接到通知，“明天到宪兵队总部来一趟。”我当时17岁，是教会学校学生。事情来得突然，父母和我都很震惊，我想不起哪一件言语举动可能让特高警察调查。那一夜难以成眠。
第二天到总部去，被传唤的还有同年级的另一个学生。两个军人隔着桌子与我们对坐，跟电视放映的刑侦事件里的审讯室一模一样。我的心卜通卜通地跳，感觉到很大压力。
讯问的内容是我们学校老师的言行。A先生上课时说过这样的话吗？B 先生提起这么一回事吗？C先生是怎么说的来着？老实回答！我猜大概因为教会学校老师有的是基督徒，怀疑他们可能批判战争，所以向学生调查。我一概否定。
在房间里关了一整天，所有的话都被记录下来，最后让我们签名，打了手印，傍晚才放我们回来。真是漫长的一天。
小松峰子 59岁 无职业 横浜市
老师的呜咽让我感觉到真象
昭和19年，我是宫崎师范学校学生，被动员到人力空虚的农村参加劳动，一天又一天，学业什么的已经离我很遥远，一天到晚就是“粮食增产”。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遇到一位野口老师，三十七八岁年纪，除了默默地和学生们一起积肥、整地、播种，还找机会孜孜不倦地给我们讲解土地构造、植物、物理性质等理论。他是个矮矮胖胖的人，我们亲切地叫他“土牛”。
不知为什么，他对饿着肚子消极怠工的学生们，从来没有训斥过一句。他在劳动中晒得黝黑。他让我们干的农活显现出学问的光彩，不知不觉中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在无言的劳动中，一点一点发现了自我。
那一年终于要过去的时候，野口先生收到征兵令。好几年来，应征入伍的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在主席台上作勇气十足的告别讲话，我们都听惯了。这一天，也照例整队，等着野口老师讲话。
老师猛地施一个礼，然后就一言不发了。半晌，“土牛”粗重的眉毛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咬着牙忍着呜咽，大大的眼睛中，泪水不断地流下来。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男人流泪，不由地屏住了呼吸。终于，老师象小孩子那样举起手来捂着眼睛，呜呜地哭了起来。最后，一句话也没有说，象小孩子那样抽抽答答地，从台上下来了。
那以后只过了三个月，在我们毕业前夕，传来野口老师在战场病死的消息。象牛一样结实的老师啊……他呜咽的身影，使我感受到战争的真面目，现在还留在我心中。
久代 59岁 小学教师 延冈市
日记中所见的儿童的战争体验
儿童也同样怀着必胜的信念成为战争的牺牲者。昭和20年，我18岁，应召接替正式教员，到静冈县大井河上游的国民学校六年级代课。我在连日空袭警报下写了日记。现在重读这份日记，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再一次经历这些体验。下文选自昭和20年的日记：
4月12日 午后二时发布空袭警报。P51二十五架，B29一百五十架飞过天空。儿童分散回家。
26日 协助粮食增产活动，三年级以下学生采石松，四年级以上学生采蕨菜。回校以后给出征士兵写慰问信。
29日 全校儿童参加天长节天长节：纪念天皇生日的节日。参拜仪式。校长训话：一切为了胜利。
5月6日 因空袭警报而放学回家的日子太多，星期日上午补课。算术，地理。
12日 以配给的豆饼为主食，腹泄。
29日 到出征士兵家属家义务摘茶叶，头顶上我军战斗机撞毁B29。儿童们流着泪欢呼万岁。让他们写了表示感激的作文。
6月1日 练习防备燃烧弹、打开奉安殿奉安殿：学校中存放天皇御照、教育敕语等圣物的神龛。的方法。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御照和教育敕语。
7日 冲绳战白热化。学生的父亲出征，到车站送别。让他们写慰问信。
8日 大诏奉戴日。清晨带儿童们到神社作必胜祈祷和竹枪训练。
11日 在校园里开垦耕地，种白薯和南瓜。下午儿童们到邻村搬运军需品，有的儿童打听里边装的东西，受到士兵训斥。
23日 空袭警报间歇到河滩割麦。结束以后，为防备敌人登陆，练习竹枪刺杀和扔石头。
7月18日 协助分配鱿鱼干。已经十日以上没有米吃。讲课时因空腹而晕眩。能活下来真不可思议。晚上，和青年团一起作刺杀训练。
19日 舰载机空袭越来越剧烈。夕阳中，儿童们到二里地以外的山里运木炭。有的孩子累得要哭，鼓励他们说这都是为了胜利。
20日 三年级的铃木老师应征。虽然已经四十二岁了。男教师只剩下校长和我。希望我什么时候也能上战场。整理奉公袋奉公袋：二战中日本军队士兵使用的军用包。，发誓灭私奉公。
23日 为促进增产，要求六年级学生上交：苎麻六贯，藤皮十二贯，竹皮二十贯。职员竹枪训练。把偷盒饭的儿童叫到教研室，严厉教育。
8月9日 因教育召集回乡。在母校进行三天军事训练。
15日 学校收音机故障，因此在学生家里拜听玉音。脑子里一片空白，哭着回到学校。
清水光雄 59岁 退休教师 柏市
老师，不能死
十一岁的小孩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使劲喊道：“老师，你不能死！”
这是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一年的2月22日。终于，我将要在3月1日入伍报到，所以在校院的后山，和全体学生开告别会。当我谈起希望学生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学习到毕业时，一个学生这样喊了起来。
老师去当兵了。老师将要到战场上去，参加战斗，也许会战死沙场。希望老师一定回到学校来。这一声喊，表达了孩子们的单纯的心意。说这样的话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我只能回答：“谢谢，谢谢你勇敢地对我说这句话。”而不能对他说：“我不会死的”。
在战争中，不能为国战死沙场，是非国民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不可能有勇气说出“我绝对不死”。
神坂重光 66岁 退休小学教员 岩井市
向敌国的国旗致以最高敬礼
我们是昭和16年国民学校第一届学生，生于昭和9年，被视为彻头彻尾的“战争之子”。当时，新闻机关连篇累牍地报道战争，把战果说得天花乱堕，任何人也不会预见到未来悲惨的结局。一天早上，校长问我们：“假如这里放着美国国旗，你们从这里经过，会采取什么态度？”
“踩着它走过去。”全体学生同声大喊。那时候，把丘吉尔和罗斯福画得象鬼一样的讽刺画，不论什么地方都会跳到视野中。但是，一千五百个学生中只有一个人——我们年级的在田寿子回答：“致以最高敬礼，然后走过去。”“啊？”非难的声音响遍了校园。在田寿子的母亲立即被叫到校长室，他们家的教育方法受到严厉告戒。这个消息象风一样迅速在学生中传开了。在田寿子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医生家庭，她有点象男孩子，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总是与众不同，经常大发感慨。我钦佩在田寿子的母亲，在那个时代，这位母亲教导孩子，即使是敌国，她们的国旗既然是国家象征，也应敬礼如仪；我也钦佩在田寿子，她有勇气一个人举起手。
她喜欢孜孜不倦地钻研学习。现在应该成为女医生，十分活跃吧。
中村京子 52岁 主妇 宇部市
六等生的烙印
昭和1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四年级男生分成两个班，班主任分别由男教师Y和S担任。S老师在班上任命了班长和副班长，全班学生分为一至八个等级。下等生遇见上等生必须敬举手礼，否则在乱打听隐私的所谓反省会上，会被揭发出来，而被宣布降级。S为了提高班级的管理效率，玩弄这套“假装当兵”的游戏，鼓动学生互相监视。定等级的标准没有说明，大概由他随便决定。
后来Y的班上也移植了这套制度。我被评为六等生。在反省会上，友情这种东西是毫无用处的。
小学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士兵，象我这种体格贫弱、运动神经不发达的学生，不可能不被看成“残次品”。修身这一科的成绩全凭教师随意评判，如果修身成绩不好，连带整个成绩都不好。我被悲惨的感觉包围，好象置身于看不到出口的隧道中，直到昭和20年8月15日，才重见天日。第二年，我升入中学，我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佐藤六郎 52岁 疗养者 别府市
不要申请
昭和17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到河里游泳，一个军人划着船过来，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伍长。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问他是什么兵种，他说是飞行员，而且，驾驶的是孩子们羡慕不已的“隼”式战斗机。
“哇，太棒了。我毕了业也要当少年飞行兵，开隼式！”大家叫了起来。伍长的眼里闪烁着锐利的光：“别说傻话。绝对不要当什么军人。”语气特别重，大家一时间呆住了。“只要有可能，就不要考虑申请当少年兵。”“可是，您不就是军人吗？”“我的情况不一样。按照国家法律，到了年龄，就有义务当兵。我不是因为爱好而当兵的。最好是等你们到了年龄，再为国效命。”
我们老师说，不提出当少年兵的申请就是国贼。谁的话对呢？后来，比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和我们同年级的同学，纷纷当上预科班或少年飞行兵，神气地出发了。可是，当时一起游泳的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申请。虽然都是孩子，但是我们从心里感觉到，那位军人激烈的言辞中，包含着某种真实。
小泽博 57岁 公司职员 柏市
馋涎欲滴的大和女子
战败的形势很严重，村镇弥漫眷沉重苦闷的空气，大家相对无言。但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女学生们还坚持在操场的一角挖防空洞，在学校后面的田里干活。青年教师一个接一个离开讲坛，只剩下女教师和年老的教师。没有教材，也没有作业本，也不能按时上课。我们这个小城市空袭很少，只看见B29在天空一闪而过。劲头儿十足的高年级生对着天空吼叫：“混蛋！”
8月7日，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全体来到讲堂，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只对我们说了一句：“美军在广岛投下了特殊炸弹。”就沉默了，但我们从那种不寻常的气氛中，察觉到必定发生了不同一般的事件。
自从离开疏散时去的农民家，用清汤寡水的菜粥充饥的日子越来越多，每天都要去摘野菜。这时，在家里书架上剩下的几本书中找到一本西菜谱。翻开一看，是色泽醒目的烤牛肉、西班牙式肉蛋卷、苏格兰煎蛋。我盯着照相凹版印刷的精美图片一个劲地看，简直要把它吃下去。翻开这本菜谱成了我秘密的享受。战争打得赢打不赢都无所谓了。我暗暗起誓，战争结束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吃个遍。——竟有如此馋涎欲滴的大和女子，我苦笑起来。
桥本久美子 58岁 主妇 东京
偷盒饭、偷豆瓣汤的小偷
老婆孩子都送回老家了，我一个人寄住在熟人家里，在立教大学过去一点路。5月24日夜间空袭，这个家又被烧个精光。没办法，又去近一点的千早町打搅一个单身同事。当时粮食配给很困难，少盐没酱，每天每人只给大拇指那么大一块豆瓣酱作调料。蔬菜就靠同事家房子空地上种的一点绿叶菜。
我这个食客，只能以这么一点原料作饭了。首先，必须有燃料才行。想来想去，决定用同事家里的旧杂志烧火。我从杂志上折下二十几页纸，呼呼地一下子就烧尽了。把纸捻成小棍，更经烧些。三百页一册的杂志，煮两合饭要烧一整本，做豆瓣酱汤要用半本。
两合饭一份汤我们两个人要吃三顿。出门的时候，用纸包上一个寿司那么大点儿的饭团和一点豆瓣酱当午饭。肚子空空，连上台阶都吃力。晚上就用残羹冷饭凑和一顿。有一天回家时，发现门虽然关得好好的，可是家里实际上进过小偷。东西倒没少什么，只是我们的米饭和豆瓣汤已经没了。我们两个面面相觑，心想竟然有比我们还穷困的人。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熊谷元一 77岁 自由业 清濑市
哪条路没警察？
昭和20年春，粮食困难到极点，找吃的东西成了最大的问题。一天傍晚，一个站在路边的少年叫住我。他胸前带着国民学校四年级的名签，说是从城里过来买东西的。看样子已经很累了，可怜巴巴地说：“叔叔，请您告诉我哪条路没警察？”
“你家住哪儿呀？”“我？住大阪。前天出来的。家里人都在等着我呢。”我吃了一惊，又仔细看看他可怜的小脸。可能是听说我们这个山里的小村种白薯，顺着大阪到伊豆已经瘫痪的交通路线，一路倒车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背上的帆布背包里装着白薯，大约有五、六公斤的样子。
“妈妈说，如果被抓住了，小孩也许会饶过去。所以让我来了。可是，我还是想走一条没警察的道儿。”他颤抖着流下了眼泪。我赶快给了他一个麦饭团子和一块烤白薯，把他送到村上的汽车站，一直看着他走远。我相信这孩子一定逃过了大阪大空袭，长成为有用的大人了。
相原友 70岁 农业 静冈县
少年孤独地死在炎热的路上
事情发生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的大热天里。一大群人挤在离我们家一百米左右的电车道上。我赶紧过去一看，是一个男孩子倒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呀？你的爸爸妈妈到哪儿去啦？”
他连出声的力气都没有，对周围人的问话，只能闭着眼睛轻轻点头或摇头。
男孩子十三岁。全家都死在3月的东京大空袭里，只剩下他一个。想到乡下找亲戚，才来到我们静冈县袋井的街上。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身体瘦成一条，路也走不动，眼也睁不开了。非得给他点东西吃才行啊，几个老妈妈跑回家去。煮南瓜呀，炒黄豆呀，拿来放到孩子的手里。那孩子闭着的双眼微微张开，看看周围的人，好象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抬起手把吃的东西送到嘴边，还没有放到嘴里，就松了手，吃的东西滚落地上。
两个小时以后，那个男孩再也不会动了。在陌生的城镇里，在坚硬的马路上，肚子空空，只有十三岁的年纪，就这样死去了。大家哭泣着合掌祈祷。镇子里的叔叔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草席，盖在他身上。夏天火辣辣的太阳光，照在草席上。
小泽浪代 53岁 家庭主妇 清水市
我曾经做过邮件检查
昭和19年12月13日白天，三菱发动机大幸工场发生爆炸。从第二天开始的三天内，厂方对全厂人员的邮件进行检查，凡涉及军事机密，或提及工厂遭受损失的地方，如果是明信片，就用墨水涂掉；如果是信，就打开封口，取出信件来删除。同时还要给发信人送一张条子，“今后不要写这些事情，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