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悲痛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日本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人在哭泣。震惊混杂着难于置信，不仅不信帝国竟然给打败，更不信这坏消息会出自天皇本人之口。（顺便提一句，受帝王身份的限制，天皇昭告里满是宫廷专用虚词套词，普通日本人根本弄不大懂他在说什么。不少人向邻居求教，帮忙翻译成让人懂得的口语。）但他说的这话却是不错的：“我们必须忍受不可忍受的，承担不可承担的。”这就是结局。
为眼前事态所惊呆，全国都揣揣地等着新征服者的到来。情形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美国占领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屠杀和掠夺，如日本兵在亚洲撒手大干的那样，而是作些救济、安抚等等让人安心的事。也有令人不快的事发生，比如美国军人对平民的骚扰：偷窃、欺诈、强暴妇女。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举止还是得体的，虽说仍有些拘束不够。最后，当占领军担负起责任，解救全国粮食匮乏时候，一开始仅仅放了心的日本人感情奔涌，对他们差不多心怀感激了。
战争的损失前所未有。据最后统计，大约150万日本士兵死于战场，其中皇家海军水兵伤亡据粗略估计为50万。平民的死亡更出人意外：60万人在战争中丧命。不仅因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投放，或是对东京、长崎和别的城市的全面轰炸，还由于那些流落在朝鲜、中国和冲绳的日本平民所遭受到的艰难和粗暴对待。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淹留在前日本殖民帝国的废墟里。
被俘士兵的处境同样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和他们后来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俘虏兵所进行的“转变”工作一样。苏军就没有这么宽厚了。大部分关东军俘虏都先押送到俄国。苏军坦克横扫这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军队之残部——其精锐部队早已经派往溃不成军的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了。数千支日本部队，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被俘的130多万人中，大约30万人死于饥饿、体罚和更重的摧残。之所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正如这些信所揭示，是他们自己长官努力讨好新的苏联主子的结果。因为已经最后投降，军队纪律和帝国军人的忠诚观，都渐渐淡化。
在太平洋诸岛和朝鲜作战的战俘，是于1945和1946年第一批得到遣返的。滞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却拖了整整四年还不见有人被送还。这批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式灌输、直到1949年才回家的人，引起了一场小“震惊”。但他们共产主义式的团结一致，在与家人团聚之后冰消雪化——毕竟越出了管教人员的控制。一些落在盟军手里的日本战俘所受到的对待，并不比关在西伯利亚的人强。这很容易理解。想到日军曾加之于他们的人的种种暴戾，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怕都不会一味以德报怨。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在缅甸被俘，而那里的人对“死亡铁路”依旧记忆犹新。或者在菲律宾，在那里，日本陆军和海军特种陆战队曾于失败前夕纵火马尼拉，对平民疯狂虐杀。但总的说来，西方盟军还是尽力使遣返工作顺利进行。
被俘的耻辱以某种方式铭刻于心，但多在老线（old-line）部队服役人员中。在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里，日本人觉得，“我们全都是俘虏。”大部分人取一种淡然的、“认命”姿态，但渐渐地，胸中的故事涌泻而出。先是讲述他们怎么当了美国人的俘虏，接着，落在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的故事也出现了。
一方面，士兵们确实历经千险，但他们至少还成群结伙，有自己的小队中队。平民们——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全靠中国百姓对他们的仁慈了。在遭受日本人多年蹂躏之后，当地居民中的不少人想报仇泄愤，并不奇怪。在朝鲜也是这样，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对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以牙还牙的时候。
对这段时间的回忆，表现出两种情绪的混合：惊诧与反思。很多人，有男有女，回想起被俘期间遭到的种种可怖的情景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但有人觉得，这段日子遭的罪，其实是报应。许多人则想向那些把他们拖进这场战争的人讨还血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因因相报论相当风行，但最后还是消退了。因为后几代日本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许多日本人几乎被他们的战俘经历所击垮。很少有人把这段经历完整地保存下来。和男人一样，许多女性也拿起笔，写出她们和她们亲属遭受的苦难。但即使在那样充满了灾祸磨难的时代，传统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还是把许多人从过度的沮丧中救了出来。这些信属于所有征集书信中最动人的一批。
战马依恋着俘虏队伍
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们离开露营地，向火车站进发。西伯利亚的天依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些战俘一路跋涉，每个人都盯着走在前面那个兵的背包。因为又冷又饿，加上疲劳，我们个个神情漠然。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缓慢单调地、不停地往前走。在大约11点钟的时候，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远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矮山。山脚下，一片松树林伸延开来，有好几十公里。从林子尽头到我们走着的地方，是一片雪原。
不意间，我们看见在原野的那一端黑压压的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群动物。离近一点，终于看清——原来是马。其中一匹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竟奋蹄飞奔过来。接着是第二匹和第三匹，最后，整群的马匹一起朝我们跑过来。我们能认出这是日本马，确切地说是日本军马。他们真瘦呀，肋骨一条条凸出，就像搓衣板。细瘦的脖子上，顶着个大大的骷髅般的头。
见到熟悉的日本士兵制服，它们高兴得跳跃起来。这些马一定是想起了它们服军役的日子，想起了那些曾经黑天白日照料它们的驭手：喂水、添料、刷毛。和那些日子相比，它们眼下的条件一定难于忍受——过重的劳役、粮草不足、站着在雪地里睡觉。马们冲进我们队列，把鼻子直伸到我们的口袋里。看马儿对自己如此依恋，士兵们哭了起来；士兵拍着马鼻子，马儿们高兴地嘶鸣起来。这场面真让人心疼。和马一样，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俘虏，什么都不能替它们做。我们把脸贴在它们的脸上，抱着它们，想让它们知道我们多难过、多对不起它们。
一个硬心肠的苏联看守走了过来，嘘着将马赶开。它们大眼睛里满是伤心。在我们乡下，每匹马都被看成家庭成员。
这些战马，准已经曝尸荒野，求它们的灵魂原谅我们。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一个苏联士兵替我们负重
投降后那年冬天，我们部队从我们在沿海州的露营地开进西伯利亚腹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漫天雪花飘着，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我们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松林，狼群出没其间。我们向前走啊走啊，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者已经倒在路旁。出发时苏军司令的话还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掉队一律枪毙。”
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周围树林间。我们一声不响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结果了一个。”
六点钟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我们到了一个好象是集体农庄公用的大棚子，五十个人给塞在大约5米宽4米长的房间。当时真是疲惫已极，但没法躺下，只好背靠背地坐着睡。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走了进来。我们吃惊地发现，他手上拿了四个日本战俘的背包，还拉着四个老兵，每个胳膊上吊着两个。
枪声一定是朝天放的！看见老兵弱得走不动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兵准是不忍把他们留在后边，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屋子里的人坐不住了，一声声地道谢。我们惊愕地发现，对我们说来简直如同魔鬼的苏联军人里，还有这样一个善人。
那士兵摘下棉帽。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气温只有零下30度，他的头顶热气腾腾。他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敬了个礼，随即消失在黑暗里。望着他的后影，我们齐声念着“sibasibo”（俄语：谢谢），表示我们的感激。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战俘营中的暴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每天早晨，我们都按照部队长的命令，遥拜皇宫，背诵《军人敕语》。部队长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军官们大都不敢惹他，但他们又以暴力对付自己的属下。
小有冒犯，就要受禁食处分，而那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有的军官拿走别人的表，说替你妥善保管，最后被他卖掉。
吃饭的时候，明知战俘一人一份，他们坚持要第二份。负责炊事的伍长忠于职守，拒绝他们的要求，结果被打个半死。一个士兵偷了猪食，被苏联人捉住，委托部队长和军官们处分他。结果他们把那个兵带到澡堂，扒光衣服，浸在冷水里，再往水里放雪块，还说这是冰激凌；然后把那人浑身抹上泥，赶到水泥走廊里。当时的温度是零下30度，没有几天他就死了。他最好的伙伴在最后的时刻护理他，到现在还不敢把他死亡的真相告诉他家里人。
这些就是40年前我被监禁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我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伍长。我绝不容忍任何为那段黑暗日子所作的辩解。
加藤嘉男 62岁 农夫 西尾市
没有士兵的军营
“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管这战俘营叫“地狱一般的难波大队”。
吃的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干的却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日本军队系统还原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这就是说，先死掉的必是年轻的士兵。
死尸就堆在营地一个帐蓬里。人一死，衣服就给剥光，尸体冻得梆硬，象一段木头。西伯利亚的土地还冻着，我们在冻土上燃起大篝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再用钢锛往下锛，一次只能锛进两毫米。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好几具尸体一起扔进去。因为它们都冻了，这一扔总会弄得骨折、肢散。这事白天黑夜都在干。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也忘不了那篝火照亮的夜空。
因为死亡的数目太大，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战俘营的状况有了改变。
在我被转送到别的营地两、三年后，又转移到茨塔沃附近。我去看了收容所的遗迹，湿原有一半淹了水，变成一片沼泽。荒草遍地，坟坑和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都已经了无痕迹。只剩下红褐色的西伯利亚泥土。
加川治良 63岁 退休公司职员 千叶县
乡愁刻在柱子上
我是前关东军部队一员。我们被装在一辆货车上，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给遣送到设在拉达的118俘虏收容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有一间窝棚的柱子上，刻着一些日本字，是在我们来到这个营地很久以前刻的。据说刻字的是想家的日本兵，他们是诺门坎事件诺门坎事件：1939年，日本和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发生了边境冲突。一名满州和外蒙古交界处的前沿哨兵导致了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那年的九月。朱可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坦克和配备了机关枪的步兵，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一个师。(英译者注)的战俘。
我听说，在坦波夫城里还住着一名当时的士兵。诺门坎事件结束后，他放弃回日本，变成了苏联公民，还在那里成了家。好象那场仗以后，有相当多的日本兵被俘，被押解到苏联腹地。
在拉达国际营，除了我们日本人，还有德国战俘，以及被德国人俘虏的荷兰人、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别的国家的人。21年初夏，我们还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
清水芳夫 64岁 公司管理人员 防府市
在蒙古
战争结束时我是机场大队的一员。从赤峰赶到辽东湾的锦县，住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后来被抓起来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火车快到贝加尔湖时，又朝南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日本人说来，这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家。被蒙古兵用刺刀顶着，我们给装上卡车，押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
在那里，13000名日本战俘，被迫干各种各样的力气活，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有一成多人，也就是1600多人，死在了那里。我干过的主要的活儿是建造乌兰巴托大学。第五收容所对面是原来的毛纺厂，中间隔着中央广场。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列队穿过中央广场。那本来是一块空无所有、凹凸不平的空地，经过日本战俘的劳动，地面平整了，广场中心竖立起年轻革命者斯图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四周是大学、中央政府、外交部、歌剧院、电影院、旅馆、百货大楼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
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日本战犯为提升乌兰巴托的文化而做出的贡献。
江部忠夫 71岁 退休中学教师 鹤冈市
抚摩大腿，回想西伯利亚
听着窗外的雨声、悠悠然地在澡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泡得满身大汗，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大腿。岁月流逝，备尝辛苦，我已经多么衰老了啊。这时，仿佛从头到脚，都回到了40年前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在老远的伊尔库茨克的日子。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冷得上牙打下牙，冷得那话儿都缩进肚子里。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就象拨光了毛的鸡似的，粗得像砂纸。由于严重缺乏维他命，我们又瘦又弱，只觉得冷到骨髓。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给分成三等。大家都暗暗祷告，盼望分到第三等，这样就能干轻一点的活，从而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给归在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忧愁。
我能凑合着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不绝于耳宣传口号，比如：“系紧头盔带，打赢这一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头盔带子可是太短了。还有：“无欲则胜”、“奢侈是我们的敌人”，结果呢，奢侈成了我们的亲人。
我泡在澡盆里，闭着眼睛，只觉得日月如梭啊。在我记忆的深处，隐隐浮现出西伯利亚漫长、天寒地冻的冬天，回想起那澡堂里那一盆热水（每月一次），想着自己怎么小心节省着从头洗到脚。现在，热水就从家中笼头里喷出。活着多好啊，我不由得想。多让人心酸——那么多战时的老伙伴都死了。
我轻抚着自己的大腿，思绪一会儿在北国瑟瑟的寒风，一会儿转到温暖的浴缸。我老了，往昔的“鸡皮”终于被垂老的皱纹替代。
山本善丸 65岁 印制公司老板 别府市
宪兵唱红旗
这事是在西伯利亚第19号收容所发生的，时间是在昭和22年2月前后。红军把我们这万名滞留人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
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忧任何对“民主化”运动的抵抗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收容所。
在我们这个营地，有相当一批前宪兵和前特种部队，以及前特种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曾经在过去的战争中残暴地虐待共产党。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
成立了一个“民主化突击队”，他们工作条件格外艰苦，但听说报酬不菲。前宪兵都进了突击队。每天早晚进出营地时，他们高声大嗓地唱起“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依仗“治安维持法”和“国家总动员法”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现在翻脸一变，让我们目瞪口呆。
一天晚上，开会坦白宪兵队真相。照前宪兵们说，对于外出强暴已婚妇女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惩罚很轻，若是士兵，可能就被监禁了。
平野好郎 61岁 农夫 久留米市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个岛上，有好几个设在不同地方的劳动营。我们在苏门答腊被拘留，送到这里以后，给圈在几间靠近码头的仓库里。我们一共2000人，一个挨一个睡在铺在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早晨5点就给叫醒，早饭是半罐玉米大米混合粥，六七成是水。
我们什么活都干，每天干的都不一样。在防波堤上，就从船上往下卸货；在城里，就把货物从仓库搬进搬出。如果碰上那货是稻米或岩盐，压在背上的包有100公斤重。盐渗到光着的脊背上，煞得生疼。走向工地时候，坐在吉普车上英国兵的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每天从早晨七点干起，连续12个小时。中饭是两块硬邦邦的、手掌大的饼子。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
最觉屈辱的是在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混居的街道淘下水道。我们被迫用手去掏冲下来的死耗子和人粪便，要么就站在齐胸的粪便里把它舀出来。在水泥仓库里，我们被迫在齐膝深的粉尘里跑，肩上扛着两袋水泥。要是有人倒了，谁也不敢去扶他。
我们没有休息日，如果不服从看管，就会挨枪托或皮靴。没人知道何日遣返，有人疯了，有人营养不良死了。我在盟军手里苦苦挣扎了两年，只凭一个信念支撑：活着回祖国。人们一直在谈论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暴行不分种族和国籍。我不是说日本人做的事可以就此抵销，而是要说明战争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弄得没了人性。
式町元太郎 65岁 理发师 福冈市
“啊”—他太太晕过去了
开往卡尔尼科巴岛的补给舰被击沉了，舰长和13名水兵落海，后来被英军救起，成了战俘。舰长吉成员男大尉是东京商船九十二期毕业，在棒球队是我的前辈。他们先是被送到英军设在斯里兰卡的英国陆军医院治疗，然后，在昭和19年冬天，押到卡拉奇战俘营，这个营建在距离城市300里外的沙漠中，关了将近1000名日本士兵。 战犯队长是一位巴里巴里的现役军官，原来是加藤隼式飞行队的精英，国内对他的“战死”早已吹得神乎其神，他自己却一无所知。在战俘营里有不少高级军官，但只有他是职业军官。于是，英国管理人把他指定为战犯的头儿。
吉成员男大尉到达以后，按军阶，队长就换成吉成大尉了。营地司令是一名英国预备役陆军中校，一位对日本知之甚详的彬彬有礼的绅士，常常邀吉成大尉到他的房间，海阔天空地聊天。吉成大尉庄重文雅，营地司令官对他评价甚高，对我们战俘也悉心照料。在不少场合，他鼓励我们给家里写信，可我们对他的好意一再拒绝——一个英国人很难理解我们俘虏的感受呀！
在战争结束那年冬天，我们能回家了。吉成大尉的家在盛冈市北边的一个小城市里。难于克制自己澎湃的心潮，他刚下火车就从站上往家里挂电话——多少年了啊！接电话的正是他梦牵魂萦的亲爱的妻子。他没有名字上来就说话，对方在电话里一次次问“谁呀？你是谁呀？”吉成大尉一反他过去的性情，急噪地反问：“我！自己丈夫的声音都忘了？”这时，只听对方一声尖叫，接下来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太太当场晕过去了——那天正是为吉成大尉举行葬礼的日子。
浅冈泉 80岁 退休 船桥市
缅甸战俘营里的日本清酒
战争结束时，在缅甸的日本军队被安置到不同地方的战俘收容所，在盟军直接管理下干活。我们菊兵团在朗贡的收容所里。所谓营地，就是将灌木丛砍去，四周用带刺的铁丝圈起来。站岗的是英籍尼泊尔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我们用英国军队提供的材料搭起帐篷，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住在一起。对我们的供应相当贫乏，只有米和菜干。香烟是想都别想，日本兵只抽“卷筒”，是用在城里干活时候拣来的烟屁股自己制作的。
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中队都发给一饭盒盖的清酒。无论颜色、香味和味道，都与纯正日本清酒一丝不差。我们当兵的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大伙每人嘬一口，一个一个传下去。闻到一次次梦牵魂萦的老家的香味，一些人泪如泉涌。与世隔绝的战俘营里怎么会有清酒呢？
看上去像是魔术，但实际上，日本清酒出现的秘诀是一个士兵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和知识。我们是吃大伙。这个兵建议说，他想酿清酒。他过去本是一名专业酿酒师，按照他的指导，我们从每天的饭里挖出一点存起来。应征入伍时，他就带了一个密闭的罐头听，里边装了一些酒NFDB7。他带着这宝贝到缅甸，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舍不得丢、撤退时候舍不得丢、到了战俘转运营还带着。这一小点酒NFDB7醇美的香气弥漫在我们中间。这段日子他一定挺不容易的。我真佩服他的坚韧和精神。
日本清酒也送给了英军所长。他非常惊奇，说是不是日本军队里边有个魔术师。自此以后，酿酒师得以小规模地酿清酒了，我们当兵的则每个月都能惬意地品尝好几回。这位酿酒师是田中繁雄兵长，大川市人。可惜几年前他生病故去了。
三浦德平 69岁 退休酒馆老板 福冈市
日本战俘在美国
战争结束时，我正在位于德州南部的肯尼迪战俘收容所。事实上，我是作为翻译人员在美国军中服役，与日本战俘住在一起。战争结束的消息，我立刻就知道了。经过与日本战俘中军阶最高的山科海军大佐讨论，我们决定，为避免消息在战俘中引起骚动，由他在适当的时刻正式宣布。两天之后，他把全体人员集合起来，说请注意听，接着宣布了日本的战败。我们所担心的骚动没有出现，战俘们甚至没有什么反应，看来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听过的新闻报道，已经预见到这一结局。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军官和下士官，这些人是那年六月间从威斯康辛的马可依集中营转到肯尼迪来的。
在巨大的马可依集中营，下士官和军阶更低的士兵与军官们是分开监禁的。我一开始是和下士官及士兵们在一起的，但后来有传言说，军官营地有些骚动，我于是给派到那里观察局势。在低军阶的士兵营地，过去也不时有麻烦发生，比如企图逃跑之类。在军官营地，在我到达之后，就没再发生过什么了。战争结束两个月之前，所有的人都转移到德州去了，我随队陪同。在马可依集中营，战俘们所受的待遇，更像是行动不甚自由的贵客而非战俘。为他们提供的日本料理比我们美国军队的伙食好得多。我们这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常常受到邀请，到战俘餐厅与他们共餐。他们还有啤酒和香烟，和其他国家的战俘相比，他们的待遇好得不可思议。这一切到了肯尼迪已风光不再。在那里，美国军事当局对俘虏甚为严厉。稍有违规过失，就被剥光衣服锁到禁闭室。
到了终战那年的12月，他们全部登船，送到浦贺，我也跟他们一道去了。
平出胜利 65岁 记者 东京
战争结束时在吕宋
我是一名超龄应征入伍的上等兵。经过几次战斗和游击队的骚扰之后，我所在的团队已经完全给打散了。7月4日，我已经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吕宋岛中部山里游荡了十天，整个人已经脱了形。被当地人发现后，给送到战俘营拘留。到了7月末，关于波茨坦公告的报纸号外发到了我们营地战俘手上。一听说广岛在8月7号和8号遭原子弹轰炸，我想这下糟了，失败只是眼前的事。接着苏联宣布参战，并越过边界到了满洲。现在一切全完了，我可以想见日本国内一片混乱的情景。
估计在8月13日那天，我们听到传说，日本将在今天或明天投降。他们说，盟军正敦促日本投降。满州回到苏联之手，日本列岛已孤立，日本根本不可能再打下去了。
到了8月15日。大约不过6点钟，太阳刚刚升起来，一部卡车路过我们帐篷，上边的美国士兵用指头打起“V”手势，高喊“Victory！Victory！”（胜利啦 胜利啦）。就这样，该来的倒底来了。
在大约8点钟的时候，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在帐篷里，我们所有的人都面向北方默默地鞠躬。我不由得双泪长流。就在我们开始从最初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的时候，这里那里开始有人高兴地议论说，既然是整个国家投降，我们应当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不必羞愧、大摇大摆地回家了。一名宪兵过来告诉我们说，大家就要回家了。他好象真的为我们能回家而高兴。那一天我们没出工，一个劲谈论自己的家乡。
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能从心里高兴。我担心日本投降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政府的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呢？人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呢？国家会被分而治之么？整整一天，我都深陷在这思索里。这就是天意，这就是宿命。今后我除了在神佛的教导下，尽力行善，别无他法。
下平翅雄 77岁 退休教授 千叶市
别觉得羞辱，你是英雄
在我为之献身的那场战事——莱特海战中，日本海军折戟沉沙，我成了一名美军战俘。在莱特战俘营，我被拘押了一年。那里有大约关押了1200名日本战俘，所有的人都感到羞辱。正当同胞舍生忘死地战斗之时，我们安闲地在敌人手里讨生活。有时候，我们觉得还不如死拉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明白美军对待我们的态度和我们过去对待我们的敌人是不同的。看守我们的宪兵、卫生兵、医生全都一样和气。我们的供应包括衣服、食物、糖果和香烟，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公告栏上还说：“允许战俘给家里写信，也可以寄必需品”。我们从这里第一次听说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对待战俘的条款。
一天，收容所长弗朗西斯·M·阿巴契中尉，把我们这些意志消沉的战俘集合起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并没有临阵脱逃。所以，你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胆小鬼。你们都是英雄。”一番话震撼了我们这些满脑子“玉碎教育”的人。我们曾经把自己想成失掉了尊严的战俘，但美国人不仅人道地对待我们，还把我们看作勇敢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只是落到敌人手里而已。
关山荣次 64岁 公司职员 我孙子市
“把13岁以下的都杀掉！”
战争结束时我正在宿务。我们被美军俘获，送到莱特岛附近的帕罗战俘营。我是在美国长大的，长到17岁，所以能说一口英语，充当翻译没问题。总的说来，战俘的待遇是不错的。对日本妇女和儿童的照顾可说相当热情。孩子们在一个美国女军官的指导下唱歌玩耍，就象是在幼儿园。
据我所知，战争结束前，日本军方曾经发布和执行过一个命令：当日军受到美军攻击时，日本居民的孩子，凡是13岁以下的，将成为累赘，要处理掉。美军命令两名年青的军官彻查此事，我作为翻译官随行。发布这一命令的高级军官阵亡。一位叫青木的大尉和一名军曹受到了盘问。在严厉的审问下，这两个人供认出他们确曾得到这样的命令，但强烈否认他们已经执行了命令。最后，这一事件被认定为日本军队内部事务，调查以没有确定结论而告终。
这一事件中出现的被称作“鬼畜英美”的美军，和被信托为“日本平民和国土的保护者”的日军，形成了讽刺性的对照。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对中年夫妇脸上那木然的表情——当他们幼小的孩子从他们身边给抢走的时候。
乔治·福井 65岁 退休 横浜市
战俘营军士长约翰逊的感谢
投降之前的那个夏天，作为一名搜索连队士兵，我被派去守卫设在台湾中部高地上的一所临时战俘营，营中的俘虏是来自C的美国军人。
星期天是安息日。战俘们聚集在树下唱诗并祈祷。我偶然和军士长约翰逊聊了起来。
这是个精悍的家伙，他含着泪水诚恳地对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你交换，可我很想我的伙计们能抽上一口。你能给我弄些香烟么？”
战俘逃跑是要枪毙的，但被战俘杀掉的危险也是有的。所以，战俘营里禁止看守对战俘轻易发生恻隐之心。我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香烟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自己并不吸烟但攒了一些。说实在的，我也有部下，因此懂得他多想关照他的伙计们的心意。我终于被他的精神打败，在厕所后边瞅空给了他几包香烟。他看起来非常开心，将它们飞快地藏在衬衣下边，低声说了一句“太感谢了”，拔脚跑回他的营房。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所有战俘离营，被遣送到日本本土。我和部下目送他们启程。三个小队走过之后，突然一声生涩的日语口令传来：“正步走！向右看！”军士长约翰逊向我举手敬礼，排成方阵前进的美国战俘们则向右对我行注目礼。原来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的约翰逊送给我的礼物。战俘们伴着口哨唱着军歌消失在夜色中。这一幕照亮了我黯淡的青春。
大下繁二 67岁 退休公司雇员 光市
在矿上干活的战俘
昭和18年秋天，大约800名美国、英国还有荷兰的战俘从菲律宾和其他前线给送到大牟田市的三池煤矿。他们被分派到矿坑、精炼厂、电化学厂等等地方，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努力生产。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在三池煤矿的三川矿区工作，这里因煤粉大爆炸出了名。战俘给发到矿上之后，我负责点名，于是跟他们交了朋友。
刚到的时候，他们走起路来雄赳赳地迈着大步。活路非常重，环境十分恶劣。主要的食品是稻米和腌菜，许多人染上了痢疾，矿坑里臭气冲天。生了病也不许休息。一个步兵中队担任警卫。开始的时候，战俘收容所代所长是一个年青的陆军少尉，跟他一起的，是一个打断了左胳膊的文官，腰里老挂着一把日本刀。此外还有一个在夏威夷出生的翻译。
下井的时候，如果战犯有不情愿的表示，就要受罚。把两根枕木并排放好，让他们在上边坐直了，用枪托打。还让他们互相打耳光，不照办还有更可怕的惩罚等着他。
粮食紧张，条件越来越恶劣，伙食越来越差，战俘们变得羸弱不堪。在从营地走到矿坑这段路上，他们看见青蛙或蛇就争先恐后地去抓。真可怜啊。我把一些橘子——那也是我们的配给——给他们。他们流着泪，大口吞下。我不知道多少战俘死在这里，有人死于工伤，有人死于疾病。能活着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真是幸运啊。
在东京审判中，那名青年少尉被第一个在法庭上以虐待战俘定罪，处以绞刑，在巢鸭监狱执行。另外两名文官也被判处死刑。
河野正人 67岁 农业协会干部 横须贺市
战争结束时的野战医院
医院病房里气氛压抑。邻床的S曹长气呼呼地望着我说：“真羡慕你呀。你这种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回到家，怎么着都能找着事做。我只有军中服役的经历，在和平时期，这点本事用不上。我可怎么办哪？”
他的这番话正是在昭和20年8月15日那天、在天宁野战医院邮政观察所病房里说的。S是一个农民的第三个儿子，没有资格分地，志愿当了下士官，盼望以后能被特准晋升为军官。熬了十几年，现在是一名准尉，。
“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崩溃，很难说将来会有和以前一样的工作机会。军需品公司不会再有了，可能一些轻工业行业会留下来。”
“那就是说，以后全靠专业知识了。我们这些人在军队里可能算个人物，今后可是猴子从树上掉下来了。”S曹长神色黯然，声音低沉地说。
W军曹的床位在我的对面。这个混蛋老是吹嘘他怎么在中国前线奸淫妇女、放火抢劫。照他的想法，在美军占领下，日本男人准得都给阉了当苦工，而女人就会献上去供美国人取乐。他怕得发抖，整天担心家里的老婆女儿。
晚饭之后，我走到外面，凝望满天星斗。这时I医生走过来。他以欢快的声调说，“高田，就要和军队永别了。我自由了，能回去干我的研究工作了。”
三年半以后我们才获准回家。这段时间，我们成了苏联占领军的“拘留人员”。这段时间没有补偿。对我说来，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
回国以后，我才知道波茨坦宣言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之后，允许返回家乡……。”
高田弥彦 69岁 退休 函馆市
都是黄种人，携手共进！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我们的大部队向南去了天门俘虏收容营，我率领一个分队，协防接管湖北省沙洋镇战地军需品仓库的中国军队。
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分队里一个伙伴病倒了。高烧不退，什么都吃不进去，一天天衰弱下来。没有军医、没有药、也没有办法与大部队联络，我们一天比一天绝望。一天，一个值班的中国卫兵带来了一名中国军医。他上校军阶，不过三十岁光景，高个子，皮肤白皙。从那天起，他每天下午都来给我们这个伙伴作治疗。一个礼拜之后，病人康复，又能回队值班了。
一开始，我暗暗怀疑这名军医作为医生的知识和医术。但那名士兵的病确实好了，全拜中国医生之赐。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想从后勤仓库里给他拿一身新制服。他摇摇手转身就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敬重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我情绪激动，拿着那制服，不自主地追上去。
我大概追了100米，叫住他以后，感慨万端地把军服递过去。他转过身来，直望着我的眼睛。或许是明白了我的用意，他蹲了下来，开始在地上写字。真是谢天谢地，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用的是同一种文字，而且是表意文字。他想说的话我都懂了。大致上他写的是，“我们受白人压迫已经好多年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让我们从现在起为了亚洲的进步携手共进。”
我重复着我会说的唯一一句中国话：“XieXie”（谢谢），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
自那以后四十一年过去了。如果他还活着，也有七十多岁了。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就在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在湖北省汉水岸边一条小路上写下的字。
大迫正明 65岁 退休 北九州市
关东军最后的广播
随着苏联军队的入侵，我们宪兵特遣队从图门江撤了下来，在北朝鲜各地转移。那天是8月16号或是17号，在茂山，我们从罗南师团通信队旁边经过，发现他们正围着一台无线电在听什么。我们也走过去听，原来是关东军报道部长的演说。
“事态至此已无可挽回，罪在我等，无可辩解。新京秋风乍起，万木萧疏，苏军不日入城，我等的命运全操著他人之手。请多保重，盼望有一天能与您在日本长重逢，我们将为那天而祈祷。广播完毕。别了！别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关于日本战败的消息。
田中左右 77岁 商人 新NFDA6县
暴动士兵没命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在大同。我们被解除武装，剥光衣服。这时，因为军阶低或班辈小一直受压，郁积于胸的愤恨，在一部分士兵当中爆发了。几名上等兵打头，这些兵聚集到一起，威胁部队长和中队长等军官。下士官们和其他士兵抱定井水不犯河水的主张，小心翼翼不去得罪他们。暴动士兵们开着部队长的车到处逛，随便拿着队里的粮食物资出去挥霍，玩得不亦乐乎。回到营房，就对其他士兵作威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