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一些下士官商议把他们整个收拾一顿，恢复原来的秩序。他们征求军官和别的士兵的意见，得到大家同意。一天晚上，这帮人照例坐着车回到营房门口，埋伏好的士兵们发一声喊，一齐冲出来，人手一根棍子，把他们围在中间。被几百人围住暴打，他们当时就趴下了。
他们当中三个人就这样没命了，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复员，要是他们能忍忍，没准他们就能回家了，可他们却在自己的伙伴手里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岩田勋 66岁 公司雇员 东京
因打赌而获救
战争结束时，我们中队驻扎在热河省兴隆县。9月1日，开始从满州向华北逃亡。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从逃亡那天起，我就周身不适，只能挣扎着前进。战友们帮我扛着枪，喊着号给我加油，千方百计不让我掉队。可除了身体不适，我的精神也沮丧之极，抱着破罐破摔的心理。
见我处于这样的状况，我的战友们开始打赌，赌我能不能活下来。他们打的赌，让我感到像被电击一样。结果可胜可负，赌才打得起来。可是这些“傻瓜”啊!没有一个赌我挺不下去。我的战友没有对我失望！为了赌我能活下去的全体战友，我无论如何也要加把劲。我的气力又回来了。
我没有掉队。活到今天，而今年已过喜寿。是战友们异想天开的打赌绝招救了我。我深深感谢战友们这份珍贵的情谊。
铃木辰藏 78岁 退休 藤泽市
我最后一块甘薯，和那老妇人的金表
这事发生在战败以后,吕宋岛的北部。汽油罐从空中纷纷落下，猛烈爆炸，可怕极了。11号国道穿过一个山谷，国道周围终日炮声隆隆。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平到来了。最让我们士兵们高兴的是从此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生起火来做一顿热乎饭吃了。
但是无情的雨下个不停，经历巴利塔小道、拉萨和碧瑶地狱般的激战而幸存下来的士兵们，早已经绝粮，一直靠伊洛哥人的甘薯地为生，现在甘薯也挖光了。士兵们被赶到了阿明、托甘和普洛恭山周边地区，一个个像鬼一样。托甘山的山路宽不足1米，布满了稀烂的屎尿浆，隔不上10米，至少倒着一具爬满蛆虫的尸体。到了大约9月20日，我们一批走散的人员最后找到了司令部。我们被告之，都到基扬加尔集合，向敌方投降。
行军期间没法寻找食物。出发前，我千辛万苦搜集到四、五个甘薯——这四天里的活命粮。后来，到了第三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一行三个人到达一个只有五、六间倒塌草房的小村，来不及解下装备，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我一直耳鸣，人好象已经失去了知觉。恍惚间，听一个战友说到：“嘿，明天我们就能吃到美国配给了，大家把剩下的甘薯都吃了吧。”这句话让我醒了过来。我从饭盒里拿出最后一个甘薯，送到嘴边。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年妇人从一个草棚里走了出来，慢慢走向我身边的一个战友：“士兵先生，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这甘薯能给我么？”她说着，声音微弱，递过去一只光灿灿的金表。我的同伴忙把他吃到一半的甘薯一把推到嘴里，就着他的罐头盒大口喝了一通水，就倒地睡去。老人只好又向我走来，把那金表又递过来。我想，这可怎么办哪？而同时我的手就象僵了一样，捂着吃进嘴里的甘薯拿也拿不开。
如果我把这口吃食给了别人，我一定活不过明天。不是自己死就是别人死。我不能诚实地望着她的脸，拖着疲惫的身子爬开，换了个地方躺着。第二天，我们到达战俘营。本来30人的小队，只有10个到达目的地。
现在，我们的日子富足了，可每次在菜摊上见到甘薯，吕宋的群山中那位优雅的、身着和服的老妇人的身影，就会隐隐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充满了自责。
河村俊郎 62岁 退休公司职员 东京
美军处理得干净利落
战争结束时，我们铁道独立大队驻扎在已经无所谓社会秩序的釜山。在那里，打了败仗的日本人意气消沉，朝鲜人却显得意气飞扬，觉得解放了。摆小摊儿的到处都是，市面颇为热闹。那些据说是“获释的政治犯”驾着汽车横冲直闯，号召独立与解放，骚乱的气氛一日甚似一日。
各种各样的谣传漫天飞，诸如“朝鲜人的独立集议上日本军人大打出手”——这类事看起来难以置信，但也没准真的发生过。因为日本军队还没有被缴械，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发展为大混乱，把所有的朝鲜人和当地的日本居民都搅进去，这实在令人不安。
就在这时，美国军用飞机向这个城市撒下了一大批传单。里边以日文书写的部分是这样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平民（包括军队）应保持镇定，避免不必要的骚乱。凡参加破坏活动者，无论他是什么人，一俟美军占领该市，必受严肃追究并严惩不怠。”传单立刻收效，城市恢复了平静。到9月底，美军入城，在其主持下，日本军队顺利撤出。
美国军队每一个军人都做到纪律严明，没有胜利者的骄横。情报准确，应对机敏，将最恶劣的事态防患于未然。
早川福太郎 65岁 自有企业 千叶县
“快乐号”飞机飞到最后
投降之后几天，新加坡第三航空兵司令部飞行班接到命令，由机长及下属五人驾驶我们的97型重型轰炸机，飞到坐落于西贡的南方总军司令部。从西贡，我们又飞往各地建立联系。到处乱做一片，无线电不能使用，气象报告也没有。在曼谷，我们好不容易讨到一些油。盟军已有命令，所有的飞行都取消。但我们还是决定冒着被击落的危险继续飞行。曼谷城里挤满了从缅甸过来的士兵,一个个狼狈不堪。几天之后我们在西贡降落，被编入总军飞行班，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回第三航空兵了。
不久，英国空军占领了西贡，我方武器被收缴。因为我们心爱的97型重型轰炸机还能飞，收缴之后编进特别空中飞行队。它被喷成绿色，机身上原来涂着太阳徽的地方，改成一个白十字。方向舵处的部队番号则给抹去了。这架飞机被英国人用来当运输机使用，主要从金边将蔬菜、水果、鸡蛋和别的军需品运送到西贡。我推测英国人的运力补充已经发挥到极限了。
一名年轻的英国少尉在这架飞机的鼻子上用铅笔写下HAPPY五个字母，让我们喷成白色。此后，“快乐”就成了这架飞机的名字。在这个特别空中飞行队里，还有别的前日本军用飞机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我们之间互不联络，也不清楚飞行队的组织结构。
就在不远的地方，法国部队和越南独立军正在交战。流弹不时扫过来。我的装备员是个英国兵，每天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后来日本军队被拘押到一个战俘营里，等待遣返船。但“快乐”躲过一场风暴，依旧在南方的天空翱翔。我不记得快乐又飞了几个月，但它一定是那段时间里飞到最后的日本飞机。
植木弥七 69岁 退休消防司令长 松本市
落入八路军之手
昭和20年8月26日那个下雨的夜晚，我在张家口撤退战役里，腿受了伤并且掉了队，躺在一个柴房中挨过了一夜。天亮了，柴房旁边那家农家的老人很爽快同意我用我的饭盒在他的灶上做饭。刚吃了一口，一个穿便衣的人突然从后边把我的胳膊拧住。房子外边，有大约十多个端着枪的八路军士兵。我知道这回算是完了，大喊道：“我没爹没妈，你们把我也杀了吧！”或许我这两句中文他们还能懂，他们收起了枪，把我捆到附近一个棚子里。
第二天，他们把我放在马背上，再一次登上八达岭（两天前我刚一步步蹭着下来），带到他们的司令部。没有中午饭，看押我的士兵在路边给我买了两个用米面做的娃娃形的糕饼。最后，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了他们的司令部。跟押送我的士兵一道吃了一顿小米饭后，我给关到旁边的一间民房里。终于来了一个年轻的朝鲜译员，他一天给我送两顿饭还把我背到卫生兵那里治疗腿伤。三天以后，连我在内，这里已经有了4名俘虏。31号那天，八路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说第二天就把我们送还给日本军队。这天晚上他们烧了好些好吃的菜给我们送行。
自由了！我们是9月1号离开那里的，只不过走错了方向，是按着丝绸之路的方向向西走的。一名八路军士兵骑马赶来，拿枪口对着我们，又把我们带了回去。这回，他们让我们全都骑马，下了八达岭，夜里到达平原地区。我们一直在兜来兜去，穿过恢复了和平、生气盎然的村庄，10号到达一个地方。从这里已经看得见日军驻扎的南口镇了。送我们的八路军士兵到这里就回去了。一个操流利日语的人来接我们，对我们说：“我是华北运输部的司机，过会儿就带你们回去。”真是绝处逢生。
归队经宪兵审查后，饭端了上来。我拿起雪白的饭团和福田腌菜，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太田胜 71岁 退休 四日市市
包着氰化钾的纸袋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刚满十岁。我一直住在满洲新京（现在的名称是长春），但在父亲被征兵之后，我被疏散到朝鲜北部的一座小镇定州。我们住在小镇郊外的日本学校的教室。我们到这里的第三天就是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所有妇女孩子集中到一间屋子，听团长讲话：“玉音已经播出，战争结束了，我们无条件投降。我希望你们表现得像日本淑女，不要使自己蒙羞。今晚，朝鲜人有可能骚乱。”
太阳落山了，电灯一盏盏亮起来。母亲、妹妹和我换上干净内衣和裤子，跪坐在一张铺在地板上的毯子上。母亲把一个白纸包按在我的手心里——那是我们团长分给每个人的。“危急关头，就把它吞下去。”母亲说。
旁边一位曾当过护士的太太忙碌着。她取出几个针筒，安上针头，咝地挤出一点药水……婴儿连哭都没哭一声，安安静静地和父母一起去了。这药水是氰化钾呀！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知道一包下去命就没了。我想活，不愿就这么死掉，不甘心死在这样的地方。我要跑！我的全身都在喊叫：逃出去！逃出去！四十年了，那种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依旧无法从心头抹去。
后来，那位日本小学的校长说他愿意为我们所有的人负责，被几名前来攻击学校的青年带走了，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不惜牺牲自己救下了我们的老校长，身穿和服便装的身姿和那飘然的风度，全都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当我已经成年，面对困难而抱怨不已的时候，母亲总这样说：“努力干吧，再难也没难到要你立刻去死。”是啊，比起“八·一五”那个晚上，如今碰上的难处真是不值一提。我一下子心平气和了。
宫本和代 51岁 行政书记 四日市市
逃出通化
我们全家五口乘坐难民火车离开了通化：在南满铁路当医生的丈夫，正念三年级的大儿子，正发着高烧的4岁的二儿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
那通知——“三十分钟之内在通化车站集合”——是突然下达的。虽说为了应付危机，我早把东西收拾好了，心理上也早有准备，可事到临头，依然心烦意乱。我急急忙忙地给孩子穿上一层又一层衣服，虽然是八月，还是罩上了冬天的衣服。所有的尿布和奶粉，只要能装上，都带上走。小儿子卷在棉被里，背在背上。顾不上还坐在陶制的煤炉上的炖锅，我们朝车站跑去，赶在发车前的一刻上去了。
在车厢里，我看见日本乘警把中国列车员一枪打死，往外一扔了事。车窗全部关上，也不许开灯。八月的天气热得无法形容，何况我们穿着冬天衣服闷在车厢里。孩子死了，就往窗外一扔，一个接一个。每到车站，旅客的行李就要遭一次劫，我们的行李就这么越抢越少。我把一些纸币放到娃娃的尿布外层，因为尿湿了没的换，钱上印的字都模糊了，变成废纸一团。
在四平，我们得到允许在南满铁路单身员工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妇女和孩子不许出去。因为没法洗尿布，我只能把脏尿布晾干了再用，硬邦邦臭哄哄的也顾不得了。
几个月后到达奉天的时候，我们已是两手空空。住在空荡荡的南满铁路员工宿舍里，这儿被叫作“难民一号”。正是严冬，没有取暖设备，只借到一些被褥，每天白天就放到露天晾晒，好吸一点太阳的热力。在奉天，我好几次看见女人卖自己的孩子，讨价还价，想尽量多卖几个钱。
我那生病的孩子就死在这里。我们折了屋子里的一口木箱，又砍了几段铁路枕木，把他小尸身在铁轨旁边烧化了。整整七个月，从离开通化后就没有澡洗。身上全是虱子，臭得像乞丐一样。
村上绫女 76岁 家庭主妇 福冈市
女神降临人世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在旧满洲的锦州市。我丈夫是在东满退役的，他隔着铁丝网抵抗来抢劫的暴民，终于保住了我们的房子。他高兴地说：“嘿，这回可立了一等军功啊。”但是，银行和邮局已经被暴民抢了，我们已经不能取钱。手里没有现款，我们不得不在街上铺一床草席，把家里零星东西摆在上边卖。日本人和中国人摆的摊子混在一起。
五六个中国人围了过来，盯着我们的东西看。一个人伸出手，抓起一块手表就跑。我本不敢吱声，却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有人抢东西！”站在一边看着的四、五个人一把揪住我丈夫，开始打他。
弄不好他就得死在他们拳头底下，我尖声叫“救命”，但没有一个日本人过来帮我们。我知道，这些人也得留着一条命。他们那时做的一切，都是为能回日本老家。为了妻子儿女，他们是绝不会卷进别人的麻烦里。
就在这时，有人大声喊了一句什么。这事发生得很突然，我没听见喊的是什么，但那帮围打我丈夫的人突然放手，散到人群里去了。一位穿着中式蓝布大褂老妇人正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她一头白发，裹着小脚，嘴里只剩下不多的几颗黄牙。就是她救了我们。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到这老妇人面前，喃喃地说“XieXie”（谢谢）。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位风尘仆仆的女神，从天上降到尘世来搭救我们。
石NFDA9庆子 69岁 家庭主妇 福冈县
一个日本女子和一名苏军士兵殉情自杀
直到昭和20年年底，苏军依旧驻守在满洲里。夜晚的锦州，弯月如钩，高高地挂在清冷的天空，远处不时传来野狗的吠叫。只有锦华区的苏联兵营灯火通明。
十二月初的一天晚上，苏军撤离的命令下达的那天，两声手枪枪击声从苏联兵营那边传了过来。日本女招待们跑去看，死者一个是一名年轻的苏军士兵，另一个是一名志愿到兵营做工的日本女性。这女子是K，一个三十出头的美人。她丈夫原本住在北满，后来男人应召入伍，战死在冲绳。K流浪到锦州，没有人愿意收留她，她就自己到苏军兵营当了一名女仆。
K是自愿到苏军兵营干活的。那些和她一同从北满撤下来的人劝了她很多次，让她慎重考虑，说“回日本老家的机会还是有的。”但K决心已定，什么都听不进去。那个年轻的、只有十九岁的苏联士兵先开枪把她打死，然后朝自己头上放了一枪。他死的时候，手枪还握在手里。
在我看来，这事的缘由出于一个年轻男子不可抑制的感情：她是他遇见的第一个日本女人，旋即堕入情网，不忍和她的分离。事情虽然如此，但我怀疑，K爱的只有离她而去的丈夫。只有少数日本人知道这一在苏军野蛮占领下发生的不可理解的殉情事件。
当时，我受居留民会的恳求，出面征集苏军要求的女招待，已把危险置之度外。但是，就算是妓女，要做的事也是有限度的。照K这件事看来，一般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安全保障了。我是21年5月被送回博多港的。至今我还经常回忆起K的殉情。
牧野秀夫 74岁 公司职员 东京
可怕但不可憎的入侵者
那是战败之后不久的事，当时我住在旧满洲的锦州。秋季的一天，一个苏联兵突然闯进我家。他是破门而入的，一手提着手枪，另有一个细长纸包着夹在左腋下。他把那袋子砰的一声放在脚下，开口要求道，“把你的表给我。”他不要墙上的挂钟，也不要壁炉架上的座钟。我没办法，只好把我藏着的那只坤表给了他。他把表放到耳边听了听，说：“声音不好，而且太小了。”接着又问：“你还有吗？”“没有了。”他没有脱鞋，站在屋子中央，东瞅西看，大概还想再找一点可能交换的东西。最后，他不打算找了，指了指他的那个纸包，做出一个他要走了但这纸包留下的姿势，就离开了。
等我回过神来，身体还在瑟瑟发抖。看来对方正好心情不错。我把纸包打开，见里边是一卷棉布。后来这卷布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昭和21年春天，有人砰砰地敲我的窗子，喊着：“开门开门”。我从门缝看出去，见到两个共产党兵，手里举着拳头大的石块。我把他们让进屋，他们好奇地东看西看，摸摸家具，拉拉抽屉。过了一会，他们在我的椅子上重重地坐了下来，开始和我聊天。
“我们是老远老远过来打仗的。这儿真冷，我们想立刻回家。你愿意嫁给我吗？那我就把你带上走。”“我有孩子了，不能跟别人。”“这孩子我当亲生的养着，没事。”“不，不行。”他们说想看看照片，我把我的照片册拿了出来。他们翻着，每看见我在里边，都指着说“这是你呀！”两个人互相说着什么，好象觉得很有意思。过了好长时间，他们说：“我们想把这个拿走。”他们走了，每人拿了一本像册。
或许我特别幸运。但我愿意相信，不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里，像这样的兵是不被注意的大多数，他们是良知未泯的普通人。
山下芙美子 64岁 退休 名古屋市
马歇尔将军和我
昭和21年春天，我在由奉天到开远的军用列车上担任列车长。一天，一个战地视察组登上列车，前去调解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在这个组里，有美国来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共产党方面的林彪，和国民党方面的张群。车刚离开奉天，马歇尔将军就下令叫我去。
他问我苏军参战后从北满撤退的开拓团的生活条件。对开拓团所处的悲惨境地，他知道得那么详尽，真让我吃惊。他还问到目前依旧住在满洲的日本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我知道日本居民特别担心自己手里的日本钱会作废。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就会彻底垮掉，走投无路。当我对马歇尔将军讲到货币保值是日本人最大的期望时，他说对此他已经相当清楚。
这位将军因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而闻名。因为这个计划，他以军人身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实在难得之至。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是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的。
河野敏雄 72岁 退休 山口市
只不过是兄弟间的争吵
投降的时候，我是台湾台南县虎尾女子高中二年级学生，一些当地人管我们叫“小狗崽子”。“我们的一等公民，”他们说，“日本人是四等公民。”同学对我的态度也完全变了，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们用中文大声说话。
课程改为中国式的教育，只许我们用中文互相问候。孩子们在我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向我们扔石头，我们快步走着一声不吭。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学会了用当地口音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想打架是不是？”让他们老实点。如果有一群孩子埋伏起来等着我，我就逃到田里，拼命跑掉。
很快，中国士兵在台湾登陆。一个欢迎牌楼在镇上搭起来，上面装饰的龙的眼睛里边装了点亮的灯泡。炮仗从牌楼扔下来。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将莅临，满街都是兵。我们列队上街，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声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并且唱欢迎歌。
一天，阳光灿烂，我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都快把它挥破了。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列队，欢迎一位军事要员给我们讲话。我屏住呼吸，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他的讲话不长，但每句都掷地有声。
“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像以前一样是兄弟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什么，只不过兄弟间吵了一架。今后，我们不和日本手携手前进，是不对的。”我们的中文老师小心翼翼地逐句翻译了他的话。
自此以后，班里同学的态度有了转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一切。第二年我们回到了日本。我一直和台湾时代交的朋友保持联络。
马面善子 54岁 店主、家庭主妇 福井县
骂声中的保护
刚刚战败那阵子，一种令人胆寒的不安气氛在旧满洲通化腹地的东边道烟筒沟日甚一日。9月21日凌晨，骚乱终于爆发，一大群人涌进了东边道开发技术培训学校的住宅区，他们手持棍棒、镰刀、铁锨，一边砸玻璃一边大声叫喊。有人高声叫道：“快躲到宿舍去！”日本人全部撵光之后，那一群人开始抢劫住宅，直到黄昏。我从那里逃了出来，半路拐到学校的竹本先生家。在那里看到的一个景象，简直不敢相信。
七、八个中国男人拿着棍子围在竹本先生房子四周守卫，不让暴徒靠近。竹本先生生病的母亲已经70多岁，正躺在病榻上。当那场劫掠渐渐平息时，这些中国男人把老母亲放在一张门板上，抬到宿舍区。但暴徒再度涌向宿舍，一边叫一边扔石头，想把日本人再逼出来。绝望中，我们拥向库房躲起来。他们又在宿舍抢了一通之后，又朝库房走来，威胁我们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杀了你们！”
危机终于过去。天亮以后，我们回到被抄得乱七八糟的住宅区。在那里，我们又过了两个月的“避难生活”，直到总公司派来一列火车救我们。大家排成一个长队，步行六公里去临江的车站。在这长队的队尾，中国人用门板抬着竹本先生奄奄一息的母亲。我本人曾为竹本先生的人格所感动，这一回，那些中国人更使我热泪盈眶。就在我们作为难民艰苦度日的时候，不时地还有日本人骚扰别的日本人。而这里，是那些中国人，在一片自己同胞的骂声里，沉静地抬着一名日本老妇人。
永岛重俊 78岁 自由职业 福冈县
将毒气弹丢弃？
从1945年4月直到投降，北京日本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比我晚三届），由他们的教师领着，被征调到北支派遣军弹药库。弹药库坐落在北京郊区的三家店。在那里，有一则流言在学生中传播着：那些储藏在这里、被称做红色炸弹、蓝色炸弹、黄色炸弹的弹药，实际上是毒气弹。流言越传越广，一名中尉嘴唇哆嗦着在早点名的时候对此做了解释：“日本军队不使用毒气弹。它们之所以被称做红色或者蓝色炸弹，是因为爆炸时候烟的颜色不同。”
投降的第二天，军队开始把这些炸弹搬走，早晨一次下午一次，到18号早晨，一共搬了五次。这时，一列十到十五节车厢的货车给拖进火车支线。学生搬运20到40公斤的炸弹箱，从山腹中隧道式的弹药库中搬到货车上。他们还把当反坦克地雷用的固体炸药装进苹果包装箱，这些炸药全带着雷管。每节货车上都有两名日本士兵，以备中途可以将所有车厢一齐炸掉。一些学生问士兵这些火车要驶往何处，他们回答说，铁轨已经铺设到海底，炸弹要丢弃到塘沽外边的海里。
但学生没听清这些炸弹到底会送到哪里、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被征调的学生中还有一个人记得弹药库的番号：北支派遣军甲1810部队竹鼻队。
东幸一郎 60岁 高等学校教师 浦和市
男孩、跳蚤和战败
昭和20年3月，我十岁，被安排从镰仓疏散到静冈县的小笠郡土方村。人们以为这个平静的、种植茶叶的小村，不会遭到克拉蒙和柯蒂斯轰炸机的进攻。当地的男孩教给我怎么钓雅罗鱼，我握着自己手制的鱼杆，沿着河逛来逛去。走到学校要三十分钟，我穿着草编的人字形平底拖鞋，一路望着高天神城的天守阁上学去。
一天，我们一帮孩子跟着家里大人到海岸晒盐。就在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一团黑色的东西从水平面升起来，令大人们奇怪不已。原来是飞向富士山的B29飞机编队。我们全都蜷缩在松树底下，惊恐万状。就是那一次我知道地球是圆的。
那天夜里，我从仓库的窗子里看见东边的天空燃烧起来，一片火红。这是对静冈的空袭。西边的天空也烧焦了，这是对浜松的空袭。我们跑到桥底下，度过了那个炸弹隆隆、火光闪亮的夜晚。
有传言说，美国军队要在这片海滩登陆。不过我们男孩的游戏并没有受到干扰。夏天到了，我们聚在池塘游泳。游了半天游累了，正光着脚走回家的时候，一个大人朝我们跑来。“战争结束了，日本给打败了。”我们小孩听到这消息没有什么感触，但到了学校，看见操场上都是士兵。这是驻守御前崎的那个连队的解散仪式。进入教室，跳蚤朝我们扑来。我飞快地跑出去。对我们男孩来说，新时代是以与那些大兵留下的跳蚤进行搏斗开始的。到了这年秋天，高天神城的天守阁遭到雷击，烧毁了。
中川彰宏 50岁 林业 岐阜市
灯光和一条长裙
作为名古屋南部的一名小学教师，我带着50名三年级男孩，昭和19年8月，撤退到知多郡南粕谷一座寺庙里。一到晚上，有的孩子想家想得哭了起来，有的孩子要起夜，弄得我狼狈不堪。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才渐渐习惯了集体生活。
冬天到了，大家情绪低落。因为空袭和这一地区的强烈地震，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常常吃不饱，按时洗澡更是奢望。孩子们满是污垢的皮肤上出现一个个粉红色斑点——他们生了疥疮。
快到“八一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没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那是一个大热天，我在无线电广播的一片噪声里，听到停战诏书。我对自己说：“仗是打完了。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那天，我去参加一个会。从会场返回寺庙，太阳已经下山，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和另外几个老师慢慢地走在乡间小路上。突然，我们前方一栋大房子的二楼上，电灯亮了。
“嘿，电灯点亮了，看来战争真的结束了。”在电灯光下的有个年纪不算太老的妇人，没穿我们常见的工装裤，而是一袭长裙。而那盏灯的上边，也没有遮光罩，明亮的光线从敞开的窗口直泻出来。我们齐声大喊：“战争真结束了。我们可以洗澡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脚步轻松起来。我们合着比平日轻快的节奏，唱起熟悉的“杉树是大山的孩子”。笑容荡漾在我们的脸上。
林政之 63岁 高中教师 名古屋市
天皇也没吃午饭？
那天，我按照学校老师的吩咐，和同宿舍的伙伴一道去捉青蛙。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2日，当B29轰炸机对宇都宫市实施空袭的时候，我家的房子中弹，全烧光了。通过父亲的熟人，我们十户人家一起住到艺妓馆管理处。那时我上国民学校六年级，每天按照老师教导：“捉住青蛙，晾成干，为本土决战做准备”。一个星期以来，我就这么每天坚持不懈地捉青蛙。
早晨，没吃早饭（实际上也没什么可吃的），我，还有三个常常一起玩的孩子，走过小镇烧焦了的废墟，来到郊外的稻田地。即便在早晨，太阳已经火辣辣地烤人。我们捉青蛙战绩平平，四个人只捉了六只。肚子空空的，中午快到了，我们决定回家。附近的建筑物都给炸毁了，地形一览无余。我们光着脚走在沥青路面上，觉得很烫，就像常说的“去时容易回来难。”我们一路走着，又渴又饿，没有人说话。
我们已经看见百米外的管理处。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前门进口处乱轰轰地挤着一群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赶紧跑了过去。十几个人站在门厅里，有人在宽阔的地面上席地而坐，有人靠着墙或蹲或立。他们在听收音机。是天皇的玉音广播。或许因为从半截听的，我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说实在的，他的声音跟我们一样有气无力的。我想，别是天皇也跟我们一样，还没吃午饭吧。想到这里，我更觉得饿得受不住，想大吃一顿南瓜、甘薯、白薯粉饼子了。
竹泽尚司 52岁 公司职员 川越市
我曾经打算切腹自杀
我原是一名邮政官员，改行当了教师。强撑着急性胸膜炎后衰弱的身体，抱着神州必胜的信念，以至死不移的狂热奉行天皇的诏敕，执行政府的命令。
终战不久以后一天黎明，我（当时21岁，国民学校助教）决定在学校值班室切腹。以此为我曾经力行军国主义教育，向学生表达真诚的歉意。突然，走廊里传来一声大叫，这是西胁，一位年老的女佣。她叫着，“老师！老师！”
她尖声叫着，脸色惨白，眼泪夺眶而出，竭力阻止我：“老师，等一下啊。把剑给我，给我这老太婆！”她声嘶力竭地叫着。我突然清醒了。只见那老妇人正双手合十，喃喃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把带血的剑放在合掌祷告的老女佣面前，脸朝下倒了下去。切腹的疤痕至今犹存。
我，年资不过一年有余，而且不是正式教员，只是个代理教师。但却拿严肃的战争责任问题拷问自己。责任问题是战后历史研究的核心。天皇、政治家、官僚的战争责任，军人、企业家、舆论界、文化人、学者、教师、传媒等等的责任。不要一味地责备他人，而要不停地追问你自己——当年，作为一个成年人，每一个个人对战争的责任。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念佛声让我复苏的。
加贺诚一 62岁 教育史研究者 长冈市
叔父在战争结束那天给打倒在地
8月15日，我16岁。太阳已经落山了，奄美岛还热得人浑身是汗，不管怎么一个劲地擦，还是顺着身子往下淌。我正在村边一条溪水中给我的小妹妹洗澡，两个大兵急匆匆地从山间公路上跑过来，问道：“邮政局长住在哪里？”
我脱口而出：“我叔叔就是邮政局长呀，我们住一起。”然后我就缩住了口——叔叔做了什么错事？我全身发起抖来。大兵径直跑向叔叔，朝他喊道：“你这个叛徒，吃饱了撑得到处撒谎。你还要这命干吗？你说！那广播是不是敌人的阴谋？”
啪！啪！他们使劲煽他耳光，叔叔给打倒在地。我抱住一个大兵的腿，哭喊着：“对不起！对不起！饶了我叔叔吧，求求你们饶了我叔叔！”
叔叔趴在地上，一声不吭。我用两个拳头使劲捶他的背，大叫：“叔叔，你真从广播里听说仗打完了？我们真的不再打下去直到胜利了？我恨你，叔叔，我恨你！”
“明天把你逮起来。你死定了！”大兵说着，愤然离去。那天晚上，村里没有人谈论战争的结束，我的叔叔更是一言不发，无论问他什么，都不回答。他用手抚着打肿的脸，埋头整理邮局的文件和一些杂物。我整夜都在祈祷，叔叔可别给带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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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你说你想回家？”
昭和20年7月3日，西宫市建石国民小学的260个孩子集体疏散，我和74名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男生一道，给安置到冈山县香登町实业学校柔道馆。8月15日玉音广播噪声太大，根本听不清说什么。吃完晚饭，我到附近一个农家冲澡。他们给了我一些水果，算是盂兰盆节的点心。我高高兴兴地回到驻地。
老师来到我们宿舍，告诉我们日本战败了。他含着眼泪说，美国军队就要占领日本，为了粉碎大和魂，不知会使出什么手段。我们虽然不得已投降了，但必须下定决心聚集起的力量，以应付新一轮进攻。我们听着他的话，一个个哭得满脸通红。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很敏感，他想到的是，战败其实意味着我们作为避难者的飘零生活结束了。
老师离开以后，他小声说：“现在战争结束了，咱们能回家了。”他身边的一个孩子，对战败感到特别悲愤，立刻大叫道：“这家伙高兴了，因为我们打败了他能回家了！”几个孩子扑上去，生气地往死里打他，一边骂：“你这个非国民！”“咱们来的时候不是发过誓，要在这坚持到胜利吗？”
“对不起呀！我错了！”那孩子哭喊着。没人上前拉架。打完了以后好长时间，他还在哭。后来渐渐没声了，我们也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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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天真无知
昭和20年8月，我18岁，正按照“学生征用计划”在琦玉县的兵工厂做工。我们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消息，听到玉音广播，真如青天霹雳。厂里仅有的那台老收音机，给放到了空场中央，我们恭恭敬敬地听着，但究竟说了些什么还是弄不懂。有人把玉音理解为“大家奋起，准备本土决战”。
最后，真正的意图我们明白了。但海军航空部队撒下来的传单却催促我们“坚持到最后”，大家又糊涂了。对一脑袋“神州不灭”的我们来说，“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命令，当然比投降更具有可信度。
没过多久，从不知什么地方又传来消息，说“东京学生团结起来，奋起反对投降”。我们还被告之，如果不参加，我们的名字将永远蒙上污点。我赶紧研究怎么才能搞到武器和食品，以及怎么才能到达集合地点，总之决不能让自己的名字蒙上污点。我的努力以无结果而告终。事实上据守爱宕山最后自杀的那批人中，只有几个学生。
我当时如此天真无知。这就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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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怎么切腹？
我们在横浜的房子遭空袭给烧掉之后，我被疏散到藤泽。正是在那里，7月6日那天，我收到红纸条儿，命我于7日下午一点到甲府东部第63部队报到。甲府6日也遭到空袭，甲府连队受到重创。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器和装备给新兵，我们这支部队看上去像是七零八落胡乱拼凑的。
7月26日，我们到达房总半岛的千仓，开始修建城防工事。 8月14日到长满芦苇和杂草的海岸，修建可供步枪和机关枪手射击的散兵坑。15日，我们分头回借住的老百姓家，路上听说了玉音广播。
8月19日，全体在小学校列队，兵团长说：“现在，我要教给你们如何切腹自杀。这里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一时间，我们屏住呼吸，现场气氛悲壮。一名大尉走上讲台，脱下制服和衬衣，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匕首，刀尖指向腹部。
“停！”兵团长阻止了他。整个人群长出了一口气，紧绷着的肩膀也松了下来。第二天，我们接到转移的命令，连夜行军到达目的地。我那时是发薪员，借了一间澡堂，就着蜡烛光，给大家发了最后一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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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南方小岛上度假
硫磺岛陷落之后，日本的最前线移到小笠原群岛南端。没准是要给我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吧，我们一批人给派到侄岛，名义上是守卫这个远离主岛的小岛。我们带着几支步枪，乘坐一艘驳船，漂到岛上。和那本小说《15岁少年漂流记》几乎一样，只是我们这里有20个少年。流落孤岛，支援断绝。我们住在椰子树叶作顶的草棚里，只在下身缠块布条，或跳到海里、或在丛林里找果子；从沼泽地直接吸食温吞吞的淡水。那时年轻，什么都好奇，我们研究那些不常见的植物，并给它们分类。色彩鲜亮的鱼、潮水洼里的贝类、乌贼和行动迟缓的海鸟，全是我们的果腹之物。
在南方小岛上这懒洋洋的假期被一艘飞艇打断了。这是艘巨大的飞艇，看起来就像是机帆船生出一对翅膀。8月15日。他们以非常低的高度在我们头顶上盘旋，驾驶员红扑扑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拿着一个大功率的话筒用英文朝我们喊话：“日本小伙子们，仗打完了！”不知道是吓唬人还是开玩笑，他们扔下几颗炸弹，把岛上的鸟儿吓得乱扑腾，就像是冬天从树上纷纷飘落的树叶。我的一个朋友冲动起来，打算用步枪射击飞艇，我阻止了他。我们光着脚跑到满是珊瑚碎片的海边，藏在一个天然洞穴里。我们的脸那时全都黑得跟椰子树叶一样。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会看见轰炸机那银色的机翼闪耀在厚厚的白云和湛蓝的天幕间，这是他们的大编队正飞向本土。我们赤身裸体抬头望着它们。我明白日本已经失败了。
我们是乘坐一艘驱逐舰返回的。虽说船已破损，但螺旋桨还能有力的卷起一道尾浪，推动我们前进。我平静地凝视着那翠绿岛屿上红色的断崖，轻声说，“再见了，侄岛，我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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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争结束了还要逃跑？
昭和20年7月中，我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收到了红纸条儿。当时我刚刚考进第五高等学校理科，根本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时，我离17岁还差8个月。收到入伍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生伤寒发高烧躺在床上。一名中学同学，也和我一起考进高等学校的，把我裹在一床棉被里，抬着走过因空袭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熊本市，把我放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估摸着，在征兵处，我一定立刻给打回票：不仅伤寒病检查肯定通不过，我还戴眼镜，瘦得皮包骨头。不料体检时，医生拍着我的屁股，骂骂咧咧地说，一旦我成为日本皇军的士兵，我的伤寒会立刻好转。我说我是近视眼，他说，如果我用“心”射击，子弹自己就会射向目标。我就这样成了一名陆军二等兵。
