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检查时，宪兵和特高警察都来了。但是，宪兵立刻就离开了，中午不到，特高警察也走了。我们工厂方面派的人，从来没干过看别人私信的事，碰到有趣的内容就忍不住读出来，大家哈哈大笑。不过弄来弄去也就腻烦了，明信片连看都不看就放过去。由于检查邮件只能让判任官判任官：正式任命的八级以下文官。来干，不能让工厂雇员参与。没过多久，谁也不想干这件事，只好把我们这些庶务会计科员动员出来。有的挂号信里夹带了贵重金属，让我十分惊奇。检查只坚持了三天。
现在看起来，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那种傻事。爆炸只发生过一次，有必要向国民隐瞒受损的情形吗？第二年在市区街道发生爆炸，损失的情况口口相传，根本没法防止。我不知道是哪个机关下达检查邮件的命令，想必它是发疯了。
樱井静夫 69岁 退休邮政局职员 名古屋市
发神经的新闻检查之一例
“加纳部队长，手握○○而死。”这是1937年（昭和12年）10月报纸报道日中事变上海前线新闻中的一段。读者大概都想知道部队长手握着的是什么东西吧。我当时是满铁附属进口公司东京事务所所长代理兼调查员，常驻东京，负责进口和收购日本东部地区产品，还帮海军搜集情报，所以，一看之下就知道这是陆军省新闻检查官干的好事。我给朝日新闻的熟人野村秀雄打电话，他告诉我，原文是：“加纳部队长中敌弹身负重伤，提出在死前要握一握军旗。所以把军旗交给他，他手握着军旗含笑而死。”新闻检查指出“军旗显示连队所在，要用○○代替”。我简直无话可说。我记得，年轻的助手们在电话中大笑着谈论“○○
算是什么东西”，我对他们说：“别到处乱说了。”然后告诉他们实情，他们也是一下子沉默不语。
日中事变扩大为太平洋战争，最后终于战败，国家生灵涂炭，陷入苦难之中。其原因之一，是依据军事机密保护法、国防保安法、治安
警察法、治安维持法、不安全文件临时取缔法、国家总动员法、军用资源保护法、报纸法、出版法、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以及陆军海军外务各省命令和禁止公布命令，本应公正报道事实的报纸，被束缚得手脚动弹不得，只能做充满虚伪的报道，结果自失权威，搅乱了国民的思想，使他们失去对是非的判断力。换句话说，新闻和国民都变成了没有精神主体的空壳。
我认为，为了防止战争，最紧急而重要的方法是新闻记者一起拚命阻止国家机密法通过立法和修正宪法。
纪修一郎 86岁 战史研究家 东京
这是非国民的家，浇水！
昭和17年4月18日傍晚，我从日本桥的工作单位回家，在新大久保站下车，向我们家里走去。从大路拐进小街，地上都是水，停着消防车。邻组的房屋几乎烧成一片瓦砾场，废墟还冒着烟。我们家正紧挨火线，从我们家那里向着火的方向看，大约有300米化为平地，一览无余。这是杜立德轰炸机第一次空袭日本。从此以后，我们家北面宽阔的户山原陆军射击练习场就对市民关闭了，防空演习也多了起来。
一个星期天，有街道防空演习，每家出一个人，带铁皮水桶、扑火棒、梯子集合。由退伍军人喊着号子，列队出发。天气炎热，絮着棉花的防火帽和灯笼裤烀在身上，走起路来几乎要跌倒，真是苦不堪言。有人问干嘛走这么老远到别的区去，被退休军人和街道干部骂了回去。
队伍在一座民宅前停了下来。我们撬开傍门，像小偷似地溜进院子。花坛里夏季的花竞相开放，二楼的扶手上晾着被褥。
“今天是真正用水的消防训练。燃烧弹把这家点着了。目标：二楼扶手的被子。浇水！”
我们用铁桶从池子里打水，提在手中。楼下走廊的窗子开着，我们必须从那里进去。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犹豫起来。
“听说这家男的是外交官。”“听说从来不参加街道和邻组的活动。”“别是非国民吧？”“对，就是非国民！”大家悄悄地议论着。于是，女人们从池里打水，一个传一个。男人把梯子搭到二楼，哗地一声，把水倒在地板上。这家的人肯定躲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也不知他们会怎么想，可是大伙儿还是使劲捣乱，直到把池子里的水都用光了。
训练结束，退伍军人表扬说：“干得好！”地板和被褥都湿透了，花坛和盆花踩得东倒西歪，草坪上沾满了泥，池子见底，只剩下金鱼。大家由于兴奋和良心不安沉默不语，拖着沉重的脚步撤离。那家人从始至终，连个人影也没见一下。
岩崎泰子 ６２岁 家庭主妇 会津若松市
微不足道的加害者
日美开战时，我是神田一家小出版社的编辑。当时，没有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许可，一本书也出不了。我的工作就是书稿出来以后，到大本营跑上五、六趟，再私下里请负责人的情妇牵线，上两三回馆子，两个月左右就可以拿到出版许可。
社长让我采访珍珠港特潜九军神特潜九军神：日军突袭珍珠港时10名特殊潜艇水兵中有9人阵亡1人被俘。9名死者被吹捧为“军神”大事宣传，1名俘虏则被隐瞒，一直到战后日本平民才知道有这个人，并且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一个日本俘虏。的家乡和他们去过的地方，写一个报告文学。我悄悄带上刚结婚的妻子，到群马、三重、中国、九州足玩了一个月，开销旅费一千二百大元，写出了大约三百页的书稿。因为写到“军神”打架和嫖娼的事，没得到出版许可，我也被解雇了。然后，我去了神乐坂一家小出版社，他们想在满州开分社，我就作为课题组的一员到新京去。不出我所料，那里是豺狼横行的国度。我们在两个月中遍地撒钱，果然就得到开分社的许可。我一路上把内地已经很难弄到手的半旧西服套装、从白俄裁缝那里给妻子买的西式女装，源源不断地打成包裹寄回家去。
回国以后，出版社想让我当总编辑，我拒绝了。听说征兵的红纸条儿、征调的白纸条儿都不会找上新闻记者，就进了日本产业经济（现在的日经）社。果然一年过去，白纸条儿没来。听到塞班陷落的新闻，我就知道B29来空袭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带上母亲和妻子，疏散到北海道妻子的娘家去。除了勇敢的宗教信徒和日共党员，我想我这样的人是最微不足道的加害者了，甚至是被害者。这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正是大正自由主义鼎盛时期。教育的力量真可怕。
友田昌二郎 81岁 无职业 东京
慰问袋里的东西的价钱
我在女校上学的时候，日中战争发生了。我们立刻制作慰问袋，用卡车送到陆军恤兵部去。前一阵子整理壁橱，找到一本纸质很差的笔记本，是我当女学生时候的东西。里边记了有关慰问袋的事，详细记录了放进慰问袋中的东西和价格。
相声10钱，流行歌篇10钱，梅干饴糖20钱，剑玉玩具10钱，将棋20钱，扇子10钱，娃娃10钱，笔记本20钱，肥皂、耳挖勺、剃刀一套20钱，兜裆布20钱，擤鼻纸25钱，信纸25钱，针线30钱，蚕豆、加级鱼肉松60钱，一共2元另90钱。
笔记本还记着，那时一客豆沙水果凉粉15钱，面条15 钱。每月一日的兴亚奉公日，饭盒里只有芝麻盐和太阳徽盒饭（一个梅子干），其他什么吃的也不放。慰问袋以街道为单位收集，里边还必须放上慰问信。自从突然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物资不足，渐渐地慰问袋也做不成了。
椿芳子 63岁 家庭主妇 东京
战争中的故事象说谎
战争中无穷无尽的故事，如果让年轻人听起来，肯定会说：“真的么？骗人！得了吧！”
那时，我由普通的女学生提上来作代课教员。
我把学校花坛种花多出来的花籽，种到我家房子的墙脚下，被当设计师的父亲骂了一顿。“现在打仗呢。怎么不种点豆子南瓜！”太悲哀了，不过几年以前，父亲还带着我们到种满郁金香的花田和牡丹花圃去散步，在信浓川大堤上指着天空告诉我们星星的名字。
空袭警报来了，我在半夜里步行一个半小时到学校去值勤。没有公共汽车、火车、私家轿车，连自行车也骑不了。警报解除以后回家，已经是凌晨。母亲为等我一直没睡。她担心十八岁的女儿在回家路上碰到危险。我只能稍稍躺一下，又得返回学校。这样下来，母女俩儿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了。
空袭已经把家烧光了，一天一天凑和着过。朋友的母亲回忆说：“那时候我带着五个孩子，不是小学生，就是女校学生。没一件象样的衣服。从亲戚家拿来一件和服，拆开来做了上下一套女学生标准校服，一条灯笼裤，剩下黑色的袖子里儿当手巾用。只有这么一条手巾，全家都用它擦脸，拿它轮流洗澡。”
昭和19年时，公共浴池一周可以去两次，还要限制时间。所以一个月只能洗两次澡，肥皂也很珍贵，香波什么的就更没有了。
女学校的朋友，因为父母劝她说：“山里比城里吃的东西多。”所以嫁给邻近镇子的山区医生了。
糖果店、糕饼店、蔬菜店空空如也。城镇的色彩消失了。中原淳一等人画的美丽的抒情画都被禁止。微妙的东西，纤柔的东西，全是消灭的对象。
学生喜欢的老师，已经有三个离开学校。后来听说是因为接受不了新教务长的教育方针——那个新教务长，
一有国民服国民服：1940年底，裕仁天皇发布《国民服令》，规定了日本男子的服式，叫作国民服。这是纺织品统制和军国主义宣传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他第一个穿上。学生喜欢的老师们出发那天，送行的学生、
家长、毕业生挤满了车站，以至于警察出面整顿。这种场面只有在城里的学生们出发去军需工场时才出现。
体力耗尽，没有食物，营养不良，这时又开始宣传什么“百年战争”。没有斗志。只有灰心，只有绝望。
警官以巡视为名，老往出征士兵的妻子家里跑，说什么“我跟你说的那事儿，听见没有！”硬逼着与人家来往。艺人和女招待被征用到军需工场，职工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尽情地闻够了脂粉香，高兴得不得了。
空袭烧掉了政府的档案，可以说没有法律了。在火灾的废墟上，土地所有权有等于无。脑瓜灵活的人在车站前用草绳拉个圈、架块门板卖吃的东西，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商店。
“……不梳卷毛发，不穿高底鞋，木屐真正好……”（《满州女孩》中的一段歌词，当时很流行）。前几天，七十岁的嫂子一边回忆，一边唱着，卟哧一声笑了起来。要是用高跟鞋这个词，就会有人攻击“使用敌国语言”，所以歌词里只说“高底鞋”……
想当年，多么不合理的事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那种不可思议的情形该何以名之呢？“非常时期”这个词大概差不多吧。就是这么回事。一般的事物、日常的东西，完全被否定，相反的东西大行其道。人类心灵中固有的亲情、美、真实、善良，全都被扭到相反的方向。
年轻人啊，一定要多多读书。书籍在你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写出了战争的丑恶。
渡边福美 60岁 无职业 长冈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